李江涛[1]2004年在《产业深化理论——一个新产业理论框架》文中认为产业深化发展严重滞后所形成的“质量陷阱”，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障碍。除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的客观因素外，主流工业化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的片面定位是造成“质量陷阱”的极其重要的主观方面。主流工业化理论来源于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产业自身得以充分发展成为其隐含的前提条件而不被纳入到理论研究视野。无疑，在解释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问题时，主流工业化理论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一致性，但工业化基础与背景的不同，使其必然在指导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时发生变异。当然，国际分工理论从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角度对产业自身发展问题进行了相关性研究，但其内含的经济伦理缺陷决定了它必然加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工业化质量差距。因此，将产业深化发展纳入到工业化理论，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质量，实现“速度” 和“质量”相统一的迫切要求，也是扩展产业经济理论研究边界的必然趋势。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这部分首先从当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差距的表现入手，叙述了产业深化理论提出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该理论框架的研究价值，指出了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主要对主流工业化理论进行了批判。这部分首先概要总结了主流工业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归结出主流工业化理论的本质特征——“产业结构演进”，论述了产业结构理论与工业化理论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对产业结构理论发展的影响。其次，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面临的困境和主流工业化理论一般性特征的缺陷，提出了新产业理论框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再次，遵循“面”、“点”批判相结合的原则，对“双重标准工业化阶段理论”进行了个别意义上的批判。第叁部分作为论文的最核心内容，提出了产业深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新增长理论关于内生技术进步的论证和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毁灭机制”奠定了产业深化发展的理论机理基础。国际分工的客观存在，使产业深化表现为一国产业总体状态上或者某一产业内部的加工和再加工程度逐步纵深化发展，实现高加工度化与技术集约化的趋势。产业深化理论的研究对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董振林[2]2017年在《外部知识搜寻、知识整合机制与企业创新绩效：外部环境特性的调节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时代背景下,技术革新速度进一步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使得创新成为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而另一方面知识经济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都凸显了信息与知识对于企业的至关重要性。但是,随着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演进,企业向着特定的知识领域进行纵深发展,所以现代企业不可能拥有创新这一复杂过程的全部知识。因此,对于企业外部知识在其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成为了近来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针对上述的问题,已有研究引入组织搜寻这一概念,从而探究了外部知识搜寻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因为不同个体的发展路径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外部知识搜寻能够为企业带来相对差异化的知识,扩充企业知识容量,并且还会避免其陷入一定的能力陷阱以及知识枯竭状态。然而,开展知识搜寻是需要耗费时间和成本的,而且个体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它还会为企业带来一定的负担。对于外部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中,对于外部知识搜寻经常为学者们所关注的两个维度是搜寻宽度与搜寻深度,即搜寻范围的宽广度与搜寻程度深入性。更进一步地,现有实证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同研究的结论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学者们对于两者关系类型的观点大致上包括线性的、曲线的以及不显着的叁种。针对上述的现象以及最近一些研究的呼吁,本文认为需要就外部知识搜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展开探讨,即探究外部知识搜寻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针对上述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将致力于进一步深入探究外部知识搜寻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在本文中,作者从组织结构与机制的角度进行切入,引入知识整合机制作为这一影响过程的中介变量,并且将环境动态性与环境宽容性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到理论模型中来,以图能够明确外部知识搜寻究竟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具体地,本文将就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首先,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和搜寻深度是否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次,知识整合机制是否会在外部知识搜寻两个维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外部知识搜寻是否会通过企业所实施的具体结构与过程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再者,环境动态性与环境宽容性是否会在外部知识搜寻宽度与搜寻深度和知识整合机制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以及作用方向如何,而且两者又是否在知识整合机制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以及作用方向如何;最后,环境动态性与环境宽容性是否会作用于知识整合机制的中介作用,即二者是否会影响外部知识搜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围绕上述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和相关的理论分析,提出了外部知识搜寻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框架和具体的命题假设,并且按照一定的管理学研究方法的程序与规则采用调查问卷进行了数据收集。接着,本文对于企业样本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并且针对问卷量表的信度与效度以及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验。然后,在对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之后,作者运用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于文中所提出的假设开展实证检验。研究的结果显示:(1)外部知识搜寻宽度与搜寻深度均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并没有呈现一个曲线型的关系;(2)外部知识搜寻搜寻宽度与搜寻深度对于知识整合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知识整合机制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知识整合机制在外部知识搜寻宽度与搜寻深度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环境动态性在外部知识搜寻宽度与知识整合机制以及知识整合机制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环境宽容性在外部知识搜寻深度与知识整合机制以及知识整合机制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其它的调节作用在统计上都是不显着的;(4)环境动态性对于知识整合机制在搜寻宽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而且环境宽容性对于知识整合机制在搜寻深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对于外部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首先,本文验证了外部知识搜寻宽度与搜寻深度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并没有呈现出显着的曲线型关系,而这也说明了中国企业现在的知识基础还较为薄弱,并不存在过度知识搜寻的现象。其次,本文拓展并深化了外部知识搜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现有研究中对于两者之间的中介变量的探讨还相对较少,特别是没有从组织机制的角度展开探讨的。本文将知识整合机制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框架模型中,深入剖析了外部知识搜寻通过知识整合机制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这一路径;再者,针对现在中国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特点,本文从环境动态性与环境宽容性入手,分析两者对于外部知识搜寻作用机制的调节作用。总之,本文从组织机制的角度入手,分析外部知识搜寻通过知识整合机制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过程,并且还探讨了环境动态性与环境宽容性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扩展了结构权变理论的适用范围,并且推进了知识搜寻领域相关研究的发展,从而为更进一步地为理解这一企业战略与行为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与认识。尽管如此,本文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研究样本、数据测量方式与方法以及时间与精力的限制等都导致本研究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这也是今后研究中要注意的问题,最后本文结尾给出了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武小龙[3]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王岩[4]2010年在《职业体育联盟的经济分析》文中指出研究者对职业体育联盟所进行的经济分析一般来说是要对下述问题进行尝试性解答：人们为什么会选择联盟这种制度而不是一种其他什么制度；职业体育联盟的起源、发展、存续、扩张与演进的规律在现实中和逻辑上是如何发生的；职业体育联盟是如何约束或激励联盟内各行为主体的行为的；职业体育联盟是如何决定绩效水平并最终影响其发展、扩张的,等等。一般而言,体育理论研究者对为什么会存在职业体育联盟这个问题的答复基本上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才导致了职业体育联盟的产生”。但是,随着我们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却发现仅仅单纯地以“交易费用”的存在前提去硬性地解释职业体育联盟的“性质”问题,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肤浅、简单或者说偷懒的办法。因为,经济理论界在关于企业性质问题的研究中对此已有了更深刻的思想,他们纠正了科斯企业理论中的不足,对其开创性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将交易费用一般化的前提下,一些经济学家就通过一些其他的具体因素来替代交易费用,从而能够更明确地解释具体制度。我们通过对世界上开展比较好、发展速度和增长比较快的与正处于历史发展起步阶段的各国职业体育联盟历史资料的考察,发现世界上各国职业体育联盟基本上处于一个发展、良性循环及“联盟财富”增长的态势。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看,经济学理论一直都把“剩余”问题的研究看作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因职业体育联盟这个经济组织创建而产生了“剩余”这样一种思想展开的。鉴于职业体育领域的特殊性,我们认为职业体育联盟的建立、存续、发展和扩张过程除产生额外的经济剩余外,定还产生一些其他的剩余,在本文中我们将所有的这些剩余称之为“联盟剩余”。本文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本文运用了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与企业理论、集体行动与国家理论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职业体育联盟的起源、存续、发展和扩张进行了具有一定原创性的研究。本文采用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调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反设事实的方法；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经验和案例研究的方法。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阐明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以及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第二部分是研究方法及假设,重点说明了本研究的具体方法和辅助性假设。本文的第叁部分是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部分,其中,关于假设的阐述部分具有一定的原创性,这部分研究成果初步构成了研究职业体育联盟的一个理论体系。首先,我们对组织、制度、职业体育联盟及联盟剩余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我们对我们提出的辅助性假设进行了具体含意的阐述；最后,我们在如上假设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我们的模型描述和对模型进行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以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的发展历史为例,对我们的上述论述给以可以观察到的验证事实。本文的第四部分是国外职业体育联盟的演变过程对我国职业体育组织改革与发展的启示。首先,我们讨论了职业体育联盟组织形态与联盟剩余和分配的关系；其次,我们讨论了我国职业体育组织组织形态的选择问题；最后,我们探讨了我国职业体育组织剩余创造与分配产生的问题。本文的第五部分是结论,具体包括：(1)单纯地以交易费用的因素不能逻辑一贯地解释职业体育联盟源起、存续、发展和扩张的原因；(2)将职业体育联盟源起、存续、发展和扩张的原因归因于联盟剩余的创造和分配是一个比较满意的解释；(3)职业体育联盟制度剩余、知识剩余、经济剩余及外部性剩余互为依靠、相互支撑；(4)我国职业体育联盟的改革与发展应该重视联盟剩余的创造与分配。本文贯彻了“提出理论假说——经验性应用和经验——导出政策含义”的基本思路,本文的主要创新和价值可以概括为：(1)提出了一个分析职业体育联盟的理论框架；(2)将体育运动训练学中的体育要素融入经济学对职业体育联盟的经济分析中；(3)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职业体育联盟源起、存续、发展和扩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4)在写作手法上借鉴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张五常等经济学家的写作风格；(5)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我们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我们对我国职业体育联盟改革和发展的一些观点。本文的不足,我们认为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1)由于缺乏相关资料和数据,本文缺少形式化和数量化的分析研究内容；(2)虽然我们对我国职业体育联盟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本文对于我国职业体育联盟剩余创造和分配产生的问题的论证还不是十分充分,并进而导致问题思考的深度。
罗崇敏[5]2006年在《中国边政学新论》文中认为本文试图探索广义边政学的思路和构架。在充分借鉴以往边政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立足现实实践，理性考察历史，面对未来发展的学术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边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并突出边疆发展、边疆和谐和边疆安全这叁个重点。 本文在学习借鉴中，对边政学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和反思，把边政学发展过程进行历史和逻辑性的归纳，提出边政学研究和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边疆史地研究阶段、边疆史治研究阶段、边疆民族研究阶段、边疆发展研究阶段。而四个研究阶段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融汇、相互促进的。在肯定以往边政学的积极贡献后，指出了以往边政学研究的特点是：诠释性强、政策性广、单一性多、狭义性明显、人本性不突出。对广义边政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探索，提出广义边政学是关于边疆地区以人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管理和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内陆地疆界内地区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和发展。它具有六个特性：人本性、发展性、集成性、统筹性、和谐性、前瞻性。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广义边政学的主要范畴包括：边疆史地范畴、边疆政治范畴、边疆经济社会范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边疆发展战略、边疆经济发展战略、边疆城市化演进、边疆新农村建设、边疆文化建设、边疆和谐社会构建、边疆治理方略、边疆安全建设等问题。 关于边疆发展战略。分析了边疆发展的基本特性和以往边疆发展战略的特点，提出加快边疆发展战略转变的思路。在探讨边疆发展战略的本质和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的边疆发展思路，即以人为核心要素、以梯度推进与中心辐射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思路。我们处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快。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系统。边疆地区的发展应以社会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探索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边疆地区实施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促进“叁个转变”和“五个良性互动”。“叁个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管理方式转变。“五个良性互动”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区域之间的
林竞君[6]2005年在《网络、嵌入性与集群生命周期研究》文中提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产业集群问题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由各自的学科范式出发,对集群的本质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相关概念及理论观点出发,对产业集群形成、发展、衰落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进行新的跨学科解释。 “嵌入”是本文研究的首要概念工具。按照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嵌入可分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前者是指行动者总是嵌入于其所在的关系网络之中,并深受网络其他成员的影响;后者是指在更宏大层面上,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又是嵌入于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规范等结构之中,并受其影响、塑造。在本文的阐述中,这两种嵌入类型是贯穿全文的分析主线。 本文的第一、二章,主要完成两项工作,一是相对系统地介绍了“产业集群”这一问题的研究渊源,并对国内外集群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任务、思路及方法运用;二是对新经济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并详细介绍了这一学科的叁大理论主张及核心概念体系。 第叁章对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进行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从分工的外部性及自我增强机制来解释集群的形成问题,与之不同,本文认为,产业集群究其实质就是一种劳动分工、协作的制度安排,它的形成是基于一定文化背景下,通过区域共同体成员间网络互动得以建构的,是嵌入于区域特定的文化传统、价值规范(结构性嵌入)和网络成员信任网络(关系性嵌入)之中的。 一方面,区域特定的分工传统、信任水平、企业家精神是集群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础,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它们影响着区域成员的心智模式、知识能力与行动选择,进而影响到本区域分工的演进与交易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信任、网络是规范集群内部交易行为,促进分工规模持续扩张的有效治理机制。信任的扩展是集群分工发展的基本动力,而网络以它特有的信息、规范功能有效保证了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四章主要探讨集群的发展、创新问题。由创新的本质出发,我们认为,集群实质上也是某种知识的分工、协作的网络综合体,集群的创新效率取决于企业知识的获取、整合能力以及企业间的知识扩散程度。这一意义上,本文认为,集群的创新活动是一种集体性学习的动态累积过程,是嵌入于本区域的合作文化、创新情境(结构性嵌入)以及网络成员的知识交流、共享网络互动(关系性嵌入)之中的。 一方面,集群本地的创新氛围、合作水平是激发本集群企业创新行动、提高区域信息交流、知识共享效率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鉴于当代创新的复杂性与
郁方[7]2009年在《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研究》文中认为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机制与政府规制有着什么内在关联?开放与竞争格局下银行业是否仍属垄断并需要反垄断规制?在既有的研究文献中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而银行业垄断与规制作为市场化进程中难以廻避的问题,在中国这种特殊案例中又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这一现实本文研究的核心目标是,系统地分析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机制及其是否构成影响竞争、效率与公平的负外部效应,为政府适度进行反垄断规制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本文创新性的提出一个基于垄断与规制机制关联性分析的理论研究框架,这一视角更契合中国独特的银行业垄断模式。在此框架下运用机制设计、制度经济学等理论,采用规制者偏好假设、成本分析、博弈分析等工具,提出5个关联的理论假定并进行演绎验证,对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机制的生成机理及其二者的关联作出解释与推理。本文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在所构造的理论框架下,运用SCP分析框架等工具实证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得出银行业仍处于高度寡头垄断格局的结论;沿着历史脉络系统分析中国银行业垄断机制演变的约束因素,得出叁大理论主线是垄断机制形成的基石、国家金融控制偏好战略下金融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奠定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中的垄断优势、叁组利益集团博弈约束着规制机制变革的结论;分析政府规制这一决定性变量对银行业垄断机制与市场结构的影响,对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效应、目前的规制机制及问题进行了客观评析,得出超经济势力的银行业垄断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效应,并使银行业规制变革付出高昂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的结论。提出下阶段中国银行业合理规制机制构建与反垄断规制的设计框架。本文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定义—超经济势力垄断,即采取行政权力、特许经营权与资源不公平配置而形成的垄断。据此,本文定义中国银行业垄断机制的制度性本源是,国家作为叁权合一主体形成的超经济势力垄断。从而使国有银行垄断的负外部性成因,利益集团博弈所引致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规制目标的偏离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得到解释。同时,本文还创新了一个超经济势力垄断下公民金融资源公平享有权命题。提出中国银行业超经济势力垄断从两方面构成了对金融资源公平享有权的侵害:一是导致地方金融与农村金融的弱化,并直接引致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城市中下层金融消费群体和广大农户金融资源享有的利益侵害;二是垄断机制引致的不良资产、寻租腐败等高昂经济成本通过国家财政金融政策转换直接构成对全体民众金融资源公平权益的侵害,这一命题的提出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效应。
孙凌宇[8]2012年在《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研究》文中指出传统资源型企业的成长方式是依靠掠夺性地获取自然资源,这种典型的线性发展方式,一方面导致资源日益减少,甚至最终枯竭,另一方面导致环境污染加剧,从而造成了资源不节约、环境不友好的局面,也造成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压力过大。因此改变资源型企业成长发展的传统模式,促使资源型企业走向绿色转型成长之路,已经成为了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资源型企业实施绿色转型成长并没有一个具有普适的成功模式可供借鉴,学术界规范的管理学研究成果也极少,本研究在尝试在理论探讨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并确定了理论研究的思考框架。首先,由于资源型企业的特殊性——生产过程具有严重的负外部性,因此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不能单独依靠一个企业来完成,而是要与上下游企业形成一个类似生物界“食物链”的生态型产业链,使得他们之间能够进行副产品交换和能量的梯级利用。这样,资源型企业在资源集聚区就形成了一个企业生态网络。生态网络能够为资源型企业实施绿色转型提供平台,网络内各种关系的联结以及知识、信息的共享能够为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借鉴网络能力和动态能力的相关理论,本研究确定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对其实现绿色转型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绿色转型能力实质上是资源型企业在生态网络中动态能力。它能够帮助资源型企业更加有效地进行战略规划、动态调整生态网络中的关系、重新整合生态网络中的资源以及进行绿色创新,对资源型企业的转型成长具有很大的作用。最后,与其他类型的企业不同,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的绩效不仅要考虑自身的竞争优势及财务盈利,还要考虑社会责任,即降低资源浪费,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因此,资源型企业在转型成长过程要在“绿色化”方面下功夫,依靠生态网络中的协同效应提高资源环境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商业绩效。本文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过程及结论如下：在对资源型企业生态网络的形成进行研究时,本文通过简化处理,利用数学模型对“资源——上游企业——下游企业”之间的竞争平衡状态进行了探讨,确定资源储量与资源型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关系决定了资源型企业生态网络的范围和网络中资源型企业的密度；此后,本研究对资源型企业生态网络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模型的结果表明,在生态网络中,资源型上下游企业通常会采取合作的策略,这样更容易提高资源型企业的资源环境绩效,而横向的同类资源型企业则倾向于竞争,这样能够提高资源型企业的效率并保持竞争优势；由于在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过程中,资源环境绩效是必须考虑的,因此本文对资源型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方式进行了基于微分博弈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完全合作是不可能且也不可行的,因此,他们主要通过企业间的协商进行合作。在资源型企业生态网络形成之后,绿色转型能力就有了发挥功能的平台。本研究在企业动态能力和网络理论的启迪下,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进行了专题研究,确定了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的四个构成维度,即战略洞察能力、网络协调能力、管理控制能力和绿色创新能力,并开发了含有24个题项的测度量表,并通过了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对其效度和信度的检验。本研究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与绿色转型成长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合对典型资源型企业的实地调研结果,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确定了研究的被解释变量的维度构成,也确定了中介变量(网络协同效应绩效)和调节变量(生态网络的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实证表明,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的各个维度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绩效都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网络协同效应在除绿色创新能力之外的叁个能力维度与绿色转型成长绩效之间有显着的中介作用,刚性和柔性两种生态网络类型的调节作用明显。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必须有相匹配的管理模式,本研究通过对资源型企业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及特性、内涵及原则的探讨,提炼总结出了资源型企业生态管理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的生态管理模式,为资源型产业顺利实施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最后,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对本文的理论阐述和实证结果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柴达木地区的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的过程与本文理论和实证结论相吻合。
王欣[9]2008年在《信息产业发展机理及测度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演化着的复杂系统,有其自身的演进规律、内在发展机理,传统产业发展所遵循的基本规律不能很好地解释信息产业的发展特性。研究信息产业发展机理、规律,对信息产业进行测度,提出可行的发展战略,对促进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发展的观点,首先对信息产业进行了新的界定。然后,在时间维度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理论从多层次研究了信息产业演化的机理及动力机制,在分析中引入了全要素生产率,除了研究人力资本、物资资本对信息产业演化的影响,还重点研究了信息资本在信息产业演化中的作用。从空间角度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和信息产业集聚理论研究了信息产业集聚机理和集聚动力机制;运用产业链理论,研究信息产业链形成的原因和信息产业链形成的机理。从结构角度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信息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综合分析模型研究了信息产业发展机理和发展规律,构建了信息产业生命模型和生长曲线。运用灰色优势关联分析研究了影响信息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第叁,基于信息产业演化机理研究和影响因素分析,运用复杂系统建模理论深入研究了信息产业的测度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基于系统模型的信息产业测度指标体系。研究了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降维的信息产业测度,以及利用自组织数据挖掘进行信息产业预测的方法。第四,针对上述研究,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合理性。最后,以信息产业发展机理、信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信息产业测度和国外信息产业发展战略为基础,提出了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和具体实施策略。
肖磊[10]2014年在《产品创新：理论和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和熊彼特都是毕生关注资本主义命运的经济学家。他们关于“创新”的经济思想有融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尝试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纳入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是本文理论探讨的主要目标。根据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理论的划分,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建立的资本积累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利润率平均化理论,类似一个描述经济活动的一般均衡理论,而马克思关于机器大工业和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则类似于一个动态经济学理论,在熊彼特经济学中,前者称为“循环流转”,后者称为“经济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并没有忽视“创新”,而是将创新视为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产物。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整个体系,而不是源于个人动机或个性特征,提高生产力水平是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强制性结果。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不到一百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也以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为代价)。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的代表,内在的利润动机和外在的市场竞争决定了资本家必须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从而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相对剩余价值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创新”内在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过程中,构成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发展生产力、扩大物质财富的经济动力。因此,马克思的“创新”概念主要是指在既定的产品结构和分工体系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艺创新,而熊彼特的“创新”概念的涵义,则更接近马克思所分析的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那种结构性转变。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不仅提供了工艺创新的理论,而且提供了产品创新的分析范式。在《资本论》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研究了“机器产品创新”引致的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机制,分析了既有的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及相应的物质基础如何催生产品创新,以及机器产品创新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敏锐地观察到英国棉纺织工业长达90余年的长期波动历史,阐释了以“产品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推动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作上升运动的一般规律,构建了不同于新熊彼特学派和SSA学派长波理论的“动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1)从一定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和分工动态来分析产品创新的原因；(2)根据产品创新、分工扩展和内生的市场扩张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机制；(3)将“基础创新”特别是生产资料部类(资本品)的创新以及相应的固定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分析的核心变量(自变量)；(4)分析产品创新对于劳动组织方式、发展阶段、经济制度和社会意识形式的具体影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研究产品创新之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产品创新可以作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的中介概念。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体现为实践的、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所谓实践的观点,就是要从人的能动的活动出发去理解现实,从人类生活的再生产的角度分析由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总和所构成的经济结构；所谓唯物的观点,是指不是从人的观念、社会意识来解释社会现实和社会存在,而是从社会存在、从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来解释社会意识和社会事实；所谓辩证的观点,就是要从社会内在的动力去解释发展变化的逻辑,说明一个社会的内部联系以及由于内在矛盾而“自己运动”过程。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方面是其中的“关系本体论”和“时间哲学”。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最终都可归结为“关系”,即作为主体的“我”与“他者”(包括“我”自己以及其它作为主体的“我”)之间的联系。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社会存在是“主体间性”的,主体间的共在、我与他者之间的交往、对话,构成了社会存在基本要素。马克思关于“时间哲学”的基本观点是：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有限的资源,每个人都经历着自己的自然时间,在生命的持续期间从事各种实践活动。而“社会时间”是由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和从事其它活动的时间构成,前者马克思称之为“劳动时间”,后者马克思称之为“自由时间”。由于“自然时间”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标准,所以马克思用自然时间这个外在的尺度来衡量“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多少及其比例。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劳动时间在不断减少,而自由时间在不断增加,因此,人类的自由程度在不断加大。这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当劳动时间缩短到一定程度,劳动本身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而不再作为生存的强制性要求时,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劳动成为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审美和享受活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半天工作日”的可能性,这一观点为第四国际的曼德尔所继承,在《权力与货币》一书中,曼德尔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主张将工作日缩短为半天,即半天劳动,半天自由活动。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论思想,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常规实践”和“创新实践”的划分。常规实践,是指重复性、依照既定的模式进行的活动。创新实践,指的是实践活动中出现了新的情况,产生了新事物,改变了原有的实践方式。创新实践是社会变化的内在动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源于人们的创新实践。作为科技创新物质形态的产品创新是生产劳动中的创新成果,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它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引入创新实践的概念,使实践的、辩证的、唯物的世界观具体化,而引入产品创新的概念,则进一步将“创新实践”及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实证化,从而把世界观和方法论变成了具体科学的可操作性概念。产品创新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从叁个方面展开。第一,在一个社会中,由专业化所导致的分工深化以及由产品创新推动的分工扩展,是自发秩序的两个重要方面。产品创新导致市场的内生扩张,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原因。论文构建模型分析了产品创新推进分工扩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内在机制,论证了产品创新、自发秩序和经济均衡的关系。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是分工演进、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均衡叁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表现为经济运行过程的结构性变迁。第二,根据曼德尔提出的非对称的长波机制的原理,我们将产品创新看做推动平均利润率阶段性上升的主要力量,认为虽然马克思提出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是一个长期作用的机制,但由于产品创新所导致的利润率上升,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呈现为波浪式的下降过程。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文分析了利润率的波动对于社会总资本积累速度的影响,引入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趋势的分析原理,论证了“产品创新-利润率-资本积累速度-就业和收入分配”这几个核心变量依次影响的具体机制,并针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导致两极分化和排斥性增长的一般趋势的分析,提出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负反馈机制。根据分工、利润率、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四个关键词所构成的宏观经济学,阐释了产品创新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第叁,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出发,分析了产品创新对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1)产品创新引起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2)在一定的所有制条件下,产品创新引起具有明显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3)产品创新引起劳动过程和组织形式的变化。以上研究,形成了以“产品创新”为核心变量的一个关于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全面的理论框架,将马克思经济学与熊彼特经济学进行了有机结合。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凡是产品创新走在前列的国家就率先崛起并引领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1760-1830年的英国、1865-1945年的美国、1871-1913和1946-1969年的德国、1955-1973年的日本都是通过产品创新而迅速成为世界强国,从而主导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比照产品创新对于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我们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外向型经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制约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随着市场化改革进入后期阶段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部需求造成的巨大冲击,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制度创新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会逐渐减弱,我国经济将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便在低成本要素投入的优势丧失前,实现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如果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概括为“制度创新驱动的数量型扩张”,那么,未来的发展方式将转变为“科技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论文还进一步分析了产品创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认为抢抓第叁次产业革命的机遇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在选题上,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纳入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产品创新对宏观经济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与已有的研究相比,进一步扩充研究范围、探讨内部机制,原有的研究主要是分析资本积累的矛盾导致产品创新,产品创新推动扩张性长波。第二,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研究产品创新的经济影响,突出了研究的方法论涵义,不再把经济周期理解为“循环”,而是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根据产品创新来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唯物史观进行实证研究;第叁,用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论证制度创新“红利”递减,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调整转变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科技创新稳增长促转型的意义和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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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4]. 职业体育联盟的经济分析[D]. 王岩. 上海体育学院. 2010
[5]. 中国边政学新论[D]. 罗崇敏.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6]. 网络、嵌入性与集群生命周期研究[D]. 林竞君. 复旦大学. 2005
[7]. 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研究[D]. 郁方. 华南理工大学. 2009
[8].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研究[D]. 孙凌宇. 中南大学. 2012
[9]. 信息产业发展机理及测度理论与方法研究[D]. 王欣. 吉林大学. 2008
[10]. 产品创新：理论和应用研究[D]. 肖磊.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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