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中虚构人物的历史重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人物论文,历史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这样一群人物形象，他们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或者与其相对应的历史原型已相距甚远，却由于在演义小说、坊间话本、民间演剧中塑造了一个颇具特色的、丰满的文学形象，使得一部分读者大众误认为是确凿姓名的历史人物，并通过后世不断地心理认同和历史书写，进入历史文献之中，被塑造成一个真实的存在。如貂蝉、周仓、关索、穆桂英、花木兰、梁山伯、祝英台等形象，都有这方面的经历。这种将文学虚构人物植入历史的做法，笔者称之为“历史重塑”。
笔者所说的“重塑”，主要体现为两层含义：一、如果强调虚构人物的原创性，那么，相对于人物形象在文学书写领域的首次塑造，这是在历史书写领域的二次塑造，这次塑造的不是人物的饱满性，而是人物的真实性；二、如果考虑文学人物可能存在的历史原型，坚持原型人物和重塑人物之间的某种同一性或承袭性，那么，不妨视之为在吸纳文学信息后对历史人物的再次书写。
有关虚构人物的历史重塑的研究，从民间故事起源和传播的角度切入，学界已有数量颇丰的个案研究成果，比如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钱南扬先生的梁祝故事研究等，皆是学术史上的里程碑式著述。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一方面，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牵涉到地域文化的挖掘和乡贤人物的坐实，势必有不少地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良莠不齐，有的视角略显偏颇，立论也有失公允，离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有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现有成果主要侧重于民间传说的演变梳理，对其中人物被历史重塑这一环，未予足够的关注，相关的理论建构更是薄弱，近乎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纵深发展。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抛砖引玉，对这一文学、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和内在规律作一大致的学理梳理，探究这一历史书写行为的动机及其社会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古代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拓展作出一些研究理念上的讨论和反思。
一 虚实界定：虚构人物的历史原型
讨论“历史重塑”，就无法回避“历史原型”问题。宽泛地说，任何文学人物都有其原型，讨论虚构人物的历史重塑，必然涉及原型形象和重塑形象的比较。同样身处历史叙事之中，只有前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才能算是重塑而非还原。如果存在一个清晰、明确的历史真人，那历史重塑就成为毫无必要之事。即使存在这种重塑，那也是历史细节的塑造，而不是历史人物的塑造。
然而，虚构人物形象的原型研究，一直是学术上的一个难点，其演化脉络错综复杂，绝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它是人物形象演变的前期环节，与历史重塑的后期制造形成对应关系，这本不属于论文的考察范围，但考虑到历史原型是历史重塑的研究基石，有必要作一简单梳理，敬请方家指正。
从文学人物与历史事实的疏密程度来看，我们可以将文学人物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有明确的名号、时代、籍贯、基本事件等信息，有史籍可证。即使有若干情节的虚构(甚至改动生死信息)，也只是提升人物形象的需要，不会对人物的真实性产生本质上的消解作用。另一类是基于生活原型的虚构人物，宽泛地说，所有原创小说中的虚构人物，都是作家体验生活的产物。尽管他们没有真实、固定的原型，却是某一类社会人群的集中体现，他对应的不是具体某个人，而是某个群体，或者说是若干人物特质的结合体。这类文学人物与历史的关系比较淡薄，至少在表面上不会显露出太多的痕迹。
还有一类，它所体现的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介于前两类之间，那就是基于历史原型的虚构人物。这一类人的身上，有较多贴近真实的历史信息，或者说他的生活场景和社会环境为他营造了一种贴近真实的历史氛围。但他们的原型人物又很难确指，存在多个人物形象融合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在真实基础上的不确定性，为虚构人物的历史重塑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形象在从历史向文学游走的过程中，显现出不同的演化节奏和路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后历史重塑的可行性，以下分四种类型稍作介绍。
一、基本信息有较大变动，通过“历史人物—民间信仰—文学借用”的流程，塑造出新的人物形象。如古代戏曲、小说中的二郎神形象，是在对历史人物的不断借用中得到完善的，从两宋民间传说对治水英雄李二郎的造势，到元代杂剧中隋嘉州太守赵昱的异军突起，最后经《西游记》、《封神演义》的大众传播，借北宋宦官杨戬而最终定名①。这一类文学人物，较难进行历史重塑。一来民间信仰有很强的地域性和不确定性，其历史原型既有空间上的地区差异，又有时间上的调整变动，这使得文学人物和历史原型之间构成一对多的对应关系；二来人物被神化以后，就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制约，无论是天庭故事的时代架空，还是《西游记》的唐代、《封神演义》的商代，都与原型人物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
二、同名或近名历史人物，改动时间、空间等环境要素，通过“历史人物—英雄传说—文学借用”的流程，塑造出新的人物形象。《水浒传》中的三十六员天罡星，余嘉锡先生著《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一一予以辨证；《杨家将演义》中的焦赞，本是富弼麾下的抗辽将领，被小说家提前了百年，与绿林好汉孟良一起成为杨延昭的家将②；《三国演义》中的关索，本是唐宋之间的两淮勇武之士，通过反复地传说借用和地名误读，登堂入室成为关羽三子③。总的来说，这些人物的历史行实普遍比较空洞，给了后人充足的文学创作空间。也因文学塑造过程中时空、姓名等信息有过微调，日后的历史重塑既有可能，也有难度。
三、挖掘历史上的无名人物，进行文学上的夸饰，塑造出新的人物形象。这种情况有点类似影视作品中的路人甲形象，个人信息阙如，在庞大的历史叙事中一闪而过。但他身上仅存的细微信息，既是接下来历史重塑行为的必要基础，又为书写者留下了宽裕的重塑空间。如有人指出，貂蝉的原型是《三国志·董卓传》中私通吕布的董家侍婢，周仓的原型是《三国志·鲁肃传》中单刀会上的无名坐客，二人的原型形象和文学形象已有很大的差距。但这微薄的原型信息对历史重塑来说至关重要，历史编纂者正是通过历史书写的选择性聚焦，突出局部真实，对虚构部分的内容进行模糊处理、配合处理，从而将文学人物植入历史之中。
四、用虚构人物来隐喻历史人物。这类作品大多属于私人创作，作家的创作基调与普通民众的阅读旨趣存在一定的隔阂。而且，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带有鲜明的隐喻色彩，容易引起读者的不同解读，很难形成普遍的共识，典型如曾朴的《孽海花》。这类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基本上不可能被历史重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作家的隐喻目的过于明确和自觉，反而阻碍了虚构人物进入历史的可能。
那么，到底虚构人物与历史原型之间构成怎样的演化关系，才最容易被历史所重塑呢？从上可以看出，历史原型的来源，以及文学塑造的动机，是决定虚构人物日后会否被历史重塑的关键因素。首先，他们都源自口传文学，经过民间艺人的世代加工，才逐步定型。这种起源上的模糊感和弱原创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读者对这一类人物形象的虚构印象。如貂蝉、周仓、关索三人，并不始于《三国演义》，在宋元话本、杂剧甚至更早的民间故事中就已存在。只要无法精确溯源，否定他们历史真实之可能，就为他们日后成为历史真实埋下了伏笔。而且，口传文学的民间性和流传广度，造成了地理空间上的底层性和不确定性，即使植入了一些历史元素，也不易被发觉。其次，尽管原型比较模糊，但文学人物和历史原型之间必须是单一对应关系。如果能围绕某个主体原型，将其他素材化用于无形，尽量借用一些无名氏的事迹，则人物形象的独一性会更加突出。反之，一旦出现多个明显的历史原型，则文学人物的真实感将大打折扣，历史重塑也失去了确指目标。再次，在文学塑造环节，不应涉及人物形象的现世利用。作家的理论素养越高，作品的创作宗旨就越明确，一旦在文学人物身上寄寓了太多的作家思考，那么，厚重的思想性和目的性会消减人物在作品之外的历史真实感。相反，那些源自民间的文学作品，只是较纯粹的故事叙述，文学、历史信息的交融比较自然，久而久之，世代补充完善，普通读者深信不疑，进入历史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化虚为实：虚构人物的历史重塑
大多数被历史重塑的虚构人物，具有类似的形象特征。首先，他们都是正面形象，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这跟中国古代的书写传统密切相关。古代地方史志的书写原则，向来是为贤者讳言，为边缘人立传，回避反面人物，现实中的奸佞之徒进不了史书，虚构人物更无从谈起。其次，这些文学形象虽不算饱满，却有闪亮的一面，特别是大方磊落的一面。如貂蝉的大义、周仓的忠诚、穆桂英的刚烈、花木兰的孝勇、梁祝的爱情等，这种对某一性格亮点的浓描重写，真实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民众内心的愿望和渴求。另一方面，这些形象的其他性格板块显得比较单薄，甚至有明显的性格缺陷，而这恰是现实生活中底层民众的性格写照。这种优缺点并存的人物形象，很容易赢得普通民众的拥护和爱戴，继而进入局部地区的历史书写之中。
除了人物形象的某些共有特质外，人物所处作品的风格类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历史重塑的难易程度。很多人物都是因为演义小说而为读者周知的，三分虚构假借七分真实进入历史，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他们没有神魔小说中的神通法力，没有言情小说中的呢喃细语，而是依托真实的历史场景，参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符合传统历史书写对传记人物的身份定位。比如同为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的虚构人物比《水浒传》中的虚构人物更具历史感，这就是《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的妙处所在。而《西游记》的神魔色彩、《红楼梦》的时代架空，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小说人物的真实性。像《隋唐演义》、《封神演义》等虚构成分太浓的作品，其人物塑造纵然贴近历史背景，也很少被后人植入历史之中。
不过，文学家对虚构人物的形象描绘、风格定位固然重要，但他们终究无法料知日后可能出现的重塑行为，所以更关键在于历史书写者的意愿和执行力。不可否认，这类人物形象的初始形成，应归功于底层文学创作者的世代累积，一旦脱离了作品的底层背景，就很难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历史形象。但历史书写不同于文学书写，这些人物想要进入历史，话语权却掌握在中上层文人手中，与底层大众没有直接的关系。高素养文人在历史重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回避的，根据其主动性的不同，可以分为主动参与、无意识介入、被后人利用等多种类型：
一、主动参与。梁祝故事在唐人笔记小说中已有记载，北宋以后进入各地历史文献，言之凿凿的不在少数。但“济宁说”之所以能够独成一家，因为有石刻文物的证明。20世纪50年代，凫山县修浚白马河，出土《祝英台墓碣文》。碑文云祝英台济宁人氏，梁山伯邹县人氏，记二人同游学峄山、卒葬吴桥诸事。除人名、主体剧情相同外，其余内容与现存唐宋史料大相径庭。立碑由南京工部右侍郎崔文奎发起，前都昌知县赵廷麟撰文，落款“大明正德十一年丙子秋八月吉日立”④，时间、人物明确，石碑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然碑文的叙事结构颇为涣散，内容近小说家言，与当时严谨端庄的碑铭体风格有很大差异。虽然碑文撰者云“访诸故老传闻”，但石刻的永恒效应和官方效应，不是一句“故老传闻”就可以消除的。这一荒谬情形，清人已有留意，冯云鹏《题祝英台画扇》辨注曰：“今见济宁州有明正德十一年卷里社所立赵廷麟碑刻，不能述其始末。乃云祝为祝员外之女，居济宁九曲村，梁为梁太公之子，居邹邑西，同读书于峄山，闻诸故老云云。此说非也，盖掇拾小唱本语耳。”⑤直接对正德年间的立碑活动予以否定。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领袖一方的中央高级官员，动用手头的社会权力和声望，可以对地方文化建设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足以改变和制造一方历史。南京工部右侍郎崔文奎，明知民间传说存在真伪演变之别，却仍上报朝廷，请敕修墓，并邀请当地官员及致仕乡贤撰文题书，本质上是假借失实故事来宣导官方政教思想。或许有人会说，崔氏不明梁祝本事，并非刻意造假，但将唱本故事搬上石刻，已然失之严谨。
二、无意识介入。以诗证史，是现今考证人物归属地的一个普遍方法。考证历史人物使用此法，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考证虚构人物使用此法，却有很大的风险，容易出现逻辑上的漏洞。如木兰“黄陂说”的最早证据，是杜牧的《题木兰庙》诗；梁祝“宜兴说”除了宋代的方志记录外，还有宋、明两代多位文人的题咏诗。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这些纪游诗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印证诗家对人物真实性和籍贯问题的认同？从逻辑推理来讲，杜牧《题木兰庙》、顾逢《题善卷寺》、杨守阯《碧鲜坛》等作品，只能证明杜牧等人游历过这些场所，只能证明这些场所在当时已经附加了相应的人物故事，并不能证明木兰、梁祝是真实的存在，也不能证明杜牧持“黄陂说”，顾逢、杨守阯持“宜兴说”。一来他们只是即兴的文学题咏，未必有严密的逻辑思考和判断；二来庙宇作为祭祀场所，其祀主未必是历史人物，而善卷寺、碧鲜坛等处，是先附加了民间故事，才会有顾、杨等人的题咏，要想反过来通过这些题咏来印证人物故事的真实性，恐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在这场历史重塑运动中，杜牧等人本无过错，题咏是他们的文学权利，只因为他们的名家效应，后人制造历史，难免将他们拉入阵营，以壮声势。
三、被后人曲解。在貂蝉是否历史人物的争论中，存在一个对李贺《吕将军歌》的误读现象。明代杨慎在《艺林伐山》中说道：“世传吕布妻貂蝉，史传不载。唐李长吉《吕将军歌》：‘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火旗下。’似有其人也。”⑥后清人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三国志旁证》中多次引证，影响益大。后来持貂蝉真人论的，都继承杨、梁等人的说法。其实，李贺此诗旨在影射当时的藩镇割据和宦官柄权，“傅粉女郎火旗下”，指的是元和四年(809)唐宪宗命宦官吐突承璀统兵出征、惨败于藩镇王承宗一事，与吕布、貂蝉毫无关系。我们不妨说，李贺是无辜的，他有自己的创作喻旨，压根没有想到貂蝉；杨慎虽然走上了一条歧路，至少可备一家之说；但后来接踵杨慎的诸人，则完全无视李贺研究的学术成果，给人一种选择性失明的感觉。这种对误读的继承和强化，效果未必逊色于直接的造假行为，甚至添加了一丝隐蔽性。又如有人据《(康熙)静乐县志》卷一○“花果山”条云：“南乡近龙和者有花果山，取春夏间花果满山为名也。或者附之以水帘洞，谓孙行者娄烦人。”⑦佐以刘克庄《释老六言》中“取经烦猴行者”⑧一句，认为诗中的“烦”就是“娄烦”的简称，也属于类似的曲解附会之说⑨。如果说杨慎用索隐之法解读李贺诗歌，尚是一种较学术的行为，那么，将刘克庄诗义中的“烦劳”释为“娄烦”，则是典型的先有结论再附会证据，有非常功利的目的，丧失了历史研究的求实性、严谨性，令人遗憾。
在虚构人物的历史重塑过程中，书写者们身处其中，很难体认自己的介入程度，但他们对文献体式、文本内容、书写技巧的选择和运用，却是相对客观和自觉的，可以为以后的书写者提供经验上的借鉴。首先，历史重塑是否成功，其效果如何，所用文献的权威性和原始性非常重要，尤以地方志和石刻文献最为合适。地方志的好处，在于它的官方书写色彩，且编纂门槛相对较低。一旦编纂权力被地方文士掌握，出于共同的地区利益，局部信息的凭空制造便成为可能。特别是一些文化较落后的州县，主笔的大多是有生员资格的文人，负责总纂的县级政府官员，很多也只是举人出身而已。一方面，他们没有规范的史书编纂能力，在史实的判断上难免出现一些失误；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充分的史德素养，容易受到乡曲意识的影响，为地方豪绅的潜在施压提供了可能。清人崔应榴针对《淮安府志》中“下邳貂蝉梳妆台”的记载，坚决否认貂蝉的真实性，认为“地理书所志古迹，间有讹传”⑩，可见地志史料在古代就被质疑。笔者所见最具规模的方志书写个案，当推《(同治)黄陂县志》对木兰人物事迹的塑造：“木兰将军，《旧志》列诸贞女以冠节孝之首，可谓知所重也，然于尊崇之意，犹觉歉然。今取《旧志》所载及各文集所列者汇为一编，以见千古特出，不与寻常等夷云。”(11)方志编纂者将历代木兰史料单独汇成一志，同时享受这一待遇的，只有北宋的“二程”(出生黄陂)，足见这次地方表彰的力度和高度。这种半官方性质的介入行为，既为相关论点的权威树立和文献穷尽提供了保证，也为后来的进一步历史重塑创造了条件。
比地方志更加功利的文献种类，就是比纸质文献保存更长久的石刻文献。在中国传统的文字记录方式中，著书主要是一种私人思考(官修除外)，立碑则是一种大众认同。毕竟史书只是对过往信息的记录，碑刻则是对当下信息的记录，一旦拥有了与历史遗迹直接挂钩的出土文献，那么，依傍历史遗迹而来的书本信息就失去了史源学上的优势。正是基于这样的阅读心理，石刻文献一直被历史书写者及研究者所器重。但两类人对碑刻的态度又稍有不同，立碑者希望借永世不灭的碑文来宣扬事迹、教导民众，研究者则希望通过立碑权力的溯源，营造一种人物信息得到官方认同或普世认同的基调。两者关注的都不在历史事实本身，而在碑刻能为自己提供哪些有用的帮助，这样的心态无疑是比较功利的。
以上所说，是历史重塑所依托的文献平台，这是利用普通民众对官方权威典籍的信任心理，来强化读者对重塑人物的认同感。这一步骤自然重要，但更主体的重塑环节，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文本内容的书写。根据相关物质遗存的有无，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生死信息的坐实。明确生死，是将虚构人物化虚为实的最直接办法。生对应的是故里，死对应的是墓葬。如果说出生信息空口无凭、无遗迹可佐证的话，那么作为死亡信息的墓葬，则是对人物真实性最立竿见影的物理见证，也是对虚构人物进行历史重塑的最普遍方法。二、活动遗迹的钩沉。如果没有墓葬之类的信息，那么类似读书处、立马处、送别处、题刻处等地理信息，也可以制造出人物真实存在的假象。当然客观地说，虽然两种方法都是强调物质遗存，但通过活动遗迹来化虚为实，本质上是针对事件而不是针对人物，真实人物的历史细节再造，同样可用此法，因此在重塑效果上，稍逊色于第一种方法。三、人物事迹的书写。这一类情况没有物质遗存，只能借文集、方志、家谱、笔记等体式，通过文字来介绍人物的生平事迹。然而，用文字记录史迹和用文字记录史实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可以视为二重认证，后者只是单重制造而已。而且，文字制造的经济成本，也远不及物质遗存那么周折。这类历史重塑是最简单的，自然也是最没有说服力的。
如果说文献是历史重塑的载体，文字是历史重塑的内容，对读者的心理慑服自不用说，那么，合理地使用某些书写技巧，同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借用当地信息与文学信息中的一些相似点，造成人物形象上的某些重合。如梁祝传说起源地之争，牵涉到国内多个市县，不少地区就在地名上作文章，强调当地祝、梁、马三姓村落的真实性，以强化这一故事的历史存在感。二、回避、消除不利信息。大多数历史重塑行为都发生在方志书写过程中，限于方志体例，以及编纂者的知识局限性和乡曲观念，这类书写很少涉及其他地区的一些矛盾信息，这为历史重塑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反之，文人笔记在这方面就比较公允，吴骞《桃溪客语》、俞樾《茶香室四钞》对梁祝起源地的论证，在罗列多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虽未必令人信服，却足以让人敬服。三、借士大夫私人作品张势。从本质上说，文人创作是较纯粹的文学感悟，并不涉及对具体人物的虚实认同。但后世方志编纂者、地方史研究者对这些文学作品的整理、归类和附录化处理，使它们成为人物真实存在的一种佐证。而部分作家的声望和成就，又使这种佐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四、借用历史原型研究之成果。对历史原型的钩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物真实性的一种无意识强化。研究者所挖掘出的文学人物与历史真实之间的一些牵系，将被用作历史重塑的现成利器。也就是说，塑造文学人物的历史素材，被反过来用于文学人物的历史证明，这本是一种逻辑上的颠倒，却在客观上对相关人物的历史重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务真心理：大众诉求和地域认同
前面介绍了虚构人物历史重塑的各个要素、环节及各类方法技巧，从大体上梳理了历史重塑的基本流程及规律。然而，现象还原固然重要，但更发人深省的是现象背后的本质。诸多历史重塑行为的发生原因是什么，它到底产生了怎么样的积极效果，竟使得这类文化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到了当代社会仍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
我们可以从民间思维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下层的民间思维，指向了问题的内在本质；上层的意识形态，则隐含了问题的诸多外力。先说前一种情况，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重塑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大众对英雄人物的推崇，在于厚重的汉民族纪史传统下对虚构英雄的一种务真诉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下层民众的心理机制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首先，历史重塑的对象大多是古代戏曲、小说中的共有人物，双线甚至多线塑造，拥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如在《三国演义》之前，貂蝉形象已出现在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中，自云“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12)等，个人信息颇为周全；关索更是活跃于宋代坊间评书中，从当时绿林侠士“小关索”、“赛关索”等绰号可知，这是一个受众广泛的人物形象，明成化《花关索传》说唱本的发现，更是关索形象完整性和普及性的绝佳证明。其次，这些人物都有过民间生活的经历，且带有少许的悲剧色彩。如貂蝉是婢女出身，同侍二夫，有的版本甚至说她被关公月下斩杀；周仓是黄巾出身，虽遇明主，最终还是身死麦城；关索虽是名门之后，早年也曾流落民间。这种贴近底层生活的故事桥段，比较迎合中下层民众的心理感受，甚至可能引起某一类底层社群的经历认同，如貂蝉之于婢女，周仓之于草莽人士或秘密社团等。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如周仓、木兰、梁山伯等，他们已经成为某一特定区域的神祇，成为当地民间信仰的组成部分，甚至周仓由于附祀关帝，其影响已经超出地方神的范畴，成为汉族地区的普世神祇。这一类人的历史重塑，涉及到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问题，一旦处理得不够妥当，可能引发社会上的不安定情绪。有节制地迎合相关民众的心理需求，在制造人物历史的同时附加一些教化内容，不失为一个多方受益的做法。
以上所说的大众诉求，是历史重塑最内在的一个原因。而在具体的行为落实上，这种诉求更多的表现为民间的地域认同。我们应当理解，大多数地志书写者虽然在制造人物，却未必意识到这种重塑行为的作假本质，他们只是秉持美好的书写意愿，将乡里贤闻记录下来而已。究其初始动机，是对名贤的宣扬和标榜，是对乡土自豪感和地域向心力的积极营造。然而，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社会风俗和人生观念，对虚构人物形象的文学改造和历史重塑也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对比某个虚构人物在不同地区的历史重塑，可以从重塑侧重点的不同看出每个地区的风情特征；甚至对比重塑技巧的一些差异，可以从一个侧面推断故事流传路径之先后，为故事起源地的研究提供另一种角度的佐证。
以梁祝传说的历史重塑为例，现今学界对梁祝起源地的争论，有浙江宁波、江苏宜兴、山东济宁等八九家说法。每个地区都有文献记载，宁波、宜兴、济宁三地甚至还有物质遗存。从史料学的角度讲，人物的真实性依赖于文献的真实性，其真实程度以物质遗存、记载物质遗存之文献、记载人物事迹之文献、口头传说的顺序依次递减。因此宁波、宜兴、济宁三地有明显优势，其他地区的文献佐证力度不足，很难在学说层面与以上三地分庭抗礼。而三地的历史重塑真实感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信息与故事原型的联系紧密程度，以及书写者的重塑方法。反之，通过历史重塑的某些特征(如依托文献、内容侧重、技巧运用等)，来探究故事的起源地和传播顺序，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们从最基本的生死信息对三家说法作一考察。记载宁波墓葬的最早文献是《(宝庆)四明志》：“梁山伯祝英台墓，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以同学而同葬。见《十道四蕃志》所载。”(13)记载宜兴墓葬的最早文献是《(咸淳)重修毗陵志》：“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昔有诗云：‘胡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14)宜兴说较之宁波说的最大缺陷，在于祝英台身份的模糊以及梁山伯遗迹的缺席，所引诗歌和俗说只能证明后人对这些人名、地名的故事附加，不能证明此遗迹指称的祝英台即梁祝故事中的祝英台。两相比较，在生死信息的处理上，《四明志》较为自然，故事梗概、史源文献都很清晰，给人一种坐实历史的感觉；《毗陵志》对祝英台的处理，显然没有《四明志》那么自信，略有附会之嫌，给人一种借用历史的感觉。连《毗陵志》的总纂史能之也持保留态度：“《放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清人吴骞说得更直白：“疑祝英台当亦尔时一重臣，死即葬宅旁，而墓或逾制，故称曰陵。碧鲜庵乃其平日读书之地，世以与佹妆化蝶者名氏偶符，遂相牵合。”(15)
再来看济宁说，主要文献依据是明正德年间的《梁山伯祝英台墓记》，除主干剧情外，其余信息全部本土化。这样的重塑方法有很高的风险，尽管塑造了一个生动、饱满的本地人物形象，却缺少历史信息的坐实或借用，描述越多，破绽就越多。同样在北方运河一带的河间府，只有《钱塘遗事》一句“林镇属河间府，有梁山伯祝英台墓”，(16)有用信息虽少，却很难判定真伪。济宁洋洋近千字，反而露出了太多破绽。作为一篇墓记，全篇竟没有时代背景，是典型的小说家言；对死亡场景的叙述，也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西庄富室马郎亲迎至期。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吾尝心许为婚，第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也。与其忘初而爱生，孰若舍生而取义。’悲伤而死。少间，愁烟满室，飞鸟哀鸣，闻者惊骇。马郎旋车空归。”(17)撰者没有让祝英台在梁山伯墓前殒身化蝶，而是让她死在闺阁之中，这样的写法，明显植入了道德说教的色彩，去除了一些表现男女爱情的过于张扬和浪漫的成分(18)。与其说是在宣扬梁祝的自由爱情故事，不如说是在表彰节妇仁君。与宁波、宜兴二地相比，济宁说缺乏长时间的底层积累，大众诉求还没有充分酝酿，相关人物信息、叙事结构、行为逻辑的处理不够缜密，整篇文章的教化用意太过明显，以致重塑后的人物给人一种生硬的感觉。
从宁波说的坐实信息，到宜兴说的借用信息，到济宁说的制造信息，历史重塑的幅度越来越大，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所在地区离传说起源地越来越远(沿运河北上)。“宁波说”拥有比较充分的历史原型，口传信息完整，在两人的生死信息上书写自如，应该比较接近梁祝故事的最初起源地。宜兴地区有着与宁波相媲美的早期文献，但在基本生死信息上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对祝英台形象采取了借用手法，对梁山伯形象采用了回避策略，较好地掩盖了人物信息方面的一些缺陷，而造成这种缺陷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故事起源地的偏离。至于以济宁为代表的其他地区，多数文献语焉不详，算不上自觉的重塑行为，一旦进入精细书写的环节，原有人物与本地历史之间的诸多龃龉之处难以一一协调，只能说明地理空间上有较大距离。而且，与宁波、宜兴两地不断完善文献、直面他说相比，济宁等说缺乏持续地文献传承和修正，对异己观点采取无视或未知的态度，这些都是历史重塑的大忌，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物的真实感。这就涉及学理层面的一个悖论，虚构人物地域认同的多元化，势必造成文献上的矛盾和张力，从长远来看，其实是对历史重塑的一种解构。而这种破坏性张力的根源，正是被历代统治者觊觎的历史重塑的社会功能。
四 教化功能：道德附加和政治利用
与大众诉求所根基的民间思维形态不同，历史重塑的教化功能，主要是上层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它可以算是历史表彰的一种特殊类型，它们拥有基本相同的功能特征，但在人物形象处理上又略有不同。常规的历史表彰，是叙述英雄人物事迹，并作适当地夸大处理，简单地说，是历史人物英雄化、神话化；而对文学虚构人物的历史表彰，则先是将虚构人物历史化，使他在历史场景中的形象变得真实、丰满，然后再作道德化的处理。尽管两种类型殊途同归，但在前期的人物铺介中，前者是在常态叙事中略作夸饰，后者是在虚构内容上尽力坐实。不妨说，对虚构人物的历史重塑，更能体现历史表彰唯功用化的本质。
在对虚构人物进行历史重塑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道德附加的现象，且通常带有国家控制或士大夫引导的色彩。人物性别不同，社会身份不同，所承担的教化功能也大不相同。以下以性别分类，对道德附加的类型作一简单梳理。
一般来说，国家对虚构人物的某一特定性格的借用和宣传，是为了在整个社会中推广相应的儒家道德观念，使之更加深入人心。而在常态的儒家伦理体系中，忠孝品格是统治阶层对普通男性民众的第一要求，将虚构人物的忠孝特征放大甚至凭空制造，是官方历史重塑的普遍做法之一。如北宋明州知事李茂诚撰《义忠王庙记》，记梁山伯访祝家后，“退而慕其清白，告父母求婚，奈何已许
城廊头马氏，弗克。神喟然叹曰：‘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二人合葬后，又有“丞相谢安奏请封义妇冢，勒石江左”在前，“孙恩寇会稽及，妖党弃碑于江，太尉刘裕讨之，神乃梦裕以助，夜果烽燧荧煌，兵甲隐见，贼遁入海。裕嘉奏闻，帝以神功显雄，褒封义忠神圣王，令有司立庙焉”(19)在后。不仅生前志在封侯，无意儿女情长，身后同样报效国家，显圣杀贼。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历史表彰和书写，将其与谢安、孙恩、刘裕等一系列历史人物相联系，将下层人物的道德形象放入国家政治、军事主题的庞大历史叙事之中，历史真实感陡然鲜明起来。
同理，山东济宁对梁祝人物的历史重塑，也是有了南京工部右侍郎崔文奎的组织并得到中央政府的敕文，才使重塑活动顺利开展。而今人将官方立碑和朝廷敕文的教化目的，理解为中央对人物归属地的权威认同，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较之“宁波说”、“济宁说”的道德附加更加侧重祝英台人物形象的利用，强调“英台得天地之正气，萃扶舆之清淑，真情隐于方寸，群居不移所守，生则明乎道义，没则吁天而逝。其心皎若日星，其节凛若秋霜，推之可以为忠，可以为孝，可以表俗，有关世教之大，不可泯也”(20)。由于没有时代背景，“济宁说”无法像“宁波说”那样，将梁祝故事与历史人物挂钩，开展经世济民观念的精英式宣传。但统治者总能在民间化、世俗化的人物形象中找到可以为己所用的性格特征，他们将祝英台的“道义”行为予以放大和修饰，突出其中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一面，使用平民化的宣导方式，成功地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架起一座思想控制的桥梁。以上相同的故事，一个通过男性形象来宣扬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一个通过女性形象来强化民间社会的孝悌节义理念，可谓各得其所，各尽其用。
同样是女性形象的塑造，济宁说将祝英台的爱情抉择解读成为“道义”殉身，河南虞城则把木兰传说引向与原作毫无关系的节烈主题。所谓的巾帼英雄、尚武精神、爱国主义，这些都是当代的思维模式，古代统治者需要的，是对忠孝勇烈的儒家品格的深层挖掘。故对木兰后事的创造性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木兰传说中一贯的从军主题：“卫兵振旅还，以异事闻于朝，召复赴阙，欲纳宫中，将军曰：‘臣无媲君礼制。’以死誓拒之，势力加迫，遂自尽，所以进赠有‘孝烈’之谥也。”(21)尽管木兰故事令人称奇，但统治者努力渲染的，仍是她身上的一些女性特质，如对家庭的担当、对礼制的遵从、对强权的反抗等，这与传统的“三从四德”有很多契合之处，更加贴近普通妇女的生活状态。而且，这种选择性表彰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故事中女扮男装等有悖社会纲常的人物举止，起到更好、更集中的道德教化效果。
总的来说，以上道德表彰的方法比较直白，有时难免流于形式，而借助对民间信仰中某些人物的历史重塑，来维护社会安定的局面，则显得比较含蓄和长远。如周仓在《三国志》等正史中没有记载，直到宋元以后从祀关帝，才进入儒、道等多个宗教神祇系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历代对周仓的历史重塑，方志书写是一方面，如《(雍正)山西通志》中有周仓小传，以及光绪本对雍正本的案语补正；出土文物的制造是另一方面，如王椷《秋灯丛话》云：“周将军仓殉节麦城，而墓无可考。乾隆辛卯，余宰当阳，稽其遗迹，即长坂坡曹刘交兵处也。因访麦城故址，在邑东南四十里，久被沮水冲塌成河，仅存堤塍名曰‘麦城堤’。有任生者梦将军示以葬所，遂告前令陈公，掘其地深丈许，露石坟一座，颇坚固，乃掩之而筑墓其上，植碑以表焉。”(22)但更频繁、更具影响力的，是全国范围内关帝庙记的书写。这种书写模式超越了地域范畴，让周仓的历史真实感上升到一个普世认同的高度，不会像梁祝故事那样出现多地史料相矛盾的情况。早在元人作《武安王庙记》，已有“乘赤兔兮从周仓”(23)之语，如果说这只是对民间故事的诗化表述，未必体现作家对历史真实性的认可，那么，后来明清两代的关帝庙记，就显露出鲜明的历史书写倾向，如蔡献臣《关圣帝君纪》、虞淳熙《南屏山净慈寺关圣帝君祠记》等皆是如此。至清初王铎撰《关帝世家》，自述“陈寿《传》多遗漏，搜阅诸书，补寿不及，且以备后之增定《二十一史》者”(24)，俨然以史家自居，文中却有过五关、斩六将、收周仓之事，将小说家言作为史料来补正，坦然置身历史重塑之中而未能察觉，只能感慨明末的空疏学风，以及历史重塑效应的深入人心。针对这一类附会风气，清洪亮吉在《长流水关神武庙碑记》中痛加批判：
周仓则宋以前悉无可考，仅见于元人所作演义。神其说者，或云近世山西人掘地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会不足信。吾乡有里儒撰神武世系，据《吴志·鲁肃传》云争荆州日坐有一人云云，遂定为周仓。夫陈寿固未尝标姓名，则百世下何由知之，此真里儒之见矣。余前奉使贵州，过镇宁州关索岭，岭有庙，香火极盛，土入及方志皆云神武子也。正与周仓事相类，并不足信。(25)
严谨的乾嘉学者虽然不会掉进历史重塑的陷阱，但从洪氏文中不难看出，各地民间对周仓的人物真实性的信任，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绝不是几个学者登高一呼就能拨正的。这是内外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周仓作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人物被植入历史，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诸多关帝庙记对周仓的历史坐实，本意是为了使关羽形象更加贴近普通民众的心理，保证关帝信仰在中国底层社会的有序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周仓又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副产品而被植入历史，他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教化意义，此为偶然性。少有的配角身份却被普世认同，使他成为历史重塑中的一个特殊个案，值得深入研究。
五 理论意义：拓宽文学研究之视角
以上所述，是对虚构文学人物的历史重塑的一次过程展示和功能介绍。笔者以为，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逆向思维方法，或可为古代文学的演变研究及其他领域研究提供一个视角拓宽和反思的机会。以下根据研究视角的由小及大，分三个层面依次论述。
首先，在专题视角上，本论文涉及文学形象的演变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次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形象演变的逆向考察。说它是“逆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这是一次文学与历史的研究本位的逆向。传统的文学形象演变研究，注重历史真实人物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演化，如屈原、陶渊明、王昭君等都是典型个案。而本篇所要考察的，是文学虚构人物在史籍作品中的形象塑造，与前者形成相反的研究指向。二、这是一次对书写阶层的视点转移和反思。传统的文学形象演变研究，考察文献多从士大夫文学作品入手，这既与中国古代的教育普及程度有关，也涉及文学形象演变与士大夫作家的个人境遇之间的某种牵系。而本篇的考察文献，主要是唐以后的口头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重在底层民众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的研究。这两类人物形象背后的支撑群体，有很大的区别。三、这是研究视角从时间梳理到空间梳理的一次转变。传统的文学形象演变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在历代社会思潮中的文学接受和改造，虽然不同地域文人的解读带有各地的文化色彩，但这更多的是代表个人而非整个地域。本篇考察的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因为籍贯信息上的模糊甚至阙如，以及民间口传文学的来源复杂性和较广的传播度，使得地志的巧妙书写成为可能，不同地域文化附加在人物形象上的信息更加丰富多彩。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史志中的历史信息只能代表历史编纂者的观念，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普世观念，但与士大夫私人创作的自由程度相比，史志书写与社会大众观念之间的承袭无疑更加自觉，其所蕴含的地域文化因子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其次，从跨学科的层面来看，现今学界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的认知，尚有进一步拓进的空间。20世纪前期，现代学人对文学与历史的概念交叉的理解，要么是以文学面目示人的历史材料，要么是作为专门史中一门的文学史。之后随着西方新史学特别是历史编纂理论的兴起和东传，“历史是文学”的观点逐渐被人接受，甚至有人指出中国史书自《左传》、《史记》而下一直有类似的文学书写传统。然而，“文学是历史”的观点，似乎仍停留在“诗文证史”和“文学史是专门史”这两个认知层面上，未有更深层次的推进和突破。其实，将文学简单地看作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材料或一个专题，这样的认识过于块状化，过于强调每个学科的边界，而忽视了学科之间的细微渗透和融合。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只是将某个学科的局部置于另一个学科之中，而不是将某个学科的局部融入另一个学科之中。换句话说，现今的跨学科研究，大多是板块与板块之间的碰撞和重叠，远没有到分子与分子之间高密度交融的状态。诚然，有的学者热衷于那些与作家、作品相关的史实考证研究，有的学者喜欢将文学的历史观照驻足于文学发展史的范畴之内，这些都无可厚非，都是文学研究的基石，但我们的学术脚步不应停滞于此，更应该将文学看作历史研究中无处不有之存在，将文学研究扩展到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史学理论等诸多研究领域。或许这些研究的指归离文学的核心价值相距甚远，未必能够改变已有的文学史书写结构，但无论从学术量变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经验借鉴的角度考虑，这些跨学科的学术尝试都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跨学科研究对文学本位的解构的可能性。有的学者会提出如下质疑：文学的不断拓展和向外侵蚀，固然为文学研究打下一片新的天空，但这样的“舍本逐末”之举，是否会偏离甚至消解艺术审美至上、人性思想至上的文学研究的根本意义呢？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守文学本位，仅仅因为研究视角的借用和研究领域的开拓，是动摇不了文学的核心价值观的。相反，新视角和新领域的出现，会使得古代文学的研究更加丰满，更加接近历史之原貌，不再是当代文学观念观照下的带有西方文学思维印记的中国古代文学。本文就是一个很好注脚，因为对古代文学中虚构人物的历史重塑行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是文学现象，是一种历史书写行为而不是文学书写行为。但它却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了这种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向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它虽然只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侧面，却可以让古代文学的研究更多维、更立体、更发散；另一方面，从上文所述的历史重塑的务真心理和教化功能可以看出，文学对周边学科的辐射和蔓延，并不会对文学本体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历史重塑后的人物形象，其主体部分并没有溢出已有文学形象之范围，历代民众对这些虚构人物形象的认知，仍然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而不是历史重塑后的人物。至于生当封侯、死当庙食的梁山伯，苦思恋人、悲伤至死的祝英台，被纳宫中、以死拒之的女木兰，这些经过历史重塑的特殊形象，并没有在相关人物故事的演化发展历程中留下实质性的痕迹，最多只是一种短期的道德宣传功效而已，更何况这种书面上的道德宣导未必等同于观念上的大众接受。可见无论在时间长度上，还是区域广度上，抑或接受深度上，历史重塑都无法对文学创作构成有效的竞争。一言以概之，我们对历史重塑的研究，只会对文学研究的拓宽和纵深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过分忧虑类似的跨学科研究对文学纯度的破坏，未免略过保守，有失学术创新之理念。只有开放和对话，才能让古代文学研究走出局促和困境，在更多、更广的学术领域产生积极的影响。
①焦杰《灌口二郎神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59—63页。
②《元史》卷一五三《焦德裕传》：“焦德裕，字宽父。其远祖赞，从宋丞相富弼镇瓦桥关，遂为雄州人。”(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2册，第3617页)但也有学者指出，元时杨家将故事已经广泛流传，焦德裕有攀附名贤之嫌，实借焦赞之名粉饰其大节之亏，见姜纬堂《杨“六郎”、焦赞、“三关”考实——杨家将史事识小录》，《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第124页。
③关索其人其事，学界已有充分的研究，主要史料可见周绍良《关索考》，《学林漫录》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0—113页。
④赵廷麟《梁山伯祝英台墓记》，见郑亦桥《梁山伯祝英台墓碑出土记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第49页。
⑤冯云鹏《扫红亭吟稿》卷一一《题祝英台画扇》附辨，《续修四库全书》第14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页。
⑥杨慎《艺林伐山》卷一三“吕将军貂蝉”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143册，第399页。
⑦《(康熙)静乐县志》卷一○《杂记·花果山》，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⑧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四三《释老六言》其四，《四部丛刊初编》影印赐砚堂钞本。
⑨对孙悟空“家乡”之争的梳理和批判，可见朱兰芝、刘晶《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评〈西游记〉研究中的所谓孙悟空“家乡”之争》，《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39—145页。但总的来说，因为孙悟空太过神通广大，对他的历史重塑并不成功，没有多少读者会信服。
⑩周广业、崔应榴编《关帝事迹征信编》卷二一《考辨一·斩貂蝉》，清光绪八年刻本。
(11)《(同治)黄陂县志》卷七下《木兰志》，清同治十年刻本。
(12)无名氏《锦云堂暗定连环计》第二折，臧懋循编《元曲选》，《续修四库全书》第1762册，第463页。
(13)《(宝庆)四明志》卷一三《鄞县志·叙遗·存古》，《续修四库全书》第705册，第216页。
(14)《(咸淳)重修毗陵志》卷二七《古迹·宜兴》，《续修四库全书》第699册，第249页。
(15)吴骞《桃溪客语》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39册，第540页。
(16)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九，清光绪刻《武林掌故丛编》本。
(17)赵廷麟《梁山伯祝英台墓记》。
(18)钱南扬先生在《祝英台故事叙论》中说道：“宋元明宁波的志乘中，没有一句关于化蝶的话。上面所举的例，都是宜兴志乘中的。所以我疑心祝英台故事传到宜兴之后，才把化蝶事加入的。”(《梁祝戏剧辑存》附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8页)但同样是化蝶故事的缺席，济宁说和宁波说大不相同：一、宁波说中一直都有死而同穴的浪漫情节，而济宁说中连这一情节也被抹去了；二、明以前的宁波说中没有化蝶一事，是因为处在传说早期，还没有衍生出相关情节，而济宁说的文献产生于明正德年间，这时化蝶故事早在宜兴等地流传，两种缺席的性质完全不同。
(19)《(乾隆)鄞县志》卷七李茂诚《义忠王庙记》，《续修四库全书》第706册，第155页。
(20)赵廷麟《梁山伯祝英台墓记》。
(21)侯有造《孝烈将军祠像辨证记》，见阎根齐、刘海燕《从〈孝烈将军祠像辨证记〉论木兰身世、时代与故里》，《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第73页。
(22)王椷《秋灯丛话》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269册，第420页。
(23)鲁贞《桐山老农集》卷一《武安王庙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第134页。
(24)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四三《关帝世家》，《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7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10—611页。
(25)洪亮吉《更生斋集》文甲集卷三《长流水关神武庙碑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468册，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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