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政治学论文,路径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2)04-0086-20
[修回日期：2012-03-07]
在西方政治科学领域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同是政治科学下面的次级学科。一般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点是各国的国内政治，主要关注选举政治、政党运行、国家社会关系、政治结盟、公众态度变迁、政治精英作用、行政官僚机构、政治稳定、政治效能、政权合法性、政治认同、国内政治经济关系等领域。①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重点则是国家间政治，具体的研究领域包括国家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国际冲突与和平、国际合作与相互依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国际制度与规范等。从已有研究来看，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国家在这两个学科中的不同功能。在比较政治学中，国家是一个为各政治行为体提供选择和激励的背景系统，而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则作为构成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出现。②与传统的强调两学科差异性的观点不同，本文提出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即近十余年来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路径上出现明显的接近趋势。在对两学科理论路径趋同的表征、实质以及原因进行阐述之后，本文试图对这一合流趋势的中国意义进行探讨。
一 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流派
目前西方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已经基本形成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三大理论流派，这一点鲜明地反映在美国科罗拉多政治学教授马克·利希巴赫(Mark I.Lichbach)和布朗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兰·朱克曼(Alan S.Zuckerman)主编的《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一书的框架体例中。③理性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主要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其借用理性人假设、产权、交易费用等基本概念来分析比较视野下的政治问题。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教授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将理性主义的产生表述为“比较政治学的经济转向”。④具体来看，理性主义的基本假设是，行为者以最大化其利益为目标进行理性的选择和行为。该流派习惯运用数理模型并力图实现解释的精确化，并主要着眼于研究个体行为如何导致集体结果。理性主义研究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包括选民投票、革命运动、联盟政治、政治经济学、制度形成和变迁以及国家构建等。从方法特征上看，理性主义试图从诸多个案中抽象出一些普遍性通则。
文化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以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并汲取了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⑤文化主义试图把握人们对生活方式、意义系统以及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其分析重点是其所观察的政治现实的特殊性和代表性，其所关注的问题涉及集体认同、社群传统、道德观念、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该流派习惯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进行实地观察和田野走访，力图精确地描述特定案例，强调具体案例的情境以及运行模式，反对将特殊案例与一般性解释联系起来。文化主义在研究时常常提供非常详尽和细致的调查文本，但这种研究由于其在抽象和归纳上的缺乏以及在其他案例中的适用性不足而常常受到质疑。
结构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以旧制度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并吸纳了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一些成果。⑥结构主义将人类的社会生活视为由过程、关系以及互动形式构成的宏观系统。关于这一特征，查尔斯·蒂莉(Charles Tilly)用“大结构、大过程和大比较”来表述。⑦该流派强调对案例进行系统的加工和比较，其关注的重点是供个体思考、活动和选择的环境秩序。结构主义关注的具体内容包括大规模过程(国家构建、战争、现代化、工业化、社会分化、人口流动、阶级变迁等)和政治制度(正式政治制度和非正式的规则)。就方法特征而言，结构主义更为关注事件与过程之间的因果关联，并试图将这一关联抽象为普遍性理论。当然，在理论抽象的过程中，特殊案例群的选择是其分析的关键。
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也基本呈现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流派。现实主义主要包括传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等分支流派。对于现实主义的整体特征而言，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将其界定为国际政治的冲突本质、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权力和大国关系的重要性等三点。⑧出于下面统一分析的考虑，笔者对吉尔平的表述略加调整，将现实主义的共通要素界定为：(1)国际政治的冲突性本质；(2)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和权力分配)的结构性影响；(3)国家作为国际互动的基本单位。
对于自由主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将其分为共和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调节自由主义和复杂自由主义四种。⑨就自由主义的特征而言，约瑟夫·奈(Joseph S.Nye)将其表述为如下三点：(1)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交往(如跨国界贸易、人民之间的接触以及国际制度)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2)国际政治实际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同时个体行动者在国际关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3)日益增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相互依存正在弱化国际政治的冲突性。⑩为与前文对现实主义的总结相一致，本文将自由主义的要素总结为：第一，国际冲突的有限性和国际和平的可控性。第二，个体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对国际结果的构成性影响。第三，国家、社会团体、商业公司、公民都可以成为国际互动的基本单位。
就建构主义而言，约翰·鲁杰(John Ruggie)将其分为新古典建构主义、后现代建构主义和自然建构主义三种。鲁杰认为，新古典建构主义以实用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为基础，主张将沟通行为理论、进化论的认识论等引入国际关系分析，以尼古拉斯·奥努弗(Nicholas Onuf)和玛莎·芬尼莫尔(Matha Finnemore)等为代表；后现代建构主义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行为主体的语言性建构和社会科学的话语霸权本质，以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为代表；自然建构主义以科学实在论为理论基础，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认识论的一致性，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11)在鲁杰的分类提出之后，建构主义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例如，塞缪尔·巴尔金(Samuel Barkin)在《现实建构主义》一文中，将温特的建构主义称为自由建构主义，并与此相对应地提出强调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特征的现实建构主义。(12)尽管建构主义存在多个分支流派，但是笔者认为建构主义在以下特征方面还是较为一致的：第一，国家间文化与国际冲突之间有密切关联。第二，国际结构与个体行动者存在互构的关系。第三，与自由主义相近，承认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二 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
笔者认为，目前比较政治学中形成的三大理论流派与国际关系学中的三大理论流派之间出现了接近的趋势。具体而言，结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化主义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特征上均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一致性。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表述学科特征的三个重要向度。在哲学意义上，本体论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的抽象学说。(13)就更为宽泛的社会科学而言，本体论是关于研究对象本质的理论体系。因为不同学科所研究的对象不同，所以各学科的本体论观照也明显不同。认识论是探讨存在与认识关系的学说，涉及人类认识的本质、认识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及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认识论分为五种：机械的反映论、能动的反映论、新实在主义的一元论、批判实在主义的二元论和建构主义认识论。机械的反映论和能动的反映论都属于反映论。反映论一般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机械的反映论把认识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直观的、映射式的反应。能动的反映论在承认认识对象的先在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又承认认识的主观性和能动性。新实在主义的一元论认为，认识的对象和关于对象的认识是一个整体。譬如，当我们看花时，关于花的认识和花是结合在一起的一元。批判实在主义的认识论认为，意识和存在是相互独立的二元。在意识中呈现的知觉内容不是对象本身，也不是外界事物的真实反映，而只是求知外界事物的工具。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来自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发生认识论。皮亚杰认为，人的认识结构是机体结构在演化过程中自然发展的结果。机体结构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新的各种水平的同化和顺应，不断地变化、丰富和发展起来，最后达成认识结构。(14)方法论是关于如何认识世界以及如何与世界互动的一般方法的学问，关注人们用何种方式和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方法论可以从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个向度上来考察。个体主义认为，个体才是社会的真实本体和社会分析的基本单元。社会不能脱离个体存在，社会是个体行为的集合和关系组合，任何社会现象都需要最终还原为个体和个体行为来进行解释。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重点关注个体行为如何产生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其部分的行为，个人行为应该从作为整体社会系统的宏观法则以及个人在整体中的作用中演绎出来。方法论的整体主义集中考察社会制度和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15)简言之，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分别解释三个问题，即世界是如何构成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用什么方法认识世界。
结构主义关注政治系统中的正式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变迁中的宏大历史结构，旧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成果都表现出这一宏观的研究取向。现实主义关注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传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都坚持这一结构性影响对个体的构造性功能。因此，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强调宏观结构对政治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只不过其关注的结构层次不同。结构主义关注国内政治中的国家社会结构，而现实主义则关注国际政治中的国际体系结构。理性主义偏重研究公民及其团体的个体选择对政治过程的构成性影响，理性投票模型、政治联盟分析、集体行动逻辑、公共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都表现出这种研究偏好。自由主义同样将个体作为其假设的核心，把国际互动的基本单位还原到社会团体、商业公司和公民，并强调这些单元的理性选择对国际结果的影响。民主和平论强调民主国家中公民的理性选择对战争的遏制作用，贸易和平论突出跨国公司的利益实现对国家间冲突的消解和调停功能，而制度和平论暗示国际组织在冲突管理和信息沟通方面的优势。因此，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偏重分析单元的理性选择对政治结果的构成性影响。文化主义侧重分析社会成员个体间文化的作用，如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关于公民间文化的跨国比较研究、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C.Banfield)对南意大利城镇中农民以及群体间文化的研究等。(16)建构主义重点分析国家间文化与国际冲突的密切关联。譬如，主流建构主义致力于建构安全共同体来消解国家间的冲突性，现实建构主义则强调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关键在于明确何为他者(敌人)。整体来看，文化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偏好分析单元间文化的作用，同样，两个理论流派间的差别也主要出现在分析的层次上。
在认识论上，结构主义认为人类是现实世界和社会结构的囚徒。人类无法改变现实世界，而只能更好地适应现实世界。现实政治中一些“恶”的问题如权力压迫、经济腐败、地位不平等等都是不能完全根除的。现实主义则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是国际政治的常态，而和平是战争状态的间歇。弱现实主义主张人类智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战争的频率和烈度，但不可能完全消除战争。而强现实主义持有更加悲观的观点，甚至将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视为一种负相关关系，譬如工业现代化决定性地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而核技术的发展又使得世界濒临毁灭的深渊。整体来看，结构主义与现实主义都持有一种机械主义的反映论观点，都认为人类的认识是物质世界的客观反映，同时人类对物质世界除了顺从之外无能为力。理性主义强调人类可以理性地认识政治世界。人类可以通过经验总结和反思性学习把握政治世界中的客观规律，并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改变规律发生的情境来改善社会的道德和物质条件，从而可以消除现实政治中的一些丑恶问题。自由主义同样突出人类在国际政治中的能动性。人类可以用理性构建的国际制度限制或消解国际冲突发生的可能，并通过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各行为体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如国内社会般的良善秩序状态。简言之，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持有一种能动的反映论，都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文化主义认为不存在一种对现实世界普遍的和静止的认识。不同群体的文化是认识不同世界的工具，而任何认识都处于一种个体与文化互动的过程之中。在文化主义看来，任何所谓的政治规律都是虚妄的和不真实的。政治事实需要放在文化的情境和互动的过程之中来理解。建构主义认为，作为施动者的国家与作为情境的国际体系结构存在一种互相构成的关系，而国际政治的理解需要放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之中。总之，文化主义与建构主义都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认识论观点，都强调文化和过程对于认识的重要作用。
在方法论上，结构主义表现出整体主义的特征，其研究往往是从整体主义出发，关注整体对个体的影响。在具体方法上，结构主义偏好全球的或大过程的比较、多案例比较、多变量比较和关联比较。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便是这些方法的综合展现。专制与民主是横跨全球范围和横贯人类历史的一组经典对应概念。在分析中，摩尔使用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多国案例，关注平等、能力、分化、认同、参与、贯彻和分配等多变量在农业社会以及现代化中的作用，最后证明了民主进程与权力结构变化两者的因果关联。(17)同样，现实主义也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在具体方法上与结构主义有相同的取向，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的分析。人、国家与战争这样的主题本身便展现出一种宏大的过程。通过多案例的比较，华尔兹试图考察人性、国家内部结构以及国际体系这三个变量与国际冲突的关系。华尔兹的基本结论是，人性无论善恶，国家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要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即各主权国家彼此不存在从属和支配关系，战争便可能发生。(18)理性主义则持一种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其研究往往从个体出发，关注个体对整体的构成性作用。理性主义在具体方法上偏好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模型。理性主义学者多数本身就是经济学家或有经济学学习的经历，其分析的特征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比较政治中的问题。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在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上的特征基本一致。与现实主义截然相反，自由主义的研究如公共外交、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内政治分析等往往从公民或社会集团出发。在研究方法中，自由主义对经济学模型和博弈论也多有喜好，譬如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运用博弈论分析国际社会中的合作问题。(19)文化主义的方法论在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一方面，文化表现出一种主体间性，这意味着文化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间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化表现为一种整体的意义，并且作为个体选择的背景产生影响。在具体方法上，文化主义偏好田野调查、特殊案例分析和诠释学方法。爱德华·班菲尔德、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的研究都表现出这样的方法特征。建构主义对文化的同样关注也决定了其方法论特征处于整体与个体之间。在具体方法上，建构主义同样偏好特殊案例的分析，譬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在其著作《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中的分析。(20)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内部的通约努力对两大学科的比较造成了一些干扰。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内部，三大流派之间出现了通约的趋势。一方面，主流的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部分接受了现实主义的结构主义假设。自由主义中最主流的规制自由主义(或称新自由制度主义)接受了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假设，而只是把无政府状态界定为“国际关系中缺少明显的政府特征”，同时，这一学派所强调的国际制度本身也具备一些结构主义特征。(21)主流建构主义者如温特也接受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同时只是把结构界定为社会意义上的结构，即国际行为体的共有观念，而与结构现实主义的物质性结构相区别。(22)另一方面，主流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吸收或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假设。华尔兹在构建其结构现实主义框架时将理性主义的要素包含其中。(23)温特在提出建构主义时也接纳了理性主义的一些基本判断。(24)尽管国际关系理论的内部通约为两大学科之间的理论通约造成了一定的麻烦，但两大学科子流派的对应关系还是明显的。从原初的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更接近，(25)而现实主义与结构主义更接近。
需要补充的是，本文在这里使用了“趋近”而不是“通约”，这表明两大学科之间仍然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整体来看，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第一，从研究的问题领域来看，国际关系学更为宏观，而比较政治学则更为微观。第二，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三大流派出场的相对顺序不同。譬如，理性主义在比较政治学中出现得较晚，(26)而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出现得较晚。第三，如前所述，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更加趋向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特征的融合，这一点与比较政治学中三大流派的泾渭分明相区别。第四，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较比较政治学更清晰。国际关系学的每一次理论发展都与学科界限的划定联系在一起，(27)而比较政治学经常被批评为“学科界限模糊”。第五，就成果发表而言，比较政治学呈现出相对衰落的趋势，而国际关系学则更为兴盛。以学术期刊为例，西方学术界关于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刊物有两本——《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和《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它们都在1968年创刊，是比较政治学黄金十年的产物。但在此之后，比较政治学几乎没有标志其学科独特性的刊物创刊。(28)相比而言，到20世纪60年代末时，国际关系学也仅拥有《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等刊物，但之后，带有鲜明国际关系学科特征的刊物不断涌现，其中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刊物如《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千禧年》(Millennium)等。(29)整体而言，国际关系的发展要比比较政治学更成熟。这主要体现在国际关系学理论流派不断的内部分化以及相互辩论上。每一次理论发展和辩论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固了国际关系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促进了本学科内理论范式的通约，也推动了本学科知识的创造和发表。
三 对趋近原因的解释
对于西方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趋近的原因，本文提出如下几点：第一，这两个学科都有一种内在的跨学科性，而这两个学科的三大流派划分则可以被视为社会科学理论路径的一种经典划分。比较政治学本身就较为关注宏阔的政治社会领域，而且其方法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美国政治学家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认为，比较政治学的特色在于它重新焕发出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兴趣，促使学者们在更大的领域里进行比较研究，并对政治的特性、政治的相关事物在相对更大的范畴内进行概念界定。(30)同时，比较政治学不只具有实质性内容，同时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就研究方法而言，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去。(31)国际关系的跨学科性则体现在其内容观照的广博性及其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兼容并蓄上，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美国学者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对国际关系理论内容的分类上。赖特以理论和应用为横轴，以抽象和具体为纵轴，把国际关系理论中涉及的内容分为四个区域：在理论和抽象交叉的部分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科学内容，在应用和抽象交叉的部分包括政治、殖民政治、组织、法律、经济、通讯、教育等哲学内容，在理论和具体交叉的部分包括地缘学、人口学和技术学等历史内容，在应用和具体交叉的部分包括战争艺术、外交艺术和对外关系行为等内容。(32)从这些总结来看，国际关系学几乎包含了社会科学各个方面的内容，只是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侧重点主要是国际层面或全球层面。
理性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理论中的经典分类。马克·利希巴赫认为，这“三种理想类型的研究传统——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活跃于当代比较政治学，正如它们活跃于整个社会科学界”。(33)罗伯特·贝茨(Robert H.Bates)、詹姆斯·斯科特和西达·斯考切波绝对可以看做社会科学中理想型研究流派的代表人物。每个传统都共享一种本体论、一种方法论和一种科学哲学。(34)整体而言，“理性主义者进行静态比较的实验，文化主义者生产诠释性的理解，而结构主义者研究真实社会类型的历史动力。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社会科学的备选哲学”。(35)从整个社会科学范围来看，理性主义传统由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创，主张个体理性、实证研究和微观分析，在经济学分析中最为活跃。结构主义传统由马克思开创，强调比较历史、因果动力和宏观分析，在政治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文化主义传统由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开创，强调案例诠释、身份认同和中观分析，在社会学领域中拥有强势影响。
第二，学科交叉大趋势下其他学科对政治学的全面渗透，导致政治学分支学科理论特征的趋同。学科交叉的原动力来自学科领域的相对局限性和学科发展的相对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一些学科如经济学由于学术效益和社会效益丰厚而集中了较为密集的学术人才，但同时其传统研究领域是相对固定的，所以这些学术人才出于学术生存或发展的需要而被迫用学科殖民或学科嫁接的方式创造知识。这种知识创造最终导致了学科交叉的方法论革命。学科交叉有两种：一种是用本学科(A学科)的知识方法去占领其他学科(B学科)的研究领域，如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和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都是经济学家，但其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学领域或管理学领域的问题。另一种是用其他学科(B学科)的知识为本学科(A学科)的发展寻找新的动力，如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从马克思那里汲取营养为经济学找到另一种重要的要素——制度，从而推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36)在这两种情形中，创新者的初始目的都是获取其在本学科中的地位，但客观上会造成效果的外溢或反哺。譬如，A学科知识对B学科的进入导致B学科产生方法论上的革命，从而激励B学科去深入学习A学科的知识。再如，B学科对A学科的给养会使得B学科的自信心大增，从而引导其加速对A学科知识的学习或诱发其对A学科进行更为深入的“殖民”。学科反哺的例子清晰地体现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中。经济学从政治学(结构主义)的制度分析中借鉴知识，产生了新制度经济学，最后又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方式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推动。社会学从政治学(结构主义)的历史分析中汲取营养产生了历史社会学，(37)而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又为结构主义的新发展提供动力。
具体而言，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三大流派的形成都是其他学科侵入导致的结果。譬如，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结构主义是最为传统的路径。理性主义的兴起表现出经济学对比较政治学的进入，而文化主义的兴起则体现为文化学和社会学对政治学的进入。再如，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现实主义是最为传统的路径。自由主义的兴起部分表现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对国际关系学渗透的特征，而建构主义的兴起则完全表现出社会学进入的态势，致使一些研究将这一态势表述为“国际关系学的社会学转向”。(38)在这些方法论的基础学科或强势学科的冲击中，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表现出整合后相似的特征。
第三，这两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和内容也在接近。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层次在上升，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层次在下降。由于跨国政治系统和全球政治系统的进一步实体化，一些新的行为体如国际组织或地区性组织都成为比较政治学新的研究内容。例如，在传统意义上，欧盟研究是国际关系学者占据的领域。欧盟研究中的主流学派——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国际关系学者。(39)然而，伴随着欧盟一体化的深入，欧盟愈加以一种治理实体的面目出现，而关于欧盟民主、合法性以及内部权力制衡的问题的探讨远远超出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围，因此，比较政治学因应时势进入欧盟的研究之中，这主要体现在治理学派和宪政学派在欧盟研究中的兴起。治理学派将欧盟视为一个多层网状的政策共同体，而民族国家政府、欧盟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党和个人都可以在一定的问题领域中参与并对决策施加影响。宪政学派认为，欧洲的宪政设计是欧洲未来发展的保证。欧洲宪法、代议制民主、欧洲政党竞争、欧盟主席直选以及欧洲公民权保障是欧洲一体化未来的方向。(40)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副教授马克·波拉克(Mark Pollack)在对欧盟理论进行梳理时认为目前欧盟研究出现了三大理论流派：国际关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治理理论。(41)波拉克把宪政学派等同于比较政治学理论，并把治理理论作为单独的流派，而笔者更倾向于将治理学派和宪政学派都归于比较政治学理论之中。但无论哪种分类方法都可以看出比较政治学对欧盟研究的介入。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层次在下降。(42)华尔兹开创的结构现实主义把国际关系的研究层次提升到国际结构层面，即侧重分析国际无政府结构对单元行为的影响。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主流建构主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结构现实主义的影响。然而，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正在从体系结构层次向国内政治甚至公民个体层面回落。被主流国际关系冷落的问题如国内政治过程、国家制度结构、利益集团、选区政治、公民社会、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等重新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线，而这些问题与比较政治学的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关系学科的确立是国际关系“脱政治学化”的过程，而从目前的研究态势来看，国外大量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开始重新强调政治学的作用。譬如，防御现实主义者如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着手从国内因素来考察国家对外扩张的行为；(43)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力图从政府能力和国家的内部结构来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44)共和自由主义所持有的“民主和平论”本身就强调国家的民主程度(西方式民主的标准)与国际冲突的相关性；(45)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自由政府间主义强调参与一体化的成员国行为受到其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46)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新葛兰西主义强调国家的对外行为是国内历史集团追求利益的结果；(47)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阿姆斯特丹学派认为，跨国资产阶级在洛克心脏地带(Lockean Heartland)之内和之外争夺霸权的战争，取代了世界政治的传统形式，而更多表现为“全球国内政治(global domestic politics)”的形态；(48)多层治理理论将全球治理视为民族国家、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和共享权力的多层治理体系。(49)这一新的趋势可以被称为国际关系学中的“政治学回归运动”。(50)比较政治学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国际关系学研究层次的下降，一起构成了政治学领域结构层次的双向运动。而这种双向运动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紧密地整合成世界政治。从世界政治的整体视角来分析，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交叉在一起。只不过比较政治学更多地关注偏下层次的世界政治，而国际关系更多地关注偏上层次的世界政治。
四 对中国学科建设和政治实践的意义
从学理上讲，理论合流趋势将给中国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带来新的机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这两个学科的建设已经取得一些值得肯定的成绩，但也都存在一些问题。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作为西方经典的主流著作大多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同时，中国学界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的介绍也越来越完整和公正。然而，中国学术界对本土比较政治学知识的构建还尚未有突破性的进展。尽管严强和杨雪冬等学者撰文呼吁中国比较政治学要形成自己的独立性和学术特色，(51)但从目前的成果来看，这样的目标还远未实现。国际关系在中国的发展要比比较政治学更兴盛和成熟。例如，西方学界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很快被介绍进来，(52)而且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在西方的重要杂志上发表有影响的理论论文。(53)然而，与比较政治学情况相类似的是，虽然在2004年之后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愈加热烈，(54)但中国学派构建的任务似乎还任重而道远。仅有少数学者尝试用中国特色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外交问题，(55)或尝试从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或思想中提炼新的国际关系理论。(56)
中国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在两大学科的合流趋势中寻找到新的机会。在目前的世界政治中，有两个重大现实问题需要合流的学者来解决：一是欧洲一体化问题，二是中国和平发展问题。(57)欧洲学界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已经形成了重要的合流研究，而中国和平发展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中国学派来完成。和平发展的内涵由和平和发展两部分组成。和平是国际关系学关注的重点，发展是比较政治学关注的重点。从字面意义来看，和平与发展概念的组合本身便意味着两大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中国关于和平发展的研究中，两大学科主要在各自的视阈内对其进行探讨，如国际关系学重点关注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软实力、中国责任、国际格局之间的关系，(58)而比较政治学更为偏重和平发展与现代化、科学发展、政治制度和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59)从两大学科合流的视角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出现了一些，(60)但相对有限。更重要的是，仅有的合流研究也主要是在宏观概念层面上展开的。笔者认为，更具价值的合流研究应该出现在具体的问题领域中。中国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如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等。(61)但整体而言，这样的成果还不甚丰富。
本文认为，在中国和平发展的研究中，有两大问题亟须两大学科的合流研究：第一，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之间的相容性。这一问题的根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中国外交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保证中国崛起的和平性。然而，目前“中国威胁论”中最主要的论点指向中国的政治制度。简言之，西方将中国定义为“非自由民主的国家”，然后由民主和平论反推出中国崛起的不和平性。(62)如何驳斥和破解这一在西方颇有市场的论调？中国学者传统上习惯批评民主和平论的有效性，(63)但事实上民主和平论已经深入西方公众、学者和政治家的思想深处。因此，对这种论调的进一步批评需要比较政治学的介入。比较政治学需要向西方证明和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的一种。虽然在许多制度设计上有别于西方，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中也存在大量诸如权力制衡和协商决策等民主要素。这一过程对中国比较政治学的构建也有推动作用。要实现上述的证明任务，中国的比较政治学需要在借鉴和超越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内涵，并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寻找反映中国政治本源特征的概念灵感，结合当前中国政治制度的现实特征和本质内涵，最终形成有中国内涵的比较政治学。
第二，中国的政治学习与中国的国际权力增长的相关性。这一问题的根则在比较政治领域中。比较政治的目的是在国外先进政治经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学习。政治学习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适应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二是如何避免政治学习带来的国际权力流失问题。前者是比较政治学内部的问题，后者则需要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共同来解决。政治学习不可避免地会接受西方的一些知识、价值观或评判标准。大量且长期、不加批判地进行政治学习，客观上会造成本国知识自信的减弱、国际软权力的下降以及国际交往的被动参与。因此，比较政治学在研究政治制度的学习时，要运用国际关系的基本原理和分析，考察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输出背后的国际权力和国际声望考虑。换言之，要运用国家间竞争的视角来客观看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借鉴效果。这一过程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构建也有帮助作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浓厚的工具理性特征，即以探寻为自己获得最大安全和利益的手段为要义。(64)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西方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规则是一致的。譬如，当暴力手段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西方国家会不加思考地选择暴力。古代中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工具主义的成分要远远小于现代的西方国家。(65)用赵汀阳的表述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下观点，“意味着一种中国式的兼容普遍主义”。(66)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既要吸收西方同行在建构知识体系时的问题意识和理性导向，也需要融合古代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交往理性特征。
五 结论
整体来看，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之间的理论接近趋势是不容小视的。这种理论趋近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对社会世界认识本身的无边界性以及这种认识逐渐深入后产生的同一性。从人类认识的角度来看，学科界限本来是不存在的。对于同一社会问题，关注的角度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知识。一些理论归纳的大师们把这些知识系统化，建立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流派。理论流派创立的过程是学科界定其边界的过程。(67)民族国家对边界的界定产生了与主权相关的两个功能：对内统治的合法性和对外代表的正式性。学科对边界的界定具有类似的功能，一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理论大师也因此获得受人尊敬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与其他学科交流或论战时，也可以用学科疆界和话语霸权将对方拒于学术讨论之外。这种学科主权的产生有其进步意义，但同时也使得学科之间产生壁垒，影响了学科之间知识的交流和沟通。正如全球化不可阻挡一样，知识的流动也是不可阻挡的。学科边界的界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知识的流动，但学科为推动其自身发展往往向其他学科借鉴知识，或侵略其他学科的领地。在因应时势变化的强势知识面前，学科界限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形同虚设。同时，伴随着人类对社会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体系化，关于某一问题的相关知识会越来越集中，这种集中就会产生一种同一性，这就出现了本文所论及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同问题。在当前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中，学术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潮流的。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专业化和细化，但学科的过于细化会导致学科知识的技术化和学科内容的局限化。学科知识的技术化使得学术研究过多地停留在表面，而学科内容的局限化则导致学科在故步自封中走向衰落。因此，打破学科间界限和促进学科间通约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各学科所面对问题的社会情境和意义指向是相同的。
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在分立的学科之间实现一种视阈融合。视阈融合是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解释学中的重要概念。在伽达默尔看来，前见是一种视阈，其构成了理解者自身的诠释学处境，新经验则是另一种视阈，它是与前见不相符合的、新鲜的知识，而人类生活的理解需要在前见和新经验的不同视阈之间进行不断的交融。伽达默尔指出，“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阈的融合过程”。(68)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者一般所处的研究领域构成了前见的主要内容。前见是研究者理解和解释世界的一般知识和主要知识，但是永远停留在前见的内容上很难实现知识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另一种视阈的新经验的意义则体现出来。对于研究者而言，就需要进入新的学科领域，并拓展新的知识。但是这些新经验在与传统学科的初期接触时往往会遇到沟通的困难。因此，创新者要真正使这些新经验发挥出价值则需要不断地推动视阈融合。视阈融合的过程就是不同学科间对话的过程。视阈融合还暗示了一种学科间对话的伦理，即在与其他学科对话时，应该允许别的学科知识与本学科的不相容性，对其他学科保持开放，并且在对话中逐渐形成对世界的共同理解和共同知识。
注释：
①爱尔兰政治学家彼得·梅尔(Peter Mair)认为，比较政治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国别研究，即以某一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过程为内容的个案研究；二是国家之间的系统比较，即辨识不同政治系统之间的不同与相同之处，并以此形成一定可以检验的理论；三是比较的研究方法，即比较的规则与标准、比较分析的层次、比较本身的局限性和适用性等。参见彼得·梅尔：《比较政治学：综述》，载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钟开斌等译：《政治科学新手册》，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44-445页。综合来看，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学理论更接近，主要关注国内政治，只是在研究方法上偏重外国案例或是整体比较。如果撇开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学理论关注的政治实践内涵基本一致。
②对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不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曾经有过经典的描述：“国内政治是权威、管理和法律的领域，而国际政治则是权力、斗争与和解的领域……对国内政治的描述有许多种：等级制的、垂直的、中央集权的、异质的、受领导的、人为设计的。而国际政治则被描述为无政府的、横向的、分权的、同质的、不受领导的、相互适应的。”参见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③马克·利希巴赫、阿兰·朱克曼主编，储建国等译：《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41页。
④Margaret Levi,"The Economic Tur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3,No.6/7,2000,pp.822-844.
⑤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文化解释的研究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迈尔福德·夏皮罗(Melford Spiro)关于文化与人性的研究是文化主义比较政治学学者引用较多的文献。参见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 Melford Spiro,Culture and Human Nature:Theoretical Papers of Melford E.Spiro,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⑥譬如，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关于社会大转型的探讨、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关于专制和民主社会起源的分析、美国女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就国家和社会革命以及美国政治起源的分析等都是结构主义的经典研究。
⑦Charles Tilly,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Huge Comparison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4.
⑧Robert Gilpin,"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t," in Benjamin Frankel,ed.,Realism:Restatements and Renewal,London:Frank Cass,1996,pp.6-8.
⑨罗伯特·基欧汉著，门洪华译：《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95页。
⑩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11)约翰·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载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285页。
(12)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3,2003,pp.325-342; Patrick T.Jackson and Daniel H.Nexon,"Constructivist Realism or Realist-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2,2004,pp.337-341.
(13)蒋永福、吴可、岳长龄：《东西方哲学大辞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14)让·皮亚杰著，王宪钿等译：《发生认识论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6-106页。
(15)王宁：《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对立的新思考——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之一》，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25-131页。
(16)马克·霍华德·罗斯：《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文化和身份》，载马克·利希巴赫、阿兰·朱克曼主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第62-63页。
(17)巴林顿·摩尔著，拓夫、张东东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8)肯尼思·华尔兹著，倪世雄、林至敏、王建伟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205页。
(19)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
(20)Peter Katzenstein,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21)大卫·鲍德温：《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世界政治》，载大卫·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22)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前言”，第23-24页。
(23)华尔兹将国家的主要目标假设为确保自身的生存。这种假设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主义假设。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22页。
(24)温特接纳了理性主义分析的基本观点，即认可意愿和信念在国家对外行为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理性选择的偏好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46-152页。
(25)英国学者马丁·怀特20世纪50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关系时，曾提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个传统的说法。在这里，怀特用理性主义来指称与自由主义相同的内涵。理性主义提倡法律和秩序，认为国际关系的唯一法则是理性法则，国际政治意指国际交往、大国协调和国际合作。参见Martin Wight,"Preface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Gabriele Wight and Brian Porter,eds.,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p.14-16.
(26)理性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这些经典著作进入比较政治学领域是在公共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兴起之后。
(27)例如，丹麦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史提法诺·基尼(Stefano Guzzini)对国际关系学科确立过程中的两位重要人物评价道：“如果说摩根索在范式上开创了独立的国际关系学科，那么华尔兹则通过限定它的研究边界和研究纲领进一步捍卫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性。”参见Stefano Guzzini，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Routledge，1998，p.126.
(28)《发展与变迁》(Development and Change)中有较多的比较政治学论文，但这一期刊的影响相对有限，且学科特征也不明显。比较政治学的文章主要出现在以下三类刊物上：第一，地区性研究刊物，如《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西欧政治》(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拉美展望》(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等。第二，具体政治过程领域的专业期刊，如《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议会事务》(Parliamentary Affairs)、《选举研究》(Electoral Studies)等。第三，综合性政治学刊物，如《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比较政治学的文章在第一类期刊中出现较多，但文章的理论性和抽象性一般都较低。第二类期刊中出现的比较政治学论文相对理论性较强，文章数量也有一些，但这类期刊本身种类有限。第三类期刊中论文的理论水平较高，但比较政治学的论文在其中所占比例有限。这些情况都表现出比较政治学学科独立性较差和影响衰微的趋势。
(29)其他一些重要的刊物包括《伦理与国际事务》(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政治科学评论》(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国际问题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国际利益》(National Interest)、《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英国政治与国际关系》(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等。
(30)Harry Eckstein,"A Perspective on Comparative Polities,Past and Present," in Harry Eckstein and David E.Apter,eds.,Comparative Politics:A Reader,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p.20.
(31)正如彼得·梅尔的评述：“一些最重要的比较方法研究属于整个社会科学，而不仅仅是政治科学。说到具体的争议，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好像很难与其他政治科学领域区分开来，因为所有的调查研究既可以是比较的(使用跨国性资料)，也可以是非比较的(使用单国家资料)……如果将内容与方法两者分割开来，比较政治学就只能消融于整个政治学，甚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消融于整个社会科学。”参见彼得·梅尔：《比较政治学：综述》，载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第445页。
(32)转引自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33)马克·利希巴赫：《社会理论与比较政治学》，载马克·利希巴赫、阿兰·朱克曼主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第317页。
(34)马克·利希巴赫：《社会理论与比较政治学》，载马克·利希巴赫、阿兰·朱克曼主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第321页。利希巴赫把罗伯特·贝茨的《市场奇迹的背后》、詹姆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和西达·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视为比较政治学中引用最广和最受尊敬的三本著作。这三位学者和著作分别是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代表。
(35)马克·利希巴赫：《社会理论与比较政治学》，载马克·利希巴赫、阿兰·朱克曼主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第330页。
(36)道格拉斯·诺思曾直言马克思的观点对制度经济学的启发意义，“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参见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页。
(37)第一代社会学家如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和韦伯都强调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但到20世纪20年代，在此时成为主导的芝加哥社会学家们在罗伯特·帕克的领导下将关注点转向当代社会，特别是对城市的研究，如贫民窟、犹太人地区、移民、黑帮、流浪汉等，在此时，历史学的方法被抛弃。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社会学重新向结构主义和历史学汲取营养，历史社会学获得新生。参见彼得·伯克著，姚朋、周玉鹏等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0页。
(38)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9)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Haas)，而政府间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和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他们都是国际关系学者。
(40)高奇琦：《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二元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88、96-99页。
(41)Mark A.Pollack,"Theorizing the European Un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Domestic Polity,or Experiment in New Governa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8,2005,pp.357-398.
(42)参见陈小鼎：《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回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第48-51页；李巍：《层次回落与比较政治学的回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第52-56页；左希迎：《层次分析的反思与研究领域的拓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第62-66页。
(43)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44)Randall Schweller,Deadly Imbalance: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p.218-221.
(45)Michael Doyle,"Kant,Liberal Legacies,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2,No.3/4,pp.205-235,323-353.
(46)Andrew Moravcsik,"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1,1991,pp.19-56.
(47)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 and World Order: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p.105-108.
(48)Kees Van der Pijl,"Ruling Classes,Hegemony,and the State System: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9,No.3,1989,p.19.
(49)Gary Marks and Liesbet Hooghe,"Unravelling the Central State,But How? Types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7,No.2,2003,pp.233-243.
(50)这一提法受到“bring…back in”语式和哲学中“现象学运动”的启发。“bring…back in”是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非常流行的一个语式，其含义是“使……回归”。比较经典的是“国家回归(bring the state back in)”分析。现象学运动的含义是，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为实现“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始终把自身的不完美和非终极作为发展的动力，并以此不断地完成反复的自我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象学知识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运动。用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话说，“严肃的哲学家把这种情况解释为现象学可以作为方式或作为样式来运用和认识，它在成为一种完整的哲学信仰之前已经作为一种运动存在”。参见莫里斯·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页。本文认为，国际关系学中的“政治学回归”本身也是一个知识自我更新的过程，所以可以套用“运动”的表述。
(51)严强：《比较政治研究的取向和方法》，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4期，第29-38页；杨雪冬：《关于比较政治学和中国研究范式重构的断想》，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39-43页。
(52)譬如，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利斯贝特·霍赫(Liesbet Hooghe)和加里·马克斯(Gary Marks)在2008年《英国政治学杂志》上首次提出后功能主义的一体化理论。之后，《英国政治学杂志》为其组织了一些学者的短评来对这一理论进行回应。这一理论争鸣很快被国内学者关注，并撰文讨论。参见李明明：《后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33-45页。
(53)例如唐世平发表的论文：Shiping Tang,"Review Article: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y," World Politics,Vol.63,No.4,2011,pp.711-749; Shiping Tang,"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1,2010,pp.31-55.
(54)2004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主办了题为“建构中国理论，创建中国学派”的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之后，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更为热烈。参见郭树勇：《创建中国学派的呼吁——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综述》，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2期，第59-61页。
(55)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
(56)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7-108页；叶自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中国外交》，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24-29页。
(57)已经有学者关注到欧洲一体化研究与中国和平发展研究的相关性。参见曾令良：《欧洲联盟治理结构的多元性及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载《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17页。
(58)俞新天：《“和谐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载《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1期，第7-18页；李杰：《软实力建设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1期，第19-23页；胡键：《“中国责任”与和平发展道路》，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7期，第43-47页；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64页。
(59)王铁：《和平发展与中国辐射型现代化》，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第179-184页；董漫远：《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第17-22页；陈学明：《中国和平发展的社会制度基础——兼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载《复旦学报》，2005年第4期，第9-20页；杨雪冬：《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保障和平发展》，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7期，第19-22页。
(60)郭树勇、夏厦：《论多元开放的整体性的和平发展观》，载《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第51-57页；张耀：《和平发展，和谐社会与中国国防建设的辩证关系》，载《国际展望》，2007年第19期，第10-11页。
(61)王逸舟：《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28-38页。
(62)朱锋：《“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第33-59页。
(63)李少军：《评“民主和平论”》，载《欧洲》，1995年第4期，第4-8页；王逸舟：《国际关系与国内体制——评“民主和平论”》，载《欧洲》，1995年第6期，第4-13页；庞中英：《对“民主和平论”的若干意见》，载《欧洲》，1995年第6期，第62-65页。
(64)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即国际社会不存在高于民族国家的政府，各国只能依靠自助行为(包括使用暴力)来处理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的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理性行为。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35-140页。
(65)譬如，在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中，中国虽是被进贡国，但从经济上看中国常常并不合算。尚会鹏：《“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29-43页。
(66)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57-65页。
(67)正如迪尔凯姆在社会学初创时的告诫：“社会学不是其他任何一门科学的附庸，它本身就是一门不同于其他科学的独立的科学……一门科学只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才能让人视为达到了最后的独立，因为只有其他科学没有研究的那类事实成为它的研究对象时，它才有理由独立存在。”参见E.迪尔凯姆著，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6页。
(68)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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