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行为心理学——文化取向心理学第四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取向论文,跨文化论文,方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08)02-0021-04
1 引言
21世纪是一个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的时代，为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这引起了研究者们对文化碰撞的广泛关注，推动了近四十年来对跨文化关系领域的研究。
中国在加入WTO后，国际产业大量向这个开放的经济体转移。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着快速的发展，多文化企业与团队数量激增，海外留学、工作、旅游的人数与日俱增，世界各地也掀起一阵阵“中国热”。中国，处于文化碰撞风口浪尖，因此文化取向学科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
在我国，社会学、管理学以及语言学都对多文化情境相关的话题做了相应的研究；而在心理学领域，研究此情境中心理现象的学科被称为跨文化行为心理学(Psychology of Intercultural Behavior)，我国尚无相关探索。能否成功应对各种多文化情境中的问题，充分利用文化差异性所提供的资源，把握机会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需要我国学者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这门学科。
2 文化取向心理学(Culture Oriented Psychology)的四个方向
《跨文化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1]的编者Berry指出：“人类的行为是与文化紧密联系的，没有脱离文化的行为”[2]。文化取向的心理学于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目前，该领域出版物的代表作有Matsumoto和Juang编撰的《文化与心理学手册》(Culture and Psychology)[3]、Trianeis编撰的《文化与社会行为》(Culture and Social Behavior)[4]。
在1999年的第三届亚洲社会心理学大会中，文化取向的心理学被区分为文化心理学(Cuhural Psychology)、本土心理学(Indigenous Psychology)与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5]。文化心理学是利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探讨某民族或文化群体中特有的资源[6]；本土心理学与之类似地，把文化作为一系列的模式变量[7]，但不同的是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为本文化中的心理现象，强调反思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范式，而更多地从本文化中寻找资源[8]。相对于前两者，跨文化心理学把文化作为准自变量，行为作为因变量[9]，通过比较的范式[2]和实验室研究等量化的方法，探讨文化对行为的影响[9]。
另外，Veroff和Goldberger[10]于1995年，Alexander Thomas于1996年[11]分别将文化取向心理学分为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与跨文化行为心理学三个方向。Thomas将其中的“跨文化行为心理学”（Psychology of Intercultural Behavior，又名Intercultural Psychology）定义为“理解来自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相遇时的心理现象”的一门学科[11]。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范畴是多元文化产生了相互关系的情境，这为以文化为关注中心的心理学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表1中把它和其他三类研究方向进行了比较。
3 跨文化行为心理学
Thomas于1980年正式提出了跨文化行为心理学的概念[15]，跨文化行为心理学是在文化碰撞情境基础上提出的。Thomas对文化碰撞情境(Culture Encounter Situation)的定义为，当个体与来自与之相异文化的个体建立关系的情境[16]。他亦指出在此情境下的个体将面临两种不同取向的文化标准(Kulturstandards)——即特定文化中人们适用与接受的行为模式与价值[18]。文化标准是文化特质的核心，它决定了该文化中个体忍耐与宽容的底线在哪里。
不同国家或民族具有不尽相同的文化标准，所以处于文化碰撞情境中的个体将面临自身的与对方的两种不同文化标准，促成对该碰撞情境的两种不同的定义与理解；个体的行为将不同于其对待本文化内同胞的行为方式，且既不完全倾向于自身文化，也不完全倾向于对方文化。Tjitra根据其多年跨文化培训的经验，总结提出了此情境下影响人们行动的五个基本因素，并建立了相应模型[17]。这五个影响因素分别为：该个体对他者文化的经验、知识与态度，他所处的角色状态以及事件发生的地理位置，如图1所示。
图1 文化碰撞情境中影响跨文化行为的要素(Tjitra,2001)[17]
自身文化倾向系统的形成主要依赖实用性经验的累积，这一过程是在社会环境中自然发展的。而对他者文化倾向系统的了解主要通过专家性知识的学习，如科学研究的发现，这一过程往往是较为系统而理性的。在文化碰撞情境中，个体常常需要宽容或接受他者文化的一些事物，而这些事物在其自身文化倾向系统中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表现出怎样的态度和举止，取决于对他者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相关经验的累积。
但这些知识与经验的掌握与累积程度并不能代表个体对他者文化的态度如何。因为个体对在文化碰撞时的行为倾向受到对该情境态度的影响，所以对文化碰撞情境、他者文化的态度也是促进个体表现出合适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在跨文化情境中发展移情——即跨文化移情(Intercultural Sympathy)的必要条件。同时，该情境中个体的角色和所处的地理、文化位置，也对个体特有的行为模式有重要的影响。
对于多文化团队来说，跨文化行为心理学提出了衡量跨文化绩效预测指标——跨文化胜任力。跨文化胜任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ICC)包括了专业技术、知识，以及社会文化变量[18]。其中核心的跨文化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ICS)，被认为是多文化工作团队取得成功的最好指标之一，它指的是辨别和体验文化差异的能力[19]。
Bennett于1993年提出的一个ICS发展模型DMIS[20]，指出个体ICS的发展一般通过两个大阶段六个小阶段。第一个大阶段为文化中心，包括否认、防御、最小化差异三个小阶段；第二个大阶段为文化相对，包括接受、适应、整合三个小阶段。通过个体ICS发展的阶段能够衡量其跨文化行为能力，如海外留学的胜任力、跨国婚姻的适应力等。亦可以构建ICS成分模型，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ICS模型，将对遭遇文化碰撞的个人、团队都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跨文化协同增效”是更加针对多元文化团队有效合作问题的研究方向。Thomas认为跨文化协同增效(Intercultural Synergy)是指“不同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如适应模式、价值观、规则、行为方式等）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这些元素的总和产生某种高质量的有价值的结构，其总和的价值要大于各元素的个别价值之和”[21]。而事实上，在多元文化间合作过程中，文化差异可能对跨国管理构成阻碍，也可能成为跨文化协同增效的机会和潜力。跨文化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正可以为跨文化协同增效提供理论基础，指导多元文化团队中的成员利用文化差异性的资源，相互合作、增效。
4 我国研究的展望
国际间的交流、合作日趋频繁，为了减少冲突、增进和谐、提高效率，越来越多的团体、个人都迫切需要应对跨文化碰撞情境的知识及指导。文化与心理互为建构的密切关系，使心理学学者研究跨文化碰撞情境不仅具有应用价值，也非常具有理论价值。
随着我国与外国的交流、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及内容不断深入，我国的学者可以根据跨文化行为心理学的主位研究方法，以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以及对中国人心理特点的深入自我知觉，研究各种心理或情境因素对文化碰撞中各种心理和行为变量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跨文化行为心理学研究时，除了关注文化的相互作用，也要特别强调处在此情境中的是何种文化。例如，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属于反应型[22]的活动者，善于倾听与观察交往对象的感受和需求，做出与之相配合的行为。从而在与亚洲人或拉丁人互动时，中国人容易被感知为容易相处、灵活性高等积极的形象；但同欧洲人交往时，则容易被认为是不坚守原则。而在中国人的文化中，这来源于尊敬他人、灵活应变的价值观。由此可见，分析特定文化在不同碰撞情境中的作用，不仅使跨文化行为指导更具针对性，也能够帮助深入探究不同文化的本质。
跨文化行为心理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的阶段，以下四个领域非常值得关注：1)在组织管理领域，如何利用文化差异性资源达到多文化团队的协同增效的目的；2)在外交领域，如何成功应对跨文化谈判，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3)在国际传媒领域，如何通过外显制品宣传中国文化，吸引世人的注意；4)中国人在国外、以及外国人在中国的跨文化适应、学习、婚姻等问题，如何减轻在跨文化碰撞情境中的冲突、压力，提高生活、学习质量。自古以来中国国内文化同质性一直较高，大多数人欠缺跨文化的经验却又面临不同水平的跨文化问题。这些议题对于提升国人自身的跨文化胜任力和敏感性，提高外国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认同均十分有意义，我国的心理学者应当更多地关注并投入到这门学科的研究中，帮助国内跨文化行为心理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