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破解：透视几种手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透视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手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收入差距在过去30多年中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由1981年的0.29逐步上升至2010年的0.61①，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代际固化现象。收入差距代际固化是指子代收入水平与其父代收入水平呈现高度相关，父代收入差距的特征传递给了子代。收入差距代际固化与收入差距本身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收入差距本身衡量的是收入结果的不平等，而收入差距代际固化会引起机会的不平等。收入差距代际固化意味着子女的收入水平很大程度上在其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由其父母的收入水平决定，而与子女后天努力的关系较小。决定子女收入水平更多的是他们的起跑线，也就是机会。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衡量的是静态的、一段时期内的收入不平等，而收入差距代际固化衡量的是动态的、超长时期的收入不平等，是收入差距从父代传递到子代的一个动态过程，反映了收入差距在代际间的继承与延续。 收入差距代际固化是比收入差距本身更为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第一，机会不平等违背了现代人类文明的意志。约翰·罗斯在《正义论》的开篇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样。”同时，约翰·罗斯始终认为“正义即公平”，表明公平、平等是现代人类文明的重要方面。而机会不平等不仅本身破坏了正义与公平，还会进一步导致结果不平等，从而在机会与结果两个层面上违背了现代人类文明的意志。 第二，收入差距代际固化使得收入差距在代际间不断传递与延续，使收入差距演变为一个在长期中都难以解决的问题，易导致低收入群体失去希望与梦想。贫富差距不一定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但长期的、难以改变的贫富差距会让社会底层不满，甚至产生仇富等反社会情绪。从历史经验来看，南宋作为中国商业经济最发达的封建王朝，贫富差距问题也相当严重，但这并未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南宋的取士制度使得平民，无论是工商、僧道、农民还是杀猪宰牛的屠户，都可以应试受官(夏晓华，2013)。这为每一个社会底层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可预期的实现命运转变的机会，即当前的贫穷是暂时的、可以在未来改变的，在长期中人人都将可能通过个人努力而改变未来。代际固化意味着社会底层群体难以通过努力实现阶层流动，将使社会底层人群失去梦想与希望。 第三，中国家庭对子代非常重视，社会底层群体的后代依然穷会导致社会底层群体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滋生并蔓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家族本位”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成就都与其家庭或家族紧密联系。在各家庭成员中，中国家庭又格外在意与重视子代的发展，一方面，子代的成就影响着父辈的脸面；另一方面，由于父辈培养了子代，子代成就也代表着父辈的成就。因此，如果社会底层群体不仅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而且其子代也依然处于社会底层，会降低社会底层群体对社会的满意度、加剧社会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增加产生社会危机的风险。 收入差距代际固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探究缓解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路径与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认为，教育是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缓解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最为可行的途径，教育公平对于改善收入差距代际固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将在深入分析教育不公平对中国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影响的基础上，对如何促进教育公平、缓解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中国收入差距代际固化态势 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流行的“富二代”和“穷二代”的说法正是中国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真实反映。一方面，父辈富成为二代富的原因，“富二代”不断涌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有一些人先富起来，富人的下一代通过继承父辈的财产顺利而轻松地成为富人。胡润富豪榜公布的数据较好地说明了上述问题。在2013年胡润中国百富榜前500名的企业中，家族企业与夫妇企业占比较高，家族企业和夫妇企业占比达44.6%。特别是前100名的企业中，这一比率高达59%。相比之下，2013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前100名的企业中，家族企业和夫妇企业占比仅为23%。②由于家族企业和夫妇企业往往由其子女继承，这意味着富豪下一代仅通过继承这一途径成为富人的概率就几乎接近50%。 另一方面，社会底层群体的下一代可能还是社会底层群体。农民和农民工是社会中收入偏低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子女依然处于社会底层这一现象正是收入代际固化的缩影，也是中国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突出表现。麦可思教育数据公司对中国2009届50万大学生毕业求职与工作能力的调查发现，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于管理层子女未就业的比例(15%)；并且，在2008届和2009届毕业生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位和第二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也指出，中国农村生源平均月薪低于城市生源毕业生约654元。 从更为严密的理论研究来看，代际收入弹性与代际收入转换矩阵两种定量分析均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收入差距出现代际固化这一事实。代际收入弹性是度量子代收入相对于父代收入变化程度的常用指标，该数值越大说明代际收入相关性越高，收入差距代际固化问题越严重。据姚先国和赵丽秋(2006)估算，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已高达0.7；陈琳(2011)计算了更长时期内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发现1995-2005年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不断上升，误差修正后的结果显示代际收入弹性已达到0.6以上。相比之下，美国、德国、瑞典、英国和智利等OECD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际收入弹性仅分别为0.4、0.43、0.28、0.57、0.52。[1]这表明中国收入差距代际固化问题已较为突出。
转换矩阵则直观地说明了中国收入差距的代际固化。转换矩阵将父代与子代分别按收入水平不同进行分组，矩阵中第i行第j列的数值代表处于收入组j的父代其子代收入水平处于收入组i的概率，从而刻画了不同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从方鸣和应瑞瑶计算的结果可以明显看到，各收入组的子代最有可能与其父代停留在同一组。[2]最低收入组的父代，其子代仍处于最低收入组的可能性为30.43%，远高于流动至其他收入组的可能性，其中流动至最高收入组的概率尤其低，仅为9.65%。最高收入组的父代，其子女仍处于最高收入组的可能性高达44.82%，仅有5.04%的可能性流动至最低收入组。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情况也是如此，子代与父代处于同一收入组的可能性均高于流动至其他收入组的可能性(见表1)。这表明，父代收入的特征传递给了子代，父代收入差距从而也由子代继承和延续。 二、教育与收入差距代际固化改善的关联 收入差距代际固化会导致不公平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从影响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因素出发，探寻缓解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影响因素 影响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健康、基因、社会关系、遗产税以及教育。相关研究主要包括Becker and Tomes(1979)[3]、Barker(1995)[4]、Eide and Showalter(1999)[5]、Bjorklund and Chardwick[6](2002)、Case et al.(2002)[7]、姚先国和赵丽秋(2006)、魏颖(2009)[8]、陈琳(2011)和权衡(2012)[9]等。 健康方面，父母收入往往会直接影响子女从胎儿时期开始直到其独立期间的营养获取，而营养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生长发育，尤其是智力发育息息相关的，这就会影响到子女的人力资本，并进而影响其收入水平。同时，父母的收入还会影响子女医疗资源的可得性，贫困家庭子女往往由于医疗服务费用负担能力较弱而无法预防疾病或及时得到医治，从而降低子女人力资本质量，使得他们在劳动市场上往往只能获得低收入。 基因方面，人的天赋和能力一定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天赋和能力是影响个体收入的重要因素，天赋和能力通过基因传递给子女后，便使得父母与子女的收入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陈琳(2011)利用CHNS数据估算发现，养父子收入相关性(0.31)大约是亲生父子(0.57)的一半，表明基因是导致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关系方面，若父母为高收入群体，其社会关系网络也往往集中于高收入群体，其子女在这一社会网络中成长，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种网络关系，更易于进入高收入行业工作；反之，低收入群体的子代往往只能进入低收入行业工作。姚先国和赵丽秋(2006)将代际收入相关性分解后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收入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 遗产税方面，遗产税的缺失易导致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由于富人往往拥有巨额的财富积累，富人子女通过继承父辈的财富即可轻而易举地成为富人。若政府不开征遗产税，子女将完全继承父辈所留下的财富，从而也就继承了父辈的收入差距，引起收入差距代际固化。 教育方面，教育不公平使得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接受了更多、更好的教育，从而通过教育所能够积累的人力资本也较高，于是收入往往较高；相比之下，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接受了更少、更差的教育，通过接受教育积累的人力资本较少，于是未来收入也较低，从而将父辈的收入差距传递给了子女。 (二)难以通过健康、基因、社会关系与遗产税来缓解收入差距代际固化 健康虽然能通过公共医疗体系的普惠化而得到一定改善，但改善的程度有限且对低收入群体子女向上流动的帮助较小。一方面，在现有医疗技术下，大多数慢性病症只能用药物加以控制而无法完全根治，因此对于缩小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子女的健康差异的作用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发现健康对中国居民收入代际流动的影响较小。姚先国和赵丽秋(2006)利用CHNS数据库的数据研究发现，健康的贡献率仅为0.013，远低于教育和社会关系对中国收入代际传递的贡献率(分别为0.049和0.128)。 就基因而言，基因是遗传的基本单元，天然能够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由于基因是与生俱来的，无法由自己选择，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并且政策也无法对基因加以选择或者改变基因传递遗传信息的功能。因此，无法从基因入手来改善收入差距代际固化。 试图通过社会关系这一渠道来缓解收入差距代际固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在于中国个人间的社会关系已逐渐僵化，并且难以施加影响予以改变。人的天性决定了个人更愿意与自己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交往。由于中国社会阶层已逐渐固化，社会阶层的边界更为明晰。于是，个人在交往时更易于辨认出与自己处于同一阶层的群体，使得各个社会阶层群体的社会关系越来越集中于同一社会阶层的群体，社会关系逐渐僵化而难以改变。同时，社会关系是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自然结果，政府无法也无权干预个人的日常社交活动，因此想要通过政策干预来改变个人的社会关系几乎不可能。 遗产税的设立虽然理论上能通过减少富人财产的继承来减弱收入差距代际固化，但这易引发其他经济社会问题，在当前中国现实中遗产税难以真正起到缓解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作用。第一，由于中国的法制、教育、医疗和环境等社会建设不健全，目前只能依靠资本的高收益来吸引精英人才和财富[10]，遗产税的开征将直接降低资本回报率，易导致中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双重流失。《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1亿元的企业主中约27%已经完成投资移民，还有47%正在进行相关考虑或准备工作。与之类似，《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指出，60%的高净值人群有移民意向或者已经申请移民，其中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有移民意向的高净值人群占比更是超过了70%。根据陈彦斌和姚一旻的预测，中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速将分别下滑2.3和4个百分点。[11]经济增速放缓将进一步强化富人的移民倾向，因此短期内尚不宜开征遗产税。第二，子女继承父辈财产是中国历来的传统，而遗产税与这一传统思想存在强烈冲突，会使人民产生不安、不满和抵触情绪。第三，从国际经验来看，遗产税可轻易地被纳税人规避，其改善代际流动、缩小贫富差距的实际效果较弱。 (三)教育是改善收入差距代际固化最为可行的途径 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较大。自Becker and Tomes(1979)建立代际传递的理论模型以来，很多学者开始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研究教育对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并发现教育解释了很大一部分代际收入的相关性。例如，Eide and Showalter(1999)发现，将教育年限纳入回归方程后家庭收入的回归系数降低了50%，表明教育解释了很大一部分的代际收入相关性。Restuccia and Urrutia通过构建人力资本投资模型进行定量估算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发现家庭教育投入可以解释近50%的代际收入相关性。[12]郭丛斌和闵维方明确指出，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有助于促进弱势群体的子女实现经济社会地位的跃升，具有较强的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13]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是个人能够把握、政府可以施加影响的改善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途径。相较基因和社会关系而言，接受教育、努力学习主要受个人主观想法的影响，只要愿意努力、愿意接受教育，就完全有可能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从而向上流动。因此，教育是低收入群体可以实实在在把握住的一个向上流动的途径。当然，这需要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作为前提，即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与高收入群体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教育本身存在不公平，只有富人才能读私塾，穷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那么穷人也将难以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更难以实现社会地位和收入的提升。张正明在《晋商兴衰史》中指出：“商人致富后，大多聘名师，办私塾，培养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这导致明代两淮科考中，经商家庭出生的子弟非常多。这意味着，需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才可能通过科举流动至社会上层。这种私塾教育体制使得只有富人家的孩子才读得起书，从而进入社会上层，穷人家的孩子则读不起私塾因而难以通过科举流动至社会上层，严重影响着社会的代际流动。教育公平的环境可以通过政府政策来构建和完善，只要政府积极构建公平的教育环境，教育将成为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三、教育不公平对中国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影响 教育不公平是导致中国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重要因素。教育能够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不公平的教育会降低代际收入流动性。教育不公平对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影响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父代收入对子代教育的影响，第二个阶段是子代教育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对于后者，学界已达成共识，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本理论已较为成熟；在实际中，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则收入越高也已成为一般定律。因此，要解释教育不公平如何导致收入差距代际固化，其关键就在于解释父代收入如何影响子代教育，厘清高收入阶层的子代接受了“好教育”、低收入阶层的子代接受了“差教育”的原因。 遵循上述思路，这里将从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两个方面来分析教育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主要机制(见图一)。③ (一)家庭教育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代际固化 第一，学区制的存在限制了家庭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但高收入家庭往往能够通过支付择校费和购买学区房等方式获得低收入家庭所不具备的择校能力，使得高收入家庭子女能够进入更好的学校。④
图一 教育不公平影响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机制 高昂的择校费使得高收入家庭子女拥有了进入更好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低收入家庭基本没有择校的能力。由于学区制的存在，学生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实际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缴纳择校费在非自身学区内入学。中国家庭望子成龙心切，都想让孩子进入好的学校，因此择校费用之高也可想而知。择校费已达到甚至超过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约为2.46万元)。高额择校费使得高收入家庭才有可能通过支付择校费进入师资力量更好、教育水平更高的学校，而低收入家庭在高额的择校费面前失去了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无论所属学区学校好坏只能进入就读。 昂贵的学区房也使得高收入家庭子女更有可能进入重点学校学习，导致不同收入家庭的子女所受教育的质量产生差异。购买学区房是除择校费外的另一种获得高质量教育的途径，学生通过直接搬至重点学校所在学区，可以获得进入重点学校学习的权利。然而，当前中国房价已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学区房的价格更是高得惊人。以北京为例，2013年北京商品房成交均价约在2万元/平方米左右，而链家地产统计的重点小学划片内的490余个楼盘的成交均价已达到商品房成交均价的两倍之多，还有不少学区房报价已超过10万元/平方米，最高的甚至达到32.5万元/平方米。⑤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买房本身就已经是较大的经济负担，更不用说购买如此昂贵的学区房。因此，低收入家庭基本丧失了通过购买学区房进入重点学校学习的机会和权利，从而难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 第二，由于家庭收入差异，高收入家庭子女相比低收入家庭子女往往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补习、参加了更多的特长班，这将拉大不同收入家庭子女在未来升学和就业中的差距。 教育补习是学生在正常学校教学之外获得额外教育的主要途径，也是影响学生间受教育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由于教育补习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往往较少接受学校教育之外的补习，而高收入家庭子女往往能够接受更多的教育补习。不少调查研究已证实了这一点。雷万鹏指出，家庭收入水平对高中生是否参加教育补习有显著的影响，家庭收入越高，其子女接受教育补习的可能性也越大。[14]汪玉霞(2010)对浙江省金华市的四所高中进行调查后发现，未参加补习的学生中，有42.5%的人是由于家庭收入太低。 课外的特长班等素质教育课程有助于学生在未来升入更好的高中、大学，并在就业中也获得一定优势，而特长班的费用较为昂贵，往往只有高收入家庭才负担得起。市场上受家长追捧的特长班和培训班主要包括艺术特长班、体育培训班和英语培训班等。然而这些特长班费用昂贵，只有高收入者才有能力负担。例如，2014年2月西英诺国际英语黄石试听课一年的费用已高达14800元，相当于从小学到初中9年的学费；《广州日报》2013年8月9日在相关报道中指出，广州市内几家主要培训机构的外语课程费用已达每人每年2万元至3.5万元。艺术、体育特长和英语能力可以让孩子通过艺术特招进入好的中学、好的大学⑥，还可以通过这些素质教育课程的培训使孩子变得更为多才多艺、也更自信，从而使得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在未来的就业面试中也将占据一定的优势。 第三，由于家庭高等教育负担能力的差异，低收入家庭子女往往难以负担高等教育费用而失去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高收入家庭子女则往往能顺利进入高等教育学府求学，甚至去世界知名高校留学。 不同收入家庭负担高等教育费用的能力差异较大，由于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高等教育费用⑦，其子女有可能因此失去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高等教育实行“谁受益谁负担”的成本分担机制。黄照旭发现，低收入家庭几乎无法负担高等教育费用，而高收入家庭对支付高等教育费用几乎没有太大负担。[15]尽管各大高校都推出了绿色通道，政府也设立了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帮助低收入家庭子女完成学业，但绿色通道和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受益面有限，依然有低收入家庭子女因负担不起高等教育费用而止步于大学校门前。高等教育经济负担能力的差异实际上导致了受教育机会的差异，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往往由于无法负担高等教育费用而失去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造成了不同收入家庭间的教育不公平，也使得高等教育由培养有能力的人转变为培养有支付能力的人。 有关高等教育院校学生家庭背景的调查研究也已证实，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明显较少，进入知名院校的机会更少。文东茅(2006)调查发现，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在高等院校学生中的比例约为6.85%，农民子女占比为36.15%；然而全国人口中，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人数仅占2.1%，55%都是农民。[16]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5倍。同时，低收入家庭子女进入高层次、高质量院校的难度更大。杜瑞军(2007)发现，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重明显低于非重点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农村学生占比分别为17.6%(2000年)、16.3%(1999年)和22.3%(2002年)，而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学院等非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高达63.3%(2003年)。[17] 与贫困家庭子女上不起学截然相反的是，高收入家庭还往往有能力将子女送到国外留学，在国外知名高校接受教育。澳洲教育集团的研究报告《留学这十年》显示，中国赴海外留学的学生中，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的比例很小。2009年以前，出国并且已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的只占2%。2009年以后，这一比例虽然已上升至34%，但考虑到中国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工薪家庭，这一比率依然反应出工薪家庭子女出国留学机会偏少。 (二)公共教育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代际固化 第一，公共教育支出总量不足，增加了家庭教育支出压力，从而扩大了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导致收入差距代际固化。 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可以抵消家庭教育引起的收入差距代际固化效应。不妨考虑如下极端情况，即孩子一生中的所有教育支出都由公共财政支出负担，家庭不需要支出任何费用，那么所有家庭的孩子都能够获得同样的教育，收入差距代际固化将得以缓解。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公共教育支出若不足，将使得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增加，也就增强了家庭教育不公平对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较低(约2%～3%)的中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新加坡，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分别为0.6、0.46、0.44和0.43；相比之下，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较高(约6%～7%)的加拿大、芬兰、马来西亚、挪威、瑞典和丹麦等国家代际收入弹性均低于0.24，其中丹麦的代际收入弹性仅为0.15。⑧Solon(2004)和Hassler et al.(2007)的研究均明确指出，随着公共教育支出的上升，代际收入弹性将会下降，代际收入固化现象将得到缓解。[18][19] 然而，中国公共教育支出总量明显不足，使得公共教育抵消家庭教育引起的代际收入固化的效应不足。1995-2010年，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教育支出比例平均达44.8%，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55.2%。⑨其中，1998-2003年，家庭教育支出比例一度高于50%，2002年甚至达到51.7%，家庭教育支出一度超过公共教育。并且，相比世界平均和主要国家，中国公共教育支出也显得不足。1999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和主要国家的水平；至2010年，中国教育支出虽然大幅上升，占GDP比重达到3.13%，但依旧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4.71%)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3.32%)，甚至远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16%)。⑩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已升至4%(11)，但与其他国家2010年的水平相比仍较低。 第二，公共教育支出不平衡，高收入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往往较多，低收入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则较少，于是高收入地区的学生通过享受良好的公共教育更可能获得高收入，低收入地区则相反，进而导致收入代际固化。 从义务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来看，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十分不平衡，高收入地区的公共教育支出较高，低收入地区的公共教育支出较低。2011年，全国普通中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8750元，收入水平较高的北京和上海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则分别高达40037元、30250元，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而中西部等低收入地区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还不足7000元，其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最低的贵州只有5221元，仅为北京和上海的1/8和1/6。同时，城乡教育支出也存在较大差距。2011年，城市小学和初中教育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均高于农村，分别为农村的1.23倍和1.27倍。(12) 公共教育支出的不平衡直接导致教育软硬件设施的配备产生差异，使得高收入地区的下一代享有较好的教育硬件设施和较强的师资力量，而低收入地区的下一代仅享有较少的教育硬件设施和较弱的师资力量，从而导致收入差距在代际间固化。 一方面，不同地区公共教育硬件设施差距较大，低收入地区教育硬件设施明显匮乏，使得低收入地区的教育质量远不及高收入地区。丰富和完善的教育硬件设施建设会提高教育质量。第一，自然科学仪器和计算机等教育硬件设施有助于学生通过动手实验和操作深入理解和掌握课本上的知识。第二，学校网络建设等教育硬件设施能够拓宽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补充和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国义务教育硬件设施的分布不平衡。从城乡状况来看，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城市自然仪器达标学校比例、建网学校比例和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均高于农村；其中，小学建网学校比例的城乡差距尤为悬殊，2007年城市建网学校比例已高达55.27%，而农村仅为8.68%，城乡差距达到46.59%。(13) 另一方面，各地区间公共教育师资力量不均衡，低收入地区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也使得低收入地区下一代的教育质量劣于高收入地区。师资水平与教育质量、教育结果是息息相关的。当前，中国各地区师资力量不平衡，高收入地区的师资力量较强，学生所获得的公共教育较好；低收入地区的师资力量较弱，学生所获得的公共教育较差。从城乡的状况来看，杨道宇和姜同河调查发现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师资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如城市。[20]数量上，在农村，每个教师最多所教科目数明显高于城市，反映出农村教师数量相对于城市较为紧缺。农村小学和初中每个教师最多所教科目数分别为3.06和2，而在城市仅为2.23和1.65。质量上，农村教师学历水平明显低于城市教师。城市教师中70%以上均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以下学历教师仅占24%；而农村教师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仅占44.56%，超过50%的教师只具有中师、中专或大专学历。 公共教育支出不平衡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中央、省级和基层地方政府分级管理的公共教育运作机制，基层地方政府成为教育投入的责任主体。据刘乐山测算，2004年以前，中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比例约达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市)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仅负担2%左右。[21]2011年全国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中，中央负担的比例仅为9.63%。(14)在分级管理的教育投入体系下，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公共教育支出的不平衡。公共教育支出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这就使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教育投入的水平。当前，中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从GDP总量上来看，2013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江苏和山东GDP水平已达到5万亿元以上，而宁夏、青海和西藏的GDP水平仅分别为0.26万亿元、0.21万亿元和0.08万亿元，差距在20倍以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公共教育支出的不平衡。 四、促进教育公平以缓解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策略 教育公平对于改善收入差距代际固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教育公平也丧失，受教育的机会、过程和结果也由其父辈收入水平所决定，低收入子代将既没有“鱼”也没有“渔”，甚至失去希望。因此，只有在教育公平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在低收入群体心目中树立起“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构建能够通过努力向上流动的预期，从而缓解收入差距代际固化。这里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教育公平： (一)将“效率优先”的教育发展模式调整为“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教育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在实现经济腾飞和国家崛起的强大民族愿望下，中国采取了为增长而增长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尤其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教育作为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板块，不可避免地受到增长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因此，教育不公平实际上是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在教育领域的投射。此外，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这也促使教育走向以效率为首要目标的拔尖培养体制。 事实证明，效率优先的结果往往是不公平和无效率。第一，拔尖培养模式所培养的尖子最终成为真正人才尤其是创新型领军人才的较少，少数有所成就的人才也往往流失海外，并没有承担起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责任。以高考状元为例，《中国校友会网2013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70%的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后已“销声匿迹”，职场已难寻高考状元的踪影。第二，由于拔尖培养模式过于重视对少数尖子生的培养，忽视了大批非尖子生的发展，不但导致大量逐渐被淘汰的非尖子生怀疑自我甚至怨恨社会，而且导致教育资源投放失衡，使得中国总体人力资本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光明日报》2012年5月23日的报道指出，2010年中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为12.5%，远低于美国55.8%、日本54.9%、英国38.2%和韩国27.6%的水平。(15)第三，中国当前有所成就的杰出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在学生时代都是非尖子生。目前这种以考试为抓手的拔尖选拔教育体制无法有效培养杰出人才，因为杰出人才最需要的创新精神与质疑精神恰恰是这种教育体制所缺乏的。(16) 客观而言，效率优先的教育发展模式与过去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等历史性因素有关，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于1978年时的中国，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国家跻身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并将在不远的未来迈向高收入国家。处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需要将“效率优先”的教育发展模式调整为“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教育发展模式。(17) (二)从总量和结构上优化公共教育支出，完善公共教育管理体制，构建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的财政体系 第一，在总量上进一步加大公共教育支出，减轻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中国教育投入中公共教育支出明显不足，导致长期以来中国教育投入中家庭教育支出比重较高，子女教育受家庭收入的影响较大，从而扩大了不同家庭子女受教育的差异，最终导致收入差距代际固化。加大公共教育支出有助于减轻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保障低收入家庭子女能够尽可能接受与高收入家庭子女相同的教育，从而减弱家庭收入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积极发挥公共教育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建议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应至少提高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84%)。 第二，从结构上优化公共教育支出的投放方向，适当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公共教育投入。当前，教育几乎成为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唯一机会，加强对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教育投入，能够积极帮助他们向上流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借鉴美国的特许学校、磁石学校(18)，以及英国和法国的“教育行动区”等国际经验，为流动人口子女和贫困家庭的子女建立特设学校，重点保障和加强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和质量。二是通过增加高等教育助学贷款和奖助学金发放力度，并逐步完善个人信用制度建设，使低收入家庭子女不再因为经济负担过重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子女向上流动，缓解收入差距代际固化。三是中央政府在进行教育投入再分配时，还可进一步学习日本和韩国政府的优先保证最贫困地区的教育建设的政策，从而加速地区间教育差距的缩小。四是可以通过完善教育法，限制贫困地区与高收入地区教育经费支出的差距。日本早在1949年就已立法规定，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经费不能超过最偏远小学的两倍。[22]鉴于此，这里建议中国政府通过立法进行如下规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生均教育经费不得低于经济发展最快省份的一半，各省内最好的学校生均教育经费不得高于最偏远学校的两倍。 第三，体制方面，加大公共教育支出中中央财政的负担比例，充分发挥中央财政的公共教育投入再分配功能，保证公共教育公平。将公共教育支出责任重心由地方政府逐步上移至中央政府，有助于实现各地区公共教育投入的平等，促进代际收入流动。事实上，不少发达国家都经历了教育投入负担由地方逐步转向中央的过程。以义务教育为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实施义务教育的初期，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均由基层地方政府承担。这种义务教育投入体系普遍导致各国基层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沉重，部分贫困地区甚至难以再推进义务教育，并导致了教育的不公平。面对如此的困境，各国纷纷开始调整和改革义务教育投入体系，由分散模式逐步调整为集中或相对集中模式，逐步加大中央的投资责任，减轻地方财政压力。例如，美国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地方学区上移至州，法国和德国均由市镇上移至中央，日本亦从市町村上移至中央和督道府县。[23] (三)鼓励创建民办学校，为教育营造一个良性的市场化竞争体系，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中国长期以来采用政府办学的教育模式，公办学校垄断了教育资源，影响了教育公平。中国教育长期由政府主导，教育市场被公办学校垄断。以普通高中为例，2012年中国共有普通高中13509所，而民办普通高中仅2371所，民办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占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仅为9.5%。(19)垄断的教育市场格局容易导致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不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保证教育的公平。当前，在公办学校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超级学校”，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突出表现。“超级学校”是指人数以万计、垄断最优秀的教师和尖子生、以追求升学率为目标的中学，例如山西的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等。“超级学校”导致教育资源过度集中，破坏了教育公平，其垄断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超级学校”几乎垄断了当地最优秀的教师和尖子生。这也使得“超级学校”往往能批量生产状元，各省进入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学生也大多出自于这些公办“超级学校”。二是“超级学校”垄断了各省自主招生的名额。例如，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省自主招生名额的98.9%和保送名额的97.3%被西安的五所公办“超级学校”垄断。(20) 通过鼓励创办民办学校、加强政府监管，有利于促进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间的竞争，构建一个良性的市场化竞争体系。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有利于打破公办学校垄断教育资源的局面，通过构建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分散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当然，教育是一个产业，需要市场化竞争体系，但这绝不意味着教育要产业化。教育归根结底是公益性产业，在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创办民办学校、构建教育市场化竞争体系的同时，政府必须要注意防范学校乱办班、乱收费、乱招生，避免腐败现象在教育领域滋生蔓延，杜绝教育市场化走向恶性竞争。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学研讨会”和“经济体制改革论坛”参与人员的有益讨论。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教育不公平与收入差距代际固化》。 ①1981年基尼系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0年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②2013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前100名的企业中没有夫妇企业。 ③家庭教育是指家庭对其子女进行的教育投资，其费用支出由家庭承担。公共教育是指政府对国家下一代的教育投资，其费用支出由公共财政负担。 ④学区制是中小学实行分片划区管理的制度，中小学生依据其户口所在地所属学区就近入学。 ⑤参见《中关村学区房价格两年翻番，一居室10万/平米》，http://finance.qq.com/a/20130927/000705.htm，2013-09-27。 ⑥事实上，很多中学和大学都有一定名额的特长生。例如，2012年人大附中共计招特长生118人，其中艺术类70人、科技类8人、体育类40人。2014年，清华大学拟招收艺术特长生50名，北京大学拟招收艺术特长生30名。艺术特长班和体育特长班的学习能让孩子通过特长生这一渠道进入更好的学校。 ⑦高等教育费用不仅包括高等教育学费，还包括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的生活费用等各项受教育成本。 ⑧数据来源：陈琳(2011)。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国代际收入弹性估算的年份不同，文中的数据并非为单一某个年份的数据，而是采用了各个国家不同年份估算结果的平均值。 ⑨具体估算方法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5-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和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口数估算出家庭教育投入额，公共教育投入额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其中，由于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支出不可得，这里根据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计算得到平均教育倾向，由平均教育倾向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估算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支出。 ⑩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2013年9月；中国教育支出数据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11)数据来源：国家教育部(2013)。 (12)数据为笔者根据2012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13)数据来源：《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14)数据为笔者根据2012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15)美国、日本、英国和韩国的数据为其2005年的值。 (16)在当前法制还不健全的中国，考试的公正性也有待提升。 (17)这里并非否定拔尖人才培养模式，而是呼吁做好如下几点：一是将真正人才而不是关系户选拔出来进行培养；二是加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型培养；三是对于真正的顶尖人才，兴趣的引导和远大理想要比许诺好工作、好待遇更为重要；四要为创新型杰出人才创造宽松宽容的制度环境。 (18)“磁石学校”顾名思义指富有吸引力的学校。“磁石学校”的特点是因材施教，就学不受学区限制，不同社会背景、种族的人都能就读，能够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19)数据来源：《2012年教育事业发展报告》。 (20)西安市五所“超级学校”即指西工大附中、高新一中、铁一中、交大附中和陕师大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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