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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讨喜”的前世今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内地游客在海外的表现都是人们谈论的话题，而这与中国人的财富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实，美国人对这种处境并不陌生，一百年前的美国人在欧洲人眼里也是暴发户的形象。那是一个盛产暴发户的时代，也是一个有钱人炫富成瘾的时代，用美国学者的话说：从本质上看，镀金时代的暴富者，与罗马帝国的“新人”、法国的“新富”及英国的“暴发户”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根深蒂固的天性上，所有国家的富豪都是一样的……他们对于富裕的环境有着同样的心理反应。”
之所以这样做，从心理上说，是因为很多暴发户出身比较卑贱或者其自认为卑贱，因而特别希望得到社会的尊重，而要“想赢得及维持人们的尊重，光靠拥有财富或权力是不够的。财富或权力必须提出证据，因为唯有取得证据才享有尊荣。财富的证据不仅仅是让别人对自己的权势产生深刻的印象，及让自己对权势的意识保持活力或警觉，并且在营造和维系本身的自我满足方面的功能也不遑多让”。为了展示所谓财富的证据，一场席卷全国的炫富表演在镀金时代（南北战争后到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不间断地上映着。在那个因金钱而扭曲的时代，经常可见一些莫名其妙的炫富：用100美元钞票裹着香烟抽，给宠物狗戴上价值上万美元的脖圈并为此举办盛大的宴会，为猴子配置马车和仆人，花费巨资嫁女，不一而足。
这种心态也很自然地流露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上，暴发户们还成了人们的笑柄，也为美国的国际形象抹了黑。由于此前没见过什么世面，暴富的人对当时先进生活方式的代表——欧洲充满了渴望。除了在国内比阔之外，他们还想方设法地挤入欧洲社会中去，很多美国知识分子也以能与欧洲搭上关系为荣。不过，遗憾的是，在当时，这些美国人被欧洲人视为没文化的暴发户。
这也是让美国暴发户纠结的时期。尽管美国发展迅速，但欧洲人却十分瞧不起美国，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的美国人并没有表现出必要的自信、文明素质和大国心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财富使美国社会礼节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前往海外的美国人则成了一夜暴富的危险性的典型代表，并且成为比较社会法规和道德标准的评判工具。尽管只占国家人数的一小部分，但在国际旅行的美国人在外国人眼中仍然无疑代表了整个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强化了美国在国际上“暴发户”的形象。
美国人海外形象的改变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中，美国人通过学习和反思开始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并在礼仪和公益心方面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社会变革，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财富观念，也正是在20世纪初，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威尔逊总统的领导下，美国通过反垄断、反腐败及提高工人工资、保护劳工权益等努力实现了财富再平衡，而洛克菲勒等大资本家的慈善作为及遗产税、赠与税的推出，则使慈善好公益意识逐渐流行美国，而炫富者不久便成为令人耻笑和蔑视的非主流的人群，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国际形象也得以改观。
美国的“往事”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很大启示，国际形象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向外展示的，而要想提高全民素养和国际意识，则不仅要仰仗于教育和文化，更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调整社会关系，进而改变暴发户式的财富观。假以时日，“不讨喜”的帽子不仅会摘掉，而且中国人或将引领新的时代潮流也未可知。
公共意识缺失与传统文化无关
每逢节假日，中国游客在境外旅游出现不文明行为，总会在国内引来热议。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意识到在公共场所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中国式陋习”之病。
不过讨论这类不文明行为时，有一种观点我一直不以为然，就是动辄将其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公共意识的培养主要通过教育。读书人从小在私塾中诵读四书五经，而一般民众则通过家庭教育和宗族村庄的各种公共活动，形成自己的公共意识。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这个论断是准确的。“礼”并不仅指礼仪，它还包括宗教、法律、道德、文化、风俗等一切价值与规范。中国文化之根就是一个“礼”字，而礼的实行是通过财货、体力、辞让、冠礼、婚礼、丧礼、祭祀、射箭、驾车、朝觐、聘问等表现出来。这里列举的就是当年一些重要的公共活动，在《礼记》等经书中可以说都有规范。如《礼记》中对于吃饭更有一套繁文缛礼，简单的像：众人一起吃饭时，不能只顾自己吃饱，不要揉搓手，不要搓饭团，不要把多余的饭放进锅中，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要吃得啧啧作响，不要把骨头扔给狗，不要专门吃一种食物，不要簸扬热饭，不要大口吞咽地喝汤，不要调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不要喝醋酱之类的调料等。
再如，在公共场所与人交往时，要做到“毋侧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敛发毋髢，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意思是：不要侧耳偷听别人说话，答话不要粗声大气，目光不要游移不定，不要无精打采，走路不要大摇大摆，站着不要一条腿偏斜而立，坐时不要把两腿分开得像畚箕，睡觉不要趴在床上，头发束敛好不要披散着，帽子不要随意脱下，干活不要袒衣露体，热天不要撩起衣裳。
说到传统文化，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并不重视隐私，这也是一种误解。《礼记》中也记载了古人对隐私的尊重：“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意思是：将要上堂，必先发声示意。看到房门外有两双鞋，如果听见有人说话就进去，听不到有人说话就不进入。将进入房门时，目光要下视，进门时双手要像捧着门闩一样，眼睛不要环视四周。那个时代，连进门都有如此规矩，可见古人还是很在意保护隐私的。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明在四书五经中有大量的篇章，谈的是个人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在公共场所应注意的事项。至于冠、婚、丧、祭、朝、聘等礼，规范就更多更严格。
当代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公共空间消失了，而现代公共空间又尚未成型。这里的公共空间不仅指公共活动的空间，指的是民众可自由发言、商讨决策公共事务的公共交往空间。在这种可自由交往的公共空间中，除了要守某些公认的规矩外，还要有对公共空间的保护意识，一旦有人破坏了公共空间的秩序，身处公共空间的人应主动发表意见，与破坏秩序者讲道理，理性地沟通。只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公共空间保持了这种积极态度，才能培养起真正的公共意识，所以，一个人的公共意识，除了表现在要遵守公共秩序外，还应当在公共场合表达个人见解，大家一起来维护公共空间的秩序。一个社会的公共活动与自由交往越多，公民个人的公共人格意识也会越强，在公共生活中维护共同利益会成为所有公民的一种人格需要。
香港在公共意识的培养上，就有很多可借鉴的经验。香港人口稠密、道路狭窄，却给人们整洁有序、祥和亮丽的印象，人们的行为有条不紊，极少能看到本地人有什么不文明的行为。虽说香港的法规完善，有很强的操作性，但民众的参与和认同却是最重要的因素。民众的行为规范是从学校教育就开始的，包括家庭和社会舆论的约束，对人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香港公共空间和公共意识形成的历史可看出，只有让民众拥有绝对的权利，即拥有自由组织社团和发表公共意见的权利时，一种符合本地传统的文明生活模式才能逐渐成型。
没有公共意识的成长与壮大，现代社会文明是难以维系的。尤其在全球化与网络时代，随着人们公共交往的频繁，彼此的依存度也在增强，培养公共意识已成为中国公民的一种内在需要。相信随着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大，公共交往与生活越来越多，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以积极、合作的态度对待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也会成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拥有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担当，这样，不文明的行为才可能越来越少。
（北京青年报，2013.10.11）
旅游消费与文明程度、大国形象
民生就是人民生活，而旅游已经成为人民大众重要的生活方式。大众时代的旅游，表现出对自然回归的向往，对人类文明的好奇，但就个人而言，从时间和消费上，与定居生活相比，还不算是常态生活，却已经与游牧文明的本能移动有了本质区别。以作为生活方式的旅游为载体的人类移动生活，将在后工业文明时代逐渐成为主流，完美实现从“游牧文明”“定居文明”到“移动文明”的螺旋式上升。
2010年，笔者受到恩格尔定律和恩格尔系数的启发，原创了“旅游恩格尔系数”的概念及其理论。旅游作为一种发展和享受性消费，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消费功能，自然也与恩格尔系数形成反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随着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旅游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会增加，而且理论上讲空间巨大。那么，完全可以顺势而为，把旅游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定义为“旅游恩格尔系数”，以便从与恩格尔系数相反的另一个视角来判断社会的文明程度。
毫无疑问，外出旅游成了居民满足高层次需求的选择：一方面，旅游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消费品，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中国人通过旅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他们受尊重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旅游，居民可以更多地了解世界、开阔视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自我实现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旅游的迅猛发展就是一面光彩照人的镜子，“大众旅游时代”也已成为清晰可见的真切现实。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居民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必然呈现“旅游恩格尔系数”逐年走高的趋势。
中国游客大规模地走出国门，他们在旅游特别是境外旅游中表现出的不文明，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形象，同时损害中国游客自身的利益。尽管如此，也不应该笼统地说中国游客都不文明，这只是部分人的行为。分析原因，民众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在陌生环境里可能容易放纵自己，自我约束力下降，这也是普遍现象。再加上人有从众心理，可能形成示范效应。虽然大多数不文明旅游行为并不违法，但暴露出道德自律比较差。所以推动文明旅游需要日常生活中的宣传引导、赏罚分明，把不文明旅游行为做一个分门别类的梳理，并以《旅游法》的正式实施为契机，对《文物法》等相关法律做适应性修改。
一个不文明的人恐怕不会在旅途中突然变得文明。因此，要减少这种旅游中的不文明，根本上是要提高国民的文明素质，但这是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随着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扩大，全社会都来关心文明素质问题，中国游客一定会找到与世界文明对话的正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