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二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4)06-0090-05
期刊杂志是具有一定标题的定期出版物，是人们记录、传布、保存知识和信息的主要 载体之一，其早期的发展历史与报纸的演化过程是重合的，两者呈现交叉的形态，晚近 以来逐渐分离并形成各自的体系，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专业研究期刊(Journal)开始出 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有了长足的发展。
顾颉刚在20年代初期曾致信钱玄同说：“我很希望先生把辨伪的见解多多在《努力》 上发表。《努力》销路很好，可以造成风气。我们说起了辨伪已有三年了，却没有什么 成绩出来，这大原故由于没有什么发表，可以引起外界的辩论，和自己的勉励。如能由 我这一封信做一个开头，继续的讨论下去，引起读者的注意，则以后的三年比过去的三年成绩好了。”[1](p82)顾颉刚在信中意在总结“辨伪”和“疑古”的成绩和不足，但从信的内容可以得知，民国学者认识到了史学期刊在倡导“风气”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注：这里的史学期刊除了专业性的史学期刊外，还包括综合类学术期刊和刊载史学 文章的一些综合杂志，前者如著名的《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国学季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后者如《东方杂志》等，为叙述上的方便，本文 如无特别强调，通称为“史学期刊”。另外，《大公报》、《益世报》等少数几家报纸 在30年代也开辟了“史地周刊”“史学”等副刊，因其数量和影响有限，本文不作专门 论述，但也可将其划为“刊”一类传播媒介。)，它直接影响到史学研究方向性的问题 。笔者选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对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做 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族主义情绪：专业史学期刊的内动力
徐炳旭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曾经提到，自1917年蔡元培初掌北大始至194 9年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 疑古学派所把持”[2](p22-27)。这一说法虽然说出了其时学界的一些情势，但显然尤 欠精当。因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和讲师们，还有围绕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围的相当一批学者，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持着当时史学理 念的趋向。然而，就是这些对当时史学界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学者，多少都带有一些学 术上的民族主义情绪。
一向主张学术研究、历史研究不应该为任何主义服务的胡适，是疑古学派的核心人物 ，他曾经写过文章专门讨论过不要喊什么口号，有什么主义的思想，而是应该具体的做 一些事情。(注：胡朴安1928年成立中国学会时，曾想请胡适参加，胡适写信拒绝说： “我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 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 谓实事求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另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时，胡 适也几次为文主张少谈些主义，多做些具体研究工作。)但在实际学术研究中的胡适多 处流露出了爱国主义的痕迹。胡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课堂上就经常谈到：“中国 学问的中心，不在中国，而在伦敦和东京。”[3](1931年9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 与陈垣相对叹气，盼望学术的中心“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4](p152)据此虽不 可以说胡适做学问是为民族主义，其间所显露的民族主义情感却显而易见。清华四大导 师之一的陈寅恪，也是1929年改组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学组的组长，在 给傅斯年讨论购买大内档案的书信中，曾经说到如果“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 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5](P24)。在1929年送北京大学史学 系毕业生的诗中，陈寅恪说：“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 要待诸君洗斯耻。”[6](P18)在书信和诗句中间频频出现的“国耻”“国史”等词，表 现的不仅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读书为学一种自期，实际上更多的是与西方 史学(包括日本)争胜的心境。被胡适称为现代中国文史研究机构中“规模最大成绩最好 的学术研究团体”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7](p24)，其创办人傅斯年在写给陈垣 的信中曾经明白地表露自己的心迹说：“斯年流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惨中土之 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语言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 若可忍，孰不可忍。”[8](p98)傅斯年说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话，虽然有些直白 ，但却最好的表现了其时史学界的民族主义情绪。
如前所述，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效用已被大多学者所熟识，(注：如吴宓在自己的 日记中多次提到要以创办期刊杂志为入手之举，造成一时之学说。)因此，学者们极力 想通过这种传播活动来达到自己的预期效果。但史学期刊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与地理 学、语言学等概念相偕而生的。例如，柳诒徵等派学人有感于时人“所得于历史地理知 识为差”，甚至不及西人，于是“有史地学报之刊”[9]，其他类似的如《史学与地学 》、《史地丛刊》、(注：此处的《史地丛刊》指由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的刊 物以及1933年由大夏史地学会创办的同名期刊，1947年湖北师范学院也创办了一份《史 地丛刊》。)《史地》、《史地知识》、《史地杂志》等刊物也大都因此而生。同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发行也是以争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为其旨趣的[10]。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销数亦与年俱增”且“其声光远及”欧美的《史学年报》[ 11]，在其“发刊辞”中称：“吾国史学，渊源最早，而以其进步迟缓之故，及至今日 反落欧西诸国之后。”[12]朱谦之在1934年创办的《现代史学》也是基于史学落后于西 方，并进而强调该刊的发刊宗旨——史学应该转变路向为现实服务。[13]总之，史学研 究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催生了专业史学期刊，其在二、三十年代的发行情况大致如表 1：
表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专业史学期刊发行情况统计
刊名主办创刊时间/年
史学杂志
南京中国史学会 1929
史学年报
燕京大学史学系 1929
成大史学杂志 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1929
史学 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 1930
现代史学国立中山大学
1934
史学 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社1935
史学专刊 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 1935
史学论丛北京大学潜社
1935
史学集刊
国立北平研究院 1936
历史学报 国立武汉大学史学会1936
史学季刊
史学季刊出版社 1939
由上表可知，大约在1929年前后，以《史学年报》、《史学杂志》等杂志为代表的专 业史学期刊的出现，表明了史学研究已经逐渐从与地理学、语言学等类概念和学科中离 析出来，尽管还与他类期刊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关系，但这仍标志着专门性史学期刊的出 现。正是有了这些专业性史学期刊，还有一些文史类和综合性的刊物，反映专业研究中 民族主义倾向的史学类论文在这一时期才得以大量刊载。
二、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史学期刊的民族主义体现
首先是一些专业史学期刊以介绍西方史学研究的状况和动向为职志，对于西方史学研 究现状进行了大量绍介。由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主办的《史学》杂志在发刊词中 就说：“自西学东渐，国中史学者除数千年国史外，且须进而探求西洋民族兴衰之迹。 欲以一人之力而兼明东西全史；……故本刊对东西各国史学，只负介绍之责，”[14]在 第1期上其所刊发的研究论文有《评日本研究丛书》、《产业革命影响说略》、《考古 学的新方法》、《欧洲各国对中国学术之研究》以及《克罗奇的史学论》等5篇，仔细 阅读各篇不难发现，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表现了对西方史学乃至西方学术的关注。该刊 第1期还有“史学界消息”一栏，内中有“国内史学界消息”、“东京卅一次大会”、 “西洋史学界消息”等3部分，西方史学的研究动向所占的比例由此可见一斑。《史学 季刊》在第1期就专门刊发了《现代西洋史学之趋势》等论文，并在“国内外史学界消 息”一栏中大力介绍西方史学界的消息和动向。同样，其他史学期刊也都不同程度的对 西方史学界给予了关注，如《史学消息》在每期都安排大量篇幅介绍西方史学研究现状 ，以其第1卷第1期为例，其介绍“西洋汉学论文提要”情况列表如表2：
从表中可以看出，史学期刊对整个欧洲的史学研究现状都有关注，对其研究题目的举 例说明也从某种意义上表现了想以此为“标示”的心理。由前述可知，这种又妒又羡的 心理也表现在了对日本史学界的态度上，因此，一些史学期刊对日本史学界也进行了关 注。如《史学丛刊》杂志上就刊载了陈垣的一篇文章，陈垣不失时机的向国人介绍日本 史学界的研究现状，他说到“日人对吾国历史研究之进步，一日千里，然吾人对于日本 历史，尚多漠然观之，奇也!”陈垣以卓绝的眼光发现中国学界自清代以来，“专攻元 史者辈出，然能以汉文翻译蒙古史籍者，殆不多见”，而日本学者以日文译蒙古史籍的 “成绩卓著”，陈垣感慨说：“吾人若不急起直追，将来势必藉日文以考蒙古文献，宁 非学界之耻?”[15]日本史学界的这种研究现状，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早已被当时的 重量级刊物——《国学季刊》察觉，该刊在第1期即刊载了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一文，其中提到，1924年是“东壁遗书”刻成的百年纪念，而“这一百年中，这部不 朽的奇书几乎没有人过问”，事实上，“约20年前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把陈履和刻本加上 标点排印出来，中国人才渐渐知道有崔述这个人”，胡适接着说：“崔述的学说，在日 本史学界颇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 科学的时代了。”[16]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科学一词自然就代表着进步，胡适、傅 斯年等一批学者梦寐以求的就是想在史学研究中也找到一种普适的科学方法，胡适更是 终生都在提倡“科学的方法”，因此，胡适在这里陈述日本史学界时称其早已经进入“ 科学的时代了”，可见语气之重，内心的惋惜和不平跃然纸上，这些期刊的职责感和使 命感之深也可见一斑。
其次，史学研究中倡导对本民族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的思想在史学期刊中也得到了很好 的张扬。1923年1月，《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正式出版，胡适在其著名的《发刊宣言 》中明确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 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17]胡适这里说的 “国学”很大程度上是指“史学”，(注：对于何谓“中国学”，胡适在“发刊宣言” 中把国学研究的总系统等同于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虽然当时的中国文化史与现在的概 念不尽相同，但从其列举的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 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民俗史、制度史等10个方面来看，其研究的核心毫无疑问是 史学。时人周予同在总结史学的发展脉络时就认为，胡适等学人当时倡言的“用西洋的 思想来整理‘国学’——其实只是广义的史学”。)而且仅《国学季刊》连续刊载的陈 垣的文章——《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而言 ，即可得窥该刊的宗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要把史料整 理好，则事实自然就很明显了”的宗旨，因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自然 要极力宣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10]
《史学年报》在第1期上就刊载了陈垣的《中国史料的整理》一文，他提出，第一，随 着史学研究时间的加长，研究领域的扩大，史料也势必不断增加，要利用这些史料，必 须首先加以整理。第二，中国的史料我们自己不来整理，恐怕不久以后外国人就会替我 们来整理，“那才是我们的大耻辱”。关于史籍的整理，陈垣提出翻印古籍要分段、分 节，加上标点符号，书记要根据内容分册装订，目录单行。类书、工具书应重新编制。 整理笔记要“无目录的加上目录，有目录的加总目，有总目的编为索引”，使人们从笔 记中寻找任何材料都能一目了然。对所有文集要编制总目录或索引。关于档案的整理， 陈垣认为应按分节、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录、编目等8个层次进行分编 。总之，陈垣注重由目录学入手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这样才能“以最经济的时间得最 高的效能”[18]。
当然，为了响应“把学术中心夺回来”，以洗“国耻”，史学期刊在输入西方史学学 理、建立本国“国史”等方面也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注：就连一向被学者视为保 守的《学衡》杂志在1928年还发发表了张荫麟翻译的美学者葛达德与吉朋斯的《斯宾格 勒的文化论》，第一次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介绍到中国；胡适等学人对实验主义 历史哲学的介绍也大都是借助史学期刊而完成的。在倡导建立“国史”方面，以柳诒徵 、缪凤林等为例，他们的主张在此一时期也基本上都由《史地学报》、《史学杂志》等 史学期刊来完成。)限于篇幅不再详细介绍。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以民族主义为内驱 力的史学期刊的传播活动正在使中国史学界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时，(注：1929年， 《学衡》杂志刊载了张荫麟的一篇名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梁任公》的文章，其中把 介绍西方思想，用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用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作为梁启超最大的三个 贡献，这种评判的方法和标准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其时学界的评判标准便可见一斑， 也可从中发现学术评判标准向西方倾斜的一种变化，史学期刊在其中当起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30年代初期中日关系的恶化使史学期刊的这种表现转到了另一个起点上。
三、30年代中后期：史学期刊的民族主义转向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史学研究中民族主义情绪在史学期刊中的体现 还仅仅限于学术研究的领域，那么到了3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18事变发生后，中日关 系的急转直下使这一情形有了方向性的变化。周一良在《史学年报》上对史学界的研究 现状就表现出了某种担忧，他说：“近年我国学术界颇能留意欧美各国，举凡政治、社 会、经济、学术等莫不专精探讨，而成就卓然，足以使彼本国学人心服者不乏其人。乃 于相距最近，关系最深日本，反似漠然。”周一良还注意到研究者犯有“头疾医头，脚 疾医脚”的毛病，即使在晚清新政的危机时刻，也是有感于仿效西洋文明的艰难而仅仅 研究日本的政治制度，且“所见者甚短，而所知者甚浅”。相对应的，中国的学者研究 本国的学术甚至比不上日本的“支那学”成绩。周一良最后则直接说，日本侵略日甚一 日，为“能制彼而不制于彼”，学界应该对日本历史进行深入和有系统的研究。[19]与 此相呼应，出现了专门对日本进行研究的杂志——《日本研究》，该刊在第2卷第1号的 卷头语称：“当本刊付梓的时候，正值暴日对我东北实施武力侵犯，不宣而战，沈阳， 长春，营口，安东等重要城市，都被占领。白山黯淡，黑水呜咽，我东北半壁河山，已 全沦于日帝国主义者铁蹄践踏之下。噩耗传来，天地变色，远望辽东，烽火漫天，我们 真为之锥心泣血，悲愤莫可自止……”[20]从中可以发现该刊的办刊主旨，也正是基于 此，《日本研究》“对于日本的研究是比较的普遍和有系统，对于日本的经济，社会， 教育，历史，地理等等都有详细的研究”[3]。
曾经主张“为学问而学问”的顾颉刚在1934年也创办了《禹贡》杂志，他在“发刊词 ”中说：“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知识它都需要。……尤其密切的是地理。”“这 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民族 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 据呢?”在谈到民族史不发达时，顾颉刚愤慨地说：“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 ‘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 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都这样叫起来，这不是我们的耻辱?”[1](p216-21 7)显然，顾颉刚是针对时事有感而发的，但正是对日本的“蓄意侵略”的极大愤慨，才 导致了《禹贡》的诞生。既然是为民族史的研究“取得根据”，《禹贡》自然是以维护 祖国领土完整为主旨。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又称：“……国势陵夷 ，局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于1936年1月1-2日由禹贡学会铅印。)可见，围绕《禹贡》杂志，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学人又在民族危机时刻开创了边疆史研究，高擎起民族主义的旗帜。
事实上，由于“抗日救亡”呼声的高涨，期刊在30年代对日本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 于史学乃至学术的层面，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研究日本的杂志如表3：
表3 20世纪30年代研究日本的主要杂志统计
名称刊期 创刊时间/年月 编辑出版者
日本研究月刊 1930.1 上海新纪元月刊社
日本月刊 1930.7 上海日本研究社
日本评论三日刊 三日刊
1931.11 南京日本研究会
日本评论月刊 1932.7 南京日本研究会
日语研究
双月刊1932.9 北京同学会学校日语研究室
中日评论旬刊 1932
中山大学中日问题研究会
日文与日语 月刊 1934.1 北平人人书店
日文
双月刊
1934.10 北平日文社
日语研究杂志
双月刊 1934
上海生活杂志
日语月刊月刊 1935.7 上海东方日文补习学校
中日论坛
半月刊1936.5 上海中日论坛社
中华日语月刊月刊 1937.2 上海中华日语月刊社
战时日本月刊 1938.8 战时日本研究会
敌情摘要
不定期 1938
中宣部对敌宣传研究委员会
中日评论月刊 1938
上海中日评论社
敌情研究
不定期1939.3 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科
表中所列各杂志大都还是“史学期刊”的范畴，但从名称就可以得知，对日本的关注 ，已经从单纯的历史研究，渐渐过渡到对日本侵华政策等相关重要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揭露和批判之中。七七事变后，即使学者在做五十年历史研究的回顾时，也不忘引用 章太炎的话鼓舞士气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讫今兹，四夷交侵， 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滑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 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随，民自治贵于戎狄，非《春秋》梳维纲是?……孔子不布《春 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向安于舆台之分。《诗》云 ：‘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21]由此显示了史学期刊的宣传 方向已经将史学研究与现实和时代的脉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不管是前者的传播活 动，还是后者的专业研究，从某种程度上都转到了寻求民族复兴的新的起点。
四、结语
史学期刊作为一种印刷媒介，在信息量和时效性等方面介于书籍与报纸之间，而在专 业性方面，尤其是在特定领域，其权威性却高于报纸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兴的媒 介——广播，又由于一本期刊往往有多种栏目、多篇文章或图片，比一本书更具综合性 。期刊杂志的这些特点使其在解释、引导方面的作用更佳。(注：其内容比书籍短小新 鲜，可读性强；比报纸精专、深入、全面。)因此，史学期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 传播史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时，其“分众化”趋势具有明显的优势，达到了最终的 预期传播效果。
如果把文中几部分的分析套用到威尔伯·施拉姆的“共同经验范围”的概念里[22](p4 7)，则正说明了史学期刊的传播活动与专业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之间是有着“传播的 环境”的，它们的关系也不是传播的一种单项活动，而是相互间的一种互动。
收稿日期：2004-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