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塑造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075(2000)03-0027-04
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待于中国经济学家对面临的历史使命作具体的分析。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有很多层面，如果从表层向深层剖析，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层面：具体方法层——如经济管理层面的措施研究；对策层——某一方面、某一时期的政策研究；制度层——经济制度规则的确定、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主体细胞层——对参与经济活动的人的研究；思维方式层——经济哲学的研究。当然，这几个层面的区分是相对来说的。如经济模型可以为各个层面的研究服务，只是没有把它独立化。就思维方式的研究而言，是每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基本功。无论是研究人，还是研究制度，或是研究对策、具体方法，都必须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的思维方式是经济理论工作者进入研究殿堂的钥匙。我们当前研究中国经济学的走向，是想从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的最根本的研究任务的角度，找到中国经济学基本的发展方向。这个发展方向能够使中国经济学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起到最深远持久的影响。
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十分复杂、艰巨的。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变，既要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具体运作方法，又要为政府提供使发展与改革都能如愿推进的各种对策，也要将制度层面的研究作为长远的战略性理论建设的任务。整个经济学界，必须要从社会问题的根源和历史发展的高度，确定其研究的基点，并以此为核心，主导其他层面的研究。对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学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经济领域中作为主体细胞的个人的发展程度和发展特征的研究，使经济学各层面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缺少根基。在应用于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从成熟的市场和人为的假设前提看起来非常完美无缺的方案，常常出现药到病不除的尴尬结果。改革之初，有许多同志将市场经济的运行看成是经济模型的应用过程，醉心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模型的设计，但是，精确的计算往往脱离现实情况的变化，结果可想而知。
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模型应用的条件看，除开客观物质条件的局限外，显然主要受到我国大多数劳动者个人发展程度尤其是管理者发展程度的限制，这种限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计划人性格的封闭性。还未进入市场经济主体的角色，市场人基本质的因素还在形成中，怎么能跳过台阶熟练地应用发达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模型呢？二是我国劳动者个人的初级知识性。在中国，人均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文盲占亚洲文盲总数的30%，大学毕业生占社会劳动者的比例较低，在25岁以上人口中不到2%，而美国则占到30%以上，日本和加拿大都占到20%以上（199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毕竟经济学家的方案不是工艺品，而是为经济活动主体所应用的。应用者的能力决定了理论方案的可应用度。在这样一种文化教育水平的基础上，将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普遍用精确的数学模型来替代，显然是不现实的。三是传统经济模式的粗放性管理方法形成的粗放型行为习惯，不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改变，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因此，要想将计量经济模型作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点推介内容，还未具条件。
从经济对策应用的情况来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只有深入把握经济活动个体的实际情况，才能设计出有效的政策策略，否则，会形成隔靴搔痒的局面。比如，如何剖析当前的消费不足问题。从现象上看，消费不足是因为人民群众手中的票子不足以支撑当前的消费市场，需要给老百姓更多的票子。实际上，当前的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储备不足造成的。一方面从社会的角度看，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使我国大多数劳动者失去了基本的创业热情，一旦脱离了国家的怀抱，不知道如何去独立自主地创业。仅有的一些积蓄要应付不断增加的自费生存开支，怎么可能去增加消费支出呢？即使国家想方设法给老百姓增加几百元的工资，短期内可能会刺激一下消费市场，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国家包办代替老百姓生计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了。国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实力再扮演父母的角色。另一个方面从国家的角度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形成客观上要求国家角色的根本转变。国家的基本责任是为社会中每一位劳动者个人的自主创业提供完备的制度保障和系统服务。社会中有着巨大的创业潜力，这种创业潜力要转化为创业现实力，主要依靠党和政府的保障和服务功能的到位，依靠传统计划型国家功能向现代市场型国家功能的转化速度。勿庸讳言，国家机构的各部门在两种体制转换的关键时刻，既存在着仍留恋以权获利的既得条件而包办社会可承担创业活动的倾向，也存在着虽是无私的善意却以传统计划经济的惯性阻碍社会创业的倾向。加上认识上的滞后性，使得每一位劳动者在创业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较高，把许多本应投入创业的资源投入到疏通创业渠道上，降低了创业的预期收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弱了人们的创业热情，从而也降低了人们的收益水平，造成消费不足。由此可见，解决当前消费不足的问题，与其由国家亲自提高人们的收入，不如国家进一步在允许和引导人们创业，提高人们的创业收益上实行制度创新，以此为基准校正自己的角色。
再从制度层面的研究看，更直接地体现出人的发展程度的决定作用。制度的创新程度、制度的实行效果，都取决于制度运作的主体细胞——每一个个人，甚至制度的真实内涵不是取决于制度的显性的文字说明，而是取决于制度运作主体的实际素质。只有对制度运作主体的素质作了具体的分析，才能揭示制度的真实本质，也才能评判制度的优劣。改革中出现的改革庸俗化倾向很能说明这一点。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其实质内容是变中央政府唯一经济活动主体为每一劳动者个人为基本经济主体，中央政府为宏观调控主体。政府将生产创业权交还给社会，交还给劳动者，形成政府与民众互相合作，互相监督制衡的关系。为此，每一个劳动者都应是改革的主体，他们在改革过程中的谈判地位应该是越来越高。但是在改革实践中，我们却看到这样一种普遍现象：改革成了政府的某些部门千方百计地创收，老百姓按指示交钱。因为是以改革名义收钱，不交钱就有反改革之嫌。老百姓在政府的某些部门面前，不仅没有提高自己的谈判地位，反而越来越成为弱者。我们光从表面上看，就看不出这种假改革，即实际上反改革或不改革的真相。如何才能看出来呢？只要通过对掌握了实际权力的政府机构中的官员个人及形成一定官员群体的自身素质、自身利益、自身动机作出具体的客观的分析，就很容易判定真伪，而且也可以据此加以否定或肯定，接受或拒绝。由此可见，制度的性质可以直接从人本身体现出来，人是制度性质的指示器。
综上所述，无论是具体方法的研究，还是对策和制度的研究，都要受人的发展的制约。我国目前每一社会个人的基本特征是：半封闭性、初级知识性和从众性。所谓半封闭性，是指现实社会的个人在心理和行为特征上，还有着自然经济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打下的烙印。自然经济本身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建立在自然分工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消费方式，使人们形成了简单而狭隘的社会联系。否认市场经济内在联系的计划经济体制，给劳动者个人心理习惯、性格特征、行为方式打下的自我封闭的烙印，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我国劳动者个人具有的半封闭性的心理习惯和行为特征，在社会生活中处处体现出来。如在企业改革中搞优化组合，变成了亲情组合；人事制度改革中搞聘任制，变成了建各种关系网；在横向联合中搞企业集团，却又变成了行政性拉郎配。所谓初级知识性，是指我国劳动者个人从总体上看，还是以体力型劳动者居多。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劳动者的素质不高，就业人口文化程度平均为小学毕业。25岁以上人口中，大学生所占比例为1.1%，而美国为32.2%，日本为21.1%，澳大利亚为21.5%。所谓从众性，是指劳动者个人缺乏主体意识，看不到自身的潜在能力，因而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比较差，习惯于照行政指令和生活习惯办事，随大流心态严重。他们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敢为天下先，缺乏开拓自身潜能的积极性。
我国劳动者个人作为社会生产力主体的半封闭性、初级知识性、从众性等特征，导致了其作为生产关系主体的低需求性、利益制约性、局部联合性。所谓低需求性，是指劳动者在现实发展阶段，脱贫致富的物质生活需求为主要需求。这就决定了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必须体现在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上。所谓利益制约性，是指由于追求生活富裕的需求特征，劳动者必须把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争取较好的生存条件。个人利益是劳动者参加社会生产活动的直接动力。所谓局部联合性，是指在有限能力和个人利益的制约下，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劳动者之间的联合只是在一定的地区内，一定的行业内，甚至一定的时间内是局部的。即便是局部的联合，他们也只能间接地参与管理。而他们作为委托人，与推举出的代表之间，必然产生一系列的矛盾。这些矛盾解决得如何，则是社会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
中国经济学家如果缺乏对现实中国人上述特征的认识，很难建立具有中国现阶段特色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其理论的生命力值得怀疑。因此，我国经济学家的当前任务，与其说是设计标准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不如先研究一下现实中国人的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塑造标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人。
问题的深刻性不仅在于现实中国人对理论发展程度的制约性，还在于：只有经济学才能现实地塑造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人，塑造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才能奠定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创新的基础，也才谈得上有可能消除现在顽固存在的、隐蔽但极具影响力的传统文化糟粕。中国经济学在世纪之交必然要对政治学、文化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首先，经济可以提供对社会个体基本特性的分析。作为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处在一定分工协作体系中的个人，都具有两大特性，一是相对私利性，二是有限理性。相对私利性决定了个人效用的合理性，决定了对个人的激励的必不可少性。缺乏对个人的激励，是社会财富匮乏、社会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而有限理性决定了单一个人的片面性，只有群体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个人效用。个人效用的实现前提是群体效用的增进，而群体效用的增进促进了个人效用的实现，合作有利于个体的发展。其次，经济学可以以契约理论为人们之间的有效合作提供运作机制。契约理论确定人们之间的合作建立在互相尊重权利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协商谈判形成。既然没有完全无私之人，也没有无限理性之人，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合作效应就取决于人们之间的互相监督制衡。只有在互相监督制衡中，才产生执行契约合同的自觉性，从而，才逐步发育出具有守信用、重承诺的人格特征的人，才能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失信倾向，形成自觉守信的社会风气。再次，经济学能够就人们之间的合作进行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核算分析。这种核算分析，不仅提高了合作的生产力，而且为社会提供基本的思维方法：社会中各种人际关系的确立，各种制度的运行，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那就是成本低，效率高。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变高成本、低效率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为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由经济学提供的这样一种标准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普遍的思维方式。最后，经济学能够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需要出发，提出对政治行为与文化行为的基本要求，从而为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的效率评价提供依据，使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减少主观随意性。也是为经济活动主体与政治活动主体、文化活动主体之间的沟通提供对话基础，在沟通对话的基础上，使科学而有效的经济规则逐步被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所认同，这时，塑造成熟的市场经济人的氛围才大致形成。
中国经济学家把塑造成熟的市场人作为其根本任务，是否如有的经济学同仁认为的中国经济学过于落后，无法与国际经济学同伍，从而有一种自卑感呢？笔者认为大可不必。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经济，的确比西方发达国家要落后。但由于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多元并行，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并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并行，使中国经济学家要解决的问题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在很多问题上，都是世界各国发展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国家都处在发展中，我们的研究成果对这些国家肯定有借鉴意义。即使是发达国家，我们也不是处处不如人，会永远落后下去。比如说在制度研究和产权研究方面，如果我们有一个鼓励理论创新的机制，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能够形成的思想理论必定不亚于甚至要超过西方学者，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会更大。因为我们的实践内容的复杂性、丰富性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条件。所以，我们承认落后，但又不必自卑，可以在引进西方先进理论的同时，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争取对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我们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