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治理探索研究
——以河北省乡村治理为样本
王少伯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
[摘要] 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着力构建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体，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我国乡村治理既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又面临着诸多急需破解的难题。乡村治理的核心是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 河北省；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党组织控制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报告中首次针对乡村治理问题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着眼于新时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挑战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也是生态的振兴、社会的振兴，文化、教育、科技的振兴以及农民素质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逐步由相对封闭走向流动开放、农村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农民思想观念日益多元，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下不断发展的要求。本文结合河北省当前乡村治理实情，通过找准新时代乡村治理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揭示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对策思考，进而更好的促进乡村治理的实践。
一、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
社会治理体系中，乡村是最基本的单元，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因此，乡村治理的成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近年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我国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明显。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乡村治理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难题。
有计划、有步骤地规划建设具有现代物质装备、现代科技支撑、现代管理水平，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现代城区，力求将景城区建设成为现代产业、医疗、科教、居住和旅游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以河北省地区乡村为例。河北是农业大省，全省四万多乡村，绝大多数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也面临着不少机遇和挑战。河北省乡村治理实践有自身的特点，也有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一）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基层基础保障还不够到位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城市环境治理力度，城市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但是，河北是一个农业占比比较大的省份，随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垃圾、污水和白色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与“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河北的农业存在经营方式落后、科技含量不高、人才缺乏、农村社会管理不足等问题。这其中水资源不足和水源污染问题尤其严重。由于资源禀赋不足与用水需求增加并存，结构性矛盾与体制性障碍并存，投入欠账与管理滞后并存，水安全问题已成为制约河北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那些自然环境条件差、交通信息闭塞的村，公共服务能力差，农村行路难、就医难和靠天吃饭等基本生产生活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乡村治理工作难度大。为了养家糊口，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空心村”现象突出，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主体缺位，由于大量人员外出务工，留在村里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文化素质较低。
最后，石里克最大的问题是他对直观哲学提出的疑难亦可以反问于他自身：既然体验与认识有本质区别，那么概念的配列能保持事实的本来面貌吗？概念与对象的一义性判断之网如何能够达成？换句话说，既然体验与认识有本质区别，那么体验与认识又是如何能结合为一个具有统一性的系统呢？这一问题可以称为知识论中的超越问题。石里克大方地承认概念一义性的判断之网，并不能保证对事物的实在本质的知识，想获取事物的本质知识恰恰是直观哲学的错误。然而，直观哲学的本质论恰恰是以悬置事物的存在为前提，所以直观哲学绕开了实在本质的问题，而石里克却以事物的存在为事实，那么实在本质的问题就成为石里克认识论难以解决却如影随形的难题。
（二）治理主体作用边缘化，部分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低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意味着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层次在不断提高，也意味着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美好价值的追求在日益增长。报告也特别指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必须要清醒的认识到，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这是我国乡村发展和治理的现实。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乡村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日益多元，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迈上了新的台阶。基本的温饱已经不能够满足广大乡村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现实乡村发展的滞后性导致了现实矛盾，乡村治理涉及的环节和领域也比之前任何时代更加复杂。
（三）“旧文化、旧思想”干扰村政，乡风民俗建设存在突出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村的治理格局、经济环境、人文背景，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乡村治理面临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体制上找原因”[2]。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问题的深层原因
这些年，河北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农村的物质生活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可喜的变化。然而，农村文化却一直是社会治理的“短腿”，突出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一是滥办酒席等歪风恶俗愈演愈烈。在河北农村，满月酒、周岁酒、生日酒、订婚酒等五花八门的乡村酒席十分常见。二是“等靠要”依赖思想有所抬头。近两年，中央和省市政府加大了脱贫攻坚的力度，贫困户大多享受了各种补贴和政策扶持高达数万甚至十万元，部分村民滋生了好逸恶劳、投机钻营的不良心理。三是宗族宗派思想严重。在河北一些农村地区，宗族宗派势力在农村的渗透力相当大，干扰基层政权，插手基层选举，与基层党组织争夺活动阵地、思想阵地，拉拢人心，直接损害了党组织的形象和权威，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成效。
（一）我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目前，由于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巨变，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陷入困难的状态，需要时间去研究和摸索“强身健体”的路径，恢复其领导能力。一是农村党组织的核心地位不突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不明显。河北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能力偏弱的现象比较突出，农村党员中五十岁以上的和初中文化以下的占比较大。二是党的核心价值理念的宣传过于“空泛化”“程式化”，不利于农村党员入脑入心入耳。对于文化水平只有初中、平时忙于生计、见不多识不广的农村党员来说，要让他们理解党的核心理念和大政方针，需要“活学活用”“生动具体”，这样便于理解和记忆。因此，党的政策方针是否能够及时宣传贯彻到乡村基层，是目前乡村治理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三是农村党员干部服务意识不高，联系服务群众难。部分农村党员干部服务意识淡薄，引领乡村治理和服务群众本领不强。目前在我国农村“官”与“民”的互信度总体较低，代表着“民”的广大村民对代表着“官”的基层政府和村“两委”缺乏信任。
（二）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职能定位模糊
农业是农村的产业支撑，发展现代农业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基础。河北省乡村区域占比大，并且“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从实际出发，对全省4.9 万个村划分类型，分类推进。千万不搞大水漫灌、强迫命令，要结合自身特色努力实现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切实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经济。其次要推进精准扶贫与创造就业相结合。必须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加强监管，杜绝截留、挪用和贪污扶贫资金，真正把资金用到扶贫对象上，帮助贫困群众早日过上小康生活”。同时，召回一批眼界宽、思路活、资源广、有一定资本的外出务工致富能人返村带头创业，以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发展等为支撑平台，在政策、资金、指导等方面提供支持，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三棱、莪术提取物联合热疗对结肠癌SW620细胞凋亡及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 …………………………… 王振兴等（24）：3386
（三）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健全
388 Protective effects of dexmedetomidine on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 in sepsis mice
三、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对策思考
河北省乡村治理问题以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反映了中国绝大多数乡村治理的现状。不难看出，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关键在于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够充满活力，发挥领跑者的作用，把自治、法治、德治融入乡村治理各项工作之中，因地制宜，夯实乡村治理经济、组织、人才和文化等四大基础。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着力构建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体，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希望有更加优美的环境，更加安全的食品。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希望有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更加生态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但是城乡发展的融合水平不高、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仍是当前社会突出的结构特征。因此，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走融合发展之路是当务之急。只有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城乡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多个方面共同发展，才能承担起新形势下满足人们需要的城市和乡村功能，推动城市和乡村健康发展。由于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体制和政策体系不健全，在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等环节，乡村建设出现严重滞后甚至脱节，乡村本土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流失，乡风民俗没有得到有效引导。
（一）发展农村经济，推进精准扶贫和创业就业
农村基层党组织职能定位模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实中一些乡村“两委”关系纠缠不清,村“两委”的领导权和自治权界定不清晰，甚至发生严重矛盾和碰撞,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对基层党组织在乡村领导作用的误解以及传统的惯性。这既需要乡村党组织领导作用进行与时俱进的界定和说明,也需要持之以恒地推进党的自身改革,在运用民主的方式去发挥领导作用上有更多积极的探索[3]。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缺乏管理集体经济的法律依据。过去农村基层组织是“党、政、经”三位一体的组织，具有管理集体经济，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后，行政管理权回归村委会，实行村民自治。在新一轮“两权确权”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管理经济的权利被剥离，失去了合法领导经济工作的权利。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领导权的行使缺乏依法运作的空间。
作业布置还要考虑难度。难度太大，容易使学生望而却步，退缩不前，导致积极性下降，自信心丧失；作业太容易，不能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影响知识的巩固和掌握。应该根据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设计适当的题型，让问题处于学生思维水平的“最近发展区”，对学习者能起激励作用。
（二）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控制力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党组织的强有力领导是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首先，党要管乡村经济。基层党组织没有掌控经济的能力，就不能带领农民共同富裕；要把支部建立在合作社、协会、社区等组织上，建在产业链上，把由过去按照地域设置党组织，改变为按照行业设置党组织，始终把党的“毛细血管”延伸到经济实体中，按照经济原则实施领导；上级党组织应自上而下地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扶持基金或金融支持平台，为基层党组织发展经济给予必要的经济支持。其次，党要管乡村党员。要解决党员与党组织“失联”的问题，创新管理手段，例如用微信等方式将分散的党员链接起来，实现党员与组织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通过用农民党员熟悉的语言、熟悉的事例和方式及时解读党的方针政策，党组织要成为农民党员的坚强后盾。最后，党要管乡村青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也是党组织的新鲜血液；党组织要针对当代青年的特点，发挥组织优势，要与共青团合作，开展对青年进行教育和培训，将年轻党员培养成为新兴职业农民。
（三）推进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融合
自治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村民委员会的公开透明选举保障了村民行使民主权力的途径。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通过派驻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壮大集体经济等措施，开展以村民小组、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法治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保证。既要加快涉农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质量；更要加快完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推进法律援助进村、法律顾问进村，大幅度降低干部群众用法成本，推动基层干部群众形成亲法、信法、学法、用法的思想自觉。德治是健全乡村治理的支撑。乡村是人情社会、熟人社会，而人情与道德、习俗等相连，善加利用引导便可形成与法治相辅相成的德治。进入新时代，我们要传承弘扬农耕文明的精华，塑造乡村德治秩序[4]。
（四）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夯实乡村治理文化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的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这才是最本质的东西”。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河北乡村在这方面就有自身的特色，河北山多水多，可以赋予河北山歌、调声主流文化内涵，让村民从喜闻乐见的山歌、调声中接受潜移默化的教育。其次，要积极培育乡贤文化。挖掘整理、培育宣传传统先贤的思想、精神及其先进事迹，积极动员各方力量，整理乡村志、人物志、民俗志、民歌集、民间故事集、土菜谱、特产谱等，让乡愁书籍化，便于记住和传承，让“乡贤文化”成为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原动力。最后，要开展整治“村霸”专项工作。把整治“村霸”工作作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力措施，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力度。严惩各种违纪违法行为，让我们的基层党政权牢牢掌握在那些政治坚定、对党忠诚、敢于担当、体恤百姓、廉洁苦干的好干部手中，决不允许“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染指。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加速融合的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任务愈发紧迫。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以“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为依托，能够为我国乡村社会走向“乡风文明”、实现“治理有效”开辟新境界，也将为广大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人民出版社，2017:32.
[2]石霞.建设强富美的新农村[M].人民出版社，2015:109.
[3]李建兴.乡村变革与乡贤治理的回归[J].浙江社会科学，2015,(7).
[4]评论员.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N].农民日报，2017-11-10.
[中国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号]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9）09-0045-04
[作者简介] 王少伯(1986-)，男，河北保定人，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
责任编辑：王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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