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富裕化：中国农村发展的目标选择——厦门市马塘村实现共同富裕的研究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厦门市论文,研究报告论文,富裕论文,中国农村论文,共同富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现农民富裕化，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带领农民所走的由社会主义开辟的摆脱贫困、消除两极分化进而达到共同富裕的道路，由于忽略正确的途径和办法而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直到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由部分先富到共同致富的富民政策后，中国农民才开始了从治穷致富、奔小康到共同富裕的辉煌历程，中国农村发展才有了以富裕农民为目标的战略选择。本文所揭示的马塘村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成功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致富模式，或许只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但它将给人们以隽永的思考和深刻的启迪。
一、穷山沟里闯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共富新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带领农民治穷致富，并在此基础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摆在农村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首要任务。马塘人在邓小平富民思想的指导下，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创业，终于闯出了一条以厂带村、兴工强农、共同致富的发展道路，全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一）以厂带村：从实际出发，找准治穷致富的发展路子。
昔日的马塘村，三面环山，是个偏僻落后的穷山沟。这里交通闭塞，只有一条入村的小路；村落破旧，山坳里座落着十多座零散民房；水源奇缺，全村70%的耕地是“望天田”；地瘦人穷，村民们长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但仍旧过着“地瓜当主粮，鸡鸭换油盐”的生活，温饱问题始终不得解决。直至1980年，全村人均收入仍不足170元。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马塘村党支部经过反思深深认识到，在这偏僻、地瘦、人穷的山村，单靠传统的农业改变不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要想脱贫致富，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找准适合本地发展的新路子。在调查论证的基础上，他们认为本地有三大优势可以利用：一是地处水果之乡腹地，有丰富的果蔬资源可供加工；二是有590 亩山地面积可以开发种果；三是依托厦门经济特区，特区窗口的作用可以利用。于是，在村党支部书记陈清渊的带领下，1985年几位青年农民以股份集资方式，兴办了同安县第一个村办罐头厂——兴华罐头厂。经过一年时间的试生产，产品终于获得成功，龙眼罐头和蘑菇罐头一投放市场，就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办厂一年，创下产值32万元，实现了当年投资、当年收益，不仅解决了当地水果、食用菌的出路，而且解决了本村100 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从此，马塘村走上了兴工致富的路子。
为了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马塘人团结拼搏，艰苦创业，采取种种办法，保证了企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首先，采取外引内联的办法，于1990年与新加坡协茂有限公司、厦门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合作，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厦门同茂食品罐头有限公司，由村党支部书记陈清渊兼任公司总经理。公司组建后，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年生产能力从5000吨提高到4万吨。其次，实行科技兴企、 以人为本的方略，不断抢占科技“制高点”。1992年后，公司先后投资7000多万元进行大规模技改，扩建高标准厂房，增建现代化高速生产线，使厂房和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年产值达1亿元以上。与此同时， 公司更是把人才视为至宝，采取“聚人之心、用人之长、奖人之功、解人之难”的办法，筑巢引凤，广泛招贤纳才。目前，公司拥有高级技术人员68人，大中专毕业生70多人，公司员工的知识文化结构不断优化，为企业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再次，他们以优取胜，实施名牌战略。公司始终将创优质、树名牌作为立业之本，把强化质量管理作为企业拓宽市场、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当时国内尚无同类产品标准的情况下，公司建立了以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为主要内容的质量管理体系，使产品质量有章可循，不断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自1988年以来，公司共创出12大名牌产品，产品畅销全国各地，还远销西欧、东南亚等国际市场，深受海内外顾客的青睐，公司经济效益也出现了从1993年以来连年翻番的快速增长势头。目前，公司占地面积9.2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企业员工960人。1999年创产值1.8亿元， 实现税利507万元，成为中国罐头业经济效益百强企业之一。
伴随着同茂公司的兴建和发展壮大，马塘村工业领先、多业经营的发展新格局逐渐形成。同茂公司大量的原料运入、产品输出需要运输，于是村里运输业应运而生。只有64户农家的马塘，现有手扶拖拉机23辆，汽车3辆，为企业货运和农用运输服务。 马塘新村建设和同茂公司基建投入的资金，每年都在1000万元以上，由此拉动了建筑业的发展，全村涌现出5支人数多达80多人的建筑施工队、水电安装队和砼浇灌队。 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马塘村的商店、饮食店等服务业也蓬勃兴起。伴随着工业发展而崛起的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就使得马塘村一业带动多业、一部分人先富带动更多人共富的良好局面已经出现。
（二）兴工强农：全面振兴农村经济，拓宽致富门路。
办企业成功了，马塘村的经济发展了，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农业养家”的根本。因为马塘村大多数家庭还是以农为主，靠兴办企业致富的毕竟只有少数几个家庭，不可能使村民们都过上富足的生活。于是，村党支部决定以兴工致富为突破口，采取以工补农、以工助农、以工强农的一系列措施，作为全面振兴经济、拓宽致富门路的有效手段，引导和扶持更多的以农为主的劳动者也能走向富裕。早在1988年企业有盈利时，村里就抽出10多万元资金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近十年来，公司共拿出300多万元用于农田基本建设。一是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 先后修造了小水库1座，蓄水坝2个，抽水机站2个，治理河溪120米，使全村200多亩“望天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 彻底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粮食产量较前增长一倍多。二是拓宽公路，改善交通。山下修起水泥路，山坡修了3条机耕道，结束了常年靠肩挑背驮的历史。 三是开山种果，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通过改造果园，开发新果园，仅新种改造龙眼树一项，每户年收入均超万元。蘑菇原料除面向全区种菇户收购外，还向长泰、安溪等县大量收购，带富了一大批菇农。
（三）共同致富：先富扶助后富，带动愈来愈多的人迈向富裕。
马塘人在勇闯脱贫致富新路的过程中，有些村民特别是有些党员干部由于综合素质高、经营能力强、敢于开拓创新而率先富裕起来。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在村党支部的正确引导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影响下，先富不忘后富，出现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可喜局面。
在如何实现富裕的问题上，陈清渊选择了在家乡办厂兴业，让村民从中受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之所以如此，正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在处理党员带头致富与带领群众致富的关系上，他是这么理解的：“党员本身不能发展经济，说明这个党员综合素质不高。贫穷不是党员的属性，党员要敢于先富起来，先富以后要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之路，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建在马塘村的同茂公司不是村办的集体企业，而是中外合资的混合所有制股份制企业，陈清渊兄弟和村主任在其中拥有一定数量的股份。为了回报村民、支持村里发展，公司每年都从盈利中划出一部分资金投入村里兴办公益事业。诸如，他们投资12万元创办幼儿园，让全村学龄前儿童就近入园；兴建一座歌舞厅，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娱体育活动；捐资支持区镇中小学、敬老院和老人活动中心的建设；设立村公益建设基金会，用基金会的钱安装了卫星接收装置和共用天线，使全村户户接通有线电视，成为全区第一个普及有线电视村。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公司共资助500多万元， 有力地支持了村里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为保证在迈向富裕道路上不让一家一户掉队，马塘村认真贯彻党的“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按照做工务农相结合的原则，合理使用劳动力，农闲多做工，农忙多务农，上班做好工，下班务好农，做到工业农业两不误。同时对困难户重点扶持，帮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
二、马塘村的实践是邓小平富民思想的生动体现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邓小平富民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农民爆发出一股前所未有的想富、求富、敢富的潮流，广大农村开始了由原先贫穷的平均主义社会向着有差别的富裕社会逐步转型。那些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以自己的胆识和行为为后富者提供了致富的榜样和典范，从而有效地激发了人们追求财富和创造财富的潜能，为带动和帮助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马塘村的发展轨迹和致富模式，正是这样一种典型。
（一）正确领会和把握邓小平富民思想的内涵。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一直忽视物质利益原则，加之大搞平均主义，近乎堵死了人们追求富裕生活的道路，当然也就极大地抑制和窒息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出于对历史教训的反思，邓小平一语中的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1页。）那么从何着手，才能使我们这个长期共同贫穷、共同落后的大国，经济尽快发展起来，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呢？邓小平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一个独到的“新办法”，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富民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体系，其基本内涵包括：
1、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迈向共富的现实起点和必经途径。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国度里，实现所有人的同步同等富裕是根本不可能的。邓小平认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5页。）因此，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就向中央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带动更多的人也富起来的“经济政策”。当然，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社会主义本质论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富民的纲领，它指出了富民的根本途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规定了富民的基本性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明确了富民的总体目标——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部分先富的政策导向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对后富者有明显的牵动效应。其一，先富的示范效应。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示范作用，这是邓小平一直反复强调的，他说：“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2页。）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走上致富之路。其二，先富的帮带作用。邓小平说过：“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他特别强调， 由部分先富进而帮助和带动大家共同致富，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其三，先富的激励作用。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保护和鼓励人们获取正当合法的物质利益，能有效地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使他们奋起直追，加快致富的步伐。
3、部分先富具有特定的主体、条件和方式。 一是部分先富的主体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邓小平特别强调要让一部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先富起来。先富的主体是非常明确的。二是部分先富者应当是勤劳致富。这样的典型能在全社会形成勤劳致富光荣的风气，因此，就可以使全体劳动者通过劳动，摆脱贫穷、走向富裕。三是部分先富者应当是依法致富。依法致富就是要在法律框架内致富。在致富道路上，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法规，不能用非法手段获取钱财。四是部分先富者应当是知识致富。知识致富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追求知识的风尚与氛围，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通过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形成巨大的社会财富，为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
4、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而是还有富裕程度的差别， 但不是贫富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个总体性概念，它并不意味着同时均等富裕，而是有先有后、程度有别的富裕。诚然，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向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两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都存在。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时，总是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防止和消除两极分化结合起来论述的。他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资产阶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 ）但他同时也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所以， 必须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加以正确的政策引导，才能切实保证部分先富导入共同富裕的轨道。
（二）邓小平富民思想在马塘村的成功实践。
毫无疑问，邓小平富民思想是指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实现先富迈向共同富裕的理论武器。正是在邓小平富民思想的指引下，马塘村经过短短十几年的艰苦奋斗，走上了一条辉煌的致富之路。这突出表现在：
第一、全村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从1985年到1999年，全村社会总产值由43万元增加到2.5亿元，增长465倍；人均创产值由0.195 万元增加到92万元，增长472倍；企业产值由15万元增加到1329万元，增长89 倍；向国家缴纳税款由0.5万元增加到197万元，增长394倍； 村财收入由1980年的0.7万元增加到90万元，增长129倍。昔日的“瘦马塘”变成了今天的“富马塘”。马塘先后被评为“明星村”、“文明村”、“特区第一村”等荣誉称号，成为厦门市有名的富裕村。
第二、村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截至1999年底，全村人均年收入达7800元，比1985年的360元增长21.7倍。村民100%盖起了新房，65%的家庭住进了自成院落的别墅楼房，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普及率达95%，全村拥有“凌志”、“宝马”、“丰田”高级轿车及小货车、摩托车等机械车辆共55辆，程控电话、移动电话120多部， 所有农户都已达到或超过小康水平。
第三、新村建设初具规模。富裕起来的马塘村“按照示范性、超前性、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建设厦门第一村”的目标，开展新村建设。现在，一幢幢崭新的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一幢幢别墅式的楼房鳞次栉比，宽敞的马路在村间纵横交错，庭院花团锦簇，路旁芳草如茵，全村基本上实现了民房别墅化、道路水泥化、通讯程控化、用水自来化、照明电气化、村庄园林化、厕所卫生化，一幅“山村都市”的蓝图已经化为现实。如今的马塘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特区农村的新景象。
马塘人在谋求发展和致富的过程中，始终不忘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在当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了逐步实现马塘村的共同富裕，他们实行了三大原则：
一是效率优先原则。马塘人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实现本村的共同富裕，首先必须承认差别，处理好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的关系。只有效率优先，才能有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才能为解决公平问题奠定必备的物质基础。如果为了公平而牺牲效率，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且会重蹈共同贫穷的覆辙。所以，他们解放思想，大胆实践，不断拓展致富的办法和措施。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一班人想方设法让有资金、有技术、能经营、懂管理的人在富裕的道路上先行一步，尽快富起来，并树立样榜，以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的经历和经验，来引导和激励其他人不断探索致富门路，进而带动全村人都富起来。
二是机会均等原则。马塘村工业领先、多业经营的发展格局，有效地促进了全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为马塘人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真正实现了“马塘无闲人”，连退休人员、残疾人员一样机会均等，都能参与公平竞争。
三是帮扶和保障原则。马塘村部分党员干部带头致富后，先富不忘后富，带领村民一道致富。除了有些党员干部个人拿钱资助扶持贫困户外，村里几个股东所在的同茂公司，每年都抽出一定比例的盈利支持村里的建设，兴办公益事业。为保障村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近年来适当增加集体福利份额，并给男70岁、女65岁以上的退休老人发放退休金，人年均2400元。
马塘村创造性地贯彻实施了上述原则，使它们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构成了马塘特色的分配模式，保证了全村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可以认定，邓小平的富民思想已在马塘村生根开花，结出丰硕之果。它的成功实践表明，邓小平关于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完全正确、可行的。只要以邓小平富民思想为指针，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就一定会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三、实现农民富裕化值得重视的几个关系
如果说马塘村对邓小平富民思想的实践是一种试验，那末它是成功的，它闯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形成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共富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蕴含着许多新的分配机制、运作方式和体制创新，对如何实现一个社区内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等问题，提供了答案，树立了典范。特别是由此而引发的实现农民富裕化的几个关系问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1、治穷致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治穷致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备前提和条件，共同富裕则是治穷致富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和升华。马塘村的经验昭示，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只要解放思想，只要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找准一条适合本地实际的发展道路，任何贫困山村都可以治穷致富，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迈向共同富裕。
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农村的情况更是千差万别，发展极不平衡，因而必须充分认识这种差异性，摸清当地实际情况，发挥本地优势，扬长避短，选准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和突破口，才能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少贫困山村除了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外，往往还具有独特的产业和技艺，只要善于发挥优势，依靠科技进步，依托市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这些潜在的优势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马塘的业绩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他们在选准治穷致富路上，走出三步棋，促使整盘棋全部活起来。第一步，根据当地果蔬资源丰富的实际，抛弃传统农业的劳作方式，集资兴办罐头厂，并在此基础上外引内联，组建了中外合资的厦门同茂食品罐头有限公司，形成了以食品罐头为龙头的产业化格局，带动了彩印、包装、运输、建筑等一系列相关配套产业的共同发展。第二步，在找到“以工业发家”的突破口的同时，不忘“以农业养家”这个根本，采取了以工助农、以工强农的策略，增加农业投入，实施综合开发，做到工农并举，拓宽致富门路。第三步，在村财实力增强和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的基础上，适度超前规划、建设新村，使村民普遍过上文明富足的高品位生活。正是这三步棋，使马塘村由一个山沟里的贫困村，变成了初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特区新农村。这一事实说明，农村基层党组织既要有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共同致富的雄心壮志，又要有善于达到目标的真本领，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本地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致富新路。
2、带头致富与带领致富的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在确立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一重大方针政策的同时，还积极倡导共产党员在这一过程中要敢于“带头致富”，发挥先锋、导向作用，以推动党的富民政策的贯彻落实。时至今日，从全国农村范围看，让党员“带头致富”的政策导向业已产生广泛而明显的社会效应，党内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富裕群体”。应当说，这个“富裕群体”中除了少数人是靠权力寻租、权力致富外，大多数还是依靠党员自身的素质优势、技术优势或资金优势而率先致富的，他们富得比较平稳、比较艰辛，广大群众基本上是理解和认同的。我们在马塘村的实地考察和入户调查中感受到，马塘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已经富裕起来，村民们对他们的“带头致富”是心服口服的。况且，这些党员率先富起来后，还自觉不自觉地起着先富者的示范、帮带作用，较好地处理了“带头致富”与“带领致富”的关系，因而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但同时不可讳言的是，鼓励党员“带头致富”的政策实施到今天，也逐步暴露出诸多始料不及的局限性。我们党当初提出这一政策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在实行过程中，对于党员究竟可以致富到什么程度、党员带头致富后该怎么办以及致富的途径和手段等，尚缺乏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以致有些党员“带头致富”后，没有致富思源，更没有带领群众一道共同致富。而一些群众看到有的党员只顾自己“带头”致富，富了以后甚至为富不仁，根本不想“带领”他们共同致富，于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任务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有的甚至发展为对党员先富者的敌视和怨恨，给原本就趋向紧张的党群、干群关系增加了新的不安定因素。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党的富民政策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和走向，在继续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同时，其重点已经明显移位到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上来。党员“带头致富”政策，也必须随着党的富民政策重点的转变而转移到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上来。
像马塘村一样，不少党员往往是所在社区的经济能人，这些经济能人的作用发挥得好，就能引导和带动一方群众走向富裕。因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生产经营自主权下放给农民，其实质是把农民的致富由原来的主要是政府作为变成了主要是农民的个人行为，这为农民摆脱传统经济体系、走向富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市场化和工业化对于广大农民特别是对山区农民来说毕竟是一个新鲜事物，还很不适应。因此，机遇与风险并存，自主性与选择的困惑相伴。这些农民群众迫切需要懂经营、善管理，既有远见卓识又能当机立断的党员中的经济能人充当“引路人”，带领他们走上富裕之路。所以，对于“带头致富”的那一部分党员，要引导他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把个人事业发展壮大与群众的致富愿望结合起来，处理好“带头致富”与“带领致富”的关系，鼓励他们适时地把部分盈利和部分财产以适当方式转变为集体财产，或兴办各种公益事业，或为群众共同致富垫付启动资金。对于一味只顾自己致富，不能自觉甚至根本不想也不愿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党员，在教育帮助无效的情况下，可以劝其退党，以保持和体现党的先进性。
3、先富与后富的关系。
如上所述，马塘人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确实作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塘村的各家各户都是同时、同步致富的，每个人的富裕程度是等量齐观的。我们所作的马塘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马塘村有些家庭的财产拥有量达300万元以上， 个别富裕户甚至更多，而有的相对贫困的农户家庭财产则在10万元以下。两相对比，贫富差距显而易见。（注：详见《马塘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结果汇总》。）对于这种在迈向共富道路上出现的先富与后富的差距问题，无疑需要加以正确的认识和评判。
首先应该充分肯定的是，合理、适度的贫富差距是向共同富裕迈出的最现实、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为加快共同富裕的步伐，我国实行的是非均衡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一部分优质的生产要素首先结合，形成高于社会一般水平的先进生产力，由此就使得一部分优秀的经营者、管理者和劳动者先富起来。因此，我国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现状决定了富裕先后的客观必然性。而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涉足市场经济，不但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的学习过程。在这一方面，勇于开拓、捷足先富的人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树立了效仿的榜样。过去讲，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村干部，现在则还要看先富户。在马塘，由于先富户的传、帮、带，全村迅速涌现出一批门类各异的专业户，各行各业蓬勃兴起，各家各户逐渐富了起来。应当认定，从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是一个从个别到普遍、由点到面的渐进积累、辐射、延伸的过程，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如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没有前者，就绝不会有后者。
同时应该认清一个基本事实：先富与后富的差距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伴生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富裕程度的差别，因而在本质上与全体人民的致富实践活动是同向的而不是逆向的。包括马塘村在内的许多地方的事实表明，由先富与后富而形成的贫富差距，不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剥夺的基础上的，不是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加剧，它不会导致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它是在人们总体受益的前提下，由于受益的时间有早有迟，幅度有大有小，而形成的富裕程度上的某种差别。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的。不仅如此，不少先富起来的群体和个人，正以实际行动帮助和带动后富、慢富的人尽快致富，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一道前进。
当然，正确看待先富与后富的关系还要把握好“度”的问题。国外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贫富差距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着合理与否的价值判断。合理、适度的贫富差距，能够利用普遍的利益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落差压力，来驱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进而起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相反，不合理、超度的贫富差距，必然蜕变为两极分化，使贫与富之间诱发不可弥合的反差与对立，造成社会不平等和紧张状态，导致社会稳定性下降。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因此，必须从我国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贫富差距扩大的现状出发，切实把握合理、适度的贫富差距，在充分激励勤劳致富、依法致富、文明致富的同时，要注意不能让贫富差距无限扩大，要把它控制在广大农民所能容忍的范围内。只有这样，才能既体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又达到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从而实现先富、后富与共同致富的有机统一。
4、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关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已为大家所共识。但在如何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上，有的人则把它仅仅看成是物质上或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因而鼓励群众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和提高消费水平。我们认为，这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误解。邓小平的富裕观除包含物质富裕的内容外，还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明的内涵。是否正视这一点，关系到能否树立正确的富裕观，关系到能否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这对于那些已脱贫致富和迈向共同富裕的地区和农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共同富裕是一个整体的、综合的、发展的概念，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经济方面的，即物质文明的共同富裕，这是共同富裕最基本的含义；二是科技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即精神文明的共同富裕；三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建设，协调发展。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它们共同组成了共同富裕的完整体系。如果只注重物质生活上的充裕，忽视精神文明上的提升，就会在物质生活富足同时出现精神文化生活的失落和颓废，招致社会和人的畸形发展，终将妨碍乃至破坏物质生活的进一步改善。改革开放后一些地方因物质富裕“一俊遮百丑”而导致不可持续发展的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过程，是一个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渐进过程。由于精神文明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决定了必须把共同富裕看成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富裕，把共同富裕的实现看成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同步发展。在对马塘村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觉得当前搞好精神文明的共同富裕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在普遍提高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农民精神生活水平的同时，逐步缩小和消除他们在知识、技能、思想道德素养等方面的水平分化，从而使广大群众都能得到比较全面、自由的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大教育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和质量，尽快扫除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努力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同时要加强对精神文明典型人物、事件的宣传，以先进分子的模范效应来营造良好的促进共富的社会氛围。
四、当前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的若干对策建议
应当说，我们党和国家在实施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中，始终密切关注着先富、后富与共富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他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八届全国人大批准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都把这个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并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这预示着，中国农村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推进共同富裕的时机正在到来，应当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加以解决。
第一、强化宏观调控，确保先富逐步纳入共富的轨道。党和政府作为共同富裕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要注重发挥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既维持先富者进一步致富的动力，又保护后富者的致富权利，以平衡和协调发展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的问题。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设想，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的一种义务。对于先富起来的地区，在保证其有充足的积累不断发展的同时，应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并通过向贫困地区投资、转让技术以及联合经营、合作发展等方式，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对于先富起来的个人，在保证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应合理调节其过高收入，同时发挥他们的示范、先导作用，把生产技术、经营诀窍、管理经验等传授给周围的人们，把闲置资金更多地用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上，以带动和帮助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这样，就能在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切实地推进共同致富。
第二、努力缩减贫困面，提高社会公平度。从先富到共富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历史过程，需要经过若干层次、阶段的逐步推进才能最终实现。其中，消除贫困、实现小康是当前农村迈向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争创小康与扶贫攻坚结合起来，既抓扩大富裕面，又抓缩小贫困面。尤其要注意到，当前我国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应加大扶贫攻坚力度，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扶助他们尽快走上治穷致富之路。这不仅是遏制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提高社会公平度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举措。
第三、严厉打击非法致富行为，抑制贫富差距的不合理性因素。毋庸置疑，那些靠非法手段获取暴利的行径，同我们提倡的勤劳致富、依法致富是背道而驰的，需要通过法治手段坚决制裁。要尽快健全和完善市场法规体系，加强有关政策、制度的配套性，同时认真解决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的问题，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和市场主体行为。要通过贯彻依法致富的准则，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努力保障每一个人合理合法地追求财富的权利和机遇，抑制贫富差距的不合理性和非正常因素，确保人们追求财富的活动都能在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轨道上规范运行。
第四、营造有利于共同致富的社会氛围，推进共同富裕。要加强舆论宣传，让先富者致富思源，真正认识到他们的“先富”是依靠国家资源、政策扶持和全社会支持实现的，富了以后应当发挥协作和奉献精神，在帮助和带动后富、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多作贡献。同时，要教育和引导未富的人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增强市场经济意识，尽最大努力脱贫致富。要大力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形成先富继续富、先富帮后富、后富赶先富、实现共同富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态势，从而把共同富裕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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