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对音比较法与汉语音韵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韵学论文,比较法论文,汉语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H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2 ）02－0083－05
作为汉语音韵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汉语语音（下文简称近代音）研究成为20世纪汉语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近代音研究已经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整个20世纪，近代音研究领域内许多研究者都在自己的研究中创获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其中很多学者创获并予以实践的民族对音比较法，就在很大程度上为近代音研究提供了很有启发的方法论尝试。本文拟对此做出考察，并且对民族对音比较法在汉语音韵学上独具的方法论价值试作粗浅的评述。
近代音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基础
汉语语音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近代音是一个不可缺失的阶段。近代汉语的语音文献不但数量上极为丰富，而且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音系模式及内容来看，也或多或少地杂糅了其他具有时空差异的语音，大多是以复合音系的形式而存在，甚至有的还在韵书中设置一些“无字之音”。这与古代音韵学家们的追求有关，因为他们大都承袭《切韵》，追求那种“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以达到“五方之人皆能通解”的境界。因此，要想搞清近代音系统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发展历史，就要认真整理这些近代汉语语音包括与其他民族的对音资料，这确已成为近代音研究领域内的当务之急。
近代音研究的主要旨趣与内容就是搞清音系和构拟音值，即对语音体系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描写。在传统的近代音研究中，研究者们对文献资料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系联法、审音法与统计法，这三种方法也构成了近代音研究中传统的方法论的基础。其中系联法是对运用反切的音韵专书进行音系分析的最普遍又最有效的方法，后来罗常培在此基础上补充归纳为一些条例，形成近代音研究中的归纳法，并在《中原音韵声类考》中广泛运用；审音法是一种传统的等韵学方法，依照韵图来辨析洪细、等呼，与现代语音学理论结合，可以较好地构拟出汉语语音的音值；统计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古老的研究方法，陈第、顾炎武在研究《诗经》时已经运用，不过正式提出统计研究法的是本世纪30年代的白涤洲，后来鲁国尧等在研究诗词曲韵时大多离不开这种方法。近年来，朱晓农等一些研究者运用公式、概率等数理统计方法。在新技术革命的今天，统计法具有很好的发展前途。
在近代音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现在的许多研究者在实践中也都摸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除了上面提及的民族对音比较法和罗常培的归纳法以外，还有杨亦鸣的透视分离法、鲁国尧的韵文用韵研究法、邵荣芬的反切比较法、陆志伟的比勘互证法、宁继福的内部分析法、陆致极等的系统数量比较法，其他还有现代方音比较法（如刘晓南对宋代闽音的研究）以及利用其他文献资料而形成的文献钩稽法等，所有这些研究方法在整个音韵学领域内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1］近年来音韵学的研究方法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尤以徐通锵为重。杨耐思、陈亚川、蒋希文、李葆嘉、范新干等也都讨论过。我们看到，这些文章对上古、中古音系的研究方法讨论居多，对近代音研究的方法涉及较少。［2］正因如此， 很多学者在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对译语音的比较研究中所作的方法论的尝试才更显得难能可贵。
民族对音比较法的实践与争论
所谓对音，就是指两种民族语言相互翻译时所形成的译音（注：“对音”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对音”泛指一种语言和另外一种语言的语音对比，包括共同语与方言的语音对比，我们文中所用的是狭义的“对音”概念，专指一个民族与另外一个民族语言之间的语音对比。）。利用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音译非汉语词的对音资料，来推求当时的汉语音韵面貌和考订音系的方法就称为民族对音比较法。目前的民族对音资料大多是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官名等，数量较多，比较系统。这些对音资料在不同程度上都被国外有关学者利用并大都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正如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1卷1期的发刊词中所指出的，“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近时西洋学者，如Karlgren，如Baron von stael－Holstein，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本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西藏文自唐朝以来，音读虽然变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变，更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古音里有许多奇怪的复辅音呢。”
民族对音比较法在研究中的应用曾经在20世纪上半叶引发了一场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大讨论。最早使用民族对音比较法研究汉语音韵的是20世纪初的俄国学者钢和泰（Baron von stael－Holstein），他在研究汉语音韵系统时，写出《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国学季刊》1卷1期，1923）一文，利用梵文对音资料构拟中国古音，他着重指出汉语音韵研究的民族对音材料来源大概有三：中国各种方言中与日本、朝鲜、越南文中的汉字读音的比较研究；反切与韵表；中外语言之间的译音的对音。特别强调梵汉对音在中国古音研究中的重要性：“梵咒的音读因为有宗教的性质，故在中国古音学上的价值比一切非宗教的译音格外重要。”
这种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方法相较于传统的汉语音韵研究在方法与目的上都已出现显著的变化，表现出独特的价值，后来瑞典的高本汉（Karlgren）、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日本的羽田亨等人对拉萨《唐蕃会盟碑》及一些敦煌手卷中的藏汉对音资料进行初步研究，这些都激发了国内学者对对音资料研究汉语音系的兴趣。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1卷2期，1923）是国内研究者第一篇利用梵汉对音、日译吴音和日译汉音的材料、采用民族对音比较法来研究汉语音韵学的专论。他一反传统的汉语［a［音来源于西域的说法， 运用六朝的对音材料证明“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韵之字亦皆读a，不读u音或u音。 ”他还运用梵文译经的对音材料证明“读歌戈收－a者，唐宋以上之音；读鱼虞模收－a者，魏晋以上之音。”汪荣宝这篇文章的意义并不在于他在古韵音值构拟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而在于他在研究方法上摆脱了传统研究方法的束缚，着眼于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的对音、译音的比较研究。这篇《歌戈鱼虞摸古读考》的发表，无论是构拟韵部的音值，还是运用汉语与外语的对音与译音，着眼于译音对勘，都使传统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为传统汉语音韵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尤其是梵汉对音，更是成为“校订古音之元上法门”。汪文一出，汉语音韵学界顿时哗然，许多学者纷纷撰文。章炳麟、徐震等保守派极力反对，认为译音极不可靠，不能作拟音的依据，章太炎甚至还否定了梵汉对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等一系列音韵学新材料，因而也就全盘否定了这种民族对音比较研究的新方法。钱玄同、林语堂、唐钺、李思纯、洪瑞钊等则赞成，这场音韵学大讨论对于如何运用民族对音资料、开拓汉语音韵学的新领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后来的学者以此为切入点，迅速开展对近代音的研究，使近代音研究方法论变得丰富起来。［3］
尤其是到20世纪30年代初，罗常培写成了关于藏汉对音的第一部专著《唐五代西北方音》（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这是大陆学者利用对音译音材料系统研究我国一个古代方言音系的第一部著作。罗常培利用了藏文译音阿弥陀经残卷、藏文译音金刚经残卷，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残卷、注音本开蒙要训、唐蕃会盟碑拓本等6种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分清了一些藏文写法相同而实际语音不同，或者实际语音相同而写法不一致的音，揭示出唐五代时西北地区方音的语音概貌，如唇音出现分化、舌上音与正齿音未分、全浊音声母已有清化的征兆；韵母方面宕、梗两摄的鼻音尾一部分开始消失，遇摄鱼韵字的大部分已经并入止摄，读为［－i］，入声韵尾部分开始消失，是入声消变的前期情况。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其中韵母宕、梗两摄不带鼻音韵尾的语音现象，马伯乐早在研究唐代不空金刚的梵汉对音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古汉语中一些阳声韵字可以和其他民族语言中不带鼻音韵尾的音节对音相译，但是当时马伯乐没有见到大量的古代和现代汉语方音资料，而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元音鼻化所造成的结果，其实这一现象可以广引民族对音文献进行证明。聂鸿音在对回鹘文《玄奘传》中的汉字古音研究中就证明了这一点。［4］当然这一现象也并非为回鹘文所独有， 时代稍晚的西夏文献也可以提供例证，李范文对夏汉对音进行研究，研究表明《番汉合时掌中珠》里宕摄的“刚”、“姜”和果摄的“哥”、“个”都与同一个西夏字对音，梗摄的“庚”、“耕”与蟹摄的“皆”、“界”都与同一个西夏字对音［5］（245－246），这说明到12世纪末期汉语西北方言中的宕梗二摄是没有鼻音韵尾的，周祖谟在研究宋代的汉文文献时也找到了有关这一语音现象的方音材料［6］（656－658），这样就证明了当时西北汉语方言中宕、梗两摄是没有鼻音韵尾的结论。
后来，运用民族对音比较这一研究方法研究近代音的有俞敏等对梵汉对音的研究，杨耐思与照那斯图对八思巴字汉语对音的研究，冯家升、耿世民对回鹘汉语对音的研究，金基石等对朝汉对音的研究，冯蒸对满汉对音的研究，丁锋对琉汉对音的研究等，这些学者都取得很大的成绩，这些研究也使民族对音比较法更加丰富和日益成熟起来。
民族对音比较法的价值与不足
自古以来，汉族就和其他各民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关系，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这种交往关系的亲密度往往可以在语言中反映出来。其中，语音对这种交往关系更为敏感，成为反映这种民族交往关系的晴雨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在接触中所存留下来的汉语音译外来语就是一颗颗活的“化石”，这种语音形式往往只取音同，不论字义。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稍作排列的话，估计至少有梵汉对音、于田语汉语对音、吐火罗语汉语对音、藏汉对音、突厥语汉语对音、回鹘语汉语对音、契丹语汉语对音、波斯语汉语对音、日汉对音、越汉对音、蒙汉对音、朝鲜语汉语对音、满汉对音等13种。这些对音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更是汉族与其他民族语音研究的一种基本资料。运用民族对音比较法来考订一定历史时期的汉语音系，因其时代明确，相比之下标音清楚，对说明汉语的音系特点和考求语音音值有着更为直接的帮助。同时又因与汉语相对译的语言多数都是表音系统的文字，这对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音系的特点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考订古音和拟订音值，民族对音比较法一改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只以审音来说明语音的特征，而且注意利用借词、方言和亲属语言的材料，对古音系统进行完整的构拟。［7 ］罗常培等以及后来许多学者的研究实践无疑都证明了民族对音比较法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综上所述，系统地利用对音资料来考证汉语音韵的民族对音比较法可以说已经成为近代音研究领域内经常使用也卓有成效的方法之一。
同时，首先我们也应该看到民族对音比较法所存在的一些先天不足之外，利用对音资料研究近代音，虽然说对音资料大多比较可靠，但是，对于对音资料的时代性、新旧译的纠纷、底本来源的异同、口译者与笔录者的方言差异、译音人的准确性与习惯性、译音人的方音基础等问题都要特别予以注意。就目前的民族对音比较法所赖以使用的资料及其研究现状来看，许多民族的文字对汉字的音译都显得比较粗疏。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语言都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各有其各自的一套音素，即使相同的音素在不同的民族语言音系中，也会受到不同的组合规则的支配而表现出不同的变异特征，因而在两种语言中很难找到绝对相同的音，在音译中用的都是近似音。而况汉语的音节结构比较简单，在音译时也会受到更大的限制，所以对音译材料进行处理的民族对音比较法虽然是汉语音韵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但在运用时要考虑到多种因素作具体分析。例如，回鹘文中就没有语音特征能够表现塞音、塞擦音声母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也不能准确地表现元音韵母细微的音质差异；汪荣宝说的“译音细事，稍识文字者能之”，明显忽视了借音中不同音系之间的对立的复杂性，把这个方法未免看得过于简单化。其次，由于从古代史书中收集到的语音研究资料大多比较零碎，很难构成系统，远远比不上从韵书和现代方言中得到的资料丰富，这些零星的语音资料只能为汉语的读音作一点尽可能的蠡测，难以完成汉语整个音韵系统的归纳，不同时期的语音系统之间的过渡环节更是难以重现。
当然每一种对音资料还有一些因为语种不同而涉及到的专门语言问题，在具体运用对音比较研究法于近代音研究领域时，研究者要注意这样几点：1.对音一般只取近似值，未必完全等同于原音，这是民族对音的基本事实；2.确定原本和对译年代以及它与考订的对象之间的联系与历史层次，注意译音时代的同一性。例如聂鸿音在研究回鹘文《玄奘传》中的汉字古音时就看出回鹘文《玄奘传》中的汉语词实际上并不属于同一个层次，而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回鹘译者口中的汉字译音，这一部分占全部汉语词的95％以上；第二个层次则是在以前的某个时代就已经进入回鹘语的老借词， 这一部分占全部汉语词的5％以下；［4］3.对音材料要力求全面，综合考订力求广博， 来增强结论的可信度；4.要特别注意鉴别原本文字在表音上受母语的影响而作的一些语音的临时性变化。总的说来，在目前的近代音研究领域，对民族对音资料的搜集尚不全面，这方面的研究做得也远远不够，尚需要音韵学研究者整合民族语言的研究力量，进一步拓展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把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