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斯大林对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继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执政党论文,列宁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如何正确认识列宁和斯大林执政党建设思想之间的关系，不但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往往直接影响共产党执政党建设实践的取向。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尚欠深入。本文认为，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列宁留下的是一份既揭示了基本原理、又未形成体系，既富创新精神、又保留着党执政前基本特征的遗产。对于这份复杂遗产，斯大林在继承中是正确与谬误缠绕交错，其逻辑结果是后来形成的苏共模式。对此作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对的。科学地认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会给我们正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带来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执政党 建设思想 列宁 斯大林 极端集中制
作者王长江，1956年生，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
如何看待列宁与斯大林的执政党建设思想之间的联系，是总结苏共失败的历史教训必须弄清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这是因为，对有关苏共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苏共为什么会走上瓦解的道路，怎样评价各个阶段的苏共党的建设实践，怎样分析苏共对党进行“根本革新”的得失，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等等——的回答，实际上都首先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正如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F.科恩所说：“只要告诉我你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解释，我就能说出你对其间的全部重大事件的看法。”〔1 〕可以说，把握这一联系，是解开苏共由盛而衰之谜的一把钥匙。
遗憾的是，我国党建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大体说来，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三种基本观点：一是把列宁和斯大林两个不同时期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基本对立起来的观点，二是把二者基本等同起来的观点，三是认为斯大林对列宁的建党思想既基本继承又有严重错误、继承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能不能准确地概括两个时期执政党建设理论及实践的复杂关系，是值得推敲的。由于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整体评价，并且实际决定了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方向，因此，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正本清源来说，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本文想就此谈点不成熟的认识，目的在于引起对这一问题的争呜，以推动该研究的不断深化。
一、列宁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探索
正确把握列宁、斯大林两个阶段苏共执政党建设的联系，必须首先对列宁的建党思想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针对俄国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诸国的国情，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并根据这一学说，建立了在组织机制、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等等方面都完全有别于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政党的组织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具有“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列宁指出，集中制思想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唯一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是“《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 〔2〕列宁明确解释了当时党内实行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革命工作，无论在多大范围内搞选举制和分散制，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并且简直是有害的。”〔3〕当然， 这种集中制不是卢森堡所指责的“官僚集中制”，而是民主集中制。列宁在给卢森堡的信中阐明了这一点。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由领导革命暴动的党变成了执政党，党的建设面临着迥然不同于过去的环境。列宁对执政党建设作了积极的探索，并且在探索中逐渐阐明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应遵循的一些重要原则：加强党的领导，由党来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同时要党政分开，党领导苏维埃，但不是代替它；执政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根本任务”、“最主要任务”；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派别；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加强党内监督和党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经常纯洁党的队伍，不断提高党员素质；等等。
列宁的探索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列宁在世的时日太短，许多重要原则甚至连实践的条件也不具备，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因而他的探索是初步的，是不全面的。这里面最突出的是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党究竟应当如何领导国家？列宁虽然明确指出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又要党政分开，但在实践上具体如何把握其关系，列宁也不是十分清楚的。在一系列文章、著作中我们看到，他有时说由党来领导、苏维埃来管理，有时又说党的任务是管理俄国；有时说党只进行“总的领导”，有时又说党和国家的上层机关不能不融合在一起。列宁经常提到，苏维埃是进行管理的机关，但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他却明确强调，“管理俄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的中心的任务”。〔4 〕这表明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很不确定的，还在探索之中。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则是，由于没有正确的规则作指导，已经开始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第二，如何发展党内民主？列宁本人是遵循党内民主的典范，而且十分看重民主对于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列宁在世的大部分时间里，充分实施民主的条件是不具备的。而且往往由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还不得不对党内民主有所限制。列宁曾多次提到“形式上的民主和对革命的适宜性”问题，认为抛开实际去追求民主，就会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5〕正因为此， 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内民主的一系列设想，例如党的机关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党内经常开展有关全党一切重要问题的讨论，使党的领导机关召开公开会议制度化等等，在实践中都没有得到落实。
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而在某些方面，作为地下党活动显著特征的极端集中制比以前更有所加强。列宁强调，“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6 〕列宁在党的建设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
例如，给中央委员会以特殊权力，使中央委员会有权以三分之二多数从委员会中开除中央委员。在为1921年3 月党的十大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列宁把这一建议写进了第7条。 列宁当时这样做是有特定背景的：他已经觉察到了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希望这一条款能够在危急时刻防止党的分裂。但是，从理论上说，既然中央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那么，显然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才有撤换中央委员的权力。所以，这一条款并不符合党内民主原则。列宁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解释这一条款时强调：“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在可能因意见分歧的一方面引起分裂的时候”，“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为防止滥用，列宁建议不公布这一条款，“我们建议不公布第7条， 是希望不用这一条”。〔7〕
又如，广泛采用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直接委派和任命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的制度。布尔什维克党是通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取得政权的。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党员人数少、地方各级党组织不健全，是该党执政初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政权，委任制就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从列宁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例如他指出：“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全部情况的关键不在于政治……而要挑选所需的人才，检查实际执行情况。”〔8 〕在他看来：“把组织问题同政治分开是不行的。”〔9〕在1923 年俄共（布）十二大上，斯大林在代表中央做组织报告时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应当表现在把能够理解我们的指示并且能够忠实地执行指示的人安置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因此，登记分配局即中央委员会的那个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机关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的任命范围不应只限于党的委员会，“必须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党赖以掌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的领导的全体工业指挥人员。”〔10〕这里表达的显然是全党的普遍认识，而不只是斯大林个人的想法。列宁后来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在特殊情况下”才“必要”的任命制的弊端，多次提出要以自下而上的选举制来代替它。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作为那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构成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它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当时正确、同时对当今马克思主义政党也适用的执政党建设基本原则；其二，当时适用、但进入建设时期后不应继续沿用的临时性措施；其三，比较正确，但当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而未能付诸实施的思想；其四，当时就不很清楚或存在片面性的认识。只有紧密结合当时的具体实际，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些思想的内涵。
通过对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特点的探讨，大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作为比较全面地阐述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第一人，列宁的思想有强烈的开放性、探索性。他的大量极有价值的论述，尤其是他的探索和求实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笔宝贵遗产；
第二，由于时代的局限，列宁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不同内容之间并非总是存在有机的、合乎逻辑的联系；相反应当看到，有的内容之间暗含着矛盾，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解决；
第三，列宁的执政党建设思想虽然颇具创新，但总的说来没有摆脱领导革命暴动时期那种高度集权的极端集中制模式。一些重要的、对这一模式有改革意义的思想没有得到实际运用的机会；集中制的加强是当时党的建设实践的主要趋势。
二、斯大林对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继承
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上述基本特点，客观上向后来的苏共领导者们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应当继承列宁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的精髓，沿着他已经指明的方向走下去；另一方面，对执政党建设模式的艰巨探索，单凭全盘继承和严格遵循列宁已有的结论是难以胜任的。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党在落后国家执政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继续寻找尚未找到的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相适应的执政党建设新路子。这是历史摆在苏共面前的任务。这一任务后来实现得如何，是我们对斯大林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作出实事求是评价的基本标准。
同列宁的执政党建设思想所具有的复杂性一样，斯大林对列宁思想的继承，也包含着极其复杂的情况。概括起来，它体现为两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对列宁的党的建设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概括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日趋激化，几乎在所有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上都出现了分歧。为了从理论上击败反对派，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斯大林在这一时期对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进行了系统阐述。例如，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从六个方面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在他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又总结出了苏共党的建设的六条经验。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提出了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基本条件，实际上也是对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所作的一个系统解释，其中有些思想迄今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应当坚持的。
但是很显然，在斯大林对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中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
第一，斯大林在概括中没有指出列宁的比较完整的、把夺取政权作为首要目标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他的不太完整的执政党建设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就势必会强化列宁建党思想中强调集中的那一面。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列宁是把极端集中制（他也称为战斗命令制）严格规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条件下的。而斯大林时期这一概念则大大泛化了，极端集中制被看作共产党执政的固有特点。 50 年代有人明确地把极端集中制说成是党达到最终目标的组织手段：“实现根本改造社会的任务要求在共产党的整个组织机构上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制。只有集中的组织才能有计划地领导工人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革命斗争。”〔11〕
第二，在把列宁的思想系统化的过程中，斯大林也掺进了不少并不符合列宁思想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斯大林对列宁思想的片面理解，也有斯大林个人的认识。
例如，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党政分开”的提法。但是，他对“党政分开”思想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在他看来，党政分开就是党来作决定，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来执行这些决定。只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下，斯大林才去谈党不能代替苏维埃和群众组织的问题：“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他强调，在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即党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12〕后来实践中日益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无疑与这种观念有直接的联系。
又如，斯大林借用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观点，片面地把党的历史解释成是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把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错误认识演绎到党内，扩大打击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总结的党的建设的六条经验，就有两条强调在党内开展打垮“小资产阶级派别”和“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导致了党内斗争的扩大化。从1934年到1938年四年时间里，党的十七大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有51人被作为阶级敌人处决。
斯大林还把特殊时期对党内民主的必要限制看作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要求。关于党内民主，斯大林说过很好的话：“我认为应该以条件为转移来看民主，不应该把党内民主问题偶像化，因为你们知道，实行党内民主是以每一个时期的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条件为转移的。”〔13〕但在具体对待党内民主问题时，斯大林更多地强调的往往是对党内民主的限制，以及民主在党内生活中的从属地位。比如说，在列宁看来，不允许进行党内讨论是战斗命令制的特点。斯大林则在1934年十七大上对党内讨论提出了严格的限定条件，而且实际上从这时候起全党讨论就再没有进行过。斯大林还对党内民主作了如下解释：“党内民主是什么呢？党内民主就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14〕不能否认，党内民主和党的统一、纪律有密切的关系。但把二者等同起来，则显然是一种误解。
（二）沿用和强化了极端集中制的一系列手段和措施
斯大林在继承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列宁提出的那些不确定的思想和特殊条件下的临时措施也都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加以确认。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级干部实行任命制或变相任命制。我们不难注意到，列宁在讲到由党的组织部门选拔、任命干部的问题时，经常强调这是“目前”的任务。这和它认为任命制具有暂时性的思想是一致的。到了斯大林时期，这个限定词没有了。在联共（布）十七大上，斯大林指出：“在正确的路线提出以后，在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以后，事情的成功就取决于组织工作”。“中央在这里所遵循的是列宁的英明思想：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15〕任命制的适用范围理所当然地包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出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16〕到1939年，斯大林进一步提出把挑选、提拔、配备和考查干部的工作集中起来，归口由党中央干部局以及每一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的干部部统一负责。
二是频繁使用中央委员会开除中央委员的权力。列宁把中央委员会开除中央委员的权力看成极端措施，并且实际上没有使用过这一措施。到斯大林时期出现了变化。1926年7月， 联共（布）首次动用这一条款，把候补中央委员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此后这一条款就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起来。事实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都是被中央委员会剥夺中央委员资格的。
三是把禁止党内派别的规定扩展到对付党内不同意见。列宁曾就党内民主和集中作过一个明确的界定：“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17〕因此，他对派别也有严格的定义，认为派别应当是“具有各自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 〔18〕按照这一定义，在当时各派别宣布解散之后， 列宁便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仍然持不同观点和意见的人采取措施。但斯大林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强调集中就是观点和意见的一致：“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我们党赖以建立的基础。只有这些观点的一致才能把党员结成一个集中的党。”〔19〕这样，不同意见和观点在党内就失去了立锥之地，党内以清洗和镇压为手段对付党内不同意见的极端行为愈演愈烈。
从上述情况中不难看出，对于列宁的建党思想，斯大林主要是继承了其中强调集中的一面。因此，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不是简单相加，而是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以极端集中为主线的整体。其实践结果，就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制和执政党建设模式。这个体制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在这个体制中，列宁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思想，关于放弃“战斗命令制”的思想等，都被逐步剔除或淡化了。这和列宁设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有很大出入的。它给后来党的建设实践带来了严重的、消极的后果。
列宁和斯大林执政党建设思想之间的复杂联系表明，把二者截然分开或完全等同，都是不够科学的。一方面，斯大林把列宁的思想系统化为理论，但同时又把它教条化、僵化，使它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他忽视了列宁思想中最为珍贵的东西，即探索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另一方面，斯大林把列宁尚未形成体系的思想和做法按照有利于高度集中的方式组装起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党内运行机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与列宁不同，斯大林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并相应形成了比较定型的党的建设模式。但是，这种过度集中的模式同样不是与党执政相适应的模式。它没有摆脱党领导革命暴动时形成的那种机制的窠臼。尽管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为防御外来干涉加速建立国家工业基础时期，在卫国战争时期，这个模式都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功绩，但总的来说，这个模式和计划经济模式一样不适应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其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三、几点启示
弄清列宁和斯大林执政党建设思想之间的关系，意义不只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反思执政后共产党建设的整个实践。它将给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建设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它能够使我们用更加科学、更加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列宁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列宁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党的建设的理论依据。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思想相比，它对实践更具直接的指导意义。但是，这不等于说，无论是对革命斗争时期的党的建设，还是对执政以后的党的建设，列宁都给了我们完整准确的答案。事实上我们看到，对于前者，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根据这些经验总结出的基本原理，有许多对执政党的建设也同样是有用的；而对于后者，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列宁没能留下比较完整的理论。不区分这一点，往往容易把列宁在两种完全不同条件下的党的建设思想看作一回事，要么在执政党建设实践中照搬战争条件下的党的建设理论，要么把后来苏共在几十年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归咎于列宁。可以这样认为，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与其说列宁留下的主要是对我们当前党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不如说他留下的主要是那种讲求实际的探索精神。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进行党的建设，这种探索精神显得尤为可贵。我们既要坚持列宁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基本原则，更要继承他的探索精神，才能对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回答。
第二，它能够使我们对于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不是天生完善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使之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斯大林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也由于权力斗争的因素在起作用，使得整个斯大林时期苏共对列宁的党的建设思想僵硬地坚持的成分明显多于发展的成分。这在实践上不但导致了党内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状况，而且也使党内形成了不愿思考问题、消极等待上级指示的习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建设实践的发展和创新成了极少数人的事情。80年代中期改革开始后，苏共由主动引导改革逐渐走向丧失领导权，以至最后被解散，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传统理论失灵，又没有能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以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乃是苏共失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共的教训表明，僵化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样，都会使党的建设受到削弱，使党失去战斗力。
第三，它能够使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思考。一个党从领导革命暴动走向领导国家建设，基本目标和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显然也对党的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如果说，列宁在实践中、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已经比较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斯大林的最大失误，就在于他未能跳出革命暴动型政党的视野，从领导建设型政党的角度去看问题。这一失误，由于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观念而大大强化了，也由于计划经济对政治上高度集中的实际需求而大大强化了。它使苏共未能认识到对党的建设进行全面反思的必要性，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丧失了很多机遇，经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几代领导人，最后变成了一个弊病缠身、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的党。苏共的这一历史经验表明，党的建设如果不能根据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而对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自身运作机制等等作出相应改变，党就难以胜任执政的要求。这个经验，对于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们党来说，同样是十分有意义的。
注释：
〔1〕斯蒂芬.F.科恩：《苏联经验重探——1917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2〕《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3〕《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4〕《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5〕《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268 页。
〔6〕《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页。
〔7〕〔18〕《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第78页。
〔8〕〔9〕《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 109页，第119—120页。
〔10〕《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1、 172页。
〔11〕《苏联共产党党的建设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5年版，第76页。
〔12〕《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6页。
〔13〕《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3页。
〔14〕《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1页。
〔15〕《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2、345页。
〔16〕《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9页。
〔17〕《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19〕《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