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字样学文字观新证
贾 智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广东 珠海 519082)
摘 要： 唐兰早在20世纪就主张文字学应分为五大派，并强调字样学属于近代文字学研究范畴。[1]19然而，字样学研究领域一直存在调查方法比较片面，结论缺乏实证支撑等问题，特别是对初唐字样学著作文字观的考察还有待深入。敦煌出土斯388号写本所载两种字样书均成书于初唐，又与颜师古《字样》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研究初唐字样学的基础资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有鉴于此，我们拟使用一种兼顾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方法，尝试性调查斯388号写本蕴含的文字观，并借此将这种崭新的综合调查方法广泛推广，可以给我国字样学乃至汉字发展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 字样学；文字观；英藏斯388号写本；双层论证法
早在1957年，Lionel Giles(翟林奈)曾提到过大英图书馆收有一部载有唐代字样书的敦煌写本，编号为斯388号。[2]268其后，敦煌学者藤枝晃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意识到该写本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从中遴选了部分内容加以影印出版。[3]314-318自此,斯388号写本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周祖谟[4]45-47、张涌泉[5]33-41、张金泉[6]208-213、黄征[7]581-597、李景远[8]44-65、西原一幸[9]401-419等对该写本做过评介、影印，可以参看。
斯388号写本所载两种字样书成书于初唐，又与颜师古《字样》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研究初唐字样学的基础资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般认为斯388号写本所载的两种字样书分别是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和郎知本的《正名要录》。但是，该见解其实是前辈学者凭经验得出的推断而已，并没有经过实证论证，具有较大的讨论空间[注] 本文中有关斯388号写本的图片均取自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IDP)官方网站。②其实一直有学者对该观点持谨慎态度。比如，藤枝晃说：“(前一种字样书)末尾存九行后序，据此可知该书是以《颜监字样》为底本增补订正而成。另据颜元孙《干禄字书》序文可知，杜延业在改编颜师古《字样》的基础上撰成《群书新定字样》，据此推断该书可能是杜氏所作《字样》。但是，如果有人尝试与杜氏做同样工作的话，那么该书也可能是无名氏所作《字样》，目前还不能下定论”。[3]314-315 。近来日本学者池田证寿在搜集大量《群书新定字样》佚文后发现，这些佚文无一与该书所载内容一致，从实证角度对前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10]48-50
不过，由于池田证寿的出发点在于从实证层面考证斯388号写本与《群书新定字样》的关系，总体更偏重实证调查方面。另外，该文也并未围绕该写本的文字观[注] 所谓“文字观”主要是指字样学著作中蕴含的文字学理念，涉及作者辨析易混文字的方法，选定字级标准的凭据等问题。我们并没有采用“正字观”这一术语，这是因为无论是在汉字发展史上，还是在字样学著作中，正体与异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需要综合考量。裘锡圭指出：“历来的统治阶级都轻视俗体字。其实，在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俗体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候，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的。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11]44因此，我们在讨论现存字样书的正体标准、凭据的同时，应该兼顾那些不同于正体的异体，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全面、可靠。 进行探讨、论证。
字样学研究的重点是利用传世、出土文献分析字样书区分字级的方法，探究字样书规范汉字的依据，并借此了解字样学兴起的背景，揭示汉字发展的普遍规律，最终用以指导我国现代汉字的标准化建设工作。
有鉴于此，本文拟使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兼顾理论、实证两个方面，对斯388号写本蕴含的文字观进行尝试性综合调查，以期能给发展滞后的字样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一、斯388号写本概要
斯388号写本抄有两种唐代字样书。前一种唐代字样书的书名、作者名都已散佚不见，但所幸末尾附有序文，其内容如下：
右依颜监《字样》，甄录要用者，考定折衷，刊削纰缪。颜监《字样》先有六百字，至于随漏续出，不附录者，其数亦多。今又巨细参详，取时用合宜者。至如字虽是正，多[注] 此处有“多”“正”两字衍文。 废不行。又体殊浅俗，于义无依者，并从删剪，不复编题。其字一依《说文》及《石经》《字林》等书。或杂两体者，咸注云“正”，兼云“二同”。或出《字诂今文》，并《字林隐表》[注] 此处张涌泉作“《字诂》今文”“《字林》隐表”[5]34，并在注释中说：“‘《字林》隐表’费解，不知是否为书名。或以‘隐表’属下读。待考。”[5]63我们认为“字诂今文”可能是收录魏张揖《古今字诂》所载今文的书，“字林隐表”应该是增补晋吕忱《字林》不载内容的书。其实，唐人经常改订当时流行的小学书，比如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等。因此，我们应该依照原文记载，视“字诂今文”“字林隐表”为书名，更为妥当。 ，其余字书，堪采择者，咸注“通用”。其有字书不载，久共传行者，乃云“相承共用”。(第6纸第9行—第7纸第1行)
后序提到的“颜监《字样》”，其实就是秘书监颜师古在贞观年间撰写的《字样》。目前，关于该书书名存在很大争议，池田证寿的科研成果证实了前人的论断尚有探讨空间。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更有力的文献证据来认定该书与《群书新定字样》为同书之前，应该尊重古文献的记载，根据“右依颜监《字样》，甄录要用者，考定折衷，刊削纰缪”，将该书视为颜师古《字样》的修订本(以下简称《字样》)。另外，由于《字样》抄写于斯388号写本前半部分，根据当时抄手的抄写习惯，成书或应早于后面所载的唐代字样书。[注] 据张金泉推测，斯388号写本所抄两种唐代字样书关系密切，后一种书可能是对前一种书归纳补充而成的。[6]213此推测尚待进一步考证。
后一种唐代字样书接抄于《字样》之后，开头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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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要录》，霍王友兼徐州司马郎知本撰。(第7纸第2行)
由此可知，该书书名为“正名要录”，作者为“郎知本”，官职为“霍王友”及“徐州司马”。“郎知本”不见史书，但根据《旧唐书》载：“郎余令，定州新乐人也。祖楚之，少与兄蔚之，俱有重名。隋大业中，蔚之为左丞，楚之为尚书民曹郎。……余令父知运，……兄余庆，……余令少以博学知名，举进士。初授霍王元轨府参军，数上词赋，元轨深礼之。先是，余令从父知年为霍王友，亦见推仰。……”[12]4961，可知郎余令父辈郎知年曾为霍王友，此记载与《正名要录》相合。又，《隋书》载：“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齐颍川太守。……炀帝即位，迁雍州司马，寻转太常少卿。……十年，追还京兆，岁馀而卒，时年七十五。有子知年。”[13]1554-1556,可知郎知年之父为郎蔚之。又，《北史》载：“郎基字世业，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鲁郡太守，赠兖州刺史。父道恩，开府、阳平郡守。……子茂。茂字蔚之，少敏慧，七岁诵骚、雅，日千余言。……”[14]2013-2014,可知郎蔚之之父为郎世业，郎世业之父为郎道恩。根据以上记载，可将郎氏族谱归纳如下，如图1。
图1
至于正史与写卷记载存在矛盾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秊”[注] 关于“年”的异体“秊”主要有如下记载。《说文解字》载：“
：谷孰也。从禾千声。《春秋传》曰：‘大有秊。’……”[15]146；《干禄字书》载：“
……：并同”[16]30；《新加九经字样》载：“
：上《说文》，从禾从千声；下经典相承隶变”[18]161。 (“年”的异体)与“本”的误认、误写，但到底哪一个正确目前尚无定论。其实，《正名要录》所载“郎知本”的“
”在字书、写卷中很常见[注] 比如，《干禄字书》载：“
……：並上通下正”[16]35；《五经文字》载：“
：上《说文》，从木一在其下；今经典相承隶省”[17]57。 ，字形又与同卷中的“本”(“
”，第19纸第5行)一致，与“秊”(“
”，第10纸第5行)不同，应该不是误写。据此，我们主张尊重写本资料记载，视《正名要录》作者为“郎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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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只接近“初唐标准”的字头
下面，我们从理论、实证两个方面，对斯388号写本文字观进行进一步探讨。
二、斯388号写本文字观的理论剖析
《字样》现存完整后序，我们根据其内容，结合书中注释，将其文字观归纳如下：
首先，该书后序载：“其字一依《说文》及《石经》《字林》等书”，可知《字样》将符合《说文》《石经》《字林》等书的字体看作正体。如：
前 国 后 德 明 叹 流 虚
：正 。(第4纸第13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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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第3纸第14行)
右：正行者虽是正体稍惊俗，脚注随时消息用。(第7纸第7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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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该书后序载：“或杂两体者，咸注云‘正’，兼云‘二同’”，可知《说文》《石经》《字林》中的字体并非完全相同，《字样》不加取舍，一同列出。如：
：同 。(第5纸第13行)
再有，该书后序载：“或出《字诂今文》，并《字林隐表》，其余字书，堪采择者，咸注‘通用’。其有字书不载，久共传行者，乃云‘相承共用’”，可知《字样》对于出自《字诂今文》《字林隐表》等字书中的字体，标注“通用”；对于不见字书但世间通行的字体，标注“相承共用”，如：
：通用 。(第4纸第13行)
字样书是唐人在探究字体来源，总结其传承与流变的机理之后，撰写的理论性著作。只有基于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探讨，才能更好地理解字样书所蕴含的文字学思想。鉴于此况，笔者首先对石塚晴通的科研成果进行适当补充，具体试论如下。
另外，对于那些讹误且并不通行字体，《字样》都冠以“俗”，并注明“无依”“非”，主张废弃，如：
：从大或火。从犬，俗，无依。(第3纸第7行)
由此可见，《字样》按照当时的用字情况把字体分为有凭据的“正”“通用”以及世间通行的“相承共用”，将毫无凭据的个别俗讹字斥为“俗”，以便达到规范字体的目的。
另外，根据《字样》后序载：“今又巨细参详，取时用合宜者。至如字虽是正，多废不行，又体殊浅俗，于义无依者，并从删剪，不复编题”，可知该书作者对于不被世间承认的正体以及毫无凭据的异体，主张大胆废弃；对于约定俗成的字体，建议破格使用，这体现了该书与时俱进的文字观。
《正名要录》将字体分成六类，并在每类末尾分别添加注释，如：
他们都以为太阳东升的卯时，对面正好是生肖“鸡”所在的“酉”位，故太阳中的黑影，自然是酉位的鸡所映入；至于太阳西落的酉时，对面正好是生肖是“兔”的“卯”位，故月中的阴影，便是东方卯值的兔映照到西方的太阳上，又折射到月亮上的影子所产生。此外，对于月中的“桂树”，他们则认为是东方的扶桑树映照到日中的反影。这种以十二地支与对应的生肖相映入日、月的原理来解释“日中有鸡”“月中有兔与桂”之说，实颇有牵强附会之嫌。
右：正行者正体，脚注讹俗。(第7纸第11行)
右：正行者楷，脚注稍讹。(第8纸第11行)
右：各依脚注。(第10纸第3行)
右：字形虽别，音义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第12纸第11行)
学术研究的自觉是现代学术的应有品格之一。20世纪末，“世纪末情结”与学术自觉追求的交互为用，催生相当一批意在学术回顾与前瞻的研讨会、座谈会、笔会、论文和专著。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也是如此，诸多前辈时彦均对未来学术发展擘导深切，既望殷殷。这对新世纪的学术发展是有益的。转眼十年过去，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到底进展如何？早先的回顾与前瞻对当下的学术研究是否真的发挥鞭策和引领作用？未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又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或曰强化？本文谨依据与古代小说研究关系密切的《明清小说研究》期刊，对这些问题略作检讨和思考。
《正名要录》序文已散佚不见，目前只能基于以上注释，推测该书文字观大体如下：
首先，《正名要录》所列正体很多与《说文》记载相合，学者大多据此推测该书将符合《说文》的字体视为标准字体，如第一类“正行者虽是正体稍惊俗”中的“朙”，其字体与《说文》载：“
：照也。从月从囧。凡朙之属皆从朙。……”[15]141中的“从月从囧”相合。
其次，《正名要录》中也有列出多个正体的例子，如第三类中一同列出“詹”的两种正体“
”“
”，“寇”的两种正体“
”“
”，可见该书正体来源不仅《说文》一书。
血管 “血管软，寿命长”。血管硬就是我们常说的动脉硬化，是动脉的一种非炎症性病变，它会使动脉管壁增厚、变硬，失去弹性，管腔狭小，诱发心梗、脑梗等病。
俗话说“面由心生”，面部是一个人情绪最直接的外在表现，面部表情是我们传递情感的一个方式，通过面部表情可以判定一个人喜悦与否，在与人的交往中我们首先是通过眼神、姿态、语气语调来感受对方，而舞蹈是通过肢体语言来传达情感的，在无声的传递中，面部表情显得尤为重要，它是技术动作的延伸，也是情感的传递，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甚至有时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正名要录》所分六类中，第一、二、三、五类是为辨析同一文字的不同字体而作。这四类的共同特点是：将“正体稍惊俗”“正体”“楷”“古而典”中的字体写成粗笔大字，列于上；将“随时消息用”“讹俗”“稍讹”“今而要”中的字体写成细笔小字，置于下，目的是借此来突显前者的地位[注] “今而要”字体列于“古而典”字体之后，两者文字大小没有太大差别。 。因此，“正体稍惊俗”“正体”“楷”“古而典”所录字体都应该是作者心目中的正体。另外，作者并没有对属于“随时消息用”“稍讹”“今而要”的字体进行批判，而对收入“讹俗”的字体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据此我们可以将该书的字体分类原则归纳如下：一为标准字体，有“正体稍惊俗”“正体”“楷”“古而典”。二为当时通行的字体，有“随时消息用”“稍讹”“今而要”。三为无凭据的字体，即“讹俗”。作者对于有凭据的字体和当时通行的字体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对于那些毫无凭据的字体，则冠以“讹俗”，主张废弃。
根据《正名要录》的字体分类原则来看，该书的文字观基本与《字样》类似。《正名要录》认为属于“稍讹”的字体也可以使用，这表现了作者的文字观比较开明。另外，作者将 “古而典”与“今而要”列为一组，实际上是既承认符合《说文》标准的字体，又肯定当时社会通行的字体，可见其文字观具有灵活的一面。
最后，我们从字样学史乃至汉字发展史角度，对斯388号写本所持文字观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具体如下：
众所周知，汉语自古至今都是采用双轨制的，一面是雅言、正体，一面是俗语、俗字。人们为了沟通的需要，经过取舍、迁就，最终形成一种中庸形态的语言、文字。早在北朝，学者颜之推就敏锐地捕捉到汉字发展史的这一规律，即正体与异体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正体可能因饱受世间诟病变为异体，异体或许由于世人推崇转为正体。因此，他在《颜氏家训》中写道：“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半焉”[19]516，既对正体表示了肯定，又给俗体预留了位置，是一种变通的、进步的文字学思想，影响深远。
《字样》《正名要录》中也有类似主张，既提倡规范正体，又承认世间用字，为整个唐代字样学奠定了基调。至中唐年间，颜元孙在《干禄字书》中说：“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16]22-23，张参在《五经文字》里说：“其或古体难明，众情惊懵者，则以《石经》之余比例为助”[17]55，唐玄度在《新加九经字样》中说：“如总据《说文》，即古体惊俗；若依近代文字，或传写乖讹。今与校勘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18]155，都主张不能完全依据《说文》拟定正体。这是因为如果完全依据《说文》拟定“正体”，所造字形可能太过偏离社会实际用字，从而容易导致广受诟病而无法推行。因此无论是哪部字样书的作者都持一种包容的文字观，这也是唐代字样学理论的核心所在。这种由颜之推首创的文字学思想，经后世发扬光大,为楷书的一统天下提供了动力和保障，并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字体规范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我们重视。
三、斯388号写本文字观的实证调查
以上基于斯388号写本的序文、注释，兼顾字样学史角度，对该写本的文字观进行了理论分析。下面结合汉字发展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继续对该写本的文字观进行实证调查。
“汉字字体规范史数据库”(“Hanzi Normative Glyphs database”，简称“HNG”)是目前汉字发展史研究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该数据库是日本学者石塚晴通经过长达30多年的调研积累，以“石塚汉字字体资料库”(至2005年9月，该资料库总共收录67种文献，约40万字)为基础研发的[注] 近年，石塚晴通提出了Codicology(跨文理综合典籍学)学说，着重强调了汉字字体与资料性质的内在关系。简单来说如果文献用纸质地优良、款式严谨工整的话，那么所载的汉字字体就应该是标准的、规范的，反之亦然。据此，以石塚晴通为首的科研团队对大量古籍资料的用纸、款式进行了缜密的实地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将其中具备一定标准性、规范性的珍贵资料录入“石塚汉字字体资料库”，以资学界参考。 。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石塚晴通发现在初唐宫廷写经、晚唐开成石经中出现了大量标准性很强的文字资料。比如，守屋本《妙法莲华经》卷三存5685字，仅发现46个异体字；开成石经《论语》有14324字，只发现5个异体字[20]90。另外，“所”字在守屋本《妙法莲华经》卷三中出现60次，都写成“
”；在开成石经《论语》中出现46次，全写成“
”[20]88。据此，石塚晴通称前者为“初唐标准字体”，后者为“开成标准字体”。值得注意的是，“初唐标准字体”和“开成标准字体”之间差异明显，说明从初唐到晚唐字体标准发生了较大变化[注] 有关“字体”的概念，王宁指出：“汉字字体指不同时代、不同用途(鼎彝、碑版、书册、信札等)、不同书写工具(笔、刀等)、不同书写方法(笔写、刀刻、范铸等)、不同地区所形成的汉字书写的大类别和总风格”[21]2，该理论具有极高的前瞻性与指导性。另外，石塚晴通指出：“字体是在书体内存在的各个汉字的社会共通标准”[20]80，强调其共通性、标准性，值得学界参考。 。这就是石塚晴通论著的核心内容，日本学界称为“石塚字体变化理论”。其后，当山日出夫[22]213-229、池田证寿[23]259-282、高田智和[24]246-258、斋木正直[25]367-378、萩原义雄[26]157-181、山下真理[27]141-156、贾智[28]93-108从不同侧面对该理论进行了大量论证工作。斋木正直、池田证寿还总结出“初唐标准字体”与“开成标准字体”不同的60个字[29]230-245，见图2[注] 图2摘自斋木正直、池田证寿合著论文[29]238。左为开成石经《论语》(“开成标准”)的字体，右为敦煌文献伯2195号写本《妙法莲华经》卷六(“初唐标准”)的字体，两种字体隔以“—”。 。
图2
“汉字字体规范史数据库”对于唐代用字情况的量化统计，是我们未来研究的重要基础。不过，该数据库虽然抓住了唐代字体变化的基本规律，但是尚未完全揭示“初唐标准字体”“开成标准字体”的实质，尚未深入探究汉字发展的动因，结论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相承用 。(第3纸第14行)
宋版普及之前，书籍大多以写本形式流传于世。当时由于字义不断变化，新出字体距离本意愈来愈远，文字异体层出不穷。尽管如此，由于抄手常常遵循惯例誊抄文字，因此在初唐宫廷写经中形成了所谓的“初唐标准字体”，但是此类字体大多并不符合《说文》记载，本质上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字体。比如，据《说文》载：“
：以劳定国也。从力从工，工亦声。……”[15]292，“功”字应该从“力”作“功”，不应从“刀”作“
”。所以，“初唐标准字体”的“
”并不符合《说文》的记载。故而《五经文字》将“
”斥为“讹”，主张废弃。不过，当时书写“初唐标准字体”比较普遍，比如现存唐AI写作本中“功”基本都作“”，如伯2173《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上》作“
”，斯6557《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作“
”，诸如此类，不胜累举[注] 另外，斋木正直发现《洞渊神咒经》第一(法国国立博物馆藏，伯3233)、《洞渊神咒经》第七(法国国立博物馆藏，伯2444)两种道教文献也载有大量“初唐标准字体”[30]91[31]93-94。这也说明当时书写“初唐标准字体”的情况确实比较普遍。 。据此，《干禄字书》虽视“
”为“俗体”，但仍主张留用，道理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初唐时期，儒学的复兴推动了经学的发展，政府设置秘书省，专司校雠典籍，覆定文字，成果之一就是唐代字样书。无论哪本字样书，都很重视字体来源，将《说文》《字林》《石经》所载字体视为正体[注] 当时长安设“书学”，其中博士2人，学生30人，以《说文》《字林》《石经》为主业。科举常设的科目也有“明书”，以考察《说文》《字林》为主，兼有口试和笔试。掌握“正体”是举子中举的必备条件，而所谓“正体”正是依据《说文》《石经》《字林》认定的。也就是说，这种选字方法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唐代教育、科举制度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无论哪本字样书都采用了这种选字方法，是有其背景和根据的。另外，唐代字样书认定的“正体”，本质上是一种示范性字体，有些实质上是与唐代通行字体格格不入的。比如，《正名要录》视为“正体”的“
”就鲜见于现存唐写本，可见当时尚未得到世人认可。鉴于此况，郎知本才将示范性字体“”与通行性字体“
”一同列出，以供世人选择，采取灵活变通的积极态度，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种选字方法直接影响到了晚唐《开成石经》。开成年间首刻楷书石经，将《五经文字》附于末尾，为石经楷书提供了依据和范本。比如，《五经文字》依《说文》记载，视“
”为“正体”，《开成石经·周易》《开成石经·论语》均据《五经文字》作“
”“
”，这就是所谓的“开成标准字体”。
综上所述，“初唐标准字体”是一种通行的、世俗的字体，“开成标准字体”是一种规范的、学问的字体，两者截然不同。而在“初唐标准字体”向“开成标准字体”转化的过程中，唐代字样学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无论是传世字样学著作，还是出土字样学著作，都通过区分字级的方法将书中蕴含的文字学理念直接传递给社会。比如，《字样》分字体为“正”“通用”“相承共用”“俗”四个字级。除此之外，唐代字样书还通过字头大小区别不同字体，如《字样》将属“正”“通用”“相承共用”的字体列为粗笔大字，将属“俗”的字体写成细笔小字，层级关系明显。这些都对规范经典、社会用字起到了积极作用。
鉴于此况，我们围绕“初唐标准”与“开成标准”差别较大的60字，对斯388号写本中出现的字头进行了全面验证，以便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更好地了解其文字观，结果如下：
Ⅰ.《字样》：
字体只接近“初唐标准”的字头
后 復 既 益
字体只接近“开成标准”的字头
恶 譬
字体接近“初唐标准”和“开成标准”的字头
（2）提升接待部门职业素质。针对村民进行农业科技、职业道德、民俗文化、旅游接待等方面的培训。再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外出考察学习等多种途径进行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努力提升服务接待水平，促进石门桂花村景区的发展。
安 弥 从 所 敬 解 足
字体接近“开成标准”和其它的字头
要想在韩国文化教育下使韩语教育得到加强，提高韩语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以及文化素养是关键的一步。韩国文化所涉及的知识面较为广泛，学校在开设相关专业的过程中，应建立供韩语教师学习和发展的平台，并对相关学习渠道以及资源途径进行积极拓展。同时，教师应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充足资源，对韩国文化知识以及语言文化知识进行全面掌握与了解，并对教学内容等进行钻研与学习。将所学知识运用到课堂的教学实践中，使韩国文化知识有效渗透到韩语教学中，从而激发学生学习韩语的兴趣，使学生的韩语水平得到提高，实现韩国文化教育与韩语教学的有效结合。
无
Ⅱ.《正名要录》：
另外，郎知本的官职“霍王友”“徐州司马”也值得我们注意。“友”与“司马”都是古代官名[5]38，也就是说郎知本是在徐州霍王府为官并任司马一职时撰写《正名要录》的，故而霍王在徐州的任期其实就是该书的成书时期。据《旧唐书》载：“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也。……贞观初，……七年，拜寿州刺史，……十年，改封霍王，授绛州刺史，寻转徐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为定州刺史。……”[12]2429-2430,可知霍王李元轨为唐高祖第十四子，贞观7年(633)始任寿州刺史，自贞观10年(636)，历任绛州、徐州刺史，贞观23年(649)改任定州刺史。周祖谟、张涌泉都认为该书成书于贞观10年至贞观23年之间[4]46,[5]38。但贞观10年不是李元轨任徐州刺史的年份，而是任绛州刺史的年份，因此上述结论还可以进一步推敲。《旧唐书》载：“徐王元礼，高祖第十子也。……武德四年，封郑王。贞观六年，赐实封七百户，授郑州刺史，徙封徐王，迁徐州都督。十七年，转绛州刺史，……”[12]2426,李景远认为既然贞观17年(643)徐王李元礼上任绛州刺史，那么时任绛州刺史的李元轨就应该在该年前后改任徐州刺史，因此《正名要录》应该成书于贞观17年(643)至贞观23年(649)之间[8]46-48。
周 成 忧 犹
字体只接近“开成标准”的字头
右：本音虽同，字义各别例。(第19纸第5行)
金坛区于2016年启动长荡湖清淤工程，在外源污染有效治理和控制的前提下，通过对长荡湖湖区污染底泥实施生态清淤，有效削减底泥内源污染，促进湖泊水体水质改善，为长荡湖水生态修复奠定基础。
切 功 胜 定 养
字体接近“初唐标准”和“开成标准”的字头
从 恶 无 尔 礼 能 解
字体接近“初唐标准”和其它的字头
社会的发展促进审计目标的不断革新，而审计目标的革新也带动着审计技术的进步。而在众多的组织和集团之中，银行无疑是对内部审计标准要求最高的，业务和项目中一旦存在缺陷与风险，就会给银行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因此在审计技术上，各大商业银行均需要保持着高度的重视，比如常见的以内部控制评价为基础的现代审计方法，还有新兴的“风险导向”审计方法等，都是走在时代前沿的科学灵活的现代审计技术。
读书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境界。它赋予人才识与智慧，给予人信念与力量，引领我们通向成功的阶梯。读书可以提高我们的阅读潜质和写作水平，更能提升我们的个人修养和气质。让我们静心读书，净化心灵，尽情享受阅读的快乐。
字体接近“开成标准”和其它的字头
微 异
首先，《字样》中有4个字头只与“初唐标准”接近，如表1，有2个字头只与“开成标准”接近，如表2。
表1 《字样》中字体只接近“初唐标准”的字头
表2 《字样》中字体只接近“开成标准”的字头
值得注意的是，这6个字头下面都没有任何注释，体例与石经非常接近。至于《字样》到底参看了什么石经，我们推断可能是东汉的《熹平石经》(一体石经，隶书)，理由是该书明言其参看石经是隶书体，具体如下：
：字合丯。
音戒。《石经》隶书 已从土。(第4纸第11行)
《正名要录》中有4个字头只与“初唐标准”接近，这4个字头全部出现在第六类“本音虽同，字义各别例”中，如表3。
表3 《正名要录》中字体只接近“初唐标准”的字头
该类主要是为辨别字音相同，而字义不同的别字所作，既没有提及“周”“成”“忧”“犹”四字的异体，又没有对这4个字头的字体进行任何注解。这说明这些字体在当时是为世人承认的，其合理性是不用过多解释的。
《正名要录》中有5字头只与“开成标准”接近，如表4。
表4 《正名要录》中字体只接近“开成标准”的字头
《正名要录》不仅较早地列出《开成石经》所提倡的标准字体，而且明确指出“开成标准”与“初唐标准”的不同之处，这种规范字体的意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最后，字体接近“初唐标准”和“开成标准”的字头在《字样》中有7个(表5[注] 《字样》之所以将字体分为“正”“通用”“相承共用”“俗”四个字级，主要是为了辨别正体(第一字级的“正”)与异体(第二、三、四字级的“通用”“相承共用”“俗”)之间的关系。因此，《字样》通常不会仅列出异体不列出正体。据此推测，表5所列“
”应是“
”的正体，属于第一字级，兹据补“正”字。 )，《正名要录》中有7个(表6[注] 如前所述，《正名要录》所定正体大多源自《说文》。据《说文》载：“
：亡也。从亡无声。……”[15]267，可知表6所列“
”更符合《说文》记载，或许原本属于“古而典”一类。同理，据《说文》载：“
：大丘也。崐崘丘谓之崐崘虚。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谓之虚。从丘虍声。……”[15]169“
：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凡异之属皆从异。……”[15]59，可知表7所列“
”、表9所列“
”都应归入“古而典”一类。照此来看，《正名要录》第五类所列某些字头，前后顺序或许实为颠倒。而该书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使用了一些修改符号(“
”)加以订正，具体见第10纸第9行“
”条。 )。除此之外，两书中还列出了字体既不同于“初唐标准”，又不同于“开成标准”的字头共11个(表7、表8、表9)。
表5 《字样》中字体接近“初唐标准”和“开成标准”的字头
表6 《正名要录》中字体接近“初唐标准”
和“开成标准”的字头
表7 《正名要录》中字体接近“初唐标准”和其它的字头
表8 《字样》中字体接近“开成标准”和其它的字头
表9 《正名要录》中字体接近“开成标准”和其它的字头
纵观表5-9，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对于与“开成标准”接近的字体，《字样》注释“正”，如：“
”“
”“
”“
”；《正名要录》注释“楷”和“古而典”，如：“
”“
”“
”“
”“
”“
”“
”“
”“
”，这说明两书作者对“开成标准”是十分提倡和支持的。
其次，对于与“初唐标准”接近的字体，《字样》注释“通用”(“
”“
”)和“相承用”(“
”“
”)；《正名要录》注释“随时消息用”(“
”“
”)和“今而要”(“
”“
”“
”“
”“
”“
”)，这说明“初唐标准”当时是为世人所接受的，是流行、普遍的。
还有，对于与“初唐标准”接近的字体，《字样》作者将接近“初唐标准”的字体(“
”“
”“
”)与接近“开成标准”的字体(“
”“
”“
”)一同列出，并未标明“俗”“非”“讹”；《正名要录》作者有的注释“正体”(“
”“
”)，有的注释“今而要”(“
”)，有的虽注明“稍讹”(“
”“
”“
”“
”)，但并未标注“讹俗”，这说明两书作者均对“初唐标准”字体持肯定态度，主张大胆使用，这反映了其开放、包容的文字观。
至于那些不同于“初唐标准”“开成标准”的字体，《正名要录》大多注释“正体稍惊俗”(“
”“
”)、“古而典”(“
”“
”“
”“
”)以及“稍讹”(“
”)、“讹俗”(“
”“
”)，主要是一些奇字、讹字。
据此我们可以认定斯388号写本所载两部字样书持有一种灵活变通的文字观，既注重凭据又兼顾时宜。
四、结语
目前，研究字样学有两种方法：一是理论研究法，即从释读字样书序文出发，调查书中注释含义，进而探讨该书所列字体的性质、类别。二是实证研究法，即收集当时文献所见文字，将其与字样书所列字体逐个比对，以便推导出字样书辨析字体的依据。在推导过程方面，两者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前者是由一般到特殊，使用必然性推导方法，优点是能揭示出具体字体的来源根据，缺点是缺乏实证性检验。后者是由特殊到一般，采用或然性推导方法，可以推导出该书辨析字体的规律，但是无法穷尽性调查。因此，如果能够将两者结合，则能收到互补的效果，实堪最善。
但事实情况是，目前该领域大半成果侧重于解析字样书的体例、内容方面，大多并没有参考实际用字，导致目前重复性成果越来越多，取得的成果也多存商榷之处。即便有少数文章结合实际用字并对其进行量化统计，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结合汉字发展史研究的定性分析成果，造成统计流于形式，结果缺乏深度。
面对形势严峻的字样学研究现状，我们必须借助计算机技术构建的大型数据库，充分发挥现代科技优势，使用崭新的调查方法对该领域相关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深入探讨。特别是本文介绍的日本学者石塚晴通开发的“汉字字体规范史数据库”及其最新理论成果，经笔者补充完善、重新论证，完全可以给我国字样学以及汉字发展史研究提供强力实证支撑。而本文尝试性提出的兼顾理论和实证两面的“双层论证法”，必将能够给发展滞后的字样学乃至汉字发展史研究领域开创一片全新的局面。
另外，早在20年前韩国学者李景远就提出“隋唐字样学”的定义，强调字样学是指“隋唐兴起的厘正楷书形体笔画的正讹而拟订用字标准的学术”[8]1。然而大部分字样学研究者还是受到传统思维的影响，将研究重点放在《干禄字书》《五经文字》等中唐字样学著作方面，致使李景远提出的观点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目前还未见对初唐乃至隋代字样学做专门研究的学者。通过此次调查，我们注意到开成石经所提倡的字体标准，并非是颜元孙、张参首倡，而是早在初唐年间就已经被颜师古、郎知本正式提出了。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不难发现隋代学者颜愍楚的《俗书证误》也将属于“开成标准”的“
”字体视为正体。据《说文》载：“
：虫也。从厹，象形。……”[15]308,可知“”字来源于该书。众所周知，隋唐两代的字样学运动是与当时考订经典工作密切相关的，而《说文》正是为解读“孔壁古文”(汉代从孔子住宅墙壁中发掘出来的古文经典)而作的字书。自《说文》问世后，学者儒生注释经典大多援引该书，隋唐字样学著作也将该书作为楷定文字的第一凭据。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研究隋唐字样学著作与《说文》的关系，搭建起一座沟通隋唐两代字样学研究的桥梁，推动整个字样学学科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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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智(1981— )，男，天津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副教授，主要从事域外汉字音、汉字发展史、古文献研究。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日本汉字音资料集成与整理研究”(项目编号：GD18CZW0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H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 2019) 03-0168-09
收稿日期： 2019-01-06
DOI： 10.19563/ j.cnki.sdzs.2019.0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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