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过剩”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充分利用论文,劳动力论文,可能性论文,我国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劳动力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既可能是重要的资源，又可能是沉重的负担，如何变负担和压力为资源既是世界各国的共性课题，又是面临十二亿人口巨大压力的社会主义中国之特有难题，故本文想就此略陈管见。
一、“过剩”劳动力形成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笔者认为：作为生产力重要构成要素的劳动力既是资源又可能是负担和压力。不仅如此，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有可能互相转化。认识正确，处理得当，它们就可能是资源，反之，则转化为负担和压力。同理，本来以负担和压力的表现形式存在，若条件改变，它们则又可能转化为资源。这一方面，马克思《资本论》已暗含着先例。马克思在有关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的研究中，发现了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在马克思看来，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前提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积累的进行，一方面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增加，结果必然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本身来分析，它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必然结果，也是被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以它作为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产生的前提和决定性条件，既然是历史事实反复证明过的，按理，从马克思得出前述结论至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应十分突出，即使速度再慢，至今理应到了十分尖锐，不可调和的程度，然实际却与逻辑推理相差甚远，虽然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失业问题的压力，但都还在劳动力资源提供者方面可以容忍、可能承受的范围内。症结何在？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既是困扰理论界几十年来的历史问题，又是本文涉及的资源与负担相互转化的条件，今天看来如此重要的问题，由于它并非马克思当年论述必须涉及的内容，故马克思当年未曾论及，马克思当年虽未曾论及，但也并不是说它们就不存在。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观来衡量和认识事物，既然有促使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因素发生作用，亦必然有阻碍相对过剩人口产生因素在起作用，马克思当年着重分析了导致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因素和条件，最后得出了相对过剩人口产生是必然的结论，这一结论的得出仅就理论本身来分析是完全合乎逻辑与无懈可击的。今天我们发现它与事实不符，重新认识和分析之，如果还停留在仅分析促使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因素方面，一定还解不开其中的谜团，但如果变换角度，从反趋势的角度观察问题，则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循着这一思路，笔者发现，阻碍相对过剩人口或失业人口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失业输出。当然还可能有其它。
所谓失业输出，是指把本应存在与自己国内的相对过剩人口，输出到别的国家，类似于经典作家通常使用的“资本输出”或“商品输出”。
导致失业输入别国之原因几乎与导致国内失业形象形成是同一原因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积累，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随着积累增加后引起的机器设备的增加，机器将逐渐取代人，从而导致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由此也便形成过剩人口，这一现象在假定市场不变的情况下出现将是确定无疑的。但假定毕竟是假定，假定与现实往往不一定一致。事实上，随着一代新于一代的机器的使用，劳动生产率将会不断的提高，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将增加，从而，单位商品的价值将不断降低，若是原市场容量，将会导致一部分生产者“过剩”，但同时，单位商品的价值降低，又有利于提高该商品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开辟市场拓宽市场范围。当市场拓宽到境外，不仅可能缓解过剩现象，还可造成新的劳动力需求度。这一类情况中，当市场拓宽到境外后，对于输出国，失业问题得到解决，相对过剩人口不再存在，但对境外接受国来说，在接受输入廉价商品的同时，就等于奉献了自己的就业岗位，换回了失业或相对过剩人口在自己的国度里存在，换回了失业对自己国内劳动力的威胁。上述情况，我把它称之为“失业输出”与“失业输入”。失业输出通常发生在发达国家，失业输入则出现在一些落后的国度。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相对过剩人口问题虽然不明显，但并不能据之说明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规律不成立。它只是证明负担、压力与资源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过剩”劳动力形成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具有并存性。
二、中外劳动力问题之比较：共性与特性
关于劳动力究竟是资源还是负担，世界各国间既有共性又有特性。
首先，当做负担来分析，各国间都可能面临就业压力问题，生产过程中都有生产相对过剩人口的可能性。中国亦不例外。其可能性在共性方面，随着技术进步，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产过程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少，这一情况在各行各业中目前均已有表现。不仅如此，中国相对过剩人口之产生，还有自己的特性。其特性中最明显的是人口自然增长率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过高，今天看来是极大问题，从另一种意义上分析，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从建国到改革前几十年来，在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里，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波动如何影响，总体上人们生存压力较小，不论抚养人口多少，不论城市或农村，人们确信共产党不会让一人饿死，在保证低水准，低层次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大家受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思想影响，尽情生育。在五六十年代，农村夫妇生育在四个孩子水平上下的几乎是普遍现象，即使城市夫妇生育三个孩子者也属多数，以致自六十年代初至今，三十年间，人口增长量约六个亿。这在世界各国是较少有的情况。
我们视人口增长过快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结果，不仅因人们确信共产党在努力创造条件力求保证人们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从而生存压力较小，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几十年来，中国医疗保健条件，生活水平较历史的过去确有极大的改变，这也就为人口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福兮祸所伏，现在看来，人口快速增长已为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劳动就业问题呈现为政府和社会的负担已不仅是可能性而且快速的在变为现实性。
三、《资本论》暗含的负担变资源的启示：中国过剩劳动力被再利用
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理论上分析了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客观必然性，而这一客观必然性在实际中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笔者归因于实践中还有一些反趋势的因素在起作用，它们作用的结果，为劳动力重新被利用提供了可能性，分析和寻找这些马克思未曾论述过的因素，对于解决我国经济活动中可能出现的过剩劳动力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在诸多反趋势因素中可资借鉴的有以下方面：
第一，努力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防止失业输入。
如前所述，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方面会造成资本对劳动力需求减少，造成“过剩”；另一方面，又会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有利于提高所生产之产品的竞争力，开拓市场，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我国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平均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因而面临的是“失业输入”的压力。有鉴于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可做两种选择：其一，利用公有制便于集中资金、集中人才、集中资源的优势，选择新技术前沿生产领域，参与国际竞争，扩大海外市场，力求也能实现“失业输出”。其二，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保护民族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避免“失业输入”。所谓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保护民族工商业之间的关系，是指既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不搞闭关自守，又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在这方面，我们自改革开放以来，成绩是主要的，但问题亦不少，尤其是消费品市场上洋货充斥，从食品到饮料、从洋烟、洋酒到家电、汽车等方面，洋货广泛冲击着我们的市场，国人在尽情享受洋货的效用的过程中，忽视了甚至没有察觉到我们已为自己进口了部分同胞面临的失业压力，完成了“失业输入”。鉴于上述问题，鉴于我国的实际，我们的政策、法规应严格的以引进高新技术，保护民族工商业为取向，不应以牺牲就业岗位和长远利益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发展和享乐。
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关系，应以引进高新技术为主，这方面即使付出较大的代价，换回的不仅是发展的能力，而且还可能增强我们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失业输出”。反之，直接引进生活消费品，虽然可以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毫无疑问会冲击我们的民族工业，导致“失业输入”。须知：失业输入亦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其发展到社会承受力的饱和点时，就可能危及社会稳定，象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一旦危及社会稳定问题不仅于我不利而且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亦不利。
第二，兴办公共工程，以工代赈，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兴办公共工程，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应付经济危机的对策之一。毋庸置疑，它在解决就业方面，也是积极有效的措施之一。笔者认为，它同时也是影响和阻碍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发生作用的因素之一。在我国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面前，可否借鉴这条路子？
其实，这条道路，我们历史上已不自觉的尝试过。例如，开发建设新疆的新疆建设兵团，他们既保卫了边疆，又充分利用了我们特有的人力资源和当地的自然资源。再如，大西南三线建设，其中的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是建设在没有平地的丘陵、群山、峡谷、沟壑、河流交错相间的自然环境中，建设者们削平山头、构筑台地、精心设计、巧妙安排，搬移2.5亿立方米岩石，在仅有2.5平方公里的三个台地上建成了年产250万吨的大钢城，吨钢面积仅一平方米，连日本新日铁最先进的沿海钢厂也自愧弗如，被外国冶金设计家称为“象牙微雕钢城”。
贯穿攀枝花钢城和矿区的成昆铁路，堪称世界铁路史上最险恶、最艰巨的工程之一。施工之初，山谷没有公路，各种设施就是靠人工火把照明，钢钎大捶打眼放炮凿通的。
大西南三线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影响了当地及辐射区2000万人的命运，使西南荒塞地区进步了约50年，而且使沿线地区富藏的煤、铁、铜、钢、钒、钛、铅、锌、磷、森林、木材、水力等得以开发利用。当然，也许有不少人认为三线建设是在深山峡谷、自然条件恶劣的环境中搞建设，人力物力投资大，比较效益低。其实，任何事物，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察的结果都可能不一样，如何评价三线建设，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和目的。从本文角度来观察，三线建设大大加强了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力，减弱了东部地区耕地和水资源的压力，尤其是它为今天利用巨大的接近过剩的人力资源作了有益的尝试。仅以成昆铁路建设中利用的人力资源而论，除民工外，还有铁道兵一师、七师、八师、十师、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大桥局、电务总队、机械团等单位。
综上所述，从新疆建设兵团和三线建设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受到启示起码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在人力资源的利用的形式上，可否继续利用铁道兵、工程兵、建设兵团等形式开发我西北、东北等尚未很好利用的区域资源。参与开发的年轻的建设者们，当开发工作完成后一部分可留在开发区内已建成的企事业单位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另一部分则继续与新的开发者从事新的开发工作。如果上述设想能够成立的话，相对于全国现已基本饱和的就业岗位而言，这将是一个颇为壮观的新市场。
其二，在人力资源利用本身方面，应当继续充分利用我们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优势，节约生产资料投入，加大劳动力投入，使有限的生产资料与尽可能多的劳动力结合以形成尽可能多的生产力，在这一领域实行特殊政策，认识问题和判断是非标准应以吸纳劳动力能力为主要标准。这样，又会增加劳动力的需求量。
四、小结
关于我国“过剩”劳动力资源问题的解决，不是这篇短文力所能及的，本文之目的，旨在说明：
第一，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存在劳动力过剩的可能性；
第二，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存在着过剩劳动力被再利用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亦不例外，尽管是拥有十二亿人口的人口大国，但劳动力充分就业之路还是存在的，它需要着力去探讨！探寻这条路子是一个既意义深远又十分艰难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