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非正规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浙江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浙江论文,个案论文,非正规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非正规金融活动在我国城乡地区十分活跃，在一些沿海发达省市(如浙江、福建、广东等)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现象的形成，不仅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资源日益扩大的需求有关，也与体制内正规金融供给不足以及现有金融制度还存在一些金融抑制有关(胡金焱、卢立香[1]，2005)。目前，有关非正规金融问题已成为银行监管部门、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范畴，指非法定的金融机构(即非正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或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直接融资，其活动未经政府部门批准或未被纳入金融监管进行规制，因此被称为“地下金融”或“草根金融”(郭沛[2]，2003)。众多调查研究表明，在我国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活动极其普遍。温铁军[3](2001)对我国东中西部15个省24个县41个村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显示，2000年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为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约占68％(曹力群[4]，2001)；史清华[5] 等(2004)对山西、浙江两省固定跟踪观察农户的研究发现，山西10村2000年民间借贷占农户当年借贷的74.29％，浙江10村2000年民间借贷占农户当年借贷的83.98％；李建军[6] 等(2005)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得出，2003年全国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50亿～8300亿之间；IFAD[7](2001)的研究报告也指出，我国农民来自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式金融市场的4倍。在温州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历来活跃，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其总体规模呈逐步扩大之势。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分析，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在450亿～500亿元，约占银行贷款的1/4。与20世纪80年代末相比，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中，民间借贷的占比虽然由原30％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但总规模却增加了4倍多，有过民间借款和内部员工集资活动的企业占92.6％。由此可见，非正规金融在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满足弱势群体对资金融通需求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迄今为止，我国非正规金融一直运行于政府监管体制之外，金融监管部门不仅没有赋予其合法地位，还实行整治或者勒令关闭的政策，非正规金融活动存在和运转于正规金融的夹缝之中。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也没有给予非正规金融足够的重视，爱德华·肖(1988)认为非正规金融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无论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金融都不重要。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文献表明非正规金融具有降低风险(Bouman,1995; Calomiris & Rajaraman,1998)、动员储蓄(Adams & Canavesi,1989; Waldron,1995)、便利交易(King & Plosser,1986; Willianson & Wright,1994)等功能，认为非正规金融应该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非正规金融究竟是不是一种有效的融资安排，其能否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需要实证来检验。
基于此，以浙江温州为例，深入分析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率，以检验非正规金融究竟是不是一种有效的融资安排，为重构县域金融体系、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民间非正规金融的特点
长期以来，民间非正规金融借贷规模平稳，为支持生产经营作出了一定贡献，且借贷交易程序日趋规范。
(一)民间非正规金融规模
民间非正规金融以各种不同方式存在，民间资金数额巨大，民间借贷活动十分活跃，已成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课题组调查预测，自2004年3月份以来，温州全市存款余额以每月20亿元左右的速度递减，到10月份已经减少存款100余亿元，打破了温州存款余额持续10年每月上升的记录，而从银行流出的100多亿存款，绝大部分进入了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2004年末温州民间资本规模超过3000亿元，其中实物固定资本约占42％，实物流动资本占23％，货币资本占35％。货币资本中以民间借贷形式在民间资本市场融通的资金约为420亿元，其形式大体上可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由借贷双方直接进行资金借贷的行为，不存在信用中介，主要包括：自由借贷、集资、“呈会”等；间接融资指存在信用中介的民间借贷行为，包括“银背”(又称“钱中”，即不挂牌经营的民间信用中介人)、地下钱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①。
资料来源：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周松山等撰写的调研报告《民间市场风险指标实证分析》，2005年。
(二)民间非正规金融的特点②
1.借贷规模总体平稳。民间借贷规模在宏观调控初期短期内大幅增加后，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2004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持续上升，基本回升到2002年的水平，据有关部门300户民间借贷监测，2004年的借贷规模为76201万元，比上年增长17％；2004年4月份的借贷规模和2月份相比明显增加，达到6362万元，增长11.79％；2004年4月份以后借贷规模基本稳定，保持在每月6450万元左右。另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数据显示③，2005年3～11月，400户监测对象民间借贷发生额除了5月份超过9000万元和6月份低于7700万元外，其余7个月的借贷发生额均在8000万元左右。由此可见，温州民间借贷规模总体上维持了一种稳定态势。
2.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明显回落。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受货币市场利率、宏观经济环境、宏观调控、民间资金充裕程度等诸多因素影响。自2003年1月份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经历了明显地起伏回落过程。2003年1月～2004年4月，民间借贷月平均利率低于9‰，2003年全年加权平均月利率为8.854‰；2004年下半年，因为受到信贷资金从紧的影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逐月攀升，5月份上升为9.58‰，6月份达到11.97‰，7月份达到12.03‰，8月份继续上升为12.06‰。9月份微调为11.99‰，2004年10月～2005年2月，基本维持在12‰左右；2005年3～10月，由于货币市场利率受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资金回流及外汇占款投放等因素影响，金融机构流动性较为充足，货币市场利率一路走低，民间借贷加权平均月利率逐月回落，2005年9月份加权平均月利率为9.399‰。
资料来源：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调研报告《对温州民间借贷走势的分析与思考》，2005年。
3.生产经营性借贷为主，生活消费性借贷减少。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表明，温州有80％以上的民间借贷资金被用于办企业、搞投资，纯粹的生活消费性借贷逐步减少。结构性变化导致了民间借贷的单笔规模迅速扩大。据有关部门对300户民间借贷监测，2004年民间借贷共发生3609笔76347万元。其中，个人借给个人的有2649笔38489万元，分别占总笔数、金额的73.40％和50.41％，个人借给企业的有842笔35496万元，分别占总笔数、金额的23.33％和46.49％；用于生产经营的有2845笔68978万元，分别占总笔数、金额的78.83％和90.35％；借贷期限在半年至1年的有1934笔40527.4万元，分别占总笔数、金额的58.59％和53.08％，借贷期限在1年以上的有1241笔32238.3万元，分别占总笔数、金额的34.39％和42.22％。
4.民间借贷风险意识增强，交易程序日趋规范。民间借贷过去多数仅凭口头承诺，或经中间人的关系，或纸条借据即可成交。但随着居民风险意识、法律意识的增强，现在不仅需要正式签约立据，将借贷金额、期限、利率及违约责任等作为合同内容详细标明，而且数额较大的借贷还出现了以房产、土地、店铺等实物做抵押的情况。企业的规模、信誉已成为其能否通过民间借贷渠道融资的重要因素。根据乐清市柳市镇的调查，能从民间得到借款的企业，一般是年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在当地具有较高声誉的企业，规模很小以及在当地声誉不高的企业难以直接得到民间借款。另据平阳县萧江镇的调查，规模较小以及在当地声誉不高的企业不仅较难得到民间借款，而且利率远远高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因此，随着投资风险意识逐步增强，投资活动趋于理性化，不同规模、不同信誉企业获取民间资金难易程度各不相同。目前民间集资较多的是有一定规模、且具有较好效益和良好信誉的企业。
二、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
经济增长理论一直被学术界所重视，并被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验所证实。20世纪90年代，King & Levine[8](1993)、Levine[9](1997)等经济学家在吸取内生增长理论重要成果的基础上，将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并入模型，对金融中介体的内生形成以及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论述，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使其更加符合各国的实际情况。
在此运用AK模型考察内生增长模型长期最优增长路径的决定因素，并由此探求金融因素对这一路径选择的影响。
模型假设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5)式中，s表示储蓄率，即储蓄S和产出Y之比S/Y。该模型揭示了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所反映的定性含义是经济增长率g依赖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储蓄率s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θ。由此可知，考察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率的机制，就是考察金融是如何影响A、s和θ。下面对模型所反映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解：
1.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θ。θ代表了正规金融部门的效率和金融发展水平。正规金融发展效率指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以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用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D与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L之比表示，即DL=L/D；正规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财富的扩展，金融发展规模FIR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L与GDP的比率来衡量，即FIR=L/GDP④。另外，虽然债券、股票市场的收益率也是影响金融部门效率的重要因素，但是浙江县域通过股票和债券融资的比重较少，在此不予考虑。
由此，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的行为影响因素可表示为：
(6)式中，NL表示非正规金融融资规模；μ为随机误差项。
2.资本边际生产率A。A是资本产值率的函数，其行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产值率I/GDP和实际利用外资产值率FDI/GDP，可表示为：
(7)式中，ζ为随机误差项。
3.储蓄率s。s受银行保证金和定期存款的影响，可表示为：
(8)式中的r为货币市场收益率；ζ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正规金融发展水平、正规金融发展效率、非正规金融融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产值率、实际利用外资产值率以及信贷市场的实际收益率等。因此，在AK模型基础上，把金融投入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得到改进型生产函数。
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9)式中，Y表示经济增长水平，用实际人均GDP作为衡量指标；r表示实际利率，根据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计算，名义利率选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利率按执行时间加权平均，通货膨胀率采用全省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动率，因为利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一般都存在1～2年的时滞，所以模型中利率指标采用滞后一期的实际利率；μ为虚拟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
三、非正规金融对经济增长效应检验
利用上述计量模型可检验非正规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一)数据来源
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时间跨度为1991～2005年。样本数据来源于有关统计年鉴，相关政府部门(含其网站)以及一些比较权威的调查报告。统计年鉴主要包括《中国金融年鉴》(1992～2005)、《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5)、《浙江统计年鉴》(1999～2005)、《温州统计年鉴》(1996～2005)等；政府部门主要包括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温州银监局、温州市统计局等；调查报告主要指浙江省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近几年的调研成果以及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资料。
相关经济数据如表3。
表3 温州市GDP、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劳动力、金融投入有关统计指标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使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注：方程下括号中的数据分别为T检验值和其显著性水平。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
第一，计量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尤其是非正规金融发展指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产值对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较高。由此说明，在温州县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决定性变量。
第二，实际利率、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正规金融发展效率等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温州地区的金融抑制现象比较突出，一方面，市场和政府的双重约束导致正规金融机构纷纷撤离农村，县域金融市场萎缩，农民和中小企业得不到必要的发展资金，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垄断和外部性等原因，信贷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市场失灵以至于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与此同时，非正规金融规模庞大、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方便快捷，满足客户个性化、超短期的资金需求，它能以最快的速度向农民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相对于银行贷款而言，大大地提高了融资效率。另外，大量的资金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流入企业，导致对金融机构利率调整的反映并不敏感。
第三，利用外资产值率没有通过检验。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温州是一种内源型的经济格局，这种相对封闭的经济结构，导致外资进入极其有限。1985～2002年，温州累计实际利用外资6.75亿美元，2002年实际利用外资只有8023万美元，2003年之前的20多年间，所吸引的外资总量还不及嘉兴市2003年实际利用的外资总额。横向比较，1984～2001年，温州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只占浙江省的4.44％，而同期杭州、宁波占全省比重分别是30.30％、35.48％。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制度供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资金缺口，在满足民营经济多层次的金融需求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温州存在着数量庞大且十分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其成因可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来解释：从需求的角度看，众多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虽然国家已经颁布了一些关于中小企业贷款的法规政策，但是金融机构对于这些企业的贷款力度仍然十分有限，现行的银行经营管理体制与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存在着不匹配；从供给的角度看，社会上一些富余的闲散资金找不到相应的投资渠道，这与温州的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尽管对非正规金融的打击力度较大，但是温州的非正规金融活动仍然十分活跃。由此可知，非正规金融活动的出现，虽然在表面上看是金融秩序问题，但本质上反映的是金融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是金融发展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金融供给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非正规金融行为。现阶段，应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为规范非正规金融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一方面，通过法律形式对非正规金融进行必要的界定，使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明确非正规金融的管理主体、职责和内容，对非正规金融活动形式、资金用途、期限、利率等方面作出指导性的规定，逐步将其纳入正常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央行已批准在部分省市鼓励民间资本放贷的试点工作，规定民间资本成立的贷款组织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只贷不存”。央行的这一举措，已使民间借贷浮出水面，从无序走向一定秩序框架内运行，这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服务于地方经济意义重大。
2.引导吸收民间资本，推进金融机构改革。根据温州民间借贷活跃的特点，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优秀民营企业进入中小金融机构，发挥金融改革的典型示范和政策引导作用，将民间借贷由“地下”引到“地上”。通过温州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吸纳11.06亿元民间资本进入温州农村合作金融体系。通过深化城市商业银行股本改造，提高民间资金的比重，目前，温州市商业银行经过二次增资扩股已将股本总额扩大到10亿元。截至2005年9月底，温州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城商行非公股份分别占95％和87％⑤。非公有制企业和民间资本在完善小法人银行业机构法人治理、提高行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发展委托贷款业务，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商业银行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充分发挥其信用中介的职能，积极发展委托贷款业务，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探索开展个人委托贷款业务，为民间借贷的双方牵线搭桥，银行可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对象、用途、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银行只履行委托业务，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通过个人委托贷款业务，资金出借者不但风险更小，同时也可作为个人理财的渠道之一，银行为委托人提供更多的投资理财机会，最终使民间借贷由地下操作变为公开。
4.建立和完善抵押担保机制，降低金融风险。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各县(市)政府的长期任务，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作为扶持中小企业的一项长期政策应予以高度重视。抵押担保是金融机构降低信贷风险的重要措施。目前，虽然部分县(市)已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运作机制，但对浙江全省而言，仍然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应积极指导和参与担保机构的组建与运作，由政府、企业、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牵头出资组建多层次、不同类型的信用担保机构，逐步形成以县财政出资组建的担保机构为主体，商业性担保机构和企业互助担保机构为补充，担保形式多样、担保渠道多元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为农户、民营企业提供融资信用担保，以解决农村融资担保难问题。
注释：
①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周松山等撰写的调研报告《民间市场风险指标实证分析》，2005年。
②该部分的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调研报告《对温州民间借贷走势的分析与思考》，2005年12月15日。
③自200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建立了以辖内30个乡镇，400户民间借贷对象为监测网点的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监测系统，开展定期的民间借贷利率月度监测和不定期的专题民间借贷问卷监测。
④金融发展水平通常采用戈氏或麦氏两种指标衡量，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金融相关率(FIR)概念，张杰(1997)指出，戈氏指标完整的表达式为(M[，2]+L+S)/GDP，其中M[，2]为货币存量，L为各类贷款，S为有价证券。在实证研究中，戈氏指标包括存贷款的设计方法是普遍的(谢平，1992；易纲，1996)。麦氏指标是指麦金农(1973)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所使用的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一指标。由于缺乏县城金融资产和M[，2]的统计数据，本文无法直接运用戈氏或麦氏两种指标，只能利用存款、贷款的数据来设计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⑤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调研报告《对温州民间借贷走势的分析与思考》，200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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