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坛最美的收获——评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获奖小说《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新世纪论文,文坛论文,最美论文,第五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次仁罗布是一位在西藏文坛上艰苦跋涉的青年作家。他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可以说部部是精品。特别是近几年，他厚积薄发，焕发出极强的创作生命力。2004年《西藏文学》第4期上的《前方有人等她》、2005年《西藏文学》第2期上的《雨季》、2006年《西藏文学》第4期上的《杀手》、2007年《西藏文学》第2期上的《界》，这几部作品以其不菲的成就，使次仁罗布成为西藏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的《界》获得了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颁奖词中是这样描绘他的作品的：“《界》通过进入别人的生命那样高超的技巧，向读者展示了僧与俗、生与死、爱与恨等种种复杂的关系，描绘了一部西藏封建农奴制末期的世俗画，让人深感藏文化中魔幻与现实交织构成的十足吸引”。①通观这两年西藏文坛的短篇小说创作，毫无疑问《界》是最美的收获。
《界》以多重视角讲述了龙扎谿卡庄园人物之间50年的爱恨情仇：查斯的母亲由于没有能力还清德忠家的十块银元而被迫卖身给德忠老爷家，被德忠老爷玩弄有了身孕之后，被迫嫁给厨师单增，生下了查斯。查斯八岁时母亲病死，做了德忠家的仆人，后在一次打牌中德忠夫人把查斯输给了德忠老爷的妹妹芩啦，被带到了偏远的龙扎谿卡庄园，放牧、做仆从。后陪少爷格日旺久去拉萨学习，在被少爷玩弄有了身孕后，被遣送回龙扎谿卡，由老太太做主惩罚性地将她嫁给了最丑的驼背罗丹。七年后，少爷在一次醉酒后死去，此时查斯和少爷的儿子多佩已经七岁了，失去儿子的芩啦为了让多佩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便将他送到佛堂剃度。儿子的出家使查斯的生活更加孤苦悲凉，她将这一切归罪于让她失去儿子的芩啦身上，她的心里有太多的仇恨。而已经身入佛门的多佩看到人世间太多的悲苦和母亲的仇恨心理，更一心向佛，母亲查斯让儿子还俗陪伴自己的希望破灭，于是非常绝望，她就毒死了自己的儿子，然而儿子多佩临死前的话语让查斯幡然醒悟。在多佩死后，她用心雕刻六字真言，以求赎回罪孽。
一
作为一名生于雪域长于雪域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十分熟悉自己的民族，他将自己对本民族的思考熔铸在创作之中，对生活在雪域高原的子民的精神面貌和世俗生活进行了描写。要真正地理解和感悟这位藏族作家通过文本所传达给我们的极具民族特性的民情风习、文化精神乃至思维方式，就必须深入地了解作为次仁罗布小说创作源泉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藏文化。因为宗教意识是开启藏民族心灵秘密的重要钥匙，也是解读藏民族题材作品的有效途径。
藏区独特而浓厚的宗教文化是次仁罗布进行小说创作的精神原乡和民间资源。佛教传入西藏后，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仍为藏族精神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引导、影响着藏族文化的方方面面。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业报等信念促成藏族人重来世、轻现实的人生观，追求生命的解脱与来世的幸福成为人生的最高价值。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天然的生活在这样一种宗教氛围中，他的作品大都植根和取材于他所熟悉的深远而悠久的藏族社会历史生活，以最朴实的语言叙述最本真的事实，最大程度接近藏文化的根源。在小说《界》中，他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藏民族的现实生活进行了描绘，充满着宗教的轮回思想。从中我们都能窥探到宗教观念对其小说的影响和渗透，这也是他众多小说生存的语境。但可贵的是次仁罗布并不将此作为吸引读者的筹码，在小说中对宗教进行表面的神秘主义的渲染，而是走入藏民族的本真生活，游刃有余地将其作为审视世界的思维方式和展现文化精神的载体。通读他无论是最初还是近期的中短篇小说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那充溢其间的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无论是其中隐含的宗教观念，神秘的宗教传说和仪式，还是故事中匍匐在宗教脚下的芸芸众生，都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迥然不同于其他作家所带来的阅读经验和审美感受。
在《界》里，作者完全隐匿了自己，不动声色地描写了普通藏族百姓身上的宗教意识。在作品中，有对宗教神圣的描写，还有普通民众对宗教虔信的描写。如当喜齐土丹丹巴尼玛活佛圆寂时，作品写备受苦难生活折磨的驼背哭得眼睛下有两道泪渍，像是干枯了的小溪，说“活佛去得让人没了主心骨”。此外我们还看到多佩对宗教的虔诚，他一心向佛并以自己的死向母亲宣扬了至高无上的佛法精神。而作品最后，查斯在儿子死后，也幡然醒悟，“他听到了她的心忏悔地抖动，从那里正在升腾最自然最纯洁的情感，她们像泥污不染的莲花，在她的思想里绽放、驻留。”她对要带她走的管家说：“今生我做了许多罪孽，你想可怜我，就给我留个榔头和一把钢刀，我要在岩石板上刻一千幅六字真言。”作品最后写道：“来朝佛的人们给她施舍糌粑和零钱时，发现她的眼睛已经瞎了，下身瘫了，但她刻的字愈发飘逸隽永。人们情不自禁地说，她是在用心雕刻，以求赎回罪孽！”作品充满强烈浓郁的宗教意蕴。这样一种虔诚的宗教意识，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它浸弥在藏族的生命之中，弥漫在每个民众的心中。次仁罗布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社会宗教意识进行了刻画。
当我们回顾西藏新文学创作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由于特定的政治形势，在文学作品中对宗教的描写是持批判或回避态度的。而在八十年代之后的西藏新小说创作中，对宗教的描写大多是为了加强作品的异域神秘色彩，或者是为了魔幻手法的展开而进行铺垫，很少进入普通民众的心理，从而展开深层次意蕴的开掘。次仁罗布作为一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藏族作家，他显然能够明白宗教在普通百姓身上留下的烙印，所以，他能够深入其中，自如地去描写那已逝去的年代的真实的面貌。是的，这是一个宗教的国度，正如1929年到西藏传教的英国人亨利·杰佛逊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西藏的日子，使我天天都恍如在梦中，谜一样的变幻神奇自然，谜一样的藏民。他们的贫穷与精神的渴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失去，但唯一的希望就是心中的神，他们像是生活在梦中、谜一般的民族。”②但在西藏，这些对于异族人来说是神秘的事情，对次仁罗布来说，却是真实可触的。对宗教精神的描写使我们能够走入这个让我们感到神秘而又充满诱惑的藏地生活，让我们触摸到藏民族的灵魂。
无论是对小说情节的设置，还是对小说作品中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塑造，我们都能窥探到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宗教观念对次仁罗布小说的影响和渗透。弥漫在作品中的强烈的宗教意识之下的，其实是作者对宗教的一种审视和困惑。我们可以看到，在宗教与贵族权力的纠结之下，农奴没有自己的地位。宗教是劝人向善的，但芩啦却以宗教的名义，让母亲失掉了孩子；多佩虔信宗教，但却给母亲带来无穷痛苦；多佩死后，母亲却要终身赎罪…………不仅如此，小说还写了芸芸众生无声地匍匐在宗教的统治之下，承受苦难、没有抗争，如驼背在儿子被带走时，尽管十分留恋，但不敢有任何反对。不由得让我们深思，宗教，到底给如查斯这样的底层民众带来了什么？
二
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着力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与人性的异化。中国作家也间接地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鲁迅、老舍、张爱玲、钱钟书等都是对人性的缺点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并在作品中加以充分表现的作家。年轻的次仁罗布无疑继承了这一点，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关注人的地位与尊严出发，在《界》中揭示了宗教特权世界中的人性异化。
次仁罗布借助于他那充满诗意的清新而空灵的文字去书写这个古老而神秘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展现了十三世达赖时期的社会状况。在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真实的面貌，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特权阶层在对权力的角逐中逶迤着自己的生命，无权的芸芸众生则在权力的阴影下苟活。
格日旺久少爷为了能够谋得官职，“老太太在德忠老爷的指导引见下，把大洋哗啦啦地倒进那些噶厦老爷们的腰包里，他们打着饱嗝，将格日旺久少爷塞进噶厦政府里，让他从事文秘工作。”通过贿赂，他取得了工作。为了不让少爷再花天酒地和仕途的发展，又为他娶了荣兑仓的千金，“说实话，叫堪卓益西的这个新娘子够丑的，是个狮子鼻，细眼睛，饼子脸，连我都看了下面的孽根一动不动的，我为少爷愤不平。”从管家眼中我们知道这个新娘子是特别丑的，为了权力，可以牺牲一切，包括心爱的人，权力是冷酷的！当少爷因为卷入政治事件被噶厦政府革职，遣送回龙扎谿卡时，他对自己与查斯所生的骨肉还是念念不忘的，他要母亲把孩子带到谿卡来，并因此与母亲关系搞得很僵。但当格日旺久少爷恢复官职，“少爷看到可以攀缘的梯子后，竟把多年的酒友一脚踹开，甚至忘记了那小孩和查斯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对权力的追逐让人仅有的一点真情也变得无影无踪。
查斯的母亲由于无力偿还所借的德忠夫人的欠款，沦为德忠府的奴隶，被老爷奸污玩弄后有了身孕，立即无情地被老爷抛弃，嫁给了厨师，生下了女儿。查斯在多年后与母亲走了同样的道路，被少爷玩弄，有了身孕，嫁给了最丑的驼背。作为家仆的查斯及其母亲是没有任何的权力的，她们不过是贵族们任意摆布的棋子。查斯是个孽种，她生下的孩子同样是个孽种，他们都是低贱的。当少爷没有子嗣，要求将自己与查斯的孩子接到谿卡来时，作品写道：“就这事？老太太的脸刹时如灰土，泪水涟涟。别使性子了，这样会把我们整个家族的声誉毁坏的，农奴生出的小孩，怎么可以跟贵族一起生活呢？”我们可以看到等级制度是如何森严，母女命运的轮回不过是在宗教特权下如蝼蚁般的草芥子民命运的真实写照。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种权力制度下无权阶层人性的异化。在管家的自述中，我们看到了作为奴仆的他对主子的感恩与对自己所处奴仆地位的满足。“我是仆，少爷是主，这界限我是很清楚的。”作为一个能够得到老太太恩宠的管家，也有一定的地位，于是在榴村，他可以把仁庆挡在房子外面，自己与仁庆的老婆亲热，而仁庆见到他如同狗见到主子一般，乖乖跑到外面去睡觉。而在娘村，虽然只有三户人家，可制陶的一家人，总被其他两户人家所不屑，认为制陶的出身低贱。同样作为奴仆的老太婆，还强调等她死的时候千万别让制陶一家人碰她的尸体。无权阶层的人们自觉地认同于特权阶层的统治，并服从这种身份地位的安排。在这样一种权力社会中，无权阶层的人们是没有地位的，这就注定了查斯、驼背以及多佩的悲剧命运，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他们对这种命运的认同让我们唏嘘不已。
《界》传达了一种社会嬗变的起伏、一种命定的循环、一种人的生命形式，是有关命运的诠释——人的命运、历史的命运、社会群落的命运，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宗教权力命运的笼罩。查斯等人物形象既体现了艰难环境中个体的悲剧性命运，同时又在偶然性中展示了历史之力的痕迹。既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到了历史另一面复杂的真实，又让我们从个人的命运的回响里听到整个时代的回音。在这里，作品虽然不露声色地写来，却有了与传统宏大叙事题材的某种相通之处。我们窥见了历史深处沉重的回音，那样一种深沉的历史悲剧感不断撞击着我们的心灵。
三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技巧是个永远无法穷尽的宝藏。一个充满创造精神的作家，他是会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从次仁罗布的一系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极具有开拓精神的作家，不断地向艺术的宫殿迈进，寻求藏文化的最佳表达方式。
《界》以人物意识的流动来结构小说篇章。意识流盛行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一些作家对其进行了广泛的实践。意识流小说家主张真实存在于意识的不可分割中，作家运用自由联想、内心独白、回忆、梦幻和象征等手段，集中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并随着人物的意识流动来描写人物。根据人的心理、死亡的临近和年老衰弱常会使人不自觉地在眼前闪过自己的一生，这在很多小说中都有表现。意识流小说打破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是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而形成的单一的、直线发展的结构，故事的叙述不是按时间顺序依次直线前进，而是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在次仁罗布的小说《界》中，伴随着谿卡庄园的日渐衰败，主要通过年衰的管家、查斯及即将被毒死的多佩的意识的流动去进行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展开故事情节的叙述。
次仁罗布在《界》中，借助意识流手法展开叙述，将藏民族的心灵世界描绘得栩栩如生。叙述，是小说的重要因素：首先，故事是由谁来说，讲述者不同，它的视角和口吻会不一样。叙述的角度可以分为“全知全觉”（作者像上帝一样，什么都知道）和“有限视角”（作者完全依赖人物的眼睛来看小说中的世界）；其次，用怎样的叙述人称，是第一人称（我）还是第三人称（他）来叙述。前者给人真实亲切感，后者比较自由，可以不受束缚地出入人物和情节中。《界》采用了多层次“有限视角”的角度和多人称的叙述转化，以人物意识的流动来结构小说篇章，多维度地展开了小说的叙事。管家是整个故事的讲述者与串联者，但是在作品中，管家的叙述人称却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一会是第一人称，一会是第三人称，与此同时，作品还以查斯和多佩作为叙述人，通过他们意识的流动来揭示人物的命运和生活的变迁。多个视角与人称的变换，使故事时近时远，摇曳多姿，在时间跨越中，使小说的结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同时，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使读者能够切入人物的心灵，给人以很强的真实感和亲切感，一方面获得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那种视野的开阔性，另一方面又增添了个人叙述的独特的细腻之感。不仅如此，在多佩死后，大段对过去生活的意识幻觉，在以“我”为叙述人的结构中，更是有悖常规，作者却挥洒而就，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下一点儿也没有生硬与拼凑之嫌。这部小说也因为独特的叙述视点而显得自由洒脱、出神入化、浑然天成，真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作品中苦难与戏谑并行，悲壮与虚无共舞。当然，也不难看出这部小说的叙述深受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作品的影响，也可以明显看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韵致，但因为藏文化的深厚底蕴，使次仁罗布的小说《界》有着独特的意蕴，像一朵美丽而纯净的花儿开在那遥远的雪域，给人以幽思遐想。
阅读《界》，我们的思绪会随着叙述者思绪的流动而蔓延，一幕幕的景象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仿佛翻阅一叠发黄的老照片，观看时代久远的老电影，一种恍如隔世的情绪弥漫其间。如作品中管家自述：“三十年前我从这里过时，穿着绸缎的管家服装，腰上别了个胁刀，扬鞭策马而去，留下一路的尘埃飘荡；如今，却穿着氆氇藏装，悠悠晃晃，经不起颠簸了。”我们似乎看到了随着岁月流逝而慢慢弥漫的滚滚尘烟。
《界》虽然是部短篇小说，但却具有史诗性意义，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史，也是一部对宗教救赎反思的历史，同时是一部人物命运的悲剧史。小说将叙述放置在巨大历史变异的时间段落中，也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将大历史与小视点结合得恰到好处，没有过多表现外部历史对西藏历史的介入，而是通过藏民族个体的心理流动去展现社会风貌，从而具有一种历史的真切痛楚感。
次仁罗布的《界》可以说是这两年来西藏文坛最美的收获!
注释：
①《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在林芝颁发》。
http://www.cflac．org．cn/zt/2008-11/12/content_14900591．htm。
②亨利·杰佛逊：《西藏之谜》，伦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35，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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