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中的齐泽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齐泽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则开始全球化进程，新自由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普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企图成为普世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左翼对于“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讨论与理论对话逐渐增多，它逐渐成为欧美左翼中十分活跃的理论力量。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是特指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而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则是指在19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衰落之后崛起的，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试图把社会主义规划与资本主义批判重新链接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左翼理论话语。拉克劳指出，他的后马克思主义与许多左派理论家建立了卓有成效的理论交换，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茱蒂斯·巴特勒和斯拉沃热·齐泽克。齐泽克是当代著名的拉康派哲学家，他凭借对于拉康精神分析学思想的延展性解读，融通了拉康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提出了一套不同于拉克劳、墨菲的精神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张一兵称齐泽克的左派理论规划为“拉康对于马克思的全面接管”。这一评述的确触摸到了齐泽克的理论底线：以拉康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为工具，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与现实“不一致”的基本论断，重新谋划社会主义目标、批判全球化资本主义。
一、后马克思主义与齐泽克
齐泽克与拉墨(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系，是一种从合作、批判到独立的过程。1989年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出版，拉克劳为之写序称：“斯洛文尼亚理论家(齐泽克)对激进民主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努力把拉康的实在界与‘对抗的创构性特征’联系在一起——‘对抗的创构性特征’是由查特尔·墨菲和我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提出的。此举已经为卓有成效的知识交换创造了可能性……对于那些有兴趣寻找新的理论视野，以努力解决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在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工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的人来说，这(《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是一个精辟的读本。”①由此可看出，拉克劳已经把齐泽克的著作列为后马克思主义必读书目之一。齐泽克则很感激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引导，指出“他们的著作……指引作者使用拉康的概念工具对意识形态展开分析”(第6-7页)。随后，齐泽克出版了系列专著，如《幻象的瘟疫》(1997)、《易碎的绝对》(1999)等来阐发自己的左翼思想，成为拉克劳和墨菲的“同路人”。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于齐泽克，是开启了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研究思路和拉康哲学新的理论领域；齐泽克之于拉克劳，是丰富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和理论适用性。1999年齐泽克出版了《神经质主体》，2000年他与拉克劳、巴特勒共同出版了展示左翼思想激烈交锋的专著《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这标志着齐泽克与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公开化，也标志着齐泽克自己的“精神分析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趋向成熟。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激进的左翼政治思想著作阐释自己精神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思想。他一方面批判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新社会运动”的民主幻象之中，成为单纯的话语斗争；另一方面与拉克劳、墨菲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相对立，他越来越激进化，并通过阐发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向更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回归。2003年伊格尔顿曾经评论：“这些日子以来，他(齐泽克)甚至开始对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感到不耐烦，并且用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风格来责怪后马克思主义忽略了经济面向。”②基于齐泽克思想与拉克劳、墨菲的狭义后马克思主义从认同、差异到分歧、独立的过程，笔者认为齐泽克已重新整合了拉康和马克思、拉克劳、墨菲等左翼思想资源，并提出了一系列批判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新战略。因此，本文拟把齐泽克划入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谱系之中，并在与拉克劳的狭义后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中凸显他的精神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
二、早期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在1980年代，齐泽克是认同于拉克劳的“领导权”概念，并借助拉康的“缝合”概念发展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这一点上，拉克劳的理论恰好是齐泽克的思考的逻辑起点。笔者根据拉康的欲望图表把齐泽克的精神分析意识形态分成了四个层次：话语层、幻象层、快感层和驱力层，但是“层”也可以理解为“界”，不单是层层递进的，更像齐泽克所说的拉康的“三界结”(想象界、符号界与实在界)一样是一种拓扑学的“纽结”结构。可以把齐泽克意识形态的话语层理解为“想象界”，幻象层理解为“符号界”，快感层与驱力层则明显处于“实在界”之中，如此一来，意识形态就不再是一个凝固的、僵硬的层累结构，而是一个旋转的、相互介入的纽结结构。在本文，我将把驱力层与实在界放在解放意识形态的革命行动一节展开。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中作为意识形态形式的话语层“缝合”思想直接借鉴了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接合”理论。缝合点或锚定点，是拉康欲望图谱的“第一图表”所展示能指与所指链的交接点S(A)，即有意义的能指，它往往回溯性地固定能指链上的能指碎片，并且赋予其统一的、可以理解的意义。齐泽克把拉康的这一思想推广到意识形态领域，认为意识形态也是众多的漂浮的能指的开放场域，其“意义”的产生完全依赖于缝合点的凝聚功能，把各种意识形态因素固定住，形成一套可理解的话语体系。在齐泽克看来，能够缝合意识形态各离散因素的是主人能指，它是一个自身与其差异的能指，也是个没有具体所指的能指，惟其如此才能制止能指的无序流动，赋予其他能指意义。例如，在意识形态的空间中漂浮着诸如“自由”、“民主”、“民族”、“国家”、“正义”、“和平”等众多的能指，然后这些能指链由某个主人能指比如共产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作了补充，这个主人能指便会回溯性决定了其自身(共产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和意义。齐泽克指出：“这就是‘缝合点’的基本悖论：‘刚性指示符’通过停止所指的转喻性滑动而集聚成一种意识形态，但它不是意义最密集的集结点，也不是一个保证……与此相反，它是一个在所指领域里代表着能指的代理因素。本质上，它只是纯粹的差异，其作用是结构性的、执行性的，简言之，它是没有所指的能指。”(第157页)
主人能指缝合了漂浮的能指，回溯性地给予了能指链以意义。换言之，某一作为纯粹差异的意识形态能指，也即拉克劳所说的作为“空场的普遍性”，结构了社会漂移的意识形态因素，构建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这意识形态结构的过程，在齐泽克看来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意识形态秩序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人来实现，也即需要主体对意识形态(符号界大他者)的认同来产生效果。一旦某主体站在大他者的凝视位置来看待世界和自己，那么他就被缝合在了意识形态链条之上。这一符号认同过程，在阿尔都塞理论中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对主体的“质询”作用，应答也即接受某一意识形态符号界的位置。齐泽克并没有在此止步，他引述了拉康的高级欲望图标，认为主体的认同真正实现，在于人们接受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a)，并把它视为唯一真实存在的现实。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幻象具有悖论性质，分割着实在界与现实，通过压抑实在界的幽灵以不同的幻象方式维系和建构着现实感，一旦幻象帷幕落下，则出现精神崩溃，因此意识形态幻象不是一种虚幻的仿真物，而是现实本身，是支撑现实的支点和帷幕。意识形态幻象在意识形态话语与实在界之间出现，是意识形态能指秩序的支撑，透过幻象的框架结构了整个社会话语系统；同时，意识形态幻象还是间隔实在界的社会非一致性的屏障，阻止实在界入侵社会，破坏社会整体性、统一性与和谐性。在齐泽克的词典里，社会幻象也就是意识形态幻象，其作用是遮蔽社会基本对抗的非一致性。他还进一步阐释了意识形态幻象的运作规律：意识形态秩序(能指链)围绕非意识形态意义的幻象形成，幻象支撑并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幻象距离意识形态秩序太近，则破坏了意识形态，因此他强调了幻象维持意识形态表象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意识形态的“幻象层/界”的含义：转化社会基本对抗的否定性和遮蔽社会非一致性的意识形态叙事。
快感(Jouissance)作为政治因素，被齐泽克也引入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之中，形成了其中的“快感层/界”思想。快感是一个介于幻象与驱力之间的意识形态因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作用。他指出：“只要超我表明快感侵入了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也能够说，符号的法则和超我之间的对立指向意识形态的意义与快感之间的张力：符号的法则担保了意义，然而超我提供了快感，这种快感成为意义的不被承认的基础。”③在齐泽克看来，快感是包括意识形态秩序在内的符号界形成的动因，也是它极力要消解和包容的符合界内的缺失和裂缝，社会随之建构而成。除了有原初快感外，还存在着维系和再生产意识形态形式本身的超我快感和剩余快感。齐泽克指出，分析意识形态的快感层面，才是穿越幻象意识形态迷雾的前提条件。首先，原质快感是实在界之物(Thing)，它总是爆发在符号界之内的创伤事件，一方面它要刺破任何对于它的解释和建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不断有作为创伤事件的原质快感的入侵，作为意识形态的符号界才不断地修改、重构自我秩序和形象，因此原质快感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天然破坏，而且还是意识形态秩序的发生动因。其次，原质快感作为符号界形成的动力之源和毁灭之源，只有把不可能性之实在界设定为禁地，把创伤之快感的黑洞转化为禁令，律法才得以诞生。律法自身形式的快感，就是拉康所说的超我律令“去爽”，它体现了意识形态本身形式之无条件命令的强制性。为了再生产和维护意识形态秩序，形式本身分裂为意识形态公法与处于被检查/压制的阴暗超我律法，后者对前者起到了结构性的补足和支撑作用。这一分别让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悖论和幻象。最后，作为政治因素的剩余快感，既是一种真实的生理、心理快感，同时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象下的虚拟快感，后者改造和转移了社会基本对抗所存在的快感差距和对立。正如资产阶级否定剩余价值以掩盖对工人阶级的真实剥削一样，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同样制造和否定剩余快感，用来掩盖真实权力衍生的快感以及这种剩余快感对于权力统治秩序的支持，并且通过意识形态幻象主动改造和歪曲剩余快感的分配和享用情况，制造某些阶级或者集团囤积剩余快感的假象，转移社会矛盾和基本对抗。犹太人，非法移民就成为意识形态幻象转移剩余快感的例子。剩余快感作为政治因素的原因在于，统治阶级通过榨取剩余快感以维系和润滑权力系统和官僚机制。意识形态大他者享用剩余快感的方式在于制造超出一般快感的剩余，剥夺主体的快感以满足统治系统的快感经济，从此可知，齐泽克所论述的意识形态剩余快感是一种额外的施虐快感，尽管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享受剩余快感的方式不同，但是来源却是异曲同工的。虽然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如同人的现实感一样，与主体已经连为一体，但是仍然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意识形态的梦寐予以彻底的批判和揭露，这就是他所说的“穿越意识形态幻象”。
(二)“社会并不存在”
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接合”理论与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存在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即“基本对抗”社会观。齐泽克把拉克劳的对抗社会观纳入到了拉康的概念体系中予以解释，并且以此为基础推进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的战斗。齐泽克认为，对抗这一概念恰恰体现了拉康实在界的逻辑：“如果实在界是不可能的，那么要借助于其结果去把握的，恰恰就是这种不可能性。拉克劳与墨菲在对抗这一概念中，首先发展了这种实在界的逻辑，并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关联：对抗恰恰是这种不可能的内核，是某种限制，而它本身实际上什么也不是。我们只能从它所产生的一系列效应中，用回溯的方式来把它作为创伤点而建构出来，它使社会的领域无法闭合起来。”(第223页)在这里，齐泽克表述了对拉克劳“对抗观”的理解，不是把实体的社会还原为语言游戏，而是把社会象征领域视为结构化的区域，这一结构化领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创伤和难以符号化的断裂。“实在界”是拉康精神分析学的一个悖论性本体概念，“拉康所谓的实在界的悖论在于，它是一个实体，尽管它并不存在(这是在真正存在、在现实意义上说的)，但它具有一系列的特性——具有某种结构上的因果关系，可以在主体的符号性现实中创造出一系列的结果”。(第222页)实在界在社会层面的基本内涵类似于对抗，即一方面是社会不一致性的本体，换言之，就是拉康所谓的“社会并不存在”，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存在物，没有任何概念和体系可以表达人们对作为创伤的原质(Thing)的恐惧，因此任何的对原质的无序的有序化和阐释都是一种架构人类存在本体的幻象；另一方面，“社会并不存在”抵抗着符号化，创伤事件和快感不停地干扰着并不完整的社会同一性；或许，社会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作为原质的创伤(社会不一致性)存在，人类不得不“想象”出一套谎言或者真理，来抚平创伤和理解社会存在的分裂，如此一来就形成了社会；但是社会并不是稳定的、同一的、完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了抵抗实在界原质而架构的不稳定体系。在实在界之不可能性问题上，齐泽克侧重和强调了实在界的虚无性和本体性。齐泽克认为，其一，实在界是符号秩序中的一个洞穴和缺口，作为社会真实存在的符号界围绕着这一短缺建构起来；其二，与此相反，作为符号化的产物和剩余，实在界是由符号结构所创造和围绕的空隙和空无。实在界是无法被符号界记录的，正是记录的失败才能确定实在界的位置。齐泽克总结了拉康的实在界全部要点，他认为：“在于实在界不过是对其进行记录的这一不可能性而已；实在界不是先验的实证的实体，像一个无法接近的硬核一样，远远地超越于符号秩序之外，不是某种康德的‘自在之物’——本质上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空隙，是标志着某种核心不可能性的符号结构中的空无。”(第235-236页)在拉康哲学的框架中，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主体，都必须适应这种实在界的悖论性才能成立和推演。由于拉康之实在界的悖论性，齐泽克的意识形态也具有悖论性——意识形态具有外—隐性质，或者说分成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侧重于认为，实在界为符号界的坚硬石头，认为意识形态围绕大他者中的短缺而建构，遮蔽大他者(社会)的基本不一致性；后期他理解实在界处于符号界之中的空无和空隙，是社会自身不可能性，认为意识形态幻象不能过于接近不可能性的实在界，要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否则幻象可能破灭，人们失去现实感。这样就形成了他的意识形态幻象的悖论性，一方面幻象是必需的，要遮蔽和包裹不可能性，要接近、把握、阐释实在界的坚硬核心；另一方面幻象是必须的，要远离不可能性，并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以维系现实感；幻象成为实在界与符号界(社会)存在的必须之屏障和间隔。
由此看来，实在界之“社会并不存在”构成了齐泽克前期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三、齐泽克的“实在界”政治思想
(一)“具体的普遍性”
拉克劳在分析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意义和作用时，引入了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张力。拉克劳和墨菲对于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的阶级残余感到不满，因此把它改造成一个纯政治领域的空场概念。拉克劳指出，“普遍是一个空的场所和一种空无，它只能被特殊填空，但正是通过它的虚空，它在社会关系的建构和解构中产生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影响”。④齐泽克对拉克劳这种“空白的意识形态普遍性”持一定的批判态度，他重新把政治可能性的话题放回了古典马克思主义谱系中去讨论：马克思的“虚假意识形态”正是拉康的非—全逻辑，用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反对拉克劳的空白的普遍性。
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的虚假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介入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落差的方式。意识形态普遍性是虚假的，因为它偏袒了某些阶级和群体的特殊利益，遮蔽了普遍性得以存在的被剥削者的特殊性前提。对于马克思而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落差就是普遍性的官方内容与其不被承认的前提之间的落差，比如普遍的人权，其实是白种、男性、资产者的权利，这种普遍性人权的虚假性得以成立在于以忽略和遮蔽真正的广大的工人、妇女(特殊性)人权为前提条件。齐泽克指出，“马克思实际上宣告了拉康对于普遍性的看法：普遍性必有其例外。因此，病症式阅读的基本前提是所有的意识形态普遍性都必然带来一种特殊的‘外—密性’(extimate)元素，这种元素——恰恰因为是普遍性所标明的过程中的内在、必然产物——同时也削弱了普遍性的基础：病症就是一个颠覆普遍性的例子”(《神经质主体》，第251-252页)。这就是拉康关于社会的“非—全逻辑”，意即社会要得以架构成功，就必然把某些过剩、残余排除出去，这样社会就成了可理解的正常的机体。这一“排除”过程就是政治动作，而齐泽克要提倡的不是在普遍性空场之中进行填鸭式意识形态游戏，而是要用“认同病症”的“具体普遍性”开启真正的政治空间和政治斗争。既然“排除”，即普遍性通过特殊性的排除来运作，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政治，那么对被排除的残余(特殊性)的认同就是与之相对的被压迫阶级的政治斗争了。这就是齐泽克所标举的“认同病症”。
在多元民主时代，我们只能在意识形态霸权内部而进行不损害资本主义本身的话语斗争吗？在后政治的去政治化中，真正的政治如何可能？如果说齐泽克早期通过拉克劳解构马克思，那么现在他试图通过拉康再次回归马克思。也就是说，当代左派真正的政治不是在资本主义多元民主框架内要求可能性的要求的后政治，而是以“具体的普遍性”逻辑要求不可能性的要求的政治。那么，什么是具体的普遍性呢？这是经过齐泽克改造后的普遍性概念，它意味着不再争取普遍性本身的空场，而是要把被排除在社会机体之外的例外、剩余等特殊性的普遍性要求标举为真正的普遍性，也就是马克思的革命要求。齐泽克用一段话表达了具体的普遍性的政治可能性：“这种认同病症(identify with the symptom)的程序正好(但也必要)对立于标准的意识形态批判，即在某种抽象普遍概念背后辨认出某个特殊内容，亦即将中立的普遍性斥责为虚假(人权中的所谓‘人’，其实是白种、有私产、男人……)；(而认同病症是)我们标举并认同具体真实秩序中的内在例外/排除之处，亦即那厌恶抛弃之物，并将之视为真正普遍性的唯一所在。”举例来说，如果把一个国家的人民分为“正式”的公民和暂时的移民，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划分偏袒了正式公民，而且把移民从公共空间中排除出去了；而从理论和实践上更进一步颠覆这一意识形态的方法，是把普遍性与排除在外的例外等同起来，也就是认同病症，说出“我们全都是移民”。由此可见，认同病症就是例外体现了普遍性。特殊内容或例外，比如犹太人、黑人单亲妈妈、酷儿、农民工、移民等，不是某一秩序中的特定内容或者个别个体，而是在整个秩序中流离失所，没有它们的符号位置，是失序和脱序的；认同病症就是认同例外的内在合理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把它标举为真正的普遍性。无产阶级之所以代表全人类，不是因为它是最底层的、被剥削程度最深的阶级，而是因为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失序，因此，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病症，认同病症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把人类的解放事业进行到底。齐泽克说：“真正的普遍主义者绝不鼓吹包容差异、鼓吹无所不包的统一性，而是会投入热情的斗争之中，为了标举真理而奋斗。”
(二)政治“主体化”批判
齐泽克基于对晚期拉康的理解，提出应该区分作为后结构主义者的拉康与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拉康，因为后者的主体理论批判了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性观点，成为齐泽克建构当代左派“不可能性政治”的主体论基础。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讨论了主体是如何进入霸权普遍性的途径：“这个命题的意义是：除了具体的主体以外，不存在意识形态，而且只有通过主体才能使意识形态的这种指归成为可能；亦即通过主体的范畴及其功能。”⑤作为“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些日常的私人组织，比如学校、教会、礼堂、家庭、聚会，等等，这些符号表征系统往往预先假定一个个体是知道自己为一个主体的，不断地对个体进行质询和召唤，在其中个体会感到迷茫，但最终会匍匐在大他者的脚下，变成意识形态的主体。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齐泽克所说的意识形态秩序对主体的缝合过程，也是个体对大他者的符号认同过程。但在齐泽克看来，这一秩序质询为主体的过程似乎过于顺利了，即意识形态质询过程意味着某种短路。他通过对拉康“欲望图表”的研究提出了两点疑问：第一，意识形态秩序的质询与主体的肯认不是一致的，或者说双方都没有确认对方，而是一种双重的误认。比如卡夫卡《审判》中的K一直希望理性地审视与加入大他者，但是大他者自身也是短缺的、虚空的和不一致的，因此他如此认真的态度却难以被意识形态秩序接合或缝合。齐泽克说：“某种类似的误解，恰恰可以用来界定‘召唤’本身：凡是当我们在大他者的召唤中辨认出自己时，就有最低限度的误解在运作。”缝合或者质询都是一种误认，不仅对意识形态大他者如此，对于个体更是如此，比如希区柯克《西北偏北》中富商最后在大他者的误认中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间谍。第二，个体与意识形态秩序之间的不一致性和裂缝，不是主体被建构的失败，恰恰是主体得以显现的契机。当质询总是自以为是地娓娓道来，有些主体却引发了歇斯底里——为什么我是你所说的那个人(老师、先进工作者、妻子或政客)？主体不仅质疑是哪种在我体内而不被我所知道的东西引发了大他者的质询呢？质询的不应或者抵抗，恰好引发了自我能动的、自命不凡的主体的猜疑——主体是什么的问题浮现出来。对此，齐泽克在斯洛文尼亚的好友、哲学家多拉指出：“对于阿尔都塞而言，主体是使得意识形态运作的那些东西；对于精神分析来说，主体则出现在意识形态失效之处”。
对于多拉的观点，齐泽克做了进一步阐发：“主体不仅永远不会在质询的召唤中完全地识别自身：对质询的抵制(对质询提供的象征身份的抵制)正是主体。用精神分析术语来说，质询的失败是所谓歇斯底里的那种东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主体本身就是歇斯底里。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对人们象征身份的永久质疑的姿态，不是对大他者授予我的同一性的永久质疑的姿态，那歇斯底里是什么：‘你说我是(一个母亲、娼妓、老师……)，但是我真的是你所说我是的那种东西吗？在我这种什么东西使我成为你是所说我是的那种东西？从这里出发……阿尔都塞并没有重视这个抵制象征化的对象的残余/过剩。”⑥这种被质询所激发的主体中的过剩或残余，就是作为“在主体之中的客体”的对象a。因此，齐泽克认为，拉康的主体与福柯、阿尔都塞等后结构主义不同，拉康的主体不是主体化的过程，不是符号秩序上的一个正/反位置或能指，而是一种深入体认存在问题的实在界的深渊，一种直接面对的虚无应答。后结构主义都是承认个人是一个空白，而大他者的秩序则是一个符号话语的权力网络，个体陷入其中必须认同为其中一个位置，不然无法生存下来，一旦认同符号位置，则成为了社会权力网络中的一个螺丝钉，即是被压迫的，同时也是反抗的。在后结构主义中，主体经常被化约为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s)，把主体等同于主体化，即主体总是被等同于某种前主体东西，并将其位置体验为历史进程的行为者或行动者。在其中还是隐含着一种前理解，即主体是被某种被体验为个性的位置所支撑的，换言之，主体就是自我经验为主动的无限丰富性，比如性欲解放(福柯)、黑人民族性、同性恋等。通俗地理解，主体化就是个人之所以体验为主体，因为我不是被某种一致性的大他者思想、观念或话语所控制，也不是被某种微观的仪式或者行为模式所控制，而是我体验为我所在的独特性、特殊性、丰富性，这就是主体。主体化的主体是位置背后有一定意义的所指主体，认为自己是某种他者信息的承载者和行为者。在齐泽克看来，福柯和阿尔都塞的主体观对于当代学者的架构政治主体都有深远的影响，巴特勒受到福柯权力建构主体的观念影响，提出主体是一种展演性的效应；巴迪欧、巴里巴尔、杭谢尔以及拉克劳的政治主体都受到了阿尔都塞“致命性”影响，可以称之为后阿尔都塞派，他们坚持认为过去作为理性之主宰的笛卡尔主体早已经不复存在，主体不是某一代表能指的所指，而是这个不确定的能指本身，齐泽克把这些政治化主体称之为“主体化”或者“主体性”。以上是他对作为政治主体化基础的福柯，特别是阿尔都塞主体观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拉康后期关于对象a的剩余主体以及它的否定性哲学基础。
(三)作为“实在”的行动哲学
“行动”是齐泽克哲学的最后旨归，是从根本上推翻现有符号秩序的一次革命，而不是在符号界内所做的能指更换和修正。齐泽克说：“拉康维持了一种可能性，可以藉由一种真正的行动——通过‘符号死亡’来彻底地重新整合整个符号领域。”齐泽克指出，“作为实在的行动”(act as real)，通往自由和革命的行动才能真正解放人类自身，开创新的理想的历史。Real一词应该翻译为“实在的”，因为拉康所言之行动的性质不仅仅标明了它发生的真实性，更标注出它介于符号界与实在界之间，是具有颠覆性、重构性的、不同于语言行为的行动一事件。行动简单地说，就是置于符号死地而后生。
那么，作为“实在的行动”如何具有开创历史之作用呢？抑或，行动具有何种性质以逃脱符号界的罗网？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行动与创伤性事件是可以通约的，即行动都有实在界的本体性，以此区别于任何符号界的主人能指的更换和变动。其一，齐泽克强调“行动”不是语言行动，而是拉康精神分析的真实的行动。针对巴特勒的“符号展演”，齐泽克做了拉康式批判，重申了行动的非符号化。他指出，巴特勒把最激进的行动与个人符象状况的展演性重组混为一谈了。在符号界中展演性重组，是一种颠覆性的符号置换，但它依然局限在符号霸权的场域之中，是在这霸权中掀起内部的符号游击战。其策略是以霸权之矛攻霸权之盾，其基本的理论展开还是要依赖于统治阶级的符号秩序—语境本身，因此只能是从边缘到中心的象征性颠覆工作，是一种激进民主派对大他者快感的偷换和逾越。齐泽克认为，作为实在的行动则是要从驱力的逻辑出发，彻底抛弃符号界，把整个符号秩序悬置起来，放在括号之中。主体则认同于被符号秩序所排除的例外，以置于符号死地而后行动生的形式开创新的不可能性历史空间。拉康/齐泽克的目的不是从边缘的少数派变成中心的多数派霸权，而是从多余人/局外人的角度彻底更新符号界本身，重组历史。因此，齐泽克说：“这表示，一切真正的行动当中，都包含了某些本质上即是‘恐怖主义’的成分，因为行动会彻底重新界定‘游戏规则’，包括行动者的基本自我身份认同本身——真正的政治行动释放出否定性的力量，撼动了我们存在的基础。”(《神经质主体》，第534页)齐泽克认为，行动既然脱离了原有的符号界，那么就如同安提戈涅一样，主体成了“要求之执着”的活死人了。行动无法在旧有大他者的意识形态秩序中找到位置和保证，它排除了主体的任何自我工具化和认同可能性，这样反而揭示了拉康之歇斯底里主体就是一种中心空白，一种乌有的力量。
其二，行动不是“预谋”，而是无意识的瞬间决断，唯有此才具有革命的破坏性。齐泽克说：“对于拉康来说，行动是处于作为真实的客体这一边，而与符号(语言行为)相对：我们若要能够施行语言行动，一定要先接受符号秩序中的根本异化，以及该秩序的运作所需的幻象支持，但作为实在的行动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事件，而没有任何幻象支持。就此而论……与行动相关的是一个分裂的主体，行动在其创伤性的意外当中使主体分裂，而主体永远无法将行动主体化，将其承担为‘自己的行动’，或者将自己设想为行动的肇事者—行为者。”(《神经质主体》，第529页)齐泽克强调行动主体是一个诡异的“无头”主体，是一个无身份的、符号死亡的活死人/幽灵，因为他已经悬置了主体性赖以生存的旧符号界。一个真正的行动不是如同理性的主体那样用意识、理智、意志清除了一切病态动机，晓得行动的所有步骤、方法和策略，简言之，不是有“预谋”的行为，而是“在行动的层次上，他自己也惊讶于自己刚做的疯狂事而感到不快，并且无法面对它”。齐泽克称之为“英雄式的行动”：某人长期过着投机的生活，玩弄各种手段达到目的，但是突然间他变得坚定不移、不计代价做一件事情，有时连自己都无法解释，却因此彻底改变了生活道路。例如布鲁诺就是经过长期的后退和懦弱，突然坚定了自己的观点。齐泽克总结说：“绝对/无条件的行动的确会发生，但并不是一种(唯心论)自我透明的动作，由完全意欲行动的主体以纯粹意志来完成——恰恰相反，行动发生时，是完全无法预料的意外，也是撼动我们生命的神奇事件。”(《神经质主体》，第532页)
其三，行动带有死亡驱力的绝对否定性，是开拓不可能性空间的政治行为。齐泽克说：“‘死亡驱力’是一切对真理(不可化约为存在的实存秩序)的大力肯定所固有的对立面：它是一种否定的姿态，为创造性的升华开启了空间。这就是拉康与巴迪欧的不同之处：拉康坚持认为，否定的行动要优先于藉新的主人能指介入而建立的肯定的、新的和谐；但对于巴迪欧来说，否定性的不同层面(伦理灾难)则被降格为各种对正面的真理—事件的背叛(或不忠、否定)。”在此，齐泽克所强调的是行动就是纯粹否定性的行动，不论在旧的符号秩序和意识形态中作为革命的病症和星星之花出现，还是在新的主人能指建立后的新符号秩序中的漏洞、裂缝存在，都具有其颠覆性的价值，是不能被彻底符号化的永恒的否定性。齐泽克解释说，否定性是先于任何与目标认同的肯定态度的否定姿态，它是“热切认同”的不可能性条件，作为行动的否定性是为了开启符号界的非历史核心而存在的，而这一非历史核心就是意识形态斗争和革命产生的空间。
四、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回归
齐泽克的行动哲学是具有现实性的政治行为。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齐泽克依然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推翻资本主义，而不是去争取劳工阶级的工资、黑人的福利等之类局部斗争，他有着日益激进的彻底革命的立场。齐泽克指出：“真正的政治行动(介入)并不是仅在现存关系的框架之内运作，而是去改变那决定事情运作方式的框架本身。”因此，安提戈涅的歇斯底里主体与敢于行动、勇于承担责任的列宁主义者的结合就成了齐泽克完美的政治理想。对齐泽克来说，正是1917年处于理论批判与革命行动之间的列宁，宣告了唯有决断的行动才能摆脱符号界纠葛；正是领导“十月革命”的列宁，真正深谙拉康式的行动哲学和不可能性政治。在齐泽克看来，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之后，出现了两种反对革命的思潮，一种认为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只有到了正确的时机才能爆发革命；另一种认为要通过常态的民主形式获得革命的合法性。但是，同拉康一样，列宁抛弃了存在社会大他者的幻象，自己授权自己，以行动来回应一切理论批判。两次革命之间的重复，为列宁提供了行动介入的空间。革命总要爆发两次，第一次革命虽然撼动了旧有统治秩序，但是依然在旧符号秩序内的革新，只有通过第二次革命才能革新统治形式本身。齐泽克认同列宁在混乱的形式中能够抓住“瞬间”进行决断，实施行动，从而领导十月革命这样一个真正的政治行动。
从激进民主政治到凸显阶级斗争的转变，也展现了齐泽克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寻根的倾向。齐泽克早期坚持意识形态批判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对激进民主和身份政治有一定的支持。但是后来在阶级政治的问题上，齐泽克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关注工人阶级状况。他说：“我再次重申，我不同意后现代的那些符咒：先是性别、种族斗争之类，然后是阶级。阶级不是这一系列中的一个，不是和它们具有同等的地位。我们应该把阶级解读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斗争。”⑦吊诡的是，齐泽克也反对把阶级斗争当作唯一核心的斗争，他把这种本质主义的斗争观念称之为前东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主人能指”，尽管他也不同意工人阶级已经消失了的观点，认为这是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事实的。针对当前关于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是工人阶级的争论，齐泽克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政治表现和斗争方式之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永远在企图抹杀阶级存在和对立的事实，社会阶层的划分与中产阶级的出现，缓和着社会两极的直接对抗的中产阶级作为介于富有阶级与底层贫民之间的、社会“中流砥柱”的中间阶层，就是其建构的意识形态幻象之一；与此相反，齐泽克认为中产阶级是“非阶级”的，它不过是对“社会并不存在”的直接否认，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以其中性、中立来掩饰和整合社会的阶级对立，因此，它不过是一个概念存在物而已。正如当代左派所认为，阶级斗争中阶级的界限被模糊、置换和篡改，而这正是阶级斗争本身。对齐泽克来说，工人阶级不是正在消失，而是在分化和极度被遮蔽和压抑。同样，针对认为工人已经分化为蓝领与白领，白领不再是工人而是底层中产阶级一员这一观点，齐泽克认为，在当代现实中，又苦又累的移民、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的工人和操作电脑的技术工人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是没有分别的。这其中，失业的工人是当代工人阶级真正的代表，因为“这个失业的阶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剩余，而是刻入了结构之中”。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无疑是齐泽克的精神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趋向和基本立场。齐泽克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分析的同时，坚持马克思的批判资本主义基本立场，提倡走向拉康式列宁的决断—行动哲学。与拉克劳、巴特勒与巴迪欧等激进民主派相比，在当代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理论角斗场上，齐泽克是一个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旗帜鲜明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他说：“远甚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仍然活着的东西、马克思的什么东西在今天对我们有意义这些问题，我们感兴趣的：在马克思的眼中，我们当今世界自身意味着什么。”⑧从这个角度来看，拉康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融合乃是齐泽克理论探索的必然。
注释：
①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页码。
②斯拉沃热·齐泽克：《神经质主体》，万毓泽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30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书名及页码。
③斯拉沃热·齐泽克：《快感大转移》，胡大平、余宁平、蒋桂琴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④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胡大平、高信奇、蒋桂琴、童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⑤斯拉沃热·齐泽克主编：《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⑥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第116页。
⑦斯拉沃热·齐泽克、格林·戴里：《与齐泽克对话》，孙晓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
⑧斯拉沃热·齐泽克：《快感大转移》，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