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中的信仰观
陈 影1，隋莹莹2
（1.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2.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北京 100083）
摘 要： 克尔凯郭尔在《畏惧与颤栗》中聚焦人的存在，强调个体的孤独体验终将走向信仰。克氏信仰观表面上游离于确定性之外，且建基于个体的主观经验，具有明显的内在化维度，但这种信仰观实则与外部世界塑型的伦理体系相关联，彰显出克氏信仰观对个体发展的关注及社会现实的批判。《畏惧与颤栗》体现了克氏对宗教与人类生存景况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他强调信仰，但并不排斥道德，批判理性，但并没有完全依靠感性，从而揭示出一种存在主义版本的神学救赎图景。
关键词： 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信仰观；理性；伦理
一
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畏惧与颤栗》（Fear and Trembling）聚焦人的存在，强调个体的孤独体验终将走向信仰。显然，对信仰的探讨是该书的核心要旨。在书中，克尔凯郭尔假托约翰纳斯（Johannes）之口，反复提及“亚伯拉罕伟大无与伦比，又有谁能够理解他呢？”这是克尔凯郭尔展现其信仰观的一条重要线索。人们之所以难以理解亚伯拉罕的献子行径，是因为这种理解的根基是一种伦理道德，而道德准则具有逻辑化和理性化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出盛行于克尔凯郭尔时代的黑格尔主义思想。简言之，这一哲学思想试图将万物收编在理性的范畴之内，通过理性超越个体的有限性，使人无限接近绝对的精神。克尔凯郭尔反对这种唯理主义观点，信仰在他看来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个“‘使得一场谋杀变成一种神圣的、令上帝欢悦的行为’的悖论，一个重新把以撒给予亚伯拉罕的悖论，任何思想都无法支配这悖论，因为信仰恰恰开始于思想的终止处。”[1]42这无疑让人想起笛卡尔借由思考主体反观绝对真实的理论坐标，主体的思考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人类的理性。而克尔凯郭尔的这句话表面上看，似乎预示着信仰与理性无法相容，建基于理性的伦理逻辑是无法对“亚伯拉罕献子”的行为作出解释的，人类只有通过“荒谬的力量”才能获得信仰。
二
既然人类的理性和智慧无法把握信仰，那么信仰势必会游离于确定性之外。信仰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与理性主义视角下的内在性世界迥然不同。精神的世界是由“一种永恒的神圣秩序主宰着，在这里雨点并非同时既落在公正者头上也落在不公正者头上，在这里阳光并非既照耀善者也照耀恶者。”[1]20世俗世界秉持的公正与不公、善与恶的评判标准并不适用于信仰的世界。因为在信仰的世界中，万物的确定性源自上帝，而非人类自身的理性。亚伯拉罕深知自身的有限性，他无法全然把握上帝的意图，只有通过坚定不移的信仰，才能实现救赎，这才是克尔凯郭尔所尊崇的。
克尔凯郭尔的救赎观与其信仰观紧密关联，也是其生存论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人的存在与上帝之间无限的隔阂使个体生存的绝望只能依赖上帝的拯救，作为一种致死的疾病，绝望和焦虑的最终解决需要一种建基在个体发展上的信仰。[2]35克尔凯郭尔强调个体和上帝的交流，突出交流过程中单个主体个人的体验和感受。外在世界的法则，如克尔凯郭尔常常提及的“伦理性的东西”，旨在以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品格去规范和引导群体行为。而关乎信仰的个体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则是以爱为中介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在本质上隶属宗教经验。许志伟教授在基督教神学发展历史的视域中，总结了神学知识的四个来源，即“启示、理智、传统和宗教经验”。虽然克尔凯郭尔反对将信仰局限在具体知识的禁锢内，但是宗教经验强调个人体验与克尔凯郭尔信仰观对个体的关注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克尔凯郭尔神学思想中对信仰的理解可以阐释为：上帝给予启示，个体基于启示采取行动，并在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个体经验。“经验还须加上另外几个向度：内心世界之生命经历、主观感受与情感以及对以上各种经验的自我反省、诠释更新。”[3]32这几个向度恰恰可以用在亚伯拉罕的信仰之旅中，他内心的畏惧和颤栗、他对上帝的爱、对上帝启示的诠释和自我反省、在获得信仰之后内心的平静，这些体验充分显示了信仰个体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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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道德在各自的领域都具有其合理性，而一旦道德越界，看似完备的道德体系便无法适用于信仰的世界。亚伯拉罕在信仰的层面是信心之父，为信众所赞颂和铭记。而亚伯拉罕选择遵循上帝之言的弑子行为，违背了道德伦理的界定，成为理性之外的荒谬行径。人们为此需要对伦理进行一种目的论意义上的悬置，用信仰使荒谬合理化，在这一过程中，人是无法起到中介作用的，“因为一旦他开始进行中介，那么他就得承认，他是处在一种信心的犹疑之中。”[1]33换言之，人所发挥的中介作用非常容易全然依靠自身的理性来界定信仰的运动，这势必会产生个体对信仰的怀疑，只有“无限弃绝”才能使人获得信仰。“因此亚伯拉罕在任何一个瞬间都不是一个悲剧的英雄，而是某种完全别的东西，要么是一个杀人者，要么是一个信仰者。那拯救悲剧英雄的中间定性，是亚伯拉罕所不具备的。”[1]25克尔凯郭尔在其另一部著作《人生道路诸阶段》中，对道德界和宗教界的阐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他认为，宗教界以信仰为中心，道德界以道德准则为标准，二者如同两个互相平行的空间，注定没有交集，人不可能同时处在两个空间之中。当然，克尔凯郭尔并不是完全否定道德界的存在，在他的眼中，只有在宗教界，个体的幸福和至善才能实现，因为信仰高于道德。
信仰高于道德主要体现在信仰对个体发展的尊重。克尔凯郭尔坚信“个体的”高于“普遍的”，即个体的信仰高于普遍的道德。道德伦理规范着个体行为的方方面面，个体只需要按照信条行事即可。但是在此过程中，个体的主观感受被压制，长此以往，个体的内心情感无法得到重视，生活也会失去激情。在道德准则堆砌而成的大厦中，个体必须遵循普遍性的准则，从而失去自我认同。信仰则与之不同，它关注个体的主观感受。在通往信仰的道路上，个体经历各种选择和由此产生的情感起伏，最后在上帝面前收获内心的安宁。“信仰是一种打破所有金科玉律的突破。”[5]217值得注意的是，克尔凯郭尔这种看似偏执的信仰观彰显出了对个体的尊重，《畏惧与颤栗》中体现出了一种厚重的、具有自省品格的人文关怀。“他们怕让人们失去约束而得以放纵，他们害怕，一旦那单个的人乐于‘作为单个的人来作出行为’，那最坏的事情就会发生。”[1]74克尔凯郭尔并不认为主体性的彰显会导致负面的后果，恰恰相反，他认为，信仰主体的自我关注是一种审视的力量。“如果一个人真的尊重自己并且关心自己的灵魂的话，那么，他就会确信，如果一个人独自在整个世界里生活在自己的监督之下的话，那么他的生活就比一个在自己的处女闺房里的女孩的生活更为严格而谦谨。”[1]74克尔凯郭尔希望信仰主体在经历思考与反省之后，择善弃恶，这与来自外部世界的道德法则的监督相比，能够更加有效地引导人通往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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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中的内在化维度与其主动性是关联在一起的。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亚伯拉罕献子并非被动的无奈之举，亚伯拉罕对上帝呼召的顺服彰显出“伟大源于无力之力。”[1]10以撒若因献祭而死，上帝必使亚伯拉罕后裔极其繁多的诺言落空。秉持着对上帝信实的全然信靠，亚伯拉罕将上帝的呼召与命令转化为自身的意愿：“你以为这是上帝的命令吗，不，这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1]2凭借个体的自由意志，亚伯拉罕主动履行对上帝的义务，选择超越社会伦理的信仰。阿诺德认为，“信仰既不是理性做出的妥协，也不是对理性未及之处的言辞简单地绝对接受。它是一种对‘更高层次、更真实自我’的追求。”[4]22 克尔凯郭尔人生道路三阶段理论亦从另一个侧面，系统地展现了信仰追求更真实的自我、超越美学与伦理的至高地位。这样说并非简单地将克尔凯郭尔在《畏惧与颤栗》中的信仰观模式化地理解为非理性主义的信仰主义（fideisms），克尔凯郭尔批判理性主义思潮，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理性主义，他的意图在于启示并警醒人们关注理性的局限，使信仰获得一种更加包容性的存在主义式的解读。克尔凯郭尔在《哲学残篇》中指出，信仰与理性的张力源自人类的罪，与理性相关的道德也并非简单地与信仰相对立。道德与信仰在目的层面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旨在让人达到至善（the highest good）。在道德界的范畴内，至善意味着恪守道德法则；在宗教的语域中，至善即上帝。“但是每一个都曾是以自己的方式伟大，并且每一个都是相对于‘其所爱之物的伟大’而伟大。因为，那爱自己的人因其自身而伟大，而那爱别人的人因其奉献而伟大，但是，那爱上帝的人则比所有人更伟大。”[1]8由此可见，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否认道德，他承认道德和信仰都具有合理性，但是他认为二者不尽相同。无论是以道德的方式还是以信仰的方式，每个人都能收获伟大。爱道德成就“悲剧英雄”，爱上帝成就“信仰之父”。但是，亚伯拉罕不可能既是“悲剧英雄”又是“信仰之父”，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便显现了出来。克尔凯郭尔希望让人们意识到，真正的宗教信仰不应被理性的道德所收编，特别是不能简单地以理性主义道德或伦理去审视、阐述信仰。
个体化的信仰势必携带内在化的品格。被称为存在主义哲学之父的克尔凯郭尔将“单个的人”（the single individual）置于其理论框架的中心，关注“单个的人”的发展。在《畏惧与颤栗》中，亚伯拉罕的畏惧和颤栗是个体在信仰道路中内在化的体验和感受，与外在的审美和伦理无关。克尔凯郭尔重视内在化的宗教体验，实则是对当时压制个体发展的体制化基督教的批判。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体是否具有信仰，或处于信仰的哪个阶段，完全取决于信仰主体。“现在，个体到底是真的处在对信心的冲击之中，还是他是信仰之骑士，这只有这单个的人自己才能够决定。”[1]78基督教会将亚伯拉罕奉为典范，宣扬其“信仰之父”的身份层面，但在献祭以撒的问题上却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体制化的教会并不能揭示信仰的本质，它只是用信条代替信仰，以此约束信众。人们在畏惧与颤栗的存在景况中只能依靠个体的信仰，因为“真正的信仰之骑士总是那绝对的隔绝，而假的骑士则是小教派式的。”[1]78
信仰之所以高于道德源自信仰的法则更具完美性。“外在世界是受不完美性的法则支配的，在精神的世界里则不同”。[1]20 虽然道德法则为不同的行为提供了普遍的评判标准，但是世界的恶行仍未因此杜绝。而信仰若从个体的内心出发，引导个体爱上帝，是可以通往至善（the highest good）的。道德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个体的欲望，而信仰则引导其正视欲望。道德与信仰的目的都是引人向善，但是道德的至善是对道德准则的恪守，信仰的至善则指向上帝。道德压制个体的恶的动机，但是因个体的差异性，恶行是无法根除的。信仰使个体正视内心恶的驱动，并对这种想法进行自省，通过无限弃绝运动，作出选择，使人离上帝更近。“无限放弃是我们在古老民间传说中所谈及的那件衬衫。线是在泪水下纺成的、用泪水漂白，衬衫以泪水缝成，但它也比铁和钢更好地起到保护作用。民间传说中不完美的地方是，第三个人能够做出这麻布。生活中的秘密是，每个人必须自己来缝制它。”[1]35克尔凯郭尔认为“无限放弃”是到达信仰的最后一步。“无限放弃”如同用泪水编织而成的衬衫，也就是说，要做到“无限放弃”，信仰的主体会因内心的畏惧与痛苦而流下泪水。“人们在很小的程度上相信精神，但要作出这一运动恰恰就得依靠精神。”[1]36依赖于第三者，如道德信条或者教堂中牧师的指引，是无法进行无限放弃的，因为信仰主体本身必须亲身参与。
三
在《畏惧与颤栗》中，克尔凯郭尔着眼于个体和信仰之间的直接联系，认为到达信仰是一个坚持心系上帝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并非是纯然的被动接受，而是充满了批判精神。在《畏惧与颤栗》中，克尔凯郭尔批判了丹麦的基督教体制。在此体制下，教会滥用权力，信众毫无信仰的激情。他认为自己所处的世界在“漠然性的法则”中备受奴役：教会以“漠然性的法则”统治信众的思想，让宗教为其利益服务，世俗权力对宗教的干涉也危及到了信仰的本质。成为牧师便意味着有了实现一己之私的权力，信仰仿佛与之毫无关联。克尔凯郭尔将这种力量称作“阿拉丁神灯”，使人不劳而获。而在真正的信仰面前，无人享有特权，“只有劳作的人得到面包，只有身处畏惧者得到安息。”[1]20
同时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观中蕴含着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反思与质疑。“黑格尔的新式经验式哲学让理性和宗教重合在一起，但最高的综合还是哲学。”[6]290黑格尔试图用理性的方法诠释基督教神学，使宗教信仰合乎理性的标准。他认为神学应当为哲学服务，作为哲学的补充，哲学化的理念才是“完美的上帝”。克尔凯郭尔反对这种将信仰理性化、系统化、抽象化的观点，他将“信仰之父”与“悲剧英雄”进行区分，将关于基督教的知识和信仰本身进行剥离，向黑格尔哲学提出了挑战：“然而，我绝不因此就认为信仰是某种不值一提的东西，正相反，我认为它是那最高的，并且，哲学给出一些别的东西来取而代之并且糟践这信仰，这做法是不诚实的。哲学既不能也不该给出信仰，它应当理解其自身。”[1]28克尔凯郭尔强烈反对将宗教视为哲学的附属品，坚持宗教界才是最高的。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黑格尔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基督教宗教的传统，使宗教降格为一套知识体系。实际上，宗教是关于个体依靠无限弃绝运动获得信仰的过程。在《畏惧与颤栗》中，亚伯拉罕舍弃了外在世界的伦理，心归上帝，做到了最大限度的无限弃绝，因此重获了以撒。克尔凯郭尔将视角落在亚伯拉罕这一信仰主体本身，体现了他对独特的个体的重视，这也是他被称为存在主义哲学之父的原因。
克尔凯郭尔对丹麦基督教体制及其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本身便是一种“具有末世意味的信赖（trust）”，一种“从道德界到宗教界的‘跳跃’”。[7]244《畏惧与颤栗》中体现的信仰之跳跃实则言明了个体如何在真正的深层意义上成为自身，实现救赎。进入信仰领域后，反观亚伯拉罕献子的事件会让我们思考一种被赋予信仰维度的新伦理，这种具有信仰品格的伦理框架，其基础并非是社会的集体价值，而是上帝的超验性，它所描绘的亦非乌托邦式的理想图景，而是与理想实现关联在一起的现实条件。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观在强调上帝绝对超验性的同时，加入了对人的价值、自主性、个性的理解和尊重。“宗教是人类自我养成的形式之一，通过宗教人类获得一种经历或者体验，这种体验使有限的、历史的个体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获得超验。”[8]19与这种超验类似，克尔凯郭尔认为信仰给予个体内心安宁，使其获得“一种永恒的意识”。克尔凯郭尔在《畏惧与颤栗》中对亚伯拉罕献子故事的进一步解读显示出其对宗教与人类生存景况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他强调信仰，但并不排斥道德，批判理性，但并不完全依赖感性。正如克尔凯郭尔思想中经常被探讨的“悖论”概念并非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逻辑矛盾，而是一种充满张力的不一致，这种张力根源于人类的罪性加添在理性之上的不完整性。正像道成肉身也是一种无法用理性所解释的不一致，且道成肉身的出现与原罪有直接的因果关联。道成肉身以悖论的形式带来了最终救赎，克尔凯郭尔借由《畏惧与颤栗》中信仰与道德、理性与非理性的张力，亦在彰显人类获得救赎的途径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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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rkegaard’s Faith in Fear and Trembling
CHEN Ying,SUI Ying-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Faculty of Fooreign Studies,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
Abstract: Focusing on human existence in Fear and Trembling,Soren Kierkegaard emphasizes that man’s solidarity will lead the individual towards faith.On the surface,Kierkegaard’s ideas on faith are independent of certainty and based on the individual’s subjective experience,which adds the dimension of internalization to his faith.In fact,his faith,associated with the ethical systems of the external world,demonstrates his concer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denouncement of the social reality.Fear and Trembling embodies Kierkegaard’s deep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human existence.He does not reject morality though he stresses faith,and he does not completely rely on sensibility despite his critique of rationality.It is in this logic that he designs a framework of existentialism revolving around the theological salvation.
Key words: Soren Kierkegaard,Fear and Trembling,faith,rationality,the ethical
中图分类号： B5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225（2019）08-0085-04
收稿日期： 2018-11-02
作者简介： 陈 影，男，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隋莹莹，女，山东济宁人，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金龙）
标签：克尔凯郭尔论文; 《畏惧与颤栗》论文; 信仰观论文; 理性论文; 伦理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