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映射”与形象建构：外交格局调整下民众对国家形象认知的心理形成机制
□ 徐明华，江可凡
摘要： 认知即人们对某种实体所持有的认识与知觉， 而外界对自身的评价往往是自我认知的重要途径之一， 心理学将其称为“ 自我映射” 或“ 镜像原理”。 本文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出发， 利用自我映射的观点来研究人们的心理认知过程， 探讨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外交格局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民众的“ 中国观” 及影响其形成的关键因素。 研究发现， 相较于2017年， 2018年中国民众对自身国家形象的评价明显提高； 国家层面的倡议调整、 提出与建构， 显著影响着中国民众的自我心理映射。 此外， 为进一步剖析影响“ 中国观” 形成的复杂心理层次， 研究对问卷中的14个相关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 从而得到了国际心理距离、 国际信息距离、 国际社会距离以及国际格局距离四个核心影响因数， 并在此基础上借助深度心理学理论， 尝试性地构建了自我形象认知透视模型。
关键词： 自我映射； 国家形象； 外交格局；“ 一带一路” 倡议
一、 前言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发展计划，它的实施与中国国家形象密切相关。作为典型的“新外交”形式，“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中国对外开放格局悄然发生转变，中国政府对外交流频次增强，民众接触外界世界的机会变多；与此同时，外交格局的转变也影响了民众对外部世界环境的认知。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往往会因为外界对自身的评价从而反观自身[1]，心理学称之为“自我映射”或“镜像原理”。这一原理从深层次表明，主体自身总是被深深地打上“他者”视角的烙印，只有承认“他者”带来的多维度、多方位、多层次的映照影响，才能完成主体自我形象的建立；同时，作为受到主客观共同作用的自我形象认知，固然也不能剥离特定的历史与政治外交背景[2]。本文将借助这一原理，探究受外界镜面映照下的“中国观”，即中国人对中国形象的态度评价、认知观念、作用机制，理解中国形象的观念体系，并探究“中国观”形成的影响因素。
当q=1，2，3，...，l时，设第q组样本输入x q=[x 1q，x 2q，x 3q，...，x nq]，期 望 输 出 d q=[d 1q，d 2q，d 3q，...，d mq]，则节点i在第q组样本输入时的网络实际输出y iq见式(2)。
由方差分析结果(P<0.05为显著项)可知，Y1模型中x1, x1x2, x12, x32项为显著项，在原有的拟合方程基础上，去掉不显著项，交互项x1x3, x2x3和二次项x22被去掉，相应地手动优化拟合方程后新的拟合方程依然能够满足响应面分析的要求，新的拟合方程为：Y1=-18393.03+3069.42x1+467.61x2+207.99x3-191.36x12-0.862x32-157.578x1x2。
二、 理论依据
(一)“自我映射”下国家形象的多棱镜效应
“自我映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成为一个主流术语与引人瞩目的研究论题。该概念除了运用在传统的哲学领域，还不断出现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使用频次高，内涵驳杂多，同时所取得的成果也令人瞩目。为了厘清概念的本质，大量学者从词源角度追溯这一术语的发展与内涵，意旨最为接近的两个词当数“reflection”与“reflexive”。从前缀来看，“re-”意为向后、再次、反对、逆向的；从词干来看，“-reflect-”与“-reflex-”均源于拉丁语的“-flectere”。目前，关于首码的争议尚不明显，但学界对词干的语意学讨论则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两种派别：第一种观点是同质论，即“reflexive”与“reflection”以及相关术语彼此可以互相指代。如波洛玛在研究前人理论时认为“reflexive sociology”(反身社会学)可以转化为“reflective sociology”(反思社会学)，且认为两者所指涉的是“自我认识”的手段，其中包含了对原有认知的猜疑与更新[3]。第二种观点是分殊论，分殊论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阿什摩尔从词源学上对两者进行区分，认为“reflection”是人受外界影响后对某一主题深入思索后产生的道德评判；“reflexive”是他者和自身在指代话语活动中的统筹兼顾[4]。二是波尔纳的观点，他指出“reflection”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厘清而非质疑，是对特定区域内任何事物的镜像式的反映；“reflexive”与前者不同，是一种“反常话语”，是对已有事物所持有递进性的批判和反驳情感[5]。国内学界对“self-reflection”(“自我映射”)这一外来概念的引入可在李康等人对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的译作中得到较为全面的阐释[6]。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国家形象是个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关于国家的集体记忆拼图，是多个民众个体合力构建的共同性想象[7]。
借助“自我映射”理论或“镜像原理”来分析形象认知的研究成果，目前集中于以下领域。第一类是从文学视角考察“他者之镜”所折射出的近现代中国形象。例如，王芳玲认为清末时期中国人将西方列强作为“镜子”来反观自身的落后与软弱[8]。第二类是从媒介报道视角探究“他者”与“我素描”方面存在的形象差异，以期通过从符号之“镜”来窥视自身形象建构的得与失。西方媒体的负面描述，特别是在某些议题上刻意抹黑中国的“妖魔化之镜”引发当代中国形象认知与话语表达更深层次的焦虑[9]。第三类是从人际接触视角来认知“直面他者”所带来的自我形象异化与调整。例如，叶淑兰等针对来中国的留学生群体的研究指出[10]，包括“有在中国的亲属或朋友”以及“出国经历”[11]等这一类人际接触方式显著地影响着该群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
甲状腺肿瘤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内分泌系统肿瘤,其也是普外科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甲状腺肿瘤发病率呈显著上升的趋势,女性患者较多,良性肿瘤较为常见,一般无非常明显的临床症状。手术方式是治疗该病症的主要方式[1]。
“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提出是中国外交格局转型及轮廓清晰化的重要标志[22]。基于此，学界涌现出一些研究正尝试回答在“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外交格局转型的镜像下不同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论证。例如，阿拉伯世界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更倾向于构建中国形象积极的一面[23]；囿于战略利益与美日压力，南亚视域下的中国描绘则呈现正负叠加且摇摆不定的复杂表征[24]；因特殊的历史民族因素，一些国家抹黑中国发展，勾勒“消极”和“丑陋”的中国[25]。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无论是希冀援助还是迟疑观望，抑或是效仿西方欲筹“修昔底德陷阱”的计谋[26]，皆说明了“他”对“我”形象认知的调整是基于特定外交格局变化不断与时革新的。以上的研究丰富了形象研究中单向度借助“西洋镜”观照的探究视角，在多重国别视域下借镜描摹中国形象。
(二)“一带一路”倡议之“镜”下自我形象的多边建构
目前高中数学老师在设计作业的时候并没有注重作业内容的丰富性，作业内容也没有与高中生的生活实际相联合。部分高中数学老师在设计课堂作业的时候大都是根据数学教科书中课后习题的内容以及数学参考书上的习题内容去布置数学作业，他们觉得这样能够及时的巩固课上学习的知识，但是却没有注意到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数学知识与生活的联系，高中生平常的学习压力过大，倘若数学老师在设计数学作业的时候能够与他们的生活实际相结合，那么将会加强高中生对于数学知识的学习兴趣，也会培养高中生灵活运用数学知识的能力。
翻译心理学是“应用性质的学科，是将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学科”。[4]任何交际或翻译都只能表达部分意思，有些意思在交际或翻译过程中丧失了。因此，如何表达原语意义完全取决于译者。
用主成分分析法将问卷中的测量变量降维后，提取出四个因数，解释45%的总方差。在进行方差最大法旋转因数载荷后，根据旋转成分矩阵(表5)所得出的解释效度，因数一与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家崛起价值(0.92)、“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政治战略价值(0.68)、“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发展理念价值(0.92)、“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化交流价值(0.96)等变量相关；因数二与“接触美国人”(0.81)、“接触日本人”(0.68)、“能否使用英语阅读”(0.71)、“身边是否有亲友熟人去过美国”(0.76)等变量相关；因数三与“是否关注国际事务”(0.74)、“是否通过报纸电视或杂志关注国际事务”(0.82)、“是否通过社交网络关注国际事务”(0.87)等变量相关；因数四与“通过外国电视了解中国”(0.82)、“通过外国新闻网站了解中国”(0.74)、“通过外国社交网站了解中国”(0.72)等变量相关。
三、 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2017年度、2018年度两次面向中国民众的全国性调查[27]。样本构成如下：性别方面，男性被访者占55%，女性占45%。年龄上，18-29岁的被访者占40%，30-39岁占33%，40-49岁占17%，50岁以上占10%。职业方面，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11%，公司/企业管理者占14%，律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从业者占14%，公司职员占35%，个体/自由职业者占9%，学生/退休者/失业者占8%，服务业从业者/工人/农民等占9%。收入上，自认为家庭收入处于社会底层、中下、中等、中上和上层者，分别占23%、22%、25%、16%和14%。
本文的研究问题起于考察民众个体心态的问题，从认知心理学的“自我映射”理论出发，剖析和勾勒“自我形象认知”过程中“他塑”与“我塑”之间更为深入而复杂的心理层次。根据“自我映射”、“形象调适”、“一带一路”倡议之“镜”下自我形象的多边建构等理论，研究问题围绕“外交格局调整下民众形象认知及心理映射过程的形成机制”展开，重点检测外交格局、国际媒介、社会交往以及国际事务等变量对中国民众的自我形象认知的影响，尝试在理论层面构建“自我映射”心理效应下的形象认知模型。
四、 外交格局调整下中国民众的自我认知及心理映射
(一)年度形象对比
如图1所示，2018年较2017年的调查数据存在较为显著的变化。与上一年相比，2018年中国民众对自身国家形象的整体评价增幅明显。调查将国家形象分为三个维度进行评分，即政治、经济与科技维度。数据显示，中国民众对自身的国家形象整体评价均有明显提升，且两年的数据具有显著性差异。
图1 2017年与2018年中国民众对自身国家形象的评价
在2017年的调查中，在被问及“最喜欢的国家”时，48.3%的受访者勾选了自己的国家——中国。2018年的调查增加了“对中国形象整体印象如何”的选项，问卷给出1～10分的刻度(表1)，结果显示均值为8.68，其中8分及以上占79.8%，本文以“8分”作为形象认知评价的“优良”刻度，结果显示大部分被访者对中国形象认知尚佳且总体形象认知水准处于较高值。
[9]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1页。
表1 2018年中国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外交格局与国家形象认知
基于受访者对中国形象认知在两年内发生的变化，本文进一步探究国家层面的外交格局调整对民众形象认知的影响。调査要求受访者对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程度打分(1～5分)(表2)。统计结果表明，受访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正面性显著，其中受访者对该倡议的“发展理念价值”最为肯定。
表2 被访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程度
为了分析受访者对中国形象的评价是否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本文分别把受访者形象认知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家崛起价值、政治战略价值、发展理念价值、文化交流价值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受访者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显著影响，且国家层面的倡议调整、提出与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影响着中国民众的自我心理映射。
(三)自我形象认知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为了对影响形象认知的正负因素进行考察，根据上述模型，观测14个显著相关变量标准回归系数，本文发现对形象认知产生正面效果的变量分别是 2、6、13、17、18、19、20、21、22、26；对形象认知产生负面效果的变量分别是5、8、10、15。在表4中，为了区别产生正面效果的变量和产生负面效果的变量，将产生负面效果的变量用斜体标注。
表3 “自我形象认知”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国家形象是一个多元认知体，中国民众的自我形象认知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为了探究诸多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度，本文提取可能影响民众自我形象认知的相关自变量，将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他者媒介接触、人际接触与国际事务关注度等因素共同纳入与“自我形象认知”相关关系的考察。为了得到更为真实准确的统计数据，减弱无关变项对统计结果的干扰，我们采用了净相关和建构多元回归模型的统计方法，以排除问卷涉及的人口统计学等非实验因素对所要考察的统计关系的影响。本研究统计分析的非实验变项有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居住地”在内的5个控制变项，其中“性别”是定类二分变项，“学历”、“职业”、“居住地”是定类多分变项，另外“年龄”这一变项在本研究调查中是作为定序变项而执行的。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检验中，模型的拟合优度(R 2)为0.63，即26个自变量对因变量解释力达到63%，高于中度拟合的标准。通过ANOVA检验，该模型被证实有效(df ＝26，F ＝17. 52，Sig ＝0.00)。基于此，我们尝试构建以“自我映射下中国民众自我形象认知”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表3)。
为了更清楚考察诸多变量的显著度，本文剔除12个非显著相关自变量，保留14个对自我形象认知存在显著影响的自变量，根据其影响程度的高低可分为三级(表4)：一级相关自变量(Sig ＜0.001)有6个，对中国民众自我形象认知形成高度显著影响，其中包括变量2、8、17、19、20、22；二级相关自变量(0.001＜Sig ＜0.01)有 5 个，对自我认知影响较为显著，包括变量 10、13、15、21、26；三级相关自变量(0.01＜Sig ＜0.05)有3个，对自我认知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弱，包括变量5、6、18。通过相关变量的分级，我们可以粗略观察出每级皆包含来自不同维度的自变量。
试验地位于陇西县渭阳乡小干川村，海拔1960m，属二阴半干旱区，年平均气温7.8℃，无霜期138 d，年降雨量350～400 mm。均采用平膜方式栽培，试验地施用农家肥45000kg/hm2、尿素300kg/hm2（150 kg作基肥，150 kg作追肥）、二铵225 kg/hm2、硫酸钾180 kg/hm2。于2017年5月17日统一采用高粱播种器点播，出苗一周后放苗压孔。
表4 “自我形象认知”引数的影响力等级分布
(四)民众自我形象认知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基于上述多元回归模型建构与自变量等级划分，为了进一步找寻影响民众形象认知的主要因素，实现对复杂多重影响因素的聚类观测，系统化地考察作为贡献成分的自变量类别，本研究针对14个相关自变量展开主成分分析(剔除Sig ＞0.05的12个变量)。首先对主成分提取进行效度检验，其中因数分析KMO 值为0.80，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适合采纳主成分分析法降维；其次进行信度评估，alpha系数为0.74，量表具有可信度。
外交是一国为建立起国际认同与信赖，推行其政策与倡议，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有利工具[17]，面向国际社会塑造自身国家形象是外交的重要目的[18]。从这一目的的实现过程来看，国家形象认同是依靠外交行为体间的互动实践来达成[19]，这表明国家形象建构中认知主体与对象之间是主体间性关系[20]。该关系不仅表现在中国对“世界认识中国”的推测判定及“中国该怎么办”的策略构想[21]，另有重要一环即中国根据他者看法从而对自我形象进行不断重塑，外交作为桥梁在这种认知重塑中发挥着强大镜像作用。
目前，对成像的映照原理的揭示，特别是映照过程中“自我映射”的心理揭示，仍处于学理的摸索阶段。“我眼中的我”、“我”如何从“他”塑造的形象出发从而审视自身，并进行自我调适的心理过程，具有值得深入探讨的学理空间。本文希冀从认知心理学的“自我映射”理论出发，剖析和勾勒形象认知过程中更为深入而复杂的心理层次。
由旋转成分矩阵(表5)分析提炼出四个因数，其结果与设计思路吻合。影响民众形象认知的主成分因素有四种，分别是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因数一，与他者人际接触相关的因数二，与对国际事务关注度相关的因数三，与他者媒介接触相关的因数四。根据上述所提取的主成分因数，本文结合“自我映射”理论，建构该视阈下自我形象认知的心理模型。
“自我映射”下的国家形象建构，不仅源于自我族群内部的心理因素，还往往会被国际政治强国的“他者”之想象与评价所浸染[12]。那么“我心”与“他心”在形象认知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往返过程，需进行分阶段的深度心理透视。深度心理学为分析“我”与“他”之间心理复杂路径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13]。形象认知是由若干素材经过个体群体意识拼接、累积、加工而成，在此基础上经历多次的心理往返与过滤，“无意识自我”便由此通过某种形式的继承或进化而来。Heine进一步指出作为“自性(self)”的“无意识自我”能够为“自我”与“他者”提供能知和所知[14]，当集体无意识的“自我”汇集了若干指涉“自我”的记忆拼图，对外形成一种集体表像，令“他者”对这一“自我”自觉产生领悟模式下的认知想象，并对原本的“自我”形成一种人格色彩的情感反射[15]，反射后“自我”的内控信念产生了“我原型”，同时也促成了“无意识自我”的进化展演[16]。总之，形象认知的“自我”与“他者”基于特定因素存在着复杂的心理流动交互，基于特定的政治、历史、时代等种种因素，他者的视界里会不断对这一“自我”进行着族群想象认知递嬗。
第2代320排螺旋CT机辐射剂量减小的可能原因如下：(1)在保证图像质量的情况下，管电压100 kV时较管电压120 kV时辐射剂量降低[15]。本研究所有患者CT检查的管电压均为100 kV。(2)第2代320排螺旋CT扫描中球管旋转时间较第1代减少(0.3 s vs 0.5 s)。本研究中第2代组每例患者总曝光时间减少4.6 s，减少幅度约40%，在管电流相对不变的情况下，辐射剂量减少。(3)为了获取精确的肝动脉期时间密度曲线(TDC)，需要高的时间分辨率。而第2代320排螺旋CT扫描技术的时间分辨率为0.275 s，满足肝CTPI要求。
表5 自我形象认知的关键性变量测量
五、“ 自我映射” 视阈下的形象认知模型
所谓“认知”，只是人们“认为是事实的东西”，而不是事实本身，因此在形象认知过程中，心理层面的想象性因素，或者说基于事实基础提炼的想象性因素，成为形象认知的主要构成部分，而基于“我”与“他”视角的心理想象是两个重要认知空间。事实上，自我形象认知是一个多层次的心理建构路径。自我形象认知通过了解“他”对我的看法，或依据“我”对自身的定位来塑造理想中的形象，即便参照主体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从“无意识自我”开始，而最终回归“自我”，而最终回归的“自我”便是“我原型”。最初的“无意识自我”是一种自动化与习惯化的自我表露，向外界展示天然零散碎片式的自我形象[28]，而“我原型”即指相对稳定存在的原始意象。由于从“无意识自我”到“我原型”在特定条件下经历了复杂的演进，原型本身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原型具备修补与演变转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自我内部心理的不断调适增补[29]。“我原型”作为认知根本之基，当内部自说自话的模式已不能满足自我形象确证的要求时，自我出于寻找一种更多元的认同心理则会选择观测“他视阈中的我”来弥补自我的心理疑虑。当获取足够的外部讯息时，自我会依据这些讯息进行进一步自我调适来延续其认知任务，而不是简单地依照他者标准来塑造自身，在综合“我”对自己的定位之后，最终实现对“我原型”的认知。此心理模式即是自我心理映射的主要构建路径。
为寻得“自我映射”心理更复杂而深化的逻辑原理与实现过程，对形象认知的忖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非“我”即“他”的二元且平行的研究视角。本文筛选归纳出自我形象认知过程中四个主要贡献作用的影响因数，这些影响因数造成了“无意识自我”与“我原型”的位置间距，只有通过若干“距离”，才能完成这一心理建构过程。由于“因数”是一个统计学概念，并不能准确表达出数值背后的意义，故需要研究者对“因数”进行解读。因此本研究对四个影响因数重新命名，并依据认知心理学的分析路径建构出“自我形象认知透视模型”(图2)。
图2 认知透视模型
图2中因数一即“国际格局距离”。参考本研究统计结果，该因数涵盖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变量。“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价值属于国际关系格局范畴，对格局下的国家外交形象具有建构意义[30]。在国家建构主义看来，国际或国家格局的发展流动会不断建构人们的形象认知[31]，在特定格局下，当认知者对倡议产生强烈认同时，其评价认知倾向会被重新界定，可能愈加迎合倡议目标对象的身份利益[32]。结合相关理论与统计结果，“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认知被赋予全球化与国际化标识，在这一格局下，认知者对外交格局的关注度，会影响形象认知正面表征的建构显露，“一带一路”倡议愈是被认知者领略意会，具体、全面及正面的形象认知愈得以呈照映现。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该因数概括命名为“国际格局距离”。
因数二即“国际社会距离”。参考统计结果，该因数包括跨文化人际接触和语言能力等相关变量。人际传播相关理论认为，人们在特定环境下借助人际接触和语言能力，彼此交流观点、思想和情感，并据此建立相互联系、影响、作用的人际关系活动[33]。这种人际关系活动使得人们存在于一个社会性连贯体上[34]，人际传播被视为一切社会实体产生的创生性力量[35]。结合相关理论与统计结果，这一因数被赋予了“国际社会”标识，其中“人际传播”是负相关变量，“语言能力”为正相关变量。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出发，“我者”不断出于想象动机，“邂逅”存在距离感的社会话语体系，形象认知相容他者信号，“他”对“我”的负情感会与“我”原有认知进行比照，形成一种他者化的自我消极确证。另外，语言能力为认知者提供广泛阅读与多元沟通的工具，认知者不再仅局限于对少数国家的接触，其形象认知也拥有了更全面的社会把控空间。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该因数概括命名为“国际社会距离”。
因数三即“国际信息距离”。参考统计结果，该因数包括民众对国际事务的接触。之所以命名为“国际信息距离”，是基于以下研究理论：信息传播相关研究认为，媒介存在多种信息传播模式，通过呈现相关议题的信息，实现对受众的信息认知干预[36][37]，媒介运用自身的信息实力，呈现包括国际事务在内的议题，实现全球化跨区域的信息推送流动[38]，受众对包括国际事务在内的信息接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筛选过滤后直接推送到民众面前的“信息”，较符合民众常规阅听习惯[39]，民众不需要对“信息”进行复杂的跨文化心理解读，只需“单纯”地接收“信息”的传输。结合相关理论与统计结果，这一因数被赋予了“信息”标识，研究表明该因数与形象认知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建立在事务信息上的认知距离与认知水准间存在双向联结关系，自我认知在国际事务的复杂异质中寻找以“我”为主内容，指涉自我形象正面心理表征也因距离差异渐隐抑或渐显。无论是理性的知识还是感性的倾向，国际事务相关信息的物质结构与符号结构搭建形象认知，对其关注度越高，信息距离感越贴近，具象化信息架构的掌控范围被扩大，国际事务方面自我形象的真实性便凸显浮现。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此因数概括命名为“国际信息距离”。
因数四即“国际心理距离”。参考统计结果，该因数主要包括“通过外国媒介了解中国”等变量。符号互动论认为，媒介传播的心理符号以其丰富性和普遍性被简化为社会认知工具[40]，受众接受媒介心理符号传播的过程，就是接受新的心理体系而升华单纯心理和本能秩序的过程[41]。根据这一理论，在该距离下民众以国外媒体为主要直面对象，国外媒介所传递的信息符号是处于一定的文化心理的交际劳作之中的，民众需跨越文化、国界、语言等藩篱获取来自异域的自我话语素材，并对自我的国际符号进行心理理解，以期重塑自我形象认知，最终融汇到自我形象认知的“我原型”之中。
在结论性的理论模型建立之后，再纵观本研究的理论架构来由和逻辑线路，可以归纳出如图3所示的全文理论思路。首先是问卷设计的理论思考。本研究在设计问卷之时，考虑内部的“我”与外部的“他”皆为形象认知构成的层次维度[42]。鉴于自我认同的重要特征包含统合认同和自我确证，本研究问卷的设计思维初衷立足于此，因此，本研究问卷设计立足于指导内部的“我”因素与外部的“他”因素共同互动下形象认知的延展性研究，着眼于分析民众“自我”与“他者”交流互动过程中自我形象认知的统合认同，并调查民众个体对世界格局和时代议题下自我形象的自我确证。二是相关变量选择的理论思考。为了进一步聚焦本研究议题，本研究立足于相关学理基础，即形象在个体自我形象中的形成并不是简单游离在“我”与“他”之间的单一过程，故本研究从问卷中选取的26个可能相关的变量，力图探究自我形象认知复杂心理层次。三是因子分类与定义的依据。在尽量保证初步数据全面性的情况下，本文从原问卷中抽取了26个变量，建构“自我形象认知”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表3)，从26个变量中抽取14个相关变量(P ＜0.05)进行观测(表3)，并按照相关程度对14个变量进行影响力等级划分(表4)，再基于主成分分析法降维，提取4个统计意义上的主要影响因数。四是认知模型建构的理论依据。由于形象在“我心”与“他心”之间经历着多层次复杂的心理调适，故本研究根据相关深度心理学理论，对形象认知“我”与“他”所包含的“无意识自我”“我原型”之间的心理调适建构过程进行分阶段的深度心理透视，并根据主要影响因数建构以上的形象认知透视模型(图2)。
形象基于民众认知存在着流动与弥新的态势，形象认知命题属于一个向自由敞开的多元体系。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下形象认知的“自我映射”因素议题，本研究所展示的四重因数仅为当前水准所能触及与论证的。本研究起始于认知心理学视角，该视角认为认知者的心理活动包含诸多方面，但其活动都凭借心理感官为指引操作。本研究认为未来形象认知可注重全方位心理感官观测，如对认知者形象认知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进行测量，以拓宽国家形象的思考维度与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吴飞、刘晶：《“像”与“镜”：中国形象认知差异研究》，载《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
[2]蔡明宏：《他者镜像与自我形象——东南亚留学生对闽文化的体认与反哺》，载《汉语学报》2016年第3期。
[3](美)玛格丽特·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4]Ashmore M.The Reflexive Thesis ：Wrighting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5]Pollner M.“Left of Ethnomethodolog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Radical Reflexiv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1，56(3)：370-380.
[6](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7]余红、王琨：《国家形象概念辨析》，载《中州学刊》2014年第1期。
[8]王芳玲：《镜中晚清——＜老残游记＞中的晚清中国形象》，载《巢湖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9]徐明华、王中字：《西方媒介话语中中国形象的“变”与“不变”——以＜纽约时报＞十年涉华报导为例》，载《现代传播》2016年第12期。
[10]叶淑兰：《镜像中国：上海外国留学生的中国形象认知》，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11]徐明华、周创：《大学生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基于中外大学生对华态度的实证研究》，载《今传媒》2014年第2期。
[12]黄韵：《＜纽约时报＞与＜泰晤士报＞新闻呈现中国大陆国家形象之比较分析》，载《佛光人文社会学院传播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版。
[13]Drob S L.“The Depth of the Soul： James Hillmans Vision of Psychology”，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1999，39(3)：56-72.
[14]Heine S.“Self and Liberation： the Jung-Buddhism Dialogue”，The Tibet Journal，1993，18(1)：32-37.
[15]Spengler O.The Decline of the West ，Oxford：Oxford Paperbacks，1991.
[16]Jung C G.Letters of C.G.Jung ：Volume 2， 1951-1961，New Jers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20-22.
[17]苏淑民：《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载《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
[18]檀有志：《公共外交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以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为例》，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3期。
[19]龙小农：《从形象到认同：社会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0]吴献举、张昆：《国家形象：概念、特征及研究路径之再探讨》，载《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21]张昆、张明新：《中国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报告(2016)》，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期。
[22]黄军甫：《“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载《社会观察》2015年第6期。
[23]陈杰、徐沛雨：《阿拉伯媒体视域中的“一带一路”——兼谈中国对阿媒体公共外交》，载《回族研究》2015年第3期。[24]杨思灵：《“一带一路”：因素的回应及对策》，载《亚非纵横》2014年第6期。
[25]黄凤志、刘瑞：《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应对》，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1期。
[26]金灿荣：《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7]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中美公众的文化交流与国家形象认知调查(2017-2018)》，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9期。
[28]Smith D L.“On the Eve of a Revolution： Freud’s Concepts of Consciousness and Unconsciousness in ’Studies on Hysteria’and the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1992，9(2)：150-156.
[29]Jacobi J.“Complex/Archetype/Symbol in the Psychology of C.G.Jung”，Routledge，2013.
[30]孙现朴：《“一带一路”与大周边外交格局的重塑》，载《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3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2]Wendt A.“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Journal of Politics，1999，74(2)：492.
[33]胡春阳：《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问题系及其由来》，载《新闻大学》2017年第2期。
[34]Wood J T.Communication in Our Lives ，Bonston：Cengage Learning，2011.
[35]Rogers E M.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 New York：Free Press，1994.
[36]McQuail D.McQuail ’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CA：Sage Publications Ltd，2010.
[37]李茂华、欧阳宏生：《接受主体的认知传播机制考察》，载《现代传播》2017年第11期。
[38]吴瑛、李莉、宋韵雅：《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国与国际媒体互引的社会网络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9期。
[39]张军芳：《“议程设置”：内涵、衍变与反思》，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0期。
[40]黄旦、李洁：《消失的登陆点——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符号互动论与传播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
[41]Czitrom D J.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orse to McLuhan ， Wilmingt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
[42]张昆、徐琼：《国家形象刍议》，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Self-Reflection and Image Cognition：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Diplomatic Pattern Adjustment on People’s World Outl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XU Ming-hua， JIANG Ke-f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ognition is a sort of consciousness and percipience for a certain entity.The evaluation of the outside world is the one of essential ways of self-recognition.It is called “self-reflection” or“mirror principle” in psychology.From a cognitive psychology aspe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search Chinese’s World Vie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regulating of China’s pattern of diplomacy.Compared with the year of 2017， the Chinese’s evaluation of national image in 2018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The adjustment，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level initiative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Chinese’s self-reflection.In addi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analyze the complex psychological level that affects the formation of“Chinese’s World View ”， the study conducted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14 related variables.The research found international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distance， international social distance and international pattern distance are core influence factors，and based on the deep psychology theory， the “self-image cognitive perspective model” was tentatively constructed.
Key words： self-reflection； national image； patterns of diplomac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中图分类号： G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 2019) 06-0102-08
作者简介： 徐明华，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江可凡，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19-06-10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6.13
责任编辑 吴兰丽
标签：自我映射论文; 国家形象论文; 外交格局论文; “一带一路”倡议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