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思维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是一个极其广泛而普遍的范畴，它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管理过程普遍存在的事实。“只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完成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完成的目标而把他们的努力和资源结合在一起时，就需要一个管理过程。”（〔美〕小詹姆斯·H ·唐纳利等：《管理学基础——职能·行为·模型》第5 页）管理思维涉及到管理过程中的目标方案、工程程序和组织活动等各个领域，有管理活动，就有管理思维。从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的层次结构上看，可能大致分为宏观管理思维、中观管理思维和微观管理思维三个不同层次。所谓宏观管理思维是指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思维活动，即“治国之道”。它是治理整个社会、国家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如路线、方针、政策、计划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就体现邓小平治理现代中国的宏观管理思维。所谓中观管理思维，是指处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或部门中管理关系的思维活动。而微观管理思维则主要是指处理每个具体事业、企业或单位中管理关系的思维活动。一般来说，企业管理思维中就包括了经营思维。然而，国外一些管理学家往往把管理思维与经营思维加以区别，认为管理思维是关于执行既定方针、实现既定目标等各种活动的思维过程，而经营思维则是指决定企业经营最高方针和经营目标的思维过程。经营管理学家法约尔就把企业经营活动分为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六大类。认为管理主要是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企业管理是企业经营的基础，它直接涉及到企业中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要素的合理组织、协调和利用，是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决定因素。因此，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管理思维和经营思维实质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思维活动。
管理思维是随着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诞生而产生的，最初只限于生产、军事方面，后来由于国家的出现，政治、行政管理思维才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古代的管理思维在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相传尧舜时代就已懂得集体决策思维。西周的大政治家周公（姬旦）还提出了“敬德保民”的管理思想。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儒家学派的始祖孔子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仁政”管理理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倡导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思维。此外，《孙子兵法》也包含着丰富的经营管理思想，美国管理思想史学者乔治就认为：“今日的军事指挥者和现代经理们，仔细研究这本名著，仍将有价值。”近代西方管理思维，从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开始形成理论体系。19世纪以前，在企业管理上，主要是经营管理、直觉管理， 劳动生产率很低。 走到20世纪初，管理思维才逐步走向科学化。这就是被人称为“管理之父”的泰罗所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但是，以“经济人”观点和效率哲学为基础的泰罗科学管理理论（亦称古典管理学派），实际上是把人看作一种经济动物和机器附属品，而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和主动性。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行为科学管理思维逐渐兴起，并取代了古典科学管理思维。行为科学管理思维，强调从人的行为动机、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来研究管理，是一种建立在“社会人”假设基础上管理思维理论。它的哲学基础是“人的哲学”，而人是“社会人”。从“以工作为中心”、以金钱刺激和纪律强制为手段的管理思维转变为“以人为中心”、按人的行为和心理规律全面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管理思维，这是现代西方管理思维的历史性变革。在行为科学学派兴起的同时，管理科学学派也取得了重大发展。管理科学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主要是强调管理系统建立数学模型和程序，以求得最优经济效果的数学解答。随着现代管理工作的飞速发展，要求各个领域的管理人员必须把古典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模型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确立以现实为中心的管理思维。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我国，无论宏观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或者中观管理（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文化管理）和微观管理（企业管理、单位管理）都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思维体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邓小平管理思维的核心内容，也是一切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必须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相结合，才能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思维应该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理性管理与人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哲学。现代管理活动是人性管理与理性管理的有机统一。所谓理性管理，就是要依靠法规、纪律、制度、规章、规则、条例、条令、计划及其组织、机构、模式等进行管理，严格照章办事。而人性管理，则是要以人性假设及其评价为基础，来确立管理思想、制定管理原则和选择管理方法。前者主要强调“规律、程序”，以工作为中心；后者则主要强调“人心、人性”，以人为中心。二者在管理中，只有紧密联系，有机结合，才会真正全面地提高管理的绩效。泰勒制科学管理的古典管理哲学，就是以“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为基础，以工作和效率为中心，认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导、监督、控制、强调工作方法的科学化、劳动组织的专业化和作业程序的标准化，而忽视人的因素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泰勒抹煞人的社会性，把工人当作机器的附属品，甚至当作一般动物看待。所以列宁将泰勒制称之为“用机械奴役人的制度”，指出：“泰勒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作用，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等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7 页）古典科学管理哲学是“效率哲学”，虽然提出“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但实际上更强调理性管理。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学派主张应用科学方法特别是数学模型和程序来解决生产和作业管理中计划、组织、决策、控制等职能和过程问题，更是突出了理性管理的特点。而行为科学的管理哲学则强调以“社会人”、“自动人”的人性为基础和以人为中心，重视人际关系和人的需要，把重点放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上，比较侧重于人性管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哲学应该是“以人为中心”，把人性管理与理性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的效益哲学，不但要强调经济效益，而且要重视社会效益。我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经验时，一定要同我国的民族传统和现实国情紧密结合起来。企业管理中的人（管理者和职工），不仅是具有自己独特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且是具有集体归属感和社会需要的“社会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还是作为“道德人”而存在的，特别强调“和为贵”、“与人为善”、“修身养性”、“信义为本”，重视社会义务、道德责任和人的教化。因此，我们应该注意把“经济人”中商品竞争观念、“社会人”中的集体归属观念和“道德人”中的社会责任感观念结合一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维。
第二，民主管理与集中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形式。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利克特教授1961年将企业管理领导方式归结为专权独裁式、温和独裁式、协商式和民主参与式四种管理体制。据利克特的调查结果，采取第四种管理体制的企业，生产效率要比一般企业高10—40%。他认为，独裁式的管理永远不能达到民主管理所能达到的生产水平和对工作的满意感。也有人主张把管理方式分为三种类型，即：专制式（权力定位于领导者）、民主式（权力定位于群众）和放任式（权力定位于个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形式，应该是民主管理和集中管理的统一。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是我国进行组织管理的基本原则。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国营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在组织管理中，我们一向强调把发扬民主和集中领导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在企业管理中，我们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民主管理原则，实行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依靠职工管理企业，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发扬政治民主、技术民主、经济民主、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我们必须在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经营管理经验教训的同时，注意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谈到“改革和完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时，曾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保证厂长（经理）依法行使职权。实行公司制的企业，要按照有关法规建立内部组织机构。企业的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要组织职工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要加强职工队伍建设，造就企业家队伍。形成企业内部权责分明、团结合作、相互制约的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我国这种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管理形式，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经济体制上表现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控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把市场与计划、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科学地统一起来。
第三，法治管理与德治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原则。现代社会管理是法治管理。一切社会管理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遵从法律精神和法律制度，依法行事。社会管理除行政、经济、咨询和宣传教育等手段以外，法律手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手段。无论国家行政管理或者企业管理，都必须使用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属于国家政权的职能范畴，它由一整套法律、法案、法令、条例、政策、命令等构成，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是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法律手段在社会管理中作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本身的科学性、权威性、可行性和立法、司法机构的有效性，以及立法、执法人员的思维素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化经济、规模化经济。离开了法治，市场经济就会寸步难行。因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平等竞争、公平竞争和公开竞争基础上的。而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正是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和经济权利平等。只有经济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才能保证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合理配置资源和调配生产要素，也才能调动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人（即市场经济活动的参加者）的积极主动性。因此，“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坚决纠正经济活动及其他活动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滥用职权，以及为谋求部门和地区利益而违反法律等现象。”“执法、司法、经营管理等部门，要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防范以权谋私，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
社会管理实际上是对人们社会行为的控制。而社会控制不外两种形式：一种是外在强制控制，如法律制裁；再一种是内在自我控制，如思想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要强调法治管理，把人们的行为限制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另一方面还必须重视思想管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使人们自觉遵守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利不背义。从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看，基本上是法治与德治结合，更强调自我修养和道德教化。孔子曾经说过：“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史记·五帝本纪》在谈到先王教化事业时，认为“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孟子也讲过：“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现代西方管理，一般注重“治人”，强调法律控制、制度约束和经济制裁、物质激励；而东方管理则注重“治心”，强调道德教育和思想工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应该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人与治心相结合、情理法相结合的立体性、综合性的社会管理体系。应该说，这种软硬结合、主客结合、内外结合的社会管理体系，更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治标治本。管理不仅仅提供法规控制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价值信念精神。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方面要加强法律建设；另一方面还必须重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形成企业独特的价值信念和群体精神。这才是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
第四，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相统一的管理战略。发展是稳定的基础，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是社会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因为，经济发展需要资源（资金、技术、人才、自然资源等），而管理的任务就是合理、有效地组织、利用、开发、调配这些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如果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即使有丰富的资源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必然会阻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了，也会反过来促进社会稳定。“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1页）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相统一的方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思维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