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衡估与思考——研究者要重视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者论文,现状论文,重视论文,理论论文,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起这个话题，我的脑子里首先浮现出19年前的一件旧事。
那时我刚到文学所当研究生。我自幼酷喜唐宋诗词，早就幻想以此项研究为业，一旦得遂所愿（这是被“文革”大动乱耽误了十年之久才得以实现的愿望），感到既兴奋又惶惑，不知从何着手开始我的“事业”。一位受命协助专业导师辅导的师长曾对我说道：“要真正搞好古典文学研究，理论修养与旧学功底缺一不可。我们中年一代研究者，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两方面都有所不足。我们曾经设想，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如果能够将我们本单位的两位权威的优势结合起来——即既有何其芳同志的理论水平，又兼有钱钟书先生的广博学识，那有多好！希望你们能够朝这个成材目标努力，因为你们比我们幸运，有机会坐下来专心读书打基础了。”当时听了这席话，我先是被吓了一跳：这个要求是否太高——何、钱二位前辈中的任们一位，我辈想要看齐都殊非易事，遑论集二人的优长于一身！才兼何、钱，学贯中西，难亦哉！不过事后回味，觉得师长们提出这样一个高标准，作为对于古典文学界从业人员文化素质的一种不满意的评价，作为对于古代文化的整理者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合理知识结构的一种热切期待，无疑是正确而且适时的。一切有志于将古典文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者，一切有志于阐发、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份以为当今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学者，难道不应该认真考虑从理论修养与旧学功底两个方面去尽力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吗？
拿我自己来讲，凑数于“学界”十多年以来，一直诚心诚意地用理论修养与旧学功底兼备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能说毫无成果，毕竟论文发了若干篇，书出了五六本，也因此得了点名。不知情者，大约认为我自己比较满意了。但我自视积年之“成果”，却不禁汗颜。自我感觉不大好，甚至感到很困惑。我对自己在理论修养与旧学功底两方面的进展都不满意；相比起来，尤其对于自己在理论方面迄无大的提高和突破感到极不满意。我们这一辈学人，“运气”不大好；接受高等教育的关键时刻，正值“阶级斗争天天讲”、极左路线猖獗的岁月，学到的（或曰准许我们学习掌握的）“理论”多半是一些假马列的“左”的教条；那时又正值闭关锁国时期，没有条件学外语，对外面的理论无从了解，更谈不上学习。以这样的“先天不足”之身踏入研究界时，人已中年，去日苦多，学习与运用理论便大有左支右绌之感。在所谓“旧学功底”方面，虽也有所欠缺，但还好办。因为幼读古诗古文，一直颇喜此道，原就有些根基（否则也不敢贸然报考古典文学研究生了）。正式入此门之后，有针对性地多读了一些书，多接触了某些资料，并在导师的指点下熟谙了基本的专业操作“技术”，这样，虽然尚未得臻高境，亦自感大致可算内行了。唯有理论修养、理论眼光和理论方法并非靠短时间充饥似地读几本书、掇拾几个新概念新名词就能获致，它们需要的是长时间的探索、择取、融汇、建构、积累和升华！恰恰是在这个最需要下大功夫、花大力气的方面，我觉得自己有意无意地未加重视。不能说一点工作也没做，但做得不够，做得不专，因而也没有取得较明显的进步。这种理论修养和理论建设方面的欠缺，相信并非我一个人所独有。推己及人，我大胆一些说，我的许多同辈学人，乃至古典文学界相当多的一些人，在理论基础和理论意识上都还需要加强。
前几年曾听到相邻学科的人批评古典文学专业的人理论基础差、理论意识薄弱，初时有些反感和不服气，但冷静思之，这种指责何尝没有依据！对理论的忽视，首先在现行学科设置和人员布局上就表现出来。我所在的研究室，只有文学史的研究，而没有古代文论与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人员按先秦至隋、唐宋、元明清的文学史大段落划为三组，而没有文论组和文学批评史组；具体到每个研究者，则只有搞断代文学史（所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或某一文体（如诗、词、戏曲、小说等）的，而没有搞文论或文学批评史的。古代文论、古代文学批评史理应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部门，而我们这里竟然是一片荒地，以致不久前我所理论室一位搞古代文论的学友想与我们对话和交流，问我“你们那里哪几位是搞文论的”时，我只好坦白地回答：“一个也没有。”据我所知，不少研究机构和一些高校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也有这种情况。在这样的科研体制和环境中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人，毋怪乎他们不把理论摆在重要位置了！
有人把古典文学研究中理论意识薄弱的现象归因于旧的传统中所谓“轻理论，重实学”的倾向在作怪，其实这是对传统的片面认识。我国古代有极为丰富的文论、诗论、词论、戏曲小说论，古代留下的研究成果并非只有考据、训诂、年谱、笺注、校勘之类，而是兼有许多精彩的理论批评著述，这些都证明我们的古人并未轻视理论。本世纪前半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闻一多等等，都是既有坚实的“旧学功底”、又有聪明的理论头脑的大匠之才，他们的许多有理论价值的著作，至今仍是我们的宝贵借鉴。建国以来的头20多年中，政治对学术横加干预，造成了许多恶果。特别是打着马列主义招牌的庸俗社会学之类的所谓“研究”，不但败坏了理论研究的名声，更糟踏了学术本身。新时期以来，大约是对前一时期“假、大、空”的所谓“理论研究”的一种憎恨和反弹吧，学界出现了一种看法，即认为理论的研究是靠不住的，唯有“实学”的成果才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这种看法开始并未占上风。但80年代中期，新一代的部分研究者怀着尽快在理论上取得“突破”的急于求成的心理，掀起了从国外大量引进新理论、新方法的浪潮。那种一窝蜂似的像搞“运动”一样的做法，那种不领会精神实质而只顾形式花样之新的新名词新术语满天飞的作风，以及生吞活剥、生搬硬套的不科学操作方式，导致了一大批并无真正理论价值的浮浅之作问世，才领风骚三五年便悄然沉灭（顺便说一句：我并无意于全盘否定那场新理论新方法热，因为它体现了人们理论建设的热情，至少让学人大开了眼界，扩大了探寻领域，增加了审视角度。关于它的成败得失，当另有专论，此不赘）。这一次失败的教训更使得古典文学界的一些老成持重者对理论探索与创新产生了消极态度，转而更加笃守“实学”。
但是我认为，历史的教训不应该导致人们对于理论的疏远与鄙薄，而应能从反面促使人们更加执着地去进行艰辛的理论探寻，摒弃躁狂和浮泛，进而实现一种坚实可靠的理论建构。古典文学研究不可离开理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忽视“旧学功底”，都不会放弃“实学”，但决不夸大其作用。因为仅凭“旧学功底”、仅搞“实学”，只能在资料收集整理与鉴定及史实考订等基础研究的领域增加积累（这当然是必须的），而要在诸如古代文学的文体类型研究、审美特征研究、风格范式研究、流派研究、意象意境和各种表现手段研究，以及文学史上若干规律性问题研究等等方面取得突破，则断非理论指导不可。一个成熟的文学研究者，应该才、学、识兼备，而其中，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找到真理的理论眼光——是主脑和灵魂。去年有同行发表文章，揭露古典文学研究表面热闹、但实际却在课题及研究对象等诸方面竞炒冷饭和作无效重复劳动的“大量的低层次重复”现象。对此我深有同感。但我细加思考，认为之所以有这种可笑可悲的现象，除了少数投机取巧、抄袭盗窃者之外，大半是研究者无“识”——没有发现和解决新问题的理论眼光所致。试想，古人留下的文史资料，虽云“浩如烟海”，但毕竟是死的，固定的，就那么一些。从古至今，无数人已在其中爬梳过了，耕耘过了，荒地无多了，后来者若无高于前人的当代意识和理论眼光，绝难发现新问题、建立新课题，就不免蹈袭和重复前人了！看来，当代研究工作要深入、要出新，关键还在于理论的建构与超越。
理论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其实是一个老话题，无需多加论证。最要紧的是如何做。想走捷径、生搬硬套地拿一些外国理论来任意解说中国的古典文学问题，这条路显然是行不通的。拿我所搞的古典诗词来说，这是一种产生于古老东方文化土壤里的独特的语言艺术品种，它的特殊的文化生长环境、特殊的审美情调、特殊的表现手法乃至特殊的（只为汉语言文字所独有的）音韵平仄组合规律等等，就绝非任何产生于西土的洋理论所能圆满地加以解释和分析的。要研究好它，还得回头来挖掘和建构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古典诗词研究的学科本体理论。由此我联想到我们整个古典文学领域都存在着一个使当代意识与我国古代文论接轨的问题。几个月前，文艺理论界于西安办会，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时代课题，此举真令人有“实获我心”之感。文论界的朋友向我们殷切发问：“你们古典文学界能不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点什么？”我想，我们终归是应该能为他们提供点新东西的，但在此之前，我们先要在当代先进文艺理论的导引下，去总结、提炼与继承古代文论遗产，以完成我们自己学科领域的理论建设。这应是一个较为长期的“战略目标”，不可急于求成，轻言“突破”。真正的“突破”是在扎实的理论建设与积累达到一定的高度后自然来临的。在眼下，除了逐步整理古代文论之外，还须研究本学科的学术史，看清本学科研究史上理论运用和积累的情况如何，今后的理论建构与运用应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从哪些方面着手？为此我已以词学这个分支学科为例，作了初步的清理与反思，写成《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一文，发表于前年的《文学评论》上。此文已引起一部分同行的共鸣。我愿将这项工作做下去，为古典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添上点砖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