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徽商与清代朴学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朴学论文,扬州论文,清代论文,徽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6)08-0063-05
有清一代，以名物训诂、考实求真之法致力于古籍整理、经史研究，蔚成风气，形成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清代朴学①。同时期的扬州徽商倾力藏书、刻书，适应并呼应着这一风气，展现出这一群体于物质利益追求之外的精神境界。
明代末年，士林学风空疏，士子多束书不观，流弊无穷。有些读书人甚至随意改窜古书，致使古籍文献面目全非②。针对这一恶劣局面，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在明清之际提出经世致用和博学于文的思想，倡导并实践细密考订的治学方法，开清代朴学之先河。另一方面，清王朝在完成对中原的武力征服后，为寻求思想上的绝对控制，大兴古籍整理之风，使当时的文人学士毕生埋头于故纸旧典。朴学风气大开，学界对古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倚重和需求，这直接导致并促使了清代江浙地区藏书刻书的兴盛。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有云：“有清一代藏书，几为江浙独占，考证之学盛于江南，盖以此也。”③ 扬州作为江浙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重镇，其藏书、刻书更是首屈一指，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和崇儒情怀的徽商在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就刻书而言，徽商曾资助官方雕刻《全唐诗》、《钦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御选历代诗余》、《佩文斋书画谱》、《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钦定全金诗》等。此外，徽商又多私家刻书，所刻遍及经史子集。祁门籍盐商马曰琯、马曰璐昆仲刻书在徽商中更是独领风骚，其雕刻因精审而被誉为“马版”④。如《宋本韩柳二先生年谱》、《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班马字类》、《困学纪闻》、《说文解字》、《玉篇》、《广韵》、《字鉴》、《宋诗纪事》等，不一而足。清代朱彝尊所著《经义考》，论述先秦至明代的经学著作及其师承传接，可资经学研究者稽考其中事实和诸家学说的异同，文献价值极高，其后半部也全凭马氏资助得以付梓传世。
与刻书比较，徽商藏书也毫不逊色，其时，扬州规模较大的藏书家多属徽商，如，程晋芳，号鱼门，歙县人，治盐于淮。《清稗类钞·义侠类》言：“时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声伎狗马。鱼门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资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六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⑤ 郑侠如之“丛桂堂”，藏书极富，黄宗羲晚年好聚书，搜抄稀有书籍，于鄞县范氏天一阁之外，多从郑氏“丛桂堂”借抄。江春的“随月读书楼”、江昉“紫玲珑山馆”也都藏有秘籍。但若论规模和影响，当首推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所藏。这可从当时的藏书家言和地方志中得到说明，藏书家吴翌凤曰：“乾隆初，扬州殷富……秋玉(曰琯)尤富藏书，有稀见者，不惜千金购之。玲珑山馆中四部略备，与天一阁、传是楼相埒。”⑥ 《甘泉县续志》曰：“(马氏兄弟)酷嗜古书，海内奇文秘简，不惜重价购求，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南北。”⑦ 扬州徽商为藏书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全祖望曾在《丛书楼记》中细数自己亲历马氏执著于藏书之实：“小玲珑山馆，园亭明瑟，而岿然高出者，丛书楼也，迸叠十万余卷。予南北往还，道出此间，苟有宿留，未尝不借其书。而嶰谷(曰琯)相见，寒暄之外，必问近来得未见之书几何，其有闻而未得者几何，随予所答，辄记其目，或借钞，或转购，穷年兀兀，不以为疲。”⑧ 六年后，全氏复为马氏编订的《丛书楼书目》作序，赞叹自明中叶以来，马氏兄弟储书之富在扬州已堪称第一⑨。可惜，《丛书楼书目》已经失传，经史子集的具体分布难以一一指认。但我们仍可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中收录的“两淮马裕家藏本”书目及存目的统计，来略窥马氏藏书之一隅。马裕即马曰璐之子、马曰琯养子。四库共收录马裕献书中的372种，其中经部56种、史部121种、子部43种、集部152种。这足见马氏藏书的规模和价值，而其时马氏兄弟已相继谢世，藏书也多有散失⑩。程晋芳的藏书也有名于时，《四库全书总目》中收录的“编修程晋芳家藏本”书目及存目共182种，其中经部11种、史部50种、子部88种、集部33种。
以上将徽商藏书和刻书分开复述，实际上二者互为一体，精善本的收藏通过雕刻得以流通，新刻的书籍又不断丰富着收藏。举凡经学、史学以及目录、校勘、版本、音韵、训诂等各门专学皆与朴学密切相关，扬州徽商这一文化行为的动因在相当程度上归于清代朴学的兴起。
浸润朴学气息的徽商藏书、刻书业，为清代朴学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陈登原所言“吾人敢为一言，即吾人欲明清学之盛者，虽知其由多端，要不能与藏书之盛莫无相关”(11)，完全可视为对扬州徽商藏书、刻书与清代朴学关系的一个总结。马氏、程氏凭借私家藏刻为清纂修《四库全书》提供了经史子集之大量精善本，这是对清代朴学的重大贡献。具体而论，马氏“小玲珑山馆”馆藏为当时学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四库全书总目》对马氏所藏诸种珍贵典籍屡有称赞。下引史部、子部各一例：一为史部之《金石录》三十卷，系宋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所撰，赵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汉唐以来石刻，仿欧阳修《集古录》例编排成帙，成就极高，但该书在锓板传抄过程中，多有讹误，虽经李清照、洪迈、焦竑、顾炎武等大家校雠考订，诸种版本仍存差异，四库馆臣以为：“今扬州刻本皆为采录，又于注中以《隶释》、《隶续》诸书增附按语，较为详核。别有范氏天一阁、惠氏红豆山房诸校本，皆稍不及。”(12) 可见马氏藏本具有极高的校勘价值。一为子部之《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为清卞永誉撰，卞氏精于字画收集鉴赏，王士禛《居易录》云：“卞中丞永誉贻《书画汇考》六十卷，凡诗文题跋悉载，上溯魏、晋，下迄元、明，所收最为详博。”(13) 该著书、画各三十卷，先纲后目，先总后分，先本文而后题跋，先本卷题跋而后引据他书，条理秩然，征引特详。诸如此类的珍贵文献在其他旅扬徽商手中也不在少数，它为一代学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事实上，当时众多文史大家在扬州正是利用徽商珍藏或刊刻的文献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厉鹗、全祖望治学皆实事求是，他们广蒐善本，亲手校勘，著作等身，蜚声学林，主要得益于他们长期出入于马氏“小玲珑山馆”。《清史稿·文苑传》云：“鹗搜奇嗜博，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富藏书，鹗久客其所，多见宋人集，为《宋诗纪事》一百卷，又《南宋院画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诸书，皆博洽详赡。”(14) 此外，厉鹗曾于“小玲珑山馆”校勘一部重要词选《元凤林书院草堂诗余》。该著系无名氏所选，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皆南宋遗民，词作多凄凉感伤，旨意幽深，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也是研究南宋遗民的珍贵文献。厉鹗多次利用马氏藏书校订，终于使之成为善本，如其自云：“雍正癸丑中冬廿二日，在广陵小玲珑山馆得新购元刻《草堂诗余》三册，增入赵功可三首，李太古三首，复校定数十字，始称善本。”(15)
《困学纪闻》系宋代王应麟所著，皆札记、考证之文，包括说经八卷，天道、地理、诸子二卷，考史六卷，评诗文三卷，杂识一卷，属王氏扛鼎之作。其卓越的考据成就，曾深得清初朴学家的青睐，阎若璩、何焯曾先后为之笺注。马曰琯及时雕刻阎若璩笺本并加以收藏，全祖望就是在马氏“畲经堂”利用其刻本并参何本三笺《困学纪闻》，取得重要的学术成就。李元度《全谢山先生事略》赞云：“(全祖望)经扬州，居马氏畲经堂，成《困学纪闻》三笺，论者谓在百诗、义门二家之上。”(16)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利用徽商藏刻文献所取得的许多重要成果复为徽商藏刻，成为当时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如，全祖望七校《水经注》的手批本大都为马氏“小玲珑山馆”所藏，在《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二中，全氏所作《柳氏水经校本跋》云：“今此本归于扬之马氏小玲珑山馆。”《清常道人赵琦美脉望馆三校本水经跋》云：“今归于扬之马氏小玲珑山馆。”《孙氏水经再校本跋》云：“今是本亦藏小玲珑山馆。”(17) 可见，徽商藏书、刻书与朴学家的研究始终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状态。
藏书、刻书过程本身就带有鲜明的学术性，如书籍的搜寻、版本的选择、文字的校勘、目录的编排等。清代扬州徽商因藏、刻所需，遍涉辨伪、辑佚、训诂、考订等精审博证的朴学方法，所以，仅就参与藏书、刻书行为本身而论，众多扬州徽商自然也属于清代学术研究的参与者。为集中说明这一点，不妨仍以马氏、程氏为例。
全祖望曾评述马氏有云：“聚书之难，莫如雠校。嶰谷于楼上两头各置一案，以丹铅为商榷，中宵风雨，互相引申，真如邢子才思误书为适者。珠帘十里，萧鼓不至夜分不息，而双灯炯炯，时闻雒诵，楼下过者多窃笑之。以故其书精核，更无伪本。”(18) 全氏此言并非溢美，兹引两例。其一，马曰琯、马曰璐直接参与《宋诗纪事》编纂工作，厉鹗在该书刊行时即标题“马曰琯同辑”、“马曰璐同辑”。在前二十卷中，马氏还对所收的一些作品进行了版本考证等工作，并加有按语。如卷一一“余良肱”目下，曰璐以其所掌握文献质疑道：“《汴京遗迹志》载《宋登科记》，天圣三年、四年停贡举，而余良肱史作四年进士，未知孰是？”马氏兄弟校雠功力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厉鹗述及编纂经历时感言：“幸马君嶰谷、半槎兄弟，相与商榷……念与二君用力之勤，不忍弃去。”(19) 其二，雍正七年(1729)，有关韩愈、柳宗元生平的重要文献《韩柳年谱》仿宋本于“小玲珑山馆”开雕。陈景云跋曰：“柳集久逸，年谱独存其序，广陵马君嶰谷涉江购韩谱后未久，复收宋椠版柳集残帙，其中年谱完好，乃诸本所无，因与韩谱同梓。”(20) 马氏辑佚之勤，可谓有功学术。
至于徽商在藏、刻过程中，不断汲取学养，继而潜心朴学，卓然成家者也不乏其人。程晋芳即利用其藏书著《周易知旨》、《尚书今文释义》、《左传翼疏》、《礼记集释》，以朴学成就显于学林，复因《四库全书》编纂之需，被选入号称“汉学大本营”的四库馆中。嘉庆十六年(1811)江藩撰成《国朝汉学师承记》，意图以师生或师友的关系为主线构建清代汉学谱系，这是公开对清代汉学家的一次门户检阅，其著作以传记的形式记录汉学家的生平资料和主要学术观点，被视为带有学术史性质的传记集成。而程晋芳赫然在编辑者之列，此亦从另一个侧面凸显出程晋芳的朴学地位与影响。
以马氏昆仲、程晋芳为代表的扬州徽商，是参与清代学术研究之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
围绕着徽商藏书、刻书，扬州地方学术气息日益浓郁，从而成为东南地区的文化学术重镇。被后世誉为“通学”的“扬州学派”的出现，为扬州地方历史文化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张舜徽说：“余尝考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皖)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21)
治金石之学可资历史地理、典章制度、文字音韵等校勘辨伪，是清代朴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顾炎武即认为，金石之文可以“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22)，他发掘、考证和收集碑文等石刻材料，先后编成《金石文字记》、《求古录》、《石经考》。“扬州学派”的中坚阮元，承接这一朴学传统，勤于金石之学，他在《金石十事记》将自己一生“于金石用力”之十事一一列举(23)。如其“事之三”即为撰录《积古斋钟鼎款识》，该书所著录的各类拓本多达560件，其中“国邑、大夫之名，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补说文所未及者”(24)。这些拓本除部分取自友人所集外，大部分源自扬州徽商的收藏。阮元即江春的“甥孙”(25)，江氏三代业盐于扬州，江春本人不仅“治鹾业，上官知其能，檄为总商”，而且“喜吟咏，好藏书，广接纳，主持淮南风雅”(26)。
乾嘉时期，清代朴学全盛，在扬州还得到地方官员的积极推扬。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东德州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曾于乾隆元年(1736)、十九年(1754)两度任两淮盐运使，足智多才，尤笃于文化事业(27)。他与马氏昆仲、江春等徽商交往密切，并以“雅雨堂”之名整理刊刻精善书籍，其刻书经费或直接或间接来自徽商。仅得马曰琯资助雕刻的就有：王士禛《渔洋感旧集》十六卷(28)，朱彝尊《经义考》后一百三十卷(29)。在卢氏刊刻众多重要著作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延吴派领袖惠栋校勘雕刻的《雅雨堂丛书》十余种，主要包括李鼎祚《易传》十七卷、郑玄《周易》三卷、《周易乾凿度》二卷、《尚书大全》四卷、高诱《战国策》三十三卷、卢辩《大戴礼记》十三卷、封演《封氏闻见记》十卷、王定保《唐摭言》十五卷、孙光宪《北梦琐言》二十卷、颜师古《匡谬正俗》八卷、庞元英《文昌杂录》六卷。此皆宋以前古籍，以经史为主，集释考订极为周全严密。法式善曾感其“皆世间罕见之本，卷帙宏富，楮墨精好，洵足珍秘”(30)。李详《论扬州学派》有云：“吾扬自卢雅雨先生为运使，延惠定宇修定《感旧集》及《山左诗钞》。华亭沈学子、青浦王述庵与惠同馆卢署，休宁戴东原往来其间。扬州是时已开小学校雠一派。”(31) 沈华亭，即沈大成，江苏华亭人，经史之外尚通天文、地理、乐律、九章诸术，尝校订《十三经注疏》、《通典》、《说文》等。王述庵，即王昶，江苏青浦人，擅长金石考据，曾著《金石粹编》一百六十卷等。戴震，皖派领袖。显然，卢署集一时朴学之显要，校雠之学大兴，李详据此认为“扬州学派”始于卢见曾两淮盐运使任上，极中肯綮。可见，主要以扬州徽籍盐商为后盾的卢署雕刻，不仅为“扬州学派”朴学之兴导夫先路，而且对清代朴学发展大有推波助澜之功。
注释：
①朴学亦称“汉学”、“考据学”、“清学”、“乾嘉之学”等，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黄宗羲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见《清史稿》本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05页。顾炎武则云：“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72页。
③李希泌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0页。
④(25)(27)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页，第277页，第228—229页。
⑤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65页。
⑥吴翌凤：《逊志堂杂钞》，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页。
⑦转引自厉鹗《樊榭山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21页。
⑧⑨(16)(17)(18)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5页，第610—611页，第2714页，第1396—1397页，第1065—1066页。
⑩参见拙作《马曰琯、马曰璐年谱》，载《徽学》2004年第4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转引自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12)(13)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4页，第968页。
(14)《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73页。
(15)厉鹗曾多次抄录校订《元凤林书院草堂诗余》，先后撰五则跋语，参见拙作《樊榭山房集拾遗》，载《古籍研究》2004年第2期。
(19)厉鹗：《宋诗纪事·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20)马曰琯编《韩柳年谱》，清雍正七年小玲珑山馆刻本。
(21)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页。
(22)《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
(23)(24)阮元：《研经室集·三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26)阮元：《歙县江鹤亭橙里二公传》，《研经室集·再续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79册，第589—590页。
(28)详见《刻渔洋山人感旧集序》，卢见曾《雅雨堂涛文集》卷二，清道光刻本。
(29)卢见曾《雅雨堂诗文集》卷一《经义考序》曰：“《经义考》尚有十三类缺焉未睹……始得其未刻之本于先生之孙稻孙，乃与同志授之梓。”《扬州画舫录》卷四曰：“(马曰琯)曾为竹垞刻《经义考》。”
(30)法式善：《陶庐杂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7页。
(31)李详：《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