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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924（2007）09—0053—06
1 放宽生育政策只能恶化出生性别结构
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就生育政策的选择所提出的对策有以下几类：①分群体有步骤地适当放宽二胎政策；②全面放开二胎生育；③只限于对城乡双独生子女家庭普遍放开二胎（这其实是早已确定的方针）；④放弃计划生育（主要是网络上的主张）；⑤鼓励减少计划内二胎生育[1—7，11—15]。笔者主张第5种对策方案，并已提出了一套被实证调研所证明将会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
笔者之所以反对其他方案，是因为根据多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①老龄化对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是好事；②放宽或放开二胎不仅不能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所造成的男女失配问题，反而会在增加出生总量的同时为未来造就更多的光棍汉。笔者非常赞成贵州省计生委副主任曾祥权的见解：严格控制二孩和多孩的出生。针对孩次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的特点（见表1），严格控制二孩和多孩的出生，不仅有利于控制出生人口数量，也能有效地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趋势[7]。
随着生育控制措施的逐渐强化和奖励幅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生育观念的逐渐改变，生育四孩及更高胎次孩子的育龄夫妇所占比例已经很小，因此，目前导致总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因素是二孩和三孩生育，其中又以二孩为主因。
在这种背景下，放宽二孩生育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首先，应该明确，如果排除了性别选择，那么，放不放宽二胎显然都不会有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因此，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学者，在其主张背后实际上有一个认定了的假设前提，即性别选择不可能得到彻底控制，否则，如果能够彻底控制了性别选择，那放宽和放开二胎除了多生一些孩子外，对控制出生性别比就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在假定性别选择不可绝对避免的前提下，是否放宽或放开二胎就会有助于缓解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呢？以下分城乡来进行例证分析。
1.1 城镇放宽和放开二胎会提高出生性别比
除了少数特殊照顾的情况外，城镇目前的生育政策基本上是普遍的一孩政策。我们先来分析城镇放开二胎会发生什么情况。
从表2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第一孩为男孩的家庭无人选择第二胎的性别（现实中极为罕见），那么，对城镇育龄夫妇来说，如果普遍放开二胎，在男孩偏好显著的情况下，如果性别选择不能被彻底控制，显然第一孩为女孩的家庭必然有人选择二胎性别，结果只能是使城镇出生总性别比比现行政策下的水平更高。
当然，也存在一种可能，就是第一胎为男孩的夫妇中有一部分会通过性别鉴定来选择生女孩。如果这个群体中选择二胎生女孩的比例小于一胎女孩群体选择生男孩的比例，则放开二胎后，总出生性别比就会比一胎男孩户完全听任二孩性别自然选择的情况下要相对降低一些。但无论如何，由于存在男孩偏好，放开二胎相对于目前的普遍生一孩而言，必然会使总出生性别比上升。笔者多次在农村进行生育调查并通过各种渠道多方了解城镇一胎男孩家庭是否有人为选择二胎性别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一例。因此，结论很显然：力图用放宽或放开城镇二胎来降低出生性别比的“招法”，其结果既增加了生育数量又提高了城镇的总出生性别比。因此，对城镇而言，通过放宽生育政策来缓解性别比的主张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1.2 农村放宽放开二胎生育必将增加光棍汉数量
除了个别省份，中国农村普遍实行的是一孩半政策。即允许第一孩为女孩的家庭生育第二胎。
在现行生育政策下，假定第一孩均为无性别选择的自然生育，再假定第二孩出生性别比为150∶100（这一假定水平大致等于五普得到的二孩出生性别比），且一男孩户没有超生者。那么，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现行生育政策下，如果农村杜绝了超生且一女孩户都生了二胎，那么，在二孩出生性别比为150的情况下，一孩加二孩的总出生性别比为114.29。这个比例低于五普数据是必然的，因为五普数据中包括了各胎次非计划内生育者通过性别鉴定超生的男孩数。
从表3可以看出，假定农村对一男孩户普遍放开二胎后，全部生育二孩并且为无性别选择的自然生育，那么，在一女孩户二胎出生性别比继续保持在150的情况下，最后一二孩合起来的总出生性别比为110.5。因此，相对于农村目前一孩半政策而言，在放开二胎后，如果一男孩户全部属于无性别选择的自然生育，那么，放开二胎的确会降低总出生性别比。这似乎为通过放开二胎生育来降低性别比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然而，这种从降低出生性别比的角度来看似乎很有道理的放宽或放开二胎生育的主张，却并没有缓解男女失配这一实质性问题。表3显示了，无论放开二胎前还是二胎后，男孩数量同样比女孩数量多出20人。
出生性别比问题之所以成为关注和忧虑的对象，原因是担忧男女数量差别偏高导致婚配数量的失衡。出生性别比越高，意味着未来的光棍越多。许多学者正是在这样的判断基础上主张放宽或放开生育二胎的。不过，因忧虑未来婚配失衡而关注性别比问题时，应有一个确定的前提，即出生性别比的高低问题应在同等出生总量的前提下予以对比和进行后果分析。如果一个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群组通过增加出生数量来降低出生性别比，那么结果虽有可能使总出生性别比下降，但由于增量部分仍存在出生性别偏高问题，而且，越是高胎次的孩子，出生性别比越是偏高。那么，这个群组通过扩张生育数量来降低出生性别比的努力之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更大的无法获得女性配偶的光棍群体。
1.3 减少二三胎生育与降低出生性别比并举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在现行生育政策下，从理论上分析，减少农村计划内二胎生育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降低农村总出生性别比，二是使总出生性别比上升。
从表4可以看到，假定第一孩全部为无性别选择的自然生育，那么，如果减少的二胎孩子按目前二孩出生性别比等比例减少（例1），那么，农村总出生性别比就会下降。如果减少的二孩全是女孩（例2），而男孩数量一点未减，则农村总出生性别比就会上升。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①如果能够彻底控制性别选择，就没有理由也不可能通过放宽生育政策来缓解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②如果性别选择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放宽生育政策只能导致未来光棍汉数量的增加。那么，剩下可供选择的方案就只能有两个：①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②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使得既能使出生性别比下降（或至少不上升）又能减少生育数量。
从表4的例3可看到，在原来100个出生二孩中有60个男孩对应40个女孩的背景下，如果少生20个男孩，即男孩比原来减少1／3；女孩也少生20人，即比原来减少1／2，那么，总出生性别比将为116.67。也就是说。在二孩出生数量从100个减少到60个的情况下，总出生性别比只略有提高。这种方案初看起来似乎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一方案虽然使得总出生性别比比原来略微上升，但却是在没有增加一个未来光棍汉数量的情况下使农村二胎出生人数减少40％。
总括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放宽生育政策虽然有可能降低出生性别比，但却增加未来光棍数量；②减少二胎生育有可能大幅提高二胎出生性别比并使总出生性别比上升，从而增加未来光棍数量（例2）；③减少二胎生育有可能在二胎出生性别比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使总出生性别比降低，从而减少未来光棍数量（例1）；④减少二胎生育有可能在显著提高二胎出生性别比的情况下略微提高总出生性别比，但由于减少了男孩生育而减少了未来光棍数量。
根据以上的结论，今后的生育政策就只能有两个选择：①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尽量设法降低出生性别比；②通过加大经济鼓励措施促使更多的一女孩户家庭放弃二孩，但前提是要确保比现行生育政策更能够减少未来光棍数量。
根据生育意愿调查以及普遍认可的见解，第一孩为女孩户又想生育二胎的，大多都是想要男孩。与减少二胎生育数量后的出生性别比高低所关联的问题，是接受奖励放弃二胎生育的夫妇是否在性别选择上的分布是随机的。如果接受奖励放弃二胎的家庭大部分是那些不会去选择胎儿性别的家庭，那么减少二胎生育就会提高二胎出生性别比。如果愿意接受奖励放弃二胎的家庭中倾向于选择性别和不选择性别的家庭是对称分布的，那么用鼓励措施减少二胎生育就不会造成二胎出生性别比的提高。此外，根据笔者的期望孩子的交易价格理论，由于放弃二胎的交易价格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奖励水平越高，放弃二胎的比例就会越多，从而越是优厚的奖励放弃二胎生育的措施，越是可以在减少二胎的同时相对抑制二胎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如果再加上对双女户的较优厚的社会保障措施，则可更有效地遏制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偏高趋势。
2 加速人口老龄化就是加速优化人口年龄结构
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①中国人口老龄化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第1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占老年人口的12.37％。
第2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第2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第3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针对老龄化的趋势，不少人表示忧虑。不过，在一些人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忧心忡忡的同时，我们又看到，在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人口仍将以800～1000万的巨额数量继续增长，也就是说，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我们的总人口仍在膨胀。
那么，到底怎样判断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后果？笔者以为，中国人口老龄化恰恰是一件大好事，它会加速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并将产生多方面有利的社会经济效果。
2.1 人口老化与人口老化危机
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有学者撰文认为，人口老龄化将使社会养老负担不堪重负，有人甚至认为中国面临人口老化危机[8]。笔者已于多年前对人口老化危机论进行了批驳[9]。必须明确，人口老化不能直接与人口老化危机同义而语。人口老化是一个人口统计学概念，它只是表示一个人口群体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逐渐上升的一种趋势。人口老化危机则是一个人口经济学概念，它反映的是由于人口老化而导致了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的真实需求，从而造成一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甚至使人均国民财富难以继续增长的结果。
由于劳动力潜在过剩程度不同，同等程度的老龄化对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效果就会不同。有些国家可以在老龄人口高达40％～50％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劳动力真实短缺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人口老化并没有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短缺，那么人口老化就只不过是人口老化，而不存在所谓的危机，且这种老化恰恰是一种有利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以中国为例，大家公认中国存在大量的劳动力过剩和长期的潜在过剩，“三农”问题和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一直是社会广为关注和头疼的问题。因此，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恰是一个逐渐消除劳动力过剩的过程，自然也就是加速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
劳动力的真实需求可以表述为“使劳动力人均产出达到最大化的劳动力需求总量”。根据这一标准，中国三大产业的劳动力无疑都存在着大量的过剩。
在第一产业中，如果按照现有农业机械普及能力来对劳动力与土地进行最佳配置，即按劳动力人均劳动生产率最大化来配置人均土地规模，则中国最多只需要现有劳动力的十几分之一就足以了。
在第二产业中，就现有资本技术对劳动力替代能力而言，该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过剩劳动力。以采矿业为例，中国一方面存在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采矿业，另一方面又存在遍地开花的大量劳动密集形的矿业开采，为什么不采取资本密集型的开采经营方式呢？显然是由于劳动力大量过剩致使劳动成本很低之故。
在第三产业中，劳动力真实需求小于实际就业人口的情况就更加突出。
总之，按人均产出潜在最大化的标准，中国目前真实的劳动力过剩和发展型的潜在劳动力过剩数量是相当巨大的。
根据有关预测[10]，到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9.7亿，到2015—2035年可能维持在10亿左右。由此预测可知，即便生育率进一步降低，不论中国在未来50～100年的不论总人口还是劳动力人口都会大于欧美日3个国家的总和，而GDP却远不敌美国一国。因此，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推动资本对劳动力的潜在替代能力来说，我们不但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忧虑老龄化趋势，而且应大大为之庆幸。中国在未来100年不会存在劳动力的真实短缺，也就不可能发生人口老化危机。
2.2 老年保障能力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非抚养比
有些学者经常用劳动人口对老年人的抚养比之提高趋势来表示老龄化将使劳动力养老负担加重，以为从4个劳动力供养1个老年人变为1个劳动力养1个老年人的过程就是一个劳动力养老负担加重的过程。这种养老负担计算法忽视了资本对劳动替代的潜能，反映了未能弄懂一个社会提供养老金的能力取决于人均劳动生产率而非劳动力人头数的道理。
所谓现代化，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用更多的机械与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力来生产财富。以农业为例，农业越是机械化，劳动强度就会越低，能够工作到高龄的老年人就会越多，需要抚养的人数和平均抚养的年限就越少。农业领域如此，其他领域同样如此。
毋庸置疑，在人口潜在过剩条件下，加速人口老龄化恰恰可以减少社会的养老负担。道理有三：一是因少生而减少了抚养未成年人口的负担，这笔节约的养育费用就可以用来作为养老金。二是用资本密集型替代劳动密集型生产，可使更少的劳动力在提高自己收入水平的同时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也就是可使更少的劳动力能够养活更多且生活得更好的老年人；三是可以提高老年人就业比例，使更多愿意工作的老年人可以工作到65～70岁甚至到80岁（将来可以尽量扩展老年人半日工作制、半周工作制和半年工作制）。
从以上分析还可以看出，如果人口学者和经济学者承认资本密集型生产是比劳动密集型生产更为优化的生产方式的话，那么，加速人口老化显然还是一项加速优化资本与劳动结构的关键措施。
2.3 加速人口老龄化有助于提高老年保障水平
在忧虑人口老龄化并主张通过放宽生育政策来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学者中，没有一个就缓解老龄化与加速老龄化两个不同的选择到底哪个更有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行分析或判断，但却得出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将使未来社会养老负担不堪重负的结论。
有些因老龄化顾虑而主张放宽生育政策的学者，常常以一些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和养老保障金紧张为例，认为是人口老龄化导致了养老金的短缺，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几十年来都是经济上不断增长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国家，并没有因为低生育率而导致经济总量下降。因此，所谓养老金缺口实际上不过是社会再分配政策方面的不合理所致，这种再分配政策方面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老年群体占用了本可以用于老年人的社会资源；二是部分老年群体过多占用了本可以调剂给其他老年群体使用的资源。所以，如果一个人口逐渐老龄化的国家并没有出现劳动力的真实短缺，或者人口总量的减少可以加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那么，所谓养老金的短缺问题就是伪问题，因为这种短缺完全可以通过调整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来解决。更何况，对人口和劳动力超过适度规模的国家来说，减少生育本身就是一个提高人均收入的途径，从而也就必定能够更有利于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11]。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老龄化目前在世界上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养老金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问题。有人将养老金目前的状况归于生育率降低所至，但是，如果要做这样的判断，那么，就需要论证：如果日本在过去的某一段期间，生育率高于实际发生的水平的话，会使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高于目前状况。但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如果过去20年内日本的生育水平高于实际发生的情况，不但无助于养老金的积累和老年人的福利，反而会起相反的作用。因为这20年内相对多生出来的人绝大部分不仅不创造财富，而且需要占有社会财富。也就是说，劳动力人口将会因扶养更多的孩子而减少可能提供的养老金积累。由此，可以说，至少在这20年，实际生育率相对于更高水平的生育率而言，可以更有利于老年福利的提高，但这需要将这部分养育相对多出生人口的钱至少部分地征到国家手中并用于老年人。
2.4 中美人口与经济比较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人口为3亿，中国人口已超过了13亿。美国的GDP将近13万亿美元，人均4万多美元。中国GDP按汇率计算不到3万亿美元，人均2000多美元；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不到7万亿美元，人均不到6000美元。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但如果仅仅是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那么人口如果仍在13亿以上，人均水平也还不到美国的1／4。如果想在人均水平上赶上美国，那么，即便美国经济总量不增长，中国的GDP也须达到52万亿美元，这已经超过了目前全世界的GDP总量。而美国的GDP如果再增长一倍，那中国要在人均水平上追赶美国就需要达到100多万亿美元。由此不难看出，除非美国不再发展，否则，如果中国人口不减少，要想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追赶美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如果真的想在人均生活水平上追赶美国，减少人口总量无疑是最根本的措施。
根据中国与美国间人口与经济的比较，笔者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100年后，争取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之间，200年后降到3～5亿之间。根据人口预测，如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立即降到并保持在1.5的水平，那么，100年后，中国人口就会降到8～10亿之间。因此，作者坚决主张：①中国在实现人口零增长前绝对不应调整现行生育政策；②中国在未来百年之内应通过各种手段将总和生育率控制在不高于1.5的水平。
这两个百年人口目标的提出是有技术经济学依据的。美国人口在100年后不会超过5亿。就算中国今后100年在生产力的技术方面完全按照美国过去100年的发展道路重新走一遍，那么按美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标准也最多不过需要美国的目前的劳动力数量而已。而如果中国从今起100年后正好等于那时美国的生产力水平，也最多不过需要美国那时的劳动力数量而已。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以及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如果无法重走美国已往100年资本与劳动之有机构成演变的道路，唯一的障碍就是人口太多。毋庸置疑，中国和许多人口密度过高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加速人口老龄化，从而早日使人口绝对下降，才更有助于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根据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原理，通过中美人口与经济的对比，可以坚信，在人口和劳动力大量潜在过剩的状况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必然是一个加速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替代劳动密集型生产的过程，加速人均GDP提高的过程，从而更有利于老年人福利的过程。
3 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还可以加速优化其他多种结构
保持低生育水平并力争进一步降低总和生育率，意味着减少人口总量的增长，意味着早日实现人口的零增长，意味着转入负增长后加快减少人口总量的进程。所有这一切，都将促进其他人口结构从目前的极端不利状态向着相对优化的方向前进。
3.1 减少人口总量可以加速优化人口产业结构。根据国际一般公认的标准，一个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在20％以下才能算完全进入了工业化社会。我国目前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但农村人口却占总人口的60％多，农业劳动力则占到总劳动力的50％。这3个数字表明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最根本原因是农业人均土地资源太少。这从美国农业劳动人口不到全部劳动力的2％却耕种着比中国几亿农民更多的土地这一巨大的差别中可以有深刻地感觉。因此，减少农业人口无疑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根本措施。减少农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的办法有二：一是转移到其他行业，二是农业人口减少生育。我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事业无疑在这两方面都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一方面，城市计划生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开拓了空间；另一方面，农村生育率的降低也为早日实现农业人口和劳动力总量的大幅减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我们也必须看到，如果中国人口总量不减少，那么，即便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到20％的水平，农业劳动力的总量也还是大于美国目前全部劳动力总量的水平，农业人口也还将超过美国总人口数量。因此，在人满为患的情况，进一步减少农村生育数量从而加速减少中国人口总量无疑是加速减少农村劳动力和人口比重的重要措施。道理很简单，即便中国第二和第三产业产保持现有规模不变且不再增加也不再吸收农业人口，但若农村人口通过减少生育而自然减少总量，也就自然相对提高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全部产业中的比重。
3.2 减少人口总量可以加速优化资本与劳动配置的结构。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理论揭示了资本对劳动替代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资本密集型生产在三个产业中都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已经超过了工业的水平，美国农业机械化已有的程度预示了中国农业领域资本替代劳动力的巨大潜力。在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转移的同时，农村通过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来加速向人口总量自然减少的进程，无疑会加快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加速户均耕地规模，加速提高农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从而加速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3.3 减少人总量可以加速优化人口教育结构。教育结构在此指初、中、高等教育入学的比例。在初等教育普及之后，教育结构逐渐优化的标志首先应是高中日益普及，其次是高中生毕业后升大学的比例日益提高。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虽然经过近些年的大幅扩招已达21％左右，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仍然是很大的。
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低有历史原因，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同时人口增长过快。对于给定的人口是无可奈何了。从未来中高等教育的发展看，如果中国能够减少生育数量，那么，家庭和政府就都可以将节约的用于幼儿和义务教育期间的费用添加到中高等教育上去，从而加快人口教育结构的升级。
3.4 减少人口总量可以加速优化人口的地域分布结构。人口地域分布包括城乡分布和地区间的分布。地域结构分布的优化至少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二是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更加适合当地自然和经济条件的状况。农村少生人口自然就等于提高了城镇人口的比例，从而加速了城镇化进程。就人口地域分布来说，中国人口过多，一是导致大多数地方特别是许多农村地区人口密度太高，二是迫使相当数量的人口不得不居住在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域。在发展经济加速城镇化的同时，通过逐渐减少人口总量，就可以早日将更多居住在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域的人口迁移出来，并可使人口密度较高地域的人口加速低密化进程。
此外，减少人口总量还可以：①加速提高森林覆盖率，优化耕地与林牧地的比例结构；②加速提高养老、医疗、残疾等各项社会保障覆盖率，优化各种社会保障的比例结构；③加速提高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的社会化集中照料的比例，优化社会化养老照料和家庭养老照料的比例结构；④加速减少贫困人口从而加速提高中产阶层的比例，优化各种群体间的收入分配结构。
总之，从人均收入提高潜能来说，中国人口和劳动力都大量潜在过剩，因此，努力控制人口增长并早日实现人口负增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加速提高人均占有资源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进程。而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为加速各种自然要素之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之间各种结构的和谐或优化提供了日益坚实可靠的物质保障。
4 结束语
在有效防止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前提下，进一步通过降低生育率来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从而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争取早日实现人口零增长、逐步减少人口总量，显然是一件百利无一害的伟大事业。因此，中国生育政策的唯一选择，就是在确保防止出生性别比上升的前提下，坚决贯彻现行生育政策并尽可能进一步降低总和生育率，以加速实现优化人口结构目标的进程。
收稿日期：2007—05—08
注释：
① 文献来源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中广网2006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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