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文环境与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太炎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浙江论文,人文环境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X2；K25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942x（1999）03-0005-07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宣传家。当时革命派的宣传重点是反清。清朝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满族建立的王朝，它曾很强大，但18世纪中叶后日渐衰败，至19世纪末已十分腐朽。为了推翻清朝，振兴中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大力宣传反清复汉的民族主义思想，以争取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之支持，章太炎便是这一宣传中的健将。章氏浙江余杭人，其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是当时中国历史大背景之产物，故与孙中山等其他革命家自有不少相同之处；但除此之外，还与他成长的江南人文环境、所受教育、经历以至个性等有关，从而又带有他自己的特色。本文主要就浙江的人文环境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特色间的关系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指出。
一
章太炎认为，汉族的反清民族思想，“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1]，亦即从清兵入关起一直传承下来的。 就他本人民族思想之形成而言，此说不为无故。
1645年清兵南下，在江南一带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同时重申剃发令，且以极其严酷的手段推行之。汉族向来十分重视服装、发式，二千多年前，孔子即已把“被发左衽”等同于丧失民族独立。清廷强行剃发令，就是要强迫汉族承认和接受被征服、被统治的地位，这是对汉族极大的民族侮辱，当即激起江南一带人民极为强烈的反抗。
清兵进入江南后，浙江到处兴起抗清义师。除英勇战死者外，有大批浙江志士，或因眼看明朝之亡已无力挽回，或因兵败城破拒不降清，而自杀殉节，他们中有明朝左都御史刘宗周，苏松巡抚祁彪佳，鲁王政权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朱大典、张国维，兵部侍郎陈函辉等等。特别是明末举人张煌言（字苍水），他从1645年在宁波参加抗清，在浙江其他抗清义军都已失败后，仍在艰难困苦中顽强斗争，直至1664年在舟山南田岛被俘，严拒敌人劝降，被押至杭州壮烈就义。“生比鸿毛还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2] 张煌言的事迹、气节和他那些慷慨悲壮的诗文，令代代浙人为之动容。章太炎盛赞张氏“非独超跃史、何诸将相，虽宋之文、李，犹愧之矣！”并谓读了张氏之史传、诗文而“犹忍与彼虏终古者， 非人也。”[3]说史可法、 何腾蛟、文天祥、李庭芝等全不及张煌言，不无偏颇，但这反映了章氏对张敬仰之深，亦为张氏在浙人心目中影响深远之有力例证。
值得一提的还有抗清失败后亦以自杀殉节的万历进士王思任，他生前与南明权奸马士英等作了坚决斗争，致信马士英，要他自杀以谢天下，正气凛然地警告马氏：“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4]这一名言亦长久鼓励浙人之气节， 正如鲁迅所言：“身为越人， 未忘斯义。”[5]
明末清初三位伟大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道德文章，都对浙江人有很大影响。三人立身行事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学问博大精深，都参加清初抗清，失败后都终生拒不仕清而以著述、讲学将民族思想溶入学术以传之后代。其中顾、黄均为江南人。他们三人的事功、操守和学问，对全国都有很大影响，而作为浙江学者的章太炎，所受影响更为深刻，这仅从他原名炳麟，成年后为敬仰顾炎武（名绛）、黄宗羲（字太冲）而改名绛，号太炎，就可得到证明[6]。
在清朝前期，另有不少浙江学者采用著书等方式坚持与清朝斗争，由此招致杀身灭族之灾。康、雍、乾三朝绵延一百多年、多达百起以上的文字狱，最大几起几乎都与浙人直接有关，如最早一起文字狱大案、康熙初年庄廷
《明史》案，雍正朝第一起文字狱大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接着发生的查嗣庭《维民所止》试题案，特别是雍正中期曾静、吕留良案，以及清朝最后一次文字狱大案、乾隆中叶的齐周华案，这些大案之主角庄、汪、查、吕、齐均为浙江人。章太炎认为，“民族革命，光复旧物之义，自船山（王夫之）晚村（吕留良）以来，彰彰在人耳目”[7]。1913年，他作为民国政府临时稽勋局名誉审议、 开列授勋名单，其中“耆儒硕学著书腾说提倡光复者”共五人，把吕留良与顾炎武、王夫之、戴名世等并列，可见其推崇之高。另一位乾隆朝著名学者全祖望（鄞县人），为张煌言、黄宗羲、顾炎武及许多其他明季忠义写传，表彰他们生平业绩和学术，这对章太炎形成反清思想亦起过重要作用，章氏回忆自己“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祥，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8]
清廷从多次文字狱案中发现江南人反清情绪特别顽强，因而排斥江南，尤其浙江士人。雍正朝曾不定期停止浙江全省乡、会二试，又指责浙江“风俗浇漓，人怀不逞”而特设“观风整俗使”加以监察[9]。 章太炎后来论及清廷排斥浙人及文字狱等事时说：“此浙人一时之不幸，日后当以此为荣也。”[10]他在许多文章中怒斥清朝推行文字狱，足见文字狱在他心中造成的仇清情绪长久地挥之不去。
上述清初以来的一系列事件，给浙江人埋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清种子。虽然时间会冲淡记忆，加以清廷在统治稳定后还很重视以“胡萝卜”笼络汉人；但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劣政致使外祸日重、国难加深，激起全国人民强烈的不满，自太平天国首揭反清复汉之民族主义大旗后，浙人渐已淡忘之仇清情绪很快复炽，如辛亥志士陶成章论及浙江民间反清会党所言：“及太平天国之师入浙，浙人恢复之思想复活，而会党之势乃又炽矣。”[11]章太炎的外祖父朱有虔，在给幼年时的章太炎授课时亦情不自禁地道及“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夏则可耻。”[12]当说到《东华录》所记吕留良案时，则曰“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并对章太炎所问“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作了肯定回答。章太炎由此得出结论：“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13]朱氏海盐人，与石门（今桐乡）人吕留良为嘉兴小同乡，其观点与吕氏当年宣传之“夷夏之分大过君臣之伦”一脉相承。而章太炎正是听了朱氏这些话和看了《东华录》对曾静、吕留良案的记载，产生排满之志的，此亦可见清初以来浙人代代传承的反清思想对章太炎之重大影响。江南人向以文弱出名，而在辛亥革命中，浙籍革命者却特别多，为浙江历史上所仅见，这也说明清初以来浙人反清情绪之深，故浙江出现章太炎这位反清宣传家当属很自然的事。
二
本世纪初章太炎一走上革命道路，即以发动“亡国纪念会”、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一系列反清论文，向世人展示其富有特色的民族主义思想。
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其反清思想特别激烈而全面。他不仅同其他革命派人一样，痛斥清兵入关时烧杀抢掠的暴行，痛斥清朝在各地驻防八旗兵奴役汉人，痛斥清朝卖官鬻爵、任用“贪墨”和“俯首摇尾以媚泰西”等等罪行，破口大骂努尔哈赤、多尔衮、玄烨等满族杰出人物[14]，而且还特别强调满汉二族族源与利益之根本不同。
他把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说成是“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15]，斥责“满汉同源”论是“巨缪极戾，莫此为甚”[16]。与此相应，他强调汉族的反清思想永不会泯灭，即令清兵南下时降清的陈名夏、钱谦益，或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辈，亦并非甘为清朝出力。他说陈名夏等降清后从未向清朝建白一言，而曾国藩等人亦只为个人“建殊勋，博高爵”才镇压太平天国，他们在“功成”之后对清朝盛衰、安危亦“未尝有所筹画焉。”[17]章氏这些言论中对满族的诬蔑之词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当然都不可取，把清初“贰臣”和晚清“中兴名臣”说成从未为清朝着想，亦显然不符史实。当时他之所以要这样说，只是想要证明满汉二族之根本对立。
章太炎强调民族大义高于一切，他从小就受到这类思想的薰陶，至死恪守不渝。1898年，他对张之洞《劝学篇》倡导“忠君爱国”公然表示反对：汉族“九世之仇”未复，谈何“忠爱”？要讲“忠爱”，须待清朝推翻之后[18]！1900年夏，他劝唐才常放弃“君臣之义，如何能废”[19]的忠君思想无效，就毅然割发以示决裂；虽然从个人关系说他对唐仍很有好感，以至在民国初年他主张把唐与马福益、史坚如、邹容、吴樾、徐锡麟、秋瑾等著名革命烈士一起，作为为革命死难者授以勋位。同年，他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除了平时高论民族大义训迪学生，还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题命学生作文。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明末“流寇”李自成，怎能与“中兴名臣”胡林翼相提并论？章氏出这样的论题，无疑是要宣传他早年得之于外祖父的“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的民族大义至上思想。在东吴大学期间，章氏还登门拜望自己的老师俞樾，俞氏却批评他散布反满言论为“不忠”。章氏虽敬重俞氏，但在民族大义上不能妥协，乃当即予以顶撞[20]，并即写《谢本师》宣布与俞断绝师生关系。尽管章氏内心始终对俞氏怀着敬意，1907年俞氏去世后，他写《俞先生传》，对俞的道德、学问均予充分肯定。在以后所编《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初编》里，则将《谢本师》弃而不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民族大义这个问题上，章太炎是寸步不让的。
在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作评价时，只要与“夷夏”问题有关，章太炎总是以这些人物、事件对“夷夏”的利害、顺逆，作为臧否的首要根据。他对文天祥、张煌言、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肯定与敬仰，自不待说；他对那时人们多予贬评的秦始皇（连谭嗣同这样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痛斥其为“大盗”，行“暴法”[21]），也予以很高评价，赞扬其统一中国，把“夷狄”驱逐到河湟之外，并筑长城以阻匈奴，故“中夏清明，秦功为大”[22]。认为除了起阿房宫、派徐福出海和坑术士这些“小过”，秦始皇“其他无过”[23]。特别是对太平天国，他把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林凤祥、陈玉成、李秀成和赖文光十人，一律作为“倡义起兵功烈卓著者”而主张授以勋位。虽然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大都给太平天国以肯定评价，两广籍者对之评价尤高；但两广一带人对太平天国本就怀有好感，而江南一带，多数人对太平天国一开始就印象不佳，之后民间多视“长毛”为匪。而章太炎却能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诚为难能可贵。这是因为他怀有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思想，故对与清朝抗争十多年的天国领袖们给予崇敬和很高的评价。与此相反，章太炎对曾国藩等人则予以恶评，说他们“弃亲
而媚诸夷，又从而则效之，则宜为人心所深嫉。今人恶范文程、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辈，或更甚于满洲，虽《春秋》亦岂有异是！”[24]曾国藩是晚清头号“中兴名臣”，受到清统治者和封建士人极高的评价；且因他为政清廉，律己甚严，刻苦勤俭，处事精细等，而受到包括容闳、梁启超这两位广东人（且均同情太平天国）在内的许多先进人士的极大尊崇与好评，被作为楷模式的人物。而章太炎却因曾氏镇压太平天国，让清廷又苟延几十年而视为“狝剃同种”之“汉奸”[25]。他对曾国藩等人的抨击，曾引起一些人很大的不满，如湘中著名学者兼教育家李肖聃对章太炎的学问与许多观点均予首肯，但批评章太炎“以洪、杨为神圣，谓曾、左为大盗。见于著述，至再至三。深文犷悍，无复人理。”[26]章太炎之所以贬曾、左至于此极，是出于其强烈的反清情绪。事实上，章对曾、左等人的个人操守与才干还是心服的，故民国成立，反清问题不复存在后，章对曾、左亦时有赞词了。如1914年他撰文称曾、左等人“治军至严”，能“体任自然，不好苛礼，不扰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强死”等[27]。这说明章太炎臧否人物，常受其民族主义思想之制约。
应该说明：虽然章太炎反清思想特别激烈而全面，但他毕竟生活在晚清。那时，对中国的生存威胁主要来自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章太炎认识到，“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28]；只因清朝腐败统治使中国衰弱不振，只有先推翻它才可复兴中华、救亡图存，所以他和孙中山等其他革命党人一样，把反清作为首要任务，但这并不是要驱逐整个满族。孙中山在同盟会时期多次告诫其同志们：“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29]章太炎在大力宣传反清时，也强调过类似思想，诸如“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吾侪所执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30]。正因为这样，在民国成立后，章氏力主“五族共和”，平等对待满族，并坚持采用五色旗作国旗，以符“五族共和”之义。
三
自宋室南渡后，江南地区很快成为中国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在明清二代，进士的省籍统计都以江浙人为最多。何炳棣先生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资料，统计出明代270多年间共有新科进士22980名，其中浙江人3280名，居第一位；江苏人2721名，居第二位。二省合计6001人，占全国总数的26%。清代从建国到1904 年止， 共有新科进士26747人，其中江苏人2920名，为第一位；浙江人2808名， 为第二位。 二省合计5728人，占全国总数的21.4%强。而在江苏的进士中，又极大多数分布在苏南各府，例如清代江苏共有一甲进士113人，其中97 人为苏南各府人[31]，在科举时代，虽然有功名者未必就都有真才实学，但一般而言，一地进士的多寡，是衡量其文化教育发达程度最重要的依据。明清两代，江浙两省进士人数均稳居第一、第二名，说明了江南地区文化教育在全国之突出地位。
由黄宗羲开创，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等继承发展的浙东学派，是清代浙江文化兴盛发达的重要动力和标志之一。浙东学派各人治学侧重点自有不同，但都强调治学严谨，且自黄宗羲起就努力把经学、史学、文学三种学问陶冶一起，其中尤重史学。
章太炎生活在具有这样厚实文化土壤的江南，青年时期又入杭州诂经精舍求学，师从德清人俞樾。其间还向杭州人高学治问经学，向定海人黄以周问“三礼”，向瑞安人孙诒让问声韵训诂和墨学。俞、黄、孙都是治学严谨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从他们那里不仅学到许多知识，还进一步受到治学上的训练。
章太炎自幼受外祖父、父亲的亲自督课，青年时代又受上述名家的教诲，养成了好学深思的良好习惯，“泛览曲文，左右采获”，具有很深的国学造诣。“苏报案”入狱后，他精研佛经；出狱后到日本，又广泛阅读日本出版的各种图书，这又使他具有相当广博的西学知识。“至是，新知旧学，融合无间”[32]。
上述这一切，使得章太炎的反清思想具有另一个更为鲜明的特色，即其文章、演讲总是旁征博引，运用自如地以中国丰富典籍所载的各种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立论，读之闻之，每每有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他一生不遗余力地提倡国粹，把弘扬民族文化作为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增强民族感情的强大武器。这是章氏民族主义思想不同于当时其他极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最显著特色。当然，对他民族主义思想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偏颇之处，我们也应予以指出，正确认识。下面仅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摭拾几例，对此作一说明。
司马迁《史记》谓匈奴先祖淳维是夏后氏苗裔，照此，匈奴与汉族同为夏禹之后代。康有为据此论证满汉同出一源，这对革命派宣传反清至为不利。为驳倒康氏，章太炎首先论述满族并非匈奴人后裔，进而从古书上找出“智果自别为辅氏，管氏变族为阴家”的史事，以说明“名号不同，谱牒自异”，故即使匈奴与满族有族源联系，也不得再“谓之同种”了。
康有为大力歌颂光绪帝“圣明”，引其诏令证其一心为国，章太炎则不仅痛骂光绪是“载湉小丑”，用大量史实证明光绪懦弱无能，且引刘知幾《史通》所说魏晋以后历代帝王皆工于藻饰：“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以论证不能看他说了些什么，而要看他实际政绩如何，从而驳倒了康有为的种种溢美之词。
康有为以如簧之舌，把光绪帝戊戌受困、庚子蒙难说成是“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证”，利用那时国人的迷信观念，给光绪帝涂上一层神秘油彩。章太炎充分利用渊博的国学知识，巧妙地把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年号“天命”及光绪帝的名字载湉，与《中庸》一书首尾之语句相联系，有力地反驳康氏：“《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载’者，载湉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之运终于光绪，奴儿哈赤之祚尽于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著，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这类事例比比皆是，它们使章氏文章典雅古朴，充满文化气息。
在把自己渊博的国学知识用于宣传民族主义之同时，章太炎一直大力倡导弘扬国粹，即以文史为核心的民族传统文化，把国粹视作一个民族、国家能存立于世之基础：“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33]他一生对孔子多有微词，但始终高度评价孔子整理、保存古代典籍之功，说“此其有造于华夏者，功为第一。”[34]
章太炎是个有很强历史使命感的人，他基于国粹对民族兴衰重要性之认识，一生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终年辛勤笔耕，留下大量研究、阐发国学的著作，先后在东京、苏州、无锡等地创设国学讲习会，诲人不倦地传授国学，培养出大批杰出的学者。
有必要说明的是，章太炎虽深爱国学，但他并不排斥西学或域外文化。恰恰相反，他努力提倡，并以身作则地学习外国优秀文化。他不只是国学大师，对古希腊哲学、近代欧美、日本以至印度文化，亦皆有很深造诣。他善于把西学与国学知识结合起来，使之相得益彰，其文章、讲话之能充满文化气息，扎实有力，富有魅力，得益于此者甚多。
四
章太炎是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开始兴起之际投入反清宣传的，他凭借其国学造诣和西学知识，写出一篇篇文辞典雅、内容扎实、论证有力的战斗文章，很快成为革命营垒中不可或缺的宣传家。
历史刚进入20世纪时，在中国，特别是海外华侨与留学生中，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改良鼓吹，还远比革命派的反清宣传更有市场和声势。在日本，梁启超创办报刊，痛斥慈禧太后一伙祸国殃民，歌颂为变法遭难的光绪帝，大力介绍西学，提倡“新民”，这一切当时很得民心。他那文思磅礴如涌泉的大量论著，在当时执舆论之牛耳。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谈及自己1902年春在日本见到孙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所说“不过一二个人”，当为章氏本人之所见，并非全部；但其时追随孙中山一心革命的留学生人数还很少，则可肯定。
1903年起，革命潮流迅猛高涨，此由多种国内外因素促成，其中革命派的宣传工作起了不可否认的巨大作用。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等都在这年刊行，这些书、文，以通俗流畅的文笔，慷慨激越的感情，大力宣传反清革命，能为广大民众所懂，所接受，其兴起革命潮流之功甚伟。但与此同时，亦应看到那时中国士人自幼至壮，所读多为四书五经、文言书籍之类，为文喜用典故和旁征博引。梁启超文章之广受欢迎，不仅在于其思想内容能为当时多数人接受，思路清新，还由于他那半文半白的文章中亦多用典故，善于旁征博引，故能雅俗共赏。就这点而言，当时革命派中其他主要宣传家如邹容、陈天华、汪精卫、朱执信、胡汉民，甚至孙中山，他们所写文章虽可一泻千里，却因受国学基础制约，难以与国学基础相对较厚实，为文喜用典故和善于旁征博引的康、梁相颉颃。章太炎在这方面却弥补了革命派的不足，绰绰有余地可与康、梁抗衡。正如有人评述的：“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成了章太炎旁征博引出入自如的依据”，“他娴熟之极的旧语言，使人们感到只有他才是康有为（也是用旧语言译新文字，即用‘公羊三世’、‘托古改制’来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旗鼓相当、真正够格的敌手”[35]。拿他的代表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来说，虽不及与它同时问世的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通俗易懂，适合广大民众阅读或听讲，但它却更为一般读书人所喜爱，因为它“文意高古而又警辟，故极为当时一般文人所喜读。”[36]中国社会久有崇敬“有学问”者的传统，而文章写得典雅，善于旁征博引，被看成是有学问的表现，会受到社会的崇敬和信任。章太炎的学生汪东评论乃师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他举出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例子：他祖父是典型的反对革命思想的旧式士大夫，但有一次看了汪东偷偷放在他台子上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不但未加斥责，反而破例地笑着说：“这篇文章很有道理”[37]！连这样一位反对革命的士大夫亦被章太炎文章中的透彻说理、典雅用辞所打动，可见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在革命派动员、吸引众多士子从保皇改良立场向反清革命立场转化上，确实起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上面所说的1903年起革命潮流迅猛高涨的原因，离不开革命派宣传工作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其中章太炎的作用就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 199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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