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的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是30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结果。因此，理解就业的增长和结构变化机制，是我们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个时期特殊的就业问题，也需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其本质。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国特殊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变化，又赋予这个过程一系列中国特色。首先，在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创造就业机会，消除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这一点上，中国的现实与刘易斯理论模型是一致的。其次，中国的二元经济转换，同时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包括劳动力资源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的机制转变。在经历就业迅速扩大和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同时，就业形式和就业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后，这个同一过程又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通过扩大对外开放而实现的。
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中国统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滞后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速度（Ravallion and Chen,1999）。实际上，目前的统计恰恰反映了中国特殊的体制转轨的特点。如果不以这种转轨的眼光来认识和分析统计数据，不从中国改革发展逻辑出发来驾驭统计数据，常常看到的关于劳动就业统计的现象是：数据不甚充分，且分别发表在不同的统计出版物上面，常常还缺乏一致性，对数字的直接阅读通常难以帮助我们形成关于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准确概念，有时还会导致许多人形成关于城乡就业形势的不正确或者过时的认识，妨碍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例如，常见的错误认识和思维定式包括：（1）认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经历了就业的零增长（Rawski,2001）；（2）经济改革造成劳动力市场冲击，表现为下岗、失业和就业没有增长（Solinger,2001）；（3）描述了大量的就业困难和劳动力流动障碍，却较少揭示改革取得的进展（Solinger,1999）；（4）一成不变地认为中国仍然存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冗员。本文通过对现有统计数据的梳理和解读，结合其他调查信息，尝试勾勒出关于劳动力市场现状和变化趋势的基本画面，做出劳动力供求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并揭示政策含义。
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是在没有一个总体蓝图的情况下起步，以解决当时存在的紧迫问题和追求直接效果为出发点的方式，分步骤进行的。尽管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特点始终存在，主要表现在对多数改革任务来说，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改革次序也不是有意识确定的。然而，由于经济体制是一个整体，体制的每个环节需要统一配套运作并互相适应，又由于中国改革推进方式所具有的自发性，因此，改革进程并不是随机的和任意的，仍然呈现出一定的逻辑性（lin et al.,2003）。
中国的改革通常被表征为一个渐进的和增量式的过程。人们常常观察到某些领域的改革滞后于另一些领域的改革。例如，包括劳动力市场转型和发育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就被认为是一个改革相对滞后的领域（Lardy,1994,第8—14页）。但是，一个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存在着改革推进过程中如此重要组成部分的滞后，从而导致体制内部的不协调，为什么改革的整体效果仍然如此显而易见，并且表现为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和居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呢？① 实际上，深入考察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和逻辑，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体上表现为只涉及增量变化的循序渐进特点的同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也交织着涉及存量变化的相对激进的改革。改革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步骤，取决于体制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适应性的需要和社会承受力。就业制度的改革或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就是这样一个整体上保持着稳健、渐进的推进节奏，在一些特定时期也发生了相对激进改革的事件。从一个改革整体和相对长的时间，结合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的真实情况看，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在改革中并不处于滞后地位。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制度由三个基本成分构成。第一是城市排他性的全面就业制度。为了在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次序安排就业和岗位。在吸收就业的机会中，国有部门是主要的渠道，辅之以城市集体经济部门。而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一个职工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虞。第二是分割城乡劳动力配置，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缺失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像发展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三是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在户籍制度之外，进一步有效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是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抑制了激励机制，形成城乡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Yang et al.,2003）。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20世纪70年代末从农村开始的，主要从实行农业家庭承包制起步。一旦这种改革对于农业生产产生巨大激励效果后（Lin,1992），农业劳动时间大大节约，形成公开的劳动力剩余，便开始了重新配置的过程。从转移的途径和过程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依次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是在农业内部从种植业部门向林牧渔业部门转移，使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得到了调整。第二步是在农村内部向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非农产业转移。第三步便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和向城镇的流动。各种制度障碍的逐渐拆除是劳动力实现转移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逐步解除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个解除约束的进程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制度调整来展开：第一，进入21世纪，以小城镇为突破口，城市政府自主决策进行了各种户籍制度改革的尝试。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特点是“最低条件，全面放开”。在全国两万多小城镇，入户的基本条件降低到只需“在城镇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和合法住所”。中等城市以及一些大城市改革的特点是“取消限额，条件准入”。其做法是放宽申请条件，大幅度降低在城市落户的门槛。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改革没有什么进展，特点是“筑高门槛，开大城门”。第二，城市就业、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以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都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且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城市经济的改革特点不仅表现在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还表现在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及其产生的竞争上面。这些新兴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分别通过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跳槽”职工得到满足。非国有经济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乃至在整体效率上的竞争，是国有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力即制度需求。一方面，国有企业用工自主权被包括在一系列扩大自主权的内容之中；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了国有企业固定工制度的改革，第一次动摇了存在了几十年的终身雇佣制度，即“铁饭碗”受到威胁。然而，这个时期非公有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还不足以吸纳和重新配置公有制企业释放出的冗员，所以，当时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并不积极使用自己拥有的用工自主权，把富余职工推向市场。真正打破“铁饭碗”、劳动力资源更多地由市场配置，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劳动力市场遭遇到冲击之后。当时，受到宏观经济衰退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国有企业经营处于大范围亏损的状态，被迫进行了旨在减员增效的就业制度改革，形成大规模的职工下岗和失业。自那以来下岗职工和失业者实现再就业，以及整体就业规模的扩大，除了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产生一定的扶助效果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非公有经济的扩大和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
在预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可能性时，很多观察者都把庞大的人口规模从而产生的就业压力，作为头一位的挑战。然而，中国的实践却表明，第一，恰恰是由于改革时期与计划生育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的人口转变过程相重合，形成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通过改革在城乡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Cai and Wang,2005）；第二，对外开放为中国利用国际市场创造就业岗位提供了更多机会；第三，在中国式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改革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不利于就业扩大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以渐进的方式得以清除，最终推进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本文的其他部分组织如下：在引言部分为了解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提供一个宏观背景，并且概要地描述就业制度改革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之后，改革的逻辑顺序，第二节介绍农村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和流动情况，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第三节讨论城镇就业总量和结构变化，分析劳动力市场如何在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得以发育，城镇就业扩大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当前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状况；第四节预测劳动力供求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揭示关于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变化所具有的政策含义。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改革之前的1978年，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高达76.3％，伴随着改革推动的非农产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2005年这个比重下降到64.0％。然而，这12.3个百分点的变化，表面看来似乎与1／4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和城市化发展不相匹配。实际上，这个统计主要还是以劳动者的户籍所在地进行的，没有反映真实的劳动力城乡分布。在这个部分，我们将利用各种数据来源，作为对统计年鉴数据的补充，以便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状况做出可信的描述。
农村就业的扩大和充分化，是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农村和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实现的。农村改革改善了经济激励，使得潜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显性化，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积极条件。如果仅仅从劳动者的户籍所在地观察，即不考虑外出流动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乡镇企业是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的主要贡献者（图1）。但是，如果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观察仅仅局限在乡镇企业，人们会发现，这个部门在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之后，90年代中期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到，与此同时，农村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就业吸纳部分，就不难理解在乡镇企业就业增长速度减缓的情况下，何以农村非农就业的增长一直没有停顿。1995—2005年期间，乡镇企业就业增长了11％。而私营企业增长了4倍，最终实现的农村非农就业，在10年间增加了2373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现在，我们超出农村范围来观察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情况。作为城乡改革的重要结果，也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现象，是就业非农化的主渠道。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机会、劳动者权益等诸方面，为劳动力流动就业创造着更好的条件，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过程。然而，从常规的统计口径上，大规模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仍然被统计在农村劳动力范畴内，即图1的“其他”项中。下面，我们结合其他调查数据进一步理清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情况，以填补常规统计资料的欠缺。
图1 农村就业结构变化
没有户籍身份变化的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在常规统计年鉴上没有得到反映，从一些小规模的微观调查，也难以推断加总数字。不过，利用一些行政部门组织进行的较大规模调查，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关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及其变化的较为保守的估计。表1显示，流动农村劳动力数量从1997年的3890万迅速增加到2004年的1.03亿；在这期间，大约40％的农村外出劳动力跨越了省的边界。他们目前占据了52.6％的餐饮业和服务业岗位，57.6％的第二产业就业岗位，68.2％的制造业岗位，以及79.8％的建筑业岗位（中国信息网，2004）。②
表1 农村劳动力外出增长情况
注：在2000年之前，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定义为离开本乡，且在外地居住超过3个月以上者，从2000年起的定义为离开本乡，且在外地居住超过1个月以上者。
资料来源：详见蔡昉（2006）中的说明。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家庭承包制节约农业劳动时间的效果显示出来，广为流行的说去是农村有大约1／3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为1亿到1.5亿。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和绝对数得到一些推算的证实，并继续为人们广泛引证（Carter et al.,1996）。近年来，人们仍然认为，农村存在着大约1／3甚至更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为1.5亿到2亿。③ 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个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字的使用几乎与改革的时间同样长。而这同一时期，从体制的角度看，农村已经废除了人民公社，土地的家庭承包制成为农村经济的基本经营制度；从生产率提高的角度看，许多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改革期间甚至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业的生产率提高甚至比其他产业还要快（Hu and McAleer,2002）；从人口转变角度看，农村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此相伴随，农村产业结构得到根本性的调整，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转变为三次产业全面发展，目前农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大约是农业增加值的2倍。所有上述变化，都创造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以及向城镇转移的必要条件，形成新的城乡劳动力分布格局。农村劳动力首先转移到乡镇企业，随后大规模向城市产业转移，1997—2004年期间，外出劳动力每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4.9％。
为了破解一个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谜团——何以在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却没有降低，绝对数量也没有减少？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农村劳动力的配置和剩余状况。与以往做出各种假设来估计农业中究竟需要多少完整的劳动时间不同，本文采取直接观察的方法，通过细分和观察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及年龄结构现状，对农村究竟还剩余多少劳动力，以及这些剩余劳动力的人口结构状况如何做出判断。
我们先来看农村劳动力的配置和剩余情况。据正式的统计，2005年农村就业人员为4.85亿人（国家统计局，2006）。该统计是按照劳动力的家庭所在地口径，而不管是否实际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产业就业，务农、乡镇企业就业、非农产业经营和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都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由于一般来说，农村每个人的名下都有一块承包土地，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农村可以被看做没有失业率。所以，这个农村就业人员，也可以被看做是乡村劳动力以及乡村经济活动人口（参见蔡昉，2004）。根据农业部（2006）提供的数据，2005年农村外出劳动力总数为1.08亿。又据劳动部官员（胡晓义，2007）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乡村劳动力中有大约2亿人分别实现了就地或外出转移，即1.4亿乡镇企业人员，加上1.08亿跨地区流动劳动力，再减去两者交叉的部分。因此，2005年实现转移和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分别为2亿和2.85亿。按照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在留在农村尚未转移的劳动力中，农业生产尚需要近1.8亿劳动力（参见章铮，2006），④ 劳动力剩余数量为1.05亿。也就是说，2005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是22％，略超过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5。
我们再来看处于不同配置状况的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首先，借用2005年农业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分布，我们把4.85亿乡村从业人员按照年龄划分为5个组别。其次，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盛来运、彭丽荃，2006），我们还可以知道农村外出打工人员的年龄分布，并把1.08亿农村外出劳动力划分为相同数量的组别。我们可以看到，与乡村全部从业人员相比，外出劳动力更多地集中在年轻的年龄组内。第三，我们再看在农村就地转移劳动力的年龄分布。根据以往的研究（如Zhao,1999），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向外转移的意愿是，首先选择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其次选择外出打工，最后的选择是务农。因此，选择就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条件也可以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排列。年龄作为影响劳动者挣取收入的能力的一个重要人口特征，也是按照类似的顺序排列的。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假设，在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外出打工者相同。第四，我们假设务农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留在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结构相同。最后，我们分年龄组把农村就业人员分别减去外出劳动力、就地转移劳动力和务农劳动力，就可以得到剩余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图2）。我们可以发现，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年龄在40岁及以上，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
图2 转移、未转移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与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1）乡村从业人员数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2）乡村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所傲的预测获得；（3）外出打工人员结构来自盛来运、彭丽荃（2006）。
三、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是怎样创造的？
改革以来，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城市就业的快速增长。这个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固定工就业制度改革，以及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进行减员增效改革以来并没有改变。但是，就业结构以及推动就业增长的构成因素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3）。从城镇就业数字来看，在国有企业进行减员增效改革之前即7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城镇就业每年增长规模在300万—500万人左右徘徊，而1996年一跃超过800万。随后，即使在经历了城市大规模下岗失业，就业增长有所下降的时期，也始终大大高于此前的增长水平。在1996—2005年期间，城镇就业以平均每年829万人的速度扩大，而且在2000年以后呈加快的势头。与此同时，国有部门和城镇集体部门的就业的确是在减少，平均每年减少696万人；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港澳台商、外商投资等新兴所有制形式的部门，以每年平均298万人的速度为城镇提供就业机会；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则以每年391万人的速度增加。
图3 城镇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如果单单比较上述就业变化，我们会发现，新兴所有制部门和个体私营企业等就业增长部门，在1996—2005年期间平均每年创造的就业机会合计为688万，仍然不足以在抵消国有和集体部门的就业减少后，推动城镇就业的继续增长。那么，每年城镇新增加的就业究竟在哪里呢？
如图3所示，在加总了城镇全部注册单位就业人数之后，还有很大一部分就业没有包括在其中。即根据住户调查得到的真实就业人数，与根据统计报表制度汇总的单位就业人数之间，⑤ 形成了一个差额，我们称之为就业余项。这部分就业者占全部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在1997年以前只有10％左右，此后大幅度增加，提高到2005年的36％，接近1亿人。由于就业制度改革以来城镇就业继续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就在这部分，其就业的实现方式值得关注。有两个原因导致这些人没有在就业报表系统中得到反映。首先是部分单位的缺失。相当多的就业人员或者作为自我雇佣劳动者，或者在个体、私营企业就业，而这些自我雇佣和个体、私营企业没有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因此这些就业在报表制度的统计中被遗失了。其次是部分劳动者的缺失。包括许多国有大企业在内的工作单位，不再把再就业人员以及一些新吸纳的就业人员统计为本企业职工，而是列入外包劳务项目，这也导致漏报和低估。这种没有纳入统计的工人占到全部就业者的一个很大比例。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把在统计中遗漏的城镇就业包括在内的话，经济增长的就业效果仍然是乐观的。而这种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改革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和非正规部门的扩大推动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进行旨在减员增效的就业制度改革之前，由于当时国有企业“大锅饭”还没有打破，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其吸纳就业的作用主要还是边际上的。而一旦城镇就业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尽管在一段时间里发生了较为严峻的下岗和失业现象，一方面通过包括下岗再就业政策、失业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建，而保证了基本平稳的过渡；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保证了就业的扩大，最终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由市场配置的改革目标。
的确，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宏观经济衰退导致的国内总需求不足、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国有企业旨在减员增效的就业制度改革，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其严峻程度，是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的前期所未曾见过的。又由于当时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失业后的城镇职工及其家庭遭遇到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冲击。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揭示的那样，在此期间，城镇就业的增长仍然是迅速的，而社会保障体系也加快了建立和健全的进程。这个时期城镇劳动力市场状况究竟如何变化，问题曾经多么严重，现在情况如何，有必要通过深入的观察给予回答。
表2 城镇劳动力市场现状（％）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历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只是登记失业率，而这个指标与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失业率反映了不尽相同的内容。在中国，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常常不能确切地反映就业形势的好坏。例如，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最严重的1998—2000年期间，这个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1％。而当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这个指标却大幅度提高了，从2001年3.6％，2002年4％，到2003年的4.3％，2004年和2005年的4.2％。由于凡是具有下岗身份即领取下岗基本生活费的，不管是否有工作，都不再进行失业登记，这样，第一，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没有包括那些下岗后没有工作的人，因而低估了真实的失业水平；第二，随着从下岗向公开失业的并轨，下岗人数减少而登记失业增加，而这个增加可能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恶化。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推荐的方法和定义进行调查并估计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被认为比较好地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并且具有国际可比性。因此，只有使用这个失业率指标，才可以进行具有可比性的经验研究。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我们估算出过去十年来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表2）。此外，我们也计算并列出了劳动参与率这个指标⑥，由于它反映了一种因就业形势不好，部分长期失业、寻找工作有困难的经济活动人口不得已退出劳动力行列的情形（即所谓的“沮丧的工人效应”），因此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劳动力市场状况。
从过去十年间城镇劳动力市场状况及其变化，我们可以总结若干以往被人们误解的事实。首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并非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是在2000年达到最高峰7.6％之后，在波动的情况下有所下降。其次，目前的失业因素构成中，摩擦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是主要的组成部分。根据估算（蔡昉等，2004），1995年以来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大约为4.4％，因而在总体失业率中，周期性因素仅仅占1—3个百分点。第三，由于在下岗和失业形势严峻的就业制度改革初期，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所以政府采取了建立下岗再就业中心的方式，为下岗人员提供保障和再就业服务。2001年以来，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下岗与失业两种保障方式实行并轨，因此，随着具有下岗身份职工人数的不断减少，登记失业率有所提高。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就业形势恶化的反映。最后，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产生于“沮丧的工人效应”（蔡昉、王美艳，2004），即由于下岗失业人员年龄偏大，人力资本禀赋不高，长期找不到工作对劳动力市场丧失了信心，从而不得已退出劳动力行列。⑦ 因此，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有很强的相关性。
四、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地得以保持。按照发展的规律，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1954）提出的，因此，这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以往的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人口转变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Bloom,et al.,1997; Williamson,1997），而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作为二元经济结构主要特点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通常与人口转变有关。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抚养比高的特征（Williamson,1997）。具体来说，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期，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例相应提高。随着生育率下降，经过一个时间差即大约20年的时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开始上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分别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两条继起的变化曲线。
由于改革期间与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相重合。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人口）规模大且不断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意味着人口负担轻，经济剩余多从而有利于达到和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图4）。因此，更加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如果用人口抚养比，即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来表示这种人口结构因素的话，在改革期间，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O.115个百分点，即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改革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达27％（Cai and Wang,2005）。
图4 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变化
资料来源：抚养比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没有数字提供的年份系估计数；储蓄率（社会总投资与GDP的比率）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阶段。⑧ 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为中国持续提供了30余年人口红利之后，预计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特别地，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这种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将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正在逆转。⑨ 另一方面，2015年前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人口红利的丧失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人口结构因素变化所揭示的事实，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逐渐好转，以及作为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效，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已经大大减少的事实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印证。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刻，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消失，从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但是，对这个转折点本身进行判断，却与劳动力供求的长期格局变化有关。同时，转折点的到来也提出一系列与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关的深层含义。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经历“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经济发展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在这个转折点上或者区间里，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劳动力在城乡的普遍短缺，进而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从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一个必然后果，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表3）。作为相对滞后的反应，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相应提高。例如，在1997—2005年期间，城镇职工实际工资增长了161.7％，而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据对五个大城市的调查，2001—2005年期间，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比城市本地劳动者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高64％（蔡昉主编，2007）。把农民工工资在最近几年的迅速上涨趋势，与以往十几年的停滞进行比较，更反映出目前的变化是根本性的。
表3 若干行业平均工资的实际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历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处于很高的水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较高，并且在2005—2015年期间，仍然将保持正的增长率，因此，劳动力供给趋势的变化仍然只是增量意义上的。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低廉的，因此，中国经济很快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判断和担心仍然过早。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但是，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环境，毕竟迫切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的要求。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确地判断发展阶段变化，并以此作为政策依据进行恰如其分的制度调整，是当前应该做出的合理反应。
注释：
① 已有的许多研究（如帕金斯，2005; Wu,2003），都证明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的提高。另外，计量分析还表明，在改革期间GDP的增长中，劳动力数量扩大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贡献率24％，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贡献率为21％（蔡昉、王德文，1999）。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7）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② 也有一些不同的调查，显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规模更大。例如，农调总队（2005）的调查表明，2004年外出农村劳动力为1.18亿人。
③ 例如，刘建进（2002）估算的结果是，200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高达46.6％，绝对数量超过1.7亿。
④ 为了进一步确认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数量，我们依据《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年鉴2006》，计算出2005年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全部投工量为570亿个劳动日，如果按照每个劳动力每年300个劳动日估算，可以折合为1.9亿个劳动力，如果按照每个劳动力每年320个劳动日估算，可以折合为1.78亿个劳动力。
⑤ 关于这两个统计方案的解释和说明，请参见蔡昉（2004）。
⑥ 关于数据来源、调查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定义、数据的处理和计算办法，请参见蔡昉（2004）。
⑦ 例如，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形势严峻的1999年，全部708万下岗职工中，年龄在34岁及以下的占34.9％，35—45岁之间的占43.1％，46岁及以上的占22.0％。随着年龄的积累，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倾向都是很强的。
⑧ 尽管关于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TFR）究竟多高存在着争论，但是，大多数估计仍然是在1.6—1.8之间，都大大低于2.1的更替水平。
⑨ 在设定的高位非农产业增长率和高位非农产业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就已经出现低于劳动力需求量的情形，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的非农产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数量的情况（蔡昉等，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