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侧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乐史论文,侧记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第九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5月4日至7日，由中国音乐史学会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主办、青岛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中国音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在青岛大学举行。同时，本届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第四届高校学生论文评选的颁奖仪式。在为期四天的会议日程中，与会代表100余人就中国音乐史学科建设、教学及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除按照以往惯例以中国古代音乐史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分场宣讲讨论外，本次会议的一个新举措是，根据上届会议提出的“以多种形式展开学术研讨”的意见①，于会议第三天增设了“专家讲座”单元，从而兼顾了分场讨论与集中交流的必要性。本文将侧重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方面的主要论题，以发言先后次序进行了梳理。
一、关于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
对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是近几届年会的重要论题。本次会议上，古代音乐史组有数位专家就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研究前景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引起了在场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代表王子初在《略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改写》的专题发言中，对作者已经编辑出版的《中国音乐史教学参考图片》软件的主要内容、基本功能、操作方法及其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与教学的促进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与阐发。其中搜罗宏富的743幅重要音乐考古文物图片与所附文字说明，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普遍重视。
中央音乐学院代表郑祖襄做了题为《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现状》的专题发言。从该领域自1978年以来研究的深入、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与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两个宏观方面，总结了过去已取得的成绩并对这些已有成绩的深远学术意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并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与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自序》为例，强调了青年学者深入了解本学科优秀学术传统的必要性。
中央音乐学院代表汪毓和在提前做过闭幕式发言之后，即席发表了对近几年来 （尤其自2002年福州会议以来）近现代史学术研究所碰到的问题的看法。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许多学者对填补空白的研究付出了努力，如梁茂春对韩国音乐家韩悠韩在中国的音乐活动及其抗日歌曲的研究，使后人真正获知其重要贡献；第二，一些学术文章已经出现了把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相交融的趋向。过去学科分立太多，民族音乐学的有些问题可以用史学的观点、知识来研究；史学的一些问题可以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来探讨；第三，近几年来对于重写音乐史的讨论，可以说是近现代音乐史学界最关心的论题，但这种讨论也在不断的变化中。最初，大家都在批评原来的著作、教材的不足，但批评还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作者来做进一步的考虑。而且，学术界的讨论实际上推动了学者们各尽所能来实践如何重写，有助于将来出现一本真正理想的著作。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硕士研究生黄敏学根据自己的学科专长及研究体会，做了题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多途发展》的发言。其中，他从中国古代音乐史著的文本体裁、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雅俗分流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音乐史学思想三个角度，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多途发展模式进行了探寻。
这些对于学科研究现状的有益总结与对于学科建设问题的宏观思考，必将对今后的中国音乐史的具体课题研究提供更为明晰的学术背景参照。
二、相关学术专题研究
与上届年会相比，本届年会的学术专题发言在数量有所减少，但在内容上则更为多样化，也更加细化，基本展现了近年来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正在着手的纵深挖掘与在新开拓的领域中所进行的学术实践。这与学科理论建设的探索，都可以看作是近年学术领域中取得的成绩。
1、文献考证与梳理
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代表丁同俊的发言《节、相之辨》，主要通过对《荀子·成相篇》、《汉书·艺文志》等原典文献的考证与梳理，论述了《相和歌》中的“节”与“相”二者的打击乐器特征，并认为其构成材料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其在音乐活动中的功能。该发言在文献梳理与考证之外，同时为古代乐器研究也增加了新的内容。
武汉音乐学院代表王洪军在会议上发表了《见于〈国语·周语下〉的钟律文献再解读》的专题文论。其中，主要对《国语·周语下》“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与“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的两条记载进行了论证与解读。包括了对吉联抗、牛龙菲、秦序等前辈学者三种说法的评析与再解读。提出上述文献记载中的“三、六、十二”都应统一到“律”上的看法。最后，作者谈到了对解读古文献的认识，并引用冯文慈的观点，强调不可“误猴为人”，不可强加今人观念到古人头脑中去。
福建省艺术研究所代表孙星群对《〈乐记〉的成书年代》这一论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作者以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号墓出土的804枚竹简为依据，对《乐记》与楚简中的《性自命出》篇中所讨论的“性、情、德、道、礼乐”等五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从多个方面论证了“〈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的观点。
2、乐律学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代表孔义龙的发言《论一弦等分取音与编钟四声音列》中提出，编钟音列是一种现象，隐藏于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弦上的比例。自编钟产生之日起，钟弦关系就密不可分，西周甬钟音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其中所呈现的三种音列样式受一弦上的三种等分制取音法所决定，并表现出各自的内在逻辑。作者通过具体的分析还表明，这种一弦等分制取音法的应用时限应上至晚周，下至春秋早期。
3、音乐图像学研究
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代表李荣友在《天人观念在汉墓乐舞图像中的反映考略》的发言中，认为“天人观念”是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支柱。在中国古代音乐画像的同一画面，不同个区层面以及相关乐舞文化场景中，都深深隐含着“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
绍兴文理学院音乐学院代表修海林的发言《南宋南方杂剧的角色及其表演形式——三组文物图像与文献的互证与分析》中，从四川大足与广元两地两组石刻中的三组文物图像出发，以文物与文献互证的与分析的手法阐述了上述三组文物土像中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并对其中描绘的宋代南方杂剧的角色表演及乐队伴奏形式，进行了深入的阐发。作者通过其研究指出，这种“看图说话”的研究方式，可以使人们从物化的形态，见到古代的人以及当时的音乐文化观念。除此之外，作者认为研究中一信息与他信息的综合方式，也能够在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中，得到关于研究对象更多的映像。
4、音乐制度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代表王清雷《史前礼乐制度初研》的专题发言中，认为礼乐制度在夏代之前的五帝时期就已产生。作者根据对文献史料记载的考证，提出“所谓的礼乐制度似乎可以从广义的范畴来理解，不特指学界长期认定的西周礼乐制度，其中还可包括‘夏礼’、‘殷礼’，还有史前的礼”的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更主要是以出土的史前礼乐器的文物资料为依据，对史前礼乐制度的萌芽、形成与发展提出了个人的见解。从而得出“西周的乐悬制度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孕育萌芽”的结论。为考证、梳理古代礼乐制度的源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博士研究生康瑞军的《论和雇制度及其在宋代宫廷音乐中的作用》发言，从三方面陈述了和雇制度及其在宋代宫廷音乐活动中的作用：和雇制度的由来、和雇乐人的构成与地位以及和雇制度在宋代宫廷音乐生活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和雇制度起源于先秦时的和买交易活动，至迟在两宋转折前后，逐渐开始应用于宫廷音乐实践。和雇制度的出现大幅度沟通了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的表演内容及形式，成为“文化下移”或“文化转型”的具体例证之一。为音乐制度史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5、古谱学研究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代表杨善武的《敦煌乐谱研究的新突破——〈敦煌乐谱解译辨证〉对同名曲〈倾杯乐〉旋律重合问题的解决》发言中，就陈应时于2004年出版的新作《敦煌乐谱解译辨证》一书，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学术评述。认为同名曲《倾杯乐》旋律重合问题的解决直接验证并最终确认了林谦三1955年的琵琶定弦，而且又进一步证明并肯定了作者“掣拍说”及其译谱的合理，同时，对《倾杯乐》旋律重合问题的解决还意外地以实证表明了燕乐二十八调中闰角调的特殊存在。此外，作者还认为，《倾杯乐》旋律重合问题的解决不仅对于敦煌乐谱研究有突破性的贡献，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都有着普遍的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代表徐元勇在其发言《留存日本的我国古代乐谱》中，认为《魏氏乐谱》并不只有我们常见的词调音乐。另外，作者认为《魏氏乐谱》在二十世纪初流传回到中国，可以称作是其音乐的“返输”。作者还就其课题研究，介绍了日本方面研究正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几位专家如日本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的塚原康子博士，日本东京上野学园大学日本音乐资料室的福岛科夫教授等人的研究情况。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代表章华英的发言《古琴音乐打谱之理论与实证研究》，对当前古琴打谱中存在的错误理论和该领域的专家们所提出的观点进行了详尽论述，提出了复原性与创造性相结合的打谱方法，并通过具体曲目进行解释论证。体现了作者对该领域现存问题的思考和独到解决方案。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视角。
6、古代乐器研究
河南商丘师范学院音乐系代表朱国龙的发言《古篴考释——中原宗教古乐器筹源》中，首先梳理了前人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指出筹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在地方志中的记载暂时也没有发现，但该乐器在上层社会失传后其实在民间仍然继续流传。并在进一步论述过程中认为，内蒙古的潮尔类乐器就是筹的后代。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贺志凌关于《新疆出土箜篌的形制渊源研究》的发言，以1996年在中国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地区出土的箜篌（公元前5世纪左右）和2003年在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的箜篌 （公元前7世纪前后）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音乐考古学的方法对这两次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进行分析和研究。经过详尽的形态考证与文献分析，作者认为，新疆出土的6件实物标本，将中国境内的箜篌历史提前了将近500年。其直观的形制构造和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及其传入发展，为中国音乐史和中国乐器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7、其他研究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音乐系代表李法祯的发言《嵇康音乐思想中的矛盾性》，对嵇康的两篇音乐论文《声无哀乐论》与《琴论》中的所存在的音乐思想的前后矛盾、不一致之处，进行了论述，并提出嵇康对“郑声”的矛盾看法主要表现在理论与实践的不同上。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李颖的《明清唱乐记录的形式》，介绍了明清“唱乐”的记录记录形式，包括了笔录与刻录两种主要手法。其中的笔录又包括三种方式：中式、西式及中西合璧式；刻录则从留声机的发明与改进与刻录的基本原理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代表高兴以《中国音乐科技史导论》为题的发言，主要从音乐科技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国音乐科技史的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以及中国音乐科技史研究的意义与前景三方面进行了介绍与阐述。认为对中国音乐史发展历程中久被忽略的音乐科技发展状况进行系统的、专门的梳理与研究，不但可以开拓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新领域，还可以解决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并且从宏观的方面，填补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的空白。中央音乐学院代表梁茂春的发言《让音乐史活起来——对组织音乐家韩悠韩抗日歌曲在韩国与中国的演唱的体会》中，以播放图片资料的形式展示了韩悠韩1944年在西安主演《阿里郎》及韩悠韩本人保留下来的一份简谱总谱等图片资料。作者还通过亲历的组织韩悠韩的演出活动等所见所闻，扼要介绍了在韩悠韩的音乐作品中，既有中国音乐的风格，也饱含着韩国音乐的风格。同时，也追溯了韩悠韩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音乐活动。从而指出，今人应该对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历史贡献，给予应有的地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代表向延生做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歌曲巡礼》的专题发言。就抗战歌曲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工作，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阐述了个人在抗战歌曲论著的编纂过程中的研究体会。指出对抗战歌曲应有重新的认识。中央音乐学院代表戴嘉枋就《研究文革音乐史的若干体会》，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主要从个人在研究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一个认识，一个尝试，一个体会”三方面进行阐述。“一个认识”是“历史是一条河”。作者提出对局部领域进行的专题研究，应注意其来龙去脉。“一个尝试”是指在研究方法上，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要注意对“历史的放大”。“一个体会”是指学者要热爱所做的领域，要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题目。
三、关于研究生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经验交流
有关中国音乐史的教学研讨，也是近几届史学会的重要议题。其中所包含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材编写、课程设置及教学改革等方面，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音乐史教学当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次会议上，代表们分别就其中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集中讨论。
天津音乐学院代表郭树群《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问题的思考》的发言，认为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教学当中，首先要重视学科理论的建设，目前本学科的理论建设还处在滥觞阶段。其次，作者认为，要努力在教学过程中营造一种“历史体验”的学习氛围。“历史的教学，本身就是一种体验。”并指出，在目前的教学中，相关的史料集、作品音响集以及工具书集，都有相当大的缺口，应组织人力努力补充。此外，作者援引四川大学以网络形式发布甲骨文研究资料及香港中文大学“释文”数据库建设的已有成绩为例，指出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业内的数字化资料太少。最后，就该方向的研究生教育而言，作者还呼吁应尽可能多地编写一些学科史等方面的材料，对七十年来本学科已取得的重要成果进行整合，使他们能够更加理性地审视本学科。
江南大学太湖学院艺术系代表王誉声的发言《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思考》，认为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应首先在“简明”二字上下工夫。随后作者根据个人的教学研究经验提出，对一般音乐史工作者来说，在简明上要做到“八清”，即宗旨清；纲目清；脉络清；大事清；概念清；规律清；问题清；正伪清。而在谈到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可能获得的创新方面，作者认为应包括以下七个方面，即史学思想；史料的新发现；史实的新考证、新认识；脉络的新梳理；对历史规律的新发现、新认识；史学著作的新体例；史学研究的新方法或新应用。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代表郑锦扬《研究能力培养与学术视野——对中国音乐史研究生教育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从个人在研究生教育工作中的经验及已取得的成绩等方面，谈到了培养创新型研究生的心得体会。提出对于研究生来说，应具备以中外音乐史学为核心的音乐学与艺术学的知识系统及以历史学为核心的相关人文社科自然领域的知识系统。其中，所涉及到的广博与专深的关系，值得长期思考。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更应注重研究生学习过程中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四、学生获奖论文点评及论文写作训练
近几届年会中，与会代表中研究生会员的比例成迅速见涨的趋势。因此，年会期间举办的学生获奖论文点评，就成为了参会研究生会员学习经验、总结教训的良好机会。此次会议首天的获奖论文颁奖仪式后，即在戴嘉枋研究员的主持下，分别由中央音乐学院郑祖襄教授与梁茂春教授就古代与近现代音乐史获奖论文中的成绩与不足，进行了简要的点评。
就古代音乐史而言，郑祖襄认为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评述：选题，史料的挖掘及对史料的分析研究。在选题方面，郑祖襄认为选题包括了大小、深浅、难易的区别。选题小的话，就容易开掘得深入，但不太容易做。题目既然小，分量自然就要实。就史料挖掘的问题，郑祖襄以具体论文的得失之处，进行了讲解。认为挖掘史料时，应注重全面性。除了正史以外，对古代文人的文集、类书，也应有深入的掌握。至于对史料进行分析研究，郑祖襄提出，要做好论文，首先要善于分析、归纳与总结，并从音乐学的角度提出科学要求。要从文章的结构中反映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如内容之间的因果、并列或从属关系。要分析其规律，判断其价值。而学生论文常见的弊病是，过于罗列历史现象。
对近现代音乐史的获奖论文的点评，梁茂春认为基本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即选题要小（或慎），挖掘要深，逻辑要严，立意要新。具体而言，在“选题要小”方面，梁茂春也提议选小题。并指出题目的大小对于不同层次的学位论文是个相对的概念。写论文如同挖井，选题如同选井眼。需避免的问题在于选题大而不当，大而难，吃力而不讨好，顾此失彼。就学生方面而言，应选有兴趣的课题来做；就教师方面而言，应培养学生选有兴趣的题目，使他做起来能够成功，挖出清泉。谈到论文“挖掘要深”的问题，梁茂春建议要去找新材料，找别人未发现的或别人还没有注意到的材料。并指出，目前学生论文的通病是“炒冷饭”，资料不新。所以，发现新史料也是重要的研究能力之一。强调这个技巧要从小（年轻时）开始学习，从小（年轻时）开始培养。关于论文撰写中“逻辑要严”的要求，梁茂春提出，有一个逻辑的头脑，是音乐学的基本头脑，要有整体感。落实到结构上，就是要有起、承、转、合的相互关系。最后，就“立意要新”的看法，梁茂春指出，论文中应有理论的闪光点。论文的根本，也是一个艺术创造，所以在论文的构思与写作过程中，要有创造性思维。而所谓创造性思维，应包括正思和反思两个方面，要有多重的视角。在反思时要注意：要有反权威的思想，要敢于超越老师。在学术上，年轻人，要敢于向权威挑战。并通过对这次学生论文比赛进行总结后，认为富有创新意义、有超越、有闪光的文章太少。主要是新方法整体上不多。
通过郑祖襄教授与梁茂春教授的点评与总结，应该会使与会研究生在今后的研究设想与论文写作过程中，取长补短，耐心淬砺；在具体的研究与写作实践中，从优秀的论文中吸取经验，不断提高写作水平。
经过短暂而密集的三天议程，本届年会于2006年5月7日正式落下帷幕。会议期间，代表们无论是会上讨论还是会下交流，都比较充分。如果说每届年会都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本领域研究的新进展，那么本届年会客观存在的亮点就是，通过资深学者对其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学术经验、心得体会的示范与介绍，以及通过年轻学者在前辈学者所开拓的学术园地所进行的热情探讨与学术发言，本学科的学术信息得到了进一步的沟通，其所固有的优良学术传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这些，正是中国音乐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希望所在。
注释：
①国华《“中国音乐史教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八届年会、中国律学会第四届年会”综述》，载于《人民音乐》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