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相机财政政策的波动性研究_相机抉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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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滞胀使人们开始对自40年代以来所迷信的相机 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而20世纪90年代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爆发的债务危机更 使人们开始对相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产生了担忧。这种怀疑和担忧在20世纪90年代末 期引起了许多著名学者和国际组织对相机财政政策的重新关注。对于相机财政政策的稳 定效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Auerbach通过对美国财政政策实践所进行的一系列实证研究 ,认为在美国的财政政策实践中,没有证据表明政府的相机抉择对经济的稳定有明显效 果(Alan J.Auerbach 2002)。而Antonio Fatas和llian Mihov则利用跨国数据应用计量 手段证实,在样本国家的财政政策实践中,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不但没有收到稳定经济 的效果,反而扩大了经济波动的幅度,成为经济不稳定的罪魁祸首(Antonio Fatas &

llian Mihov 2001)。这些研究结论部分得到了Feldstein的支持,Feldstein认为,从 长期看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上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同时认为,当经济出现短 期需求不足和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时,财政政策还是有发挥作用的可能(Martin.

Feldstein 2002)。而对于各国所形成的巨额债务,更是有人认为政府的相机抉择 难逃 其咎(Blanchard、O.、J-C.Chouraqui、R.P.Hagemann&N.Sartor 1990)。

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真地象他们所说的没有稳定经济的效力吗?我国的相机财政政策在 经济稳定中的作用到底怎么样?如果相机财政政策真的不能起到稳定与增长的效力,那 么我们又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呢?等等。带着这一系列问题,笔者从一个较长的 时期(1978~2002年)对我国的财政政策运行历史轨迹进行了考察,期望从财政政策过去 的运行中探究出相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周期性的规律特征。因为,如果财政要想有稳 定经济的效力,那它一定会呈现出与经济周期一样或相反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笔者认为 这是它具有稳定效力的首要表现,同时也是分析财政政策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逻辑起点 和基础。

一、度量相机财政政策

实际上,我们平时所说的财政政策通常包括两个部分,即相机抉择部分和自动稳定部 分。所谓相机抉择就是政府根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通过改变收支政策实现经济的稳定 和促进经济的增长。根据凯恩斯学派的宏观政策思想,为实现经济的充分就业、物价稳 定和对外收支平衡,当经济位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下运行时,政府就应该通过增加支出, 降低税收来促进经济运行向均衡路径回归;而当经济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上运行时,政 府就应该通过相反的操作实现经济稳定。总之,政府要逆经济周期操作财政政策。所谓 政策的自动稳定,就是政策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原有的制度设计中所蕴藏的内在机制 能够在经济高涨时自动地对经济产生一种抑制作用,从而减缓经济高涨的速度和程度; 而在经济低迷时能自动地降低税收对微观主体的抑制程度,增加私人部门的相对可支配 收入,从而减缓经济衰退对微观主体所产生的抑制效应,阻止经济进一步衰退。从财政 政策的特征看,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政策扩张和紧缩往往是这两部分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样,尽管我们可以从定义上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政策进行有效地区别,但是,实际 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政策并不是独立的,它们同时体现在现实财政的收支政策中,并通 过收支政策的综合效应予以体现。这种相互交织的状况,使得对相机财政政策的分析变 得非常复杂。正因为如此,各国在分析相机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方向时,都采取了调整后 的财政赤字作为一项度量指标。这样,如何对原始财政赤字进行调整,使得调整后的财 政姿态能如实地刻画相机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方向,成为了分析相机财政政策的重要前提 。我们认为,对相机财政政策的度量,必须从财政收支政策开始,原因正如前文所分析 的,不管是相机还是自动稳定,最终的表现还是通过财政的收支予以体现的,既然这样 ,从收支开始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根据相同性质收支政策的运行结果判断 出最终的综合预算效应。

但是,现实中对财政收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政策进行分离并不简单。因为不管是收支 的自动稳定,还是相机抉择在排除政府决策的任何非经济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其变动都 与经济的周期变动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两者通过经济这个桥梁在相互影响。如果用预算 结果反映政策力度的话,最后的预算结果实际上是两者共同作用的。因此,如果从事后 来评估相机财政政策效力,一般很难从预算结果上直接判断财政预算的变化到底是由哪 一种政策引起的,是相机政策造成的还是制度的自动稳定造成的。所以在分析实际财政 政策效力时,必须首先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对此进行分离。

实际上对于分离这两种政策对收支的影响或者说如何从收支结果中分离这两种性质的 政策力度,国内早就有学者进行了研究。从研究的结果看,目前在学术界流行的主要有 两种方法。一种是不依靠任何经济原理,直接利用统计方法进行分割(郭庆旺,2004)。 这里的统计方法主要有指数平滑法、H—P滤波、B—P滤波。这种统计方法最大的优点就 是简单明了,但缺乏经济原理的支持,同时,这些方法不能考虑突发冲击对预算结果的 影响。另一种是依据财政预算与经济的相互影响关系,利用对产出缺口的估计首先计算 出自动稳定机制所造成的预算收支变化,在此基础上估算出相机政策的力度。这种方法 也是目前被包括OECD、美国预算办公室以及西方一些国家分析财政姿态时所使用的一种 方法。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善,能准确反映出经济变化对两者的影 响,但不足之处是,如果产出缺口估计不准确就会对整个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产生非 常大的影响,而且,不同的产出缺口估计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

为了使结论具有可比性,本文应用了被国外普遍接受的产出缺口估计法对财政的相机 部分和自动稳定机制进行分割。这种被OECD和IMF等国际组织普遍应用的方法具体分两 步:第一步是首先估计经济的潜在产出,根据估计出的潜在产出计算出经济周期运动所 形成的产出缺口。第二步是根据制度规则与产出缺口间的关系计算出制度对经济波动的 敏感性,在此基础上,计算出财政收支在原有政策安排下因经济周期运动和自身的稳定 机制所引致的周期性收入和支出,最后根据这种周期性收支与实际收支的对比计算出财 政政策的相机成分。

二、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计

对潜在产出的估计,本文采用H—P统计滤波的方法。这种方法相对于目前常用的生产 函数法(George Kahn 1996)、模拟计量模型法(Adams&David Coe 1990)和向量自回归模 型法(Ufuk Demiroglu&Matthew Salomon 2002)(注:生产函数法有简单和复杂之分,简 单的生产函数法就是利用CD函数进行估计,这种方法的可靠性依靠全要素生产力和资本 存量、劳动力等数据的准确性,在我国现行的统计数据中很难准确获得这些数据。复杂 的方法就是目前被美国预算办公室所使用的被称之为CBO的方法,该方法是把整个GDP分 割成五个部分进行分别估计。这种方法对数据的要求就更高。模拟计量模型法就是在一 系列特定的假定下,通过对经济中的产出、就业、生产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等变量行为的 动态模拟,对潜在产出进行估计。而向量自回归模型法则是使用统计技术,根据变量自 身的惯性作用对潜在产出进行估计,这种方法一般要求样本时间长,经济运行中没有意 外的冲击发生。现行的都是使用月度数据进行分析,这一点对我国来说因数据的可得性 ,同样受到局限。)等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必要考虑生产投入要素状态,因此避免了 要素估计误差给结果造成的影响,同时,这种方法也最简单。这种方法的主要思想是认 为真

而H—P滤波实际上是对真实GDP增长路径的平滑,平滑的基本原理就是使长期趋势增长 部分的二阶差分平方和最小化,表达式为:

用这种方法对潜在GDP进行估计,其准确性受平滑参数λ的影响很大。一般来说,根据 Hodrick和Prescott(1997)的建议,在使用年度数据的时候,λ的取值以100为好。本文 由于考虑到中国正处于转轨阶段这个特殊情况以及样本较短的时间序列,所以在使用这 一方法时,使用了50这个比100小一点的参数值。但为了考察参数的不同取值对结果的 影响,文章还使用了100、25两个值进行对比。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除了刚开始的几年 外,三个不同的取值对结果影响都不大,最高与最低相差没有超过2个百分点。根据潜 在产出计算的产出缺口结果(注:这里采用的是产出缺口与潜在产出的比例形式。另外 ,在计算潜在产出和计算产出缺口时都消除了通胀因素后的真实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 消除源于统计年鉴上公布的gdp增长指数(1978年 = 100)计算出的平减指数。),图2对 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描述,可以看出从1978~2002年,经济波动是 非常明显的,而且在经济增长波动中物价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三、自动稳定和相机抉择引致的收支变化

由于财政政策具体是以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表现出来的,所以在分割相机抉 择和自动稳定机制时,实际上就是从财政的收支年度间变化的结果中分割相机抉择和自 动稳定。这样,如果用τ和τ[c]表示实际增加的财政收入比重和自动稳定所引致的收入比重;用g和g[c]表示实际增加的财政支出、自动稳定机制所引致的财政支出比重(注:这里的比重都是和实际gdp进行比较,原因在于物价波动对财政收支影响很大,有时即使真是gdp没有增加,仅仅是价格变动,只要有税收存在,价格对税收的影响就不可避免(除非制度的设计实行完全的指数化)(邹恒甫2002)。)。那么,在实际财政收支、自动稳定机制引致的财政收支和相机抉择财政收支之间就存在着以下等式。

τ = τ[c] + τ[d](1)

g = g[c] + g[d]

(2)

其中,τ[c]和τ[d]分别表示收支政策的相机抉择所产生的收入和支出。在此基础上 ,总的预算政策就非常明显了,即实际的预算可以分解成相机部分和自动稳定部分,即 :

τ - g = (τ[c] - g[c]) + (τ[d] - g[d])(3)

其中,τ[c] - g[c]是收支政策的自动稳定机制所形成的赤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周期性赤字,即由于制度自身因经济的周期波动所形成的赤字。τ[d] - g[d]表示的是政策相机抉择所产生的收支结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结构性赤字。这样,财政收支实际所产生的预算效果就很清晰,即实际的预算赤字由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所组成。

接下来是如何计算τ[c]和g[c]。从原理上说,τ[c]和g[c]完全是随经济表现而变化的,一般来说,经济繁荣时,τ[c]会随之增长,增加的程度要视财政收入制度的内在机制。在经济线性变化的情况下,比例税会使τ[c]随经济同比例变化,即τ[c]对经济变化的敏感性为1。而累进的收入政策就会使τ[c]的变动幅度高于经济的变动幅度,这时τ[c]对经济变化的敏感性要大于1,反之就会小于1。但这仅仅是在经济线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发生较大的结构性变化,则这种影响就很难说清楚了,因此,对于像我国这种转型经济来说,税制结构与经济结构变化的不一致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的周期变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线性的(Braconier,1999,Marco Buti&Noord 2003,

Kattai、Kangur、Liiv&Randveer 2003)。因此,在计算经济周期变化对财政收入影响 时,必须考虑不同收入部分对经济变化的敏感度(注:目前国内的研究只是根据来计算 周期性收入变化,显然从理论上说这是不科学的,最起码这种计算出的结果是有偏差的 (见赵昕东2000)。),对于支出政策也是一样。为此,在计算周期性收入和支出时,根 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对我国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分类,并分别计算出不同部分对 经济变化的敏感性。即:

τ[t] = τ[tt]τ[nt] (4)

g[t] = g[pt] + g[tt] (5)

其中,τ[tt]、τ[nt]、g[pt]和g[tt]分别表示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财政支出中的政府购买性支出和政府转移性支出(注:这种划分的根据是我国税收目前还是以间接税,特别是增值税为主,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很小,同时,随着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营业税的影响最大。之所以划分出非税收入是因为考虑到非税收入对经济的敏感性可能不同于税收的反应。对财政支出的划分主要是根据两类支出的性质差异,在目前的情况下,转移支付更具有刚性特征,而购买性支出倒是受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较大。)。而每一部分的周期性变化部分可以写成:

注释:

⑥这里的和如果都等于1,那么周期变化的效应就和赵晰东与马栓友的计算相一致了。

以平减指数主要考虑价格因素的变化对结构变化的影响。利用这些关系就可以得出总 的收支政策相机成分,即:

对于敏感系数ε[,j]和υ[,k],我们可以利用OLS对下式进行估计得出。另外对于收入敏感性进行估计时,考虑到在考察期限内发生的两次大的变化,我们使用一个虚拟变量D[,1],当t = 1985年,和t = 1993年,D[,1] = 1,否则等于0。估计方程式为:

敏感系数相当于这里的β[,1]和α[,1],估计结果见表1。

说明:**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尽管方程二的常数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F统 计量表明方程联合系数显著不为0;方程四的解释变量系数t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 在我国的财政支出中,转移性支出与经济变动关系不大,这说明这种指出具有很强的刚 性特征。另外在方程估计时,我们用了残差的倒数对方程的异方差进行了消除,同时采 取了移动平均消除了序列相关。方程估计的数据是根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经过处理得 出。

估计结果显示,各部分对产出缺口的敏感系数分别为0.9694、0.465、0.3924和-0.088 1,这说明产出缺口每变动1个百分点,各部分的变动分别是0.9694、0.465、0.3924和- 0.0881个百分点。有了这个敏感系数,就可以计算财政收支政策中的相机抉择和自动稳 定部分(见表2)。

说明:这里的经济周期波动所引致的收支周期性变化是指收支的增量部分,即相对于 前一年,当年新增收支中有哪些是因经济的周期波动造成的,哪些是政策的相机抉择造 成的。所以,这里的收支周期性差额与总预算中周期性赤字部分是不能相等的。

四、相机财政政策的评述

图3至图5对财政收支政策与经济的周期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从3个图上看,不 管是收入政策还是支出政策抑或是总预算政策(注:这里所致的收支政策和预算政策都 是指政策的相机部分。),在考察期内都表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如果从紧缩到紧缩或 者扩张到扩张看作政策变动的一个周期的话,那么不管是财政收入政策还是财政支出政 策抑或是综合财政预算政策,在1978~2002年考察期内,都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波动特征 。

就收入政策而言,从1979~2002年,其变动经历了3~4个周期。这3~4个周期分别是1 979~1988年、1988~1995年、1995~2002年。从整体波动情况看,政策的相机变化之 间没有超过4个百分点。但从各个周期看,不同周期间的政策波动幅度还是有一点差别 的。在1979~1988年的10年中,收入政策的波动幅度要明显大于后两个周期的波动幅度 。这说明,在政策的操作上,决策者的宏观调控水平从平稳性看有所提高。较小的波动 幅度降低了政策波动给经济造成的冲击。从政策周期的波长看,3个周期的波长除了第 二个周期较短外,其他两个周期的波长都较长(最后一个周期似乎还没有走完,但有向 下的趋势)。同时,除了第二个周期的1993~1995年出现小幅波动外,年度之间的政策 变化有一定的连贯性。这说明财政收入政策具有很大的惯性,前期的政策操作对后期的 政策选择有惯性影响。从政策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间的关系看,基本上可分为两个 阶段。1997年前采取的基本上是扩张性的收入政策,1997年后,采取的是紧缩性的收入 政策,即使是在通货紧缩较重的1999年和2000年,也是如此。但在这两个阶段,年度间 的紧缩和扩张的力度有所差异。1981~1985年和1986~1990年虽然经济的状态完全相反 ,但收入却采取了同样的扩张政策。而且从1986年开始扩张的力度逐步增大。同样,19 95~1997年经济位于趋势水平之上运行,收入却采取的是扩张政策,但力度在逐渐减弱 。相比较,1999年和2000年,经济陷于通货紧缩状态,但收入仍然采取的是紧缩政策。 可见,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政策的运用水平还有待提高。

就支出政策来说,和收入政策一样,从1979~2002年大致也经历了3个周期。分别是19 79~1985年、1986~1990年、1990~2002年。但相对于收入政策,支出政策的小幅波动 更频繁,政策的惯性特征在年度间表现得没有收入政策明显。不过,在波动的幅度上, 和收入政策基本上相同。除了个别的几年外,从1981~2002年,年度间政策波动的幅度 都在4个百分点以内,特别是从1991年之后,年度间政策的波动性就更小。这说明支出 政策的运行也是较为稳定的。从与经济的周期波动关系上看,相对于收入政策,支出政 策要好得多。除了1981~1983年、1992~1994年以及2002年外,支出基本上与经济运行 保持着逆向操作的思路。当经济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下运行时,支出采取的是扩张性政 策,相反,当经济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上运行时,支出采取的是紧缩政策。但在这几个 时期,支出却没有做到逆经济运行的操作。在前两个时期,由于1980年过渡紧缩政策使 得经济在1981年从过热转向了低迷,由于1981年所进行的继续紧缩政策,进一步加剧了 经济的衰退。所以,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不但没有及时起到稳定作用,反而 加剧了经济的紧缩,同样的情况在1990年前后也发生过。相反的情况在2002年发生过, 2002年由于没能及时调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使得继续扩张的财政政策加剧了经济的高 涨。另外,从图4上可以看出从1997年之后,支出一直实行的是扩张性的政策,而且力 度在逐年增加,在2000年达到最高,然后有所回落,不过很快又有所上升。但从图5上 看到,尽管1999年仍然采取更为扩张的支出政策,但可能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狂涨 的政策并没有扭转经济的继续低迷。

就整个预算政策来说,其周期波动虽然没有收支政策那么明显,但波动还是显而易见 的。从政策力度上看,除了期初的几年外(注:从3幅图上看,期初的选择对变量的影响 是较大的。这也是h—p滤波所存在的缺陷之一。),力度都不是很大。年度之间较为平 稳。这可以看出决策者在政策的操作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从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看, 从1981~2001年基本上保持了一种与经济逆向波动的相机特征。这说明,在总体上,决 策者对经济的判断和政策的把握还是较为有效的。但这种情况在2002年并没有出现。从 图5看,从2001年开始,宏观经济已经有所好转,并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上运行,但财政 政策并没有及时的逆转,依然采取了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五、分析结论

1.我国的财政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波动特征。但周期内波动幅度不 是很大,除极个别年份外,年度间的政策力度差异保持在2个百分点之内。从整个期间 看,年度之间保持着较强的政策惯性,这多少说明了决策者对政策运用的谨慎性。

2.收入政策与支出政策的波动保持着较强的负相关性,在1995年前的15年时间里,财 政收支政策都位于均衡水平之下运行,收入采取的是扩张性的政策,而支出采取的却是 紧缩性的政策。1995年后,情况却相反,收入保持了较强的紧缩特征,而支出却呈现出 较强的扩张特征。从稳定经济的表现看,两者都存在与这一职能不协调的个别现象,并 且收入政策较支出政策甚为严重。

3.财政预算政策从整体上看保持了与经济逆向运行的特征。在整个考察期内,财政预 算政策力度都比较平稳,没有出现明显的大幅波动,整体政策操作保持了一种谨慎的特 征。从相机抉择所造成的赤字看,由于收支政策的逆向运行,使得相机抉择所造成的赤 字增加并不明显。而且从这个期间看,综合预算政策的运用与勒纳的稳定与平衡预算政 策思想较为一致。因此,从现象上看,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是较为有效的。

4.本文的不足之处就是受篇幅所限,没有对周期波动的相机财政政策的稳定力度进行 分析,这将成为本文继续研究的方向。

注释:

⑦这里的敏感性估计实际上是变量间的弹性估计。由于这种估计出的敏感性实际上是 考察其内变量间的平均敏感性,所以用这个估计出的敏感性计算收支的周期和结构变化 时一定存在偏差,严格的说,随着经济结构和税收结构的调整以及居民行为方式的变化 ,各年的收支变化对经济波动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准确的收支波动计算应是根据各年 的敏感性,而不是平均值。实际上这种平均值无形中平滑了各年的收支波动。尽管如此 ,这种估计比不考虑敏感性而大大改善了估计结果与实际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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