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应用社会心理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肩负着建构心理学理论基础的重任，同时社会心理学也是一门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的学科，它的生命力应该体现在对社会现实中人们的行为的解释、预测和控制之中。本文着重介绍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的几个领域以及进展情况。
一、对冲突解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90年代以来，世界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变得更加安宁，有关此起彼伏的种族、文化和宗教冲突的报道充斥于各种媒体的新闻之中。
关于冲突的解决，有一种理性主义的传统，即认为冲突来自于误解、错觉和错误的归因。冲突的双方失去了相互的信任，而且夸大由对方的冲击和威胁带来的恐惧。因此，解决冲突的最好方法就是促进双方的交流，使双方更准确地理解对方的观点，达到妥协，以避免僵局的出现。冲突解决的理性主义传统以谢里夫(M.Sherif)为代表，（注：Moghaddam,F.M.,1998,Social Psychology:Exploring Universals AcrossCultures,New York:W.H.Freeman and Company.）他认为冲突是现实利益间的矛盾造成的，当冲突双方意识到向某个共同目标的努力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时，冲突就能得到解决，因此，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帮助冲突双方认识并接受共同目标。
模拟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中用于探索冲突解决的重要策略之一。这种方法旨在考察其他与被试有利益冲突的人的行为对被试自身的决策有什么影响。模拟的方法目前已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等许多学科的研究之中。60年代以来“囚犯两难博戏”就被运用于社会心理学对冲突问题的研究中，近年来模拟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囚犯两难博戏”是一个想象中的情境，即协同犯罪的两个人都已被捕，并且正在候审。犯人被禁止与同伙联系，他们各自的命运都与对方的供词有重大关系。每个人都有权选择揭发对方或保持缄默。如果两人都不坦白，他们都将受到较轻的处罚，如果其中一人选择了坦白而另一个人继续保持缄默，那么坦白者将被释放而缄默者受到重罚。如果二人都坦白，他们也会受到较轻的处罚。每个犯人都希望告发对方而获释，但这取决于对方保持缄默。两人都无法肯定对方会为较轻的处罚而保持缄默。期望对方保持缄默而选择缄默是十分冒险的，因为对方可能会坦白而导致自己被重判。“囚犯两难博戏”之所以对社会心理学家有吸引力，因为它所展示的困境与世界各国领导人所面临的困境十分相似，以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为例，两国都面临着保持或增加军费开支的压力，否则就会有失去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的危险。假如两国都削减军费开支，就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但是单方面削减军费开支是一种冒险行为，因为另一方的军事力量可能会持续增长，从而在世界舞台上更具影响力。两难模拟的基本假设是，可以通过实验室内个体间冲突的研究来了解现实中群体间的冲突。
迪斯奇(M.Deutsch)是实验室模拟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注：Deutsch,M.,1994,Constructive Conflict Resolution:Principles,Training,and Research,Journal of Social Issues,50.）国家和个人都要获取信息，作出决策并付诸行动。因此，在相似条件下他们会采取相似的行动，心理学家可以根据行为的规律预测人们的行为。迪斯奇也创造了一个模拟实验，即货运模拟实验。实验假设两个人设想各自都经营着处于竞争状态的货运公司，两家公司都靠在A、B两地间运输货物而获益，显然A、B两地之间的距离越短，公司的获利就越大。模拟实验中A、B之间有一长一短两条货运路线。较短的一条是单行线，两家公司不能同时使用。如果双方都无法支配对方，理性的方法就是双方达成协议，平均获利。如果双方力量悬殊，强势一方破坏规则，不平等地获取更多的利益，另外一方也会采取各种手段报复这种威胁，双方将会把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消耗在持续的控制与报复的冲突之中。模拟实验的结果表明，冲突情境下双方获得的利益少于他们地位平等时，通过协议双方可各自获得利益。
模拟实验与现实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典型的模拟实验所关注的都是一对一的冲突，我们知道个体独自一人时和加入某个群体时的行为表现是有所不同的。同样用“囚犯两难博戏”模拟实验，冲突的双方分别是一个小组，结果小组中每个成员所表现出来的竞争性远远大于一对一情境下的竞争性。单独的谈判者之间比小组之间的谈判更容易达成协议。科尔曼(H.Kelman,1997)认为在解决现实的国际或种族冲突中，第三者的介入对冲突的解决是十分重要的。（注：Kelman,H.C.,1997.Group Processes in the Resolution ofInternational Conflicts:Experiences from the Israeli-Palestinian,Case,American Psychologist,52.）第三者通过斡旋促进冲突群体之间的交流和谈判，第三者常常从微观层面入手来影响宏观水平的政治。第三者与双方私下接触，了解双方的观点，并把双方的观点传达给对方，说服双方求大同，存小异，并接受谈判的规则。鼓励双方澄清问题，参与讨论，相互理解，努力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
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心理学问题
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状况，需要一种能引起社会积极变迁的心理学即“发展的心理学”(generative psychology)（注：“发展心理学”英语统称为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而generative psychology通常译为“生成心理学”，但为了尊重作者的译法，此处未改。——编者）。90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家广泛参与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在项目工作中，帮助被援助国家的人们改变传统的观念，适应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击。如桑切斯(Sanches,1996)（注：Sanches,E.,1996,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ommunity SocialPsychology,Psychology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在一个援助项目中，积极帮助巴西的贫困妇女克服她们认为自己懒惰和消极被动的心理定势，指导这些妇女自己组织起来，制作和销售手工艺品，使她们成功地摆脱了贫困。在土耳其的一项扶贫项目中，社会心理学家试图通过影响家庭环境的方法为成长中的儿童提供丰富多彩的发展背景。研究者试图改变母子之间的关系，使他们更有效地交流，使母亲更多地同孩子交谈并倾听他们的回答，更注重孩子的自主性等等。现代学校教育注重孩子的自主性和探索精神，而家庭生活重视传统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是学者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社会心理学家在社区工作中，试图通过他们的介入改变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比如社会心理学家帮助人们改变对能源的认识，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过于依赖那些不能再生的能源，而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还远远不够。社会心理学家使节约能源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
直到70年代，国家的发展水平都是以经济发展的指标为准的，如国民生产总值和普遍的富裕程度等。现在人们已逐渐地认识到物质的富裕并不完全等同于发展，比如70年代石油价格上升，海湾国家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但是物质上的富裕并没有带来人的发展。这些国家仍需要从国外输入大量的熟练劳动者。这些国家虽然建起了现代化的医院和学校，但国民并未取得与之相应的进步。事实告诉我们，国家的发展并不仅仅指建起了更多的道路和桥梁，它还包括人们的态度、价值观、性别角色和社会关系的转变等等。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为社会心理学家从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入手促进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并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在许多研究中，都把动机看作是直接影响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比如有关社会性懈怠(social loafing)的研究，即在一个工作群体中，个人的努力得不到群体的认可时，则个人在群体工作时的付出会少于他独自工作时的付出。也就是说当个人的努力得不到群体的认可时，他们似乎就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因此，要使国家更有效地发展，就应该尽量设计个体化的工作模式，或在群体工作条件下对个体的付出给予充分的尊重，从而提高他们的个人动机水平。关于社会性动机研究，最具影响的是麦克里兰和阿金森(McClelland & Atkinson)，他们对成就动机与国家发展关系的深入研究在这一领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个人的进取心、成就需要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动力，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取决于个体的行为特征。因此，国家的发展是“自下而上”的，首先需要改变的是人们的成就动机。麦克里兰等人在印度等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实验研究，通过训练提高业主的成就动机，鼓励他们投资，扩大再生产，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验过程中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但实验停止后他们的行为很快又恢复到了原先的水平。8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麦克里兰的研究中吸取了教训，尝试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他们假设宏观水平上政治经济的变化必定影响到微观水平的个人行为。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输入大量的资本和科技的同时，也输入西方的意识形态，试图通过社会宏观结构的变化来促使人们的价值观和微观层面的行为发生变化，这方面的许多尝试大都以失败而告终。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可能是因为西方和非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人们行为动机的不同。威廉斯(Williams,1993)研究表明，（注：Williams-Meyers,A.J.,1995,Destructive Impulses,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非洲人的工作动机和欧洲人不同，非洲人并不认为应该无止境地赚钱，储蓄和储备很多的商品不是工作的主要动机。他们大多都没有无止境赚钱的欲望，一旦满足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工作的动机就会大大降低。官僚主义作风作为一种微观水平的行为，在许多社会中的表现是十分一致的，缪尼尔(Munere,1995)曾描述过一种普遍的、称作“在桌上……要回来”的官僚主义行为。这是指政府官员在他们的桌子上留下一些记号如一副眼镜或一件夹克衫，表示他们曾经来过，正在某处忙于某事，过一会儿就回来。这些微观水平上的行为表现，对国家的发展和变迁起一种不可低估的阻碍作用。对于社会和文化变迁存在两种极端的观点，其一是把文化变迁看作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认为政治经济的变迁会引起微观水平上个人行为的变化。另一极端认为文化变迁是自下而上的过程，认为微观水平上的行为变化会引起大范围的政治经济的变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宏观与微观水平变化之间的交互作用，不能忽视个体水平和国家水平变化的交互作用，而这正是两种极端的观点所忽视的。
社会的宏观水平与微观水平变迁的速度是有差异的，有时微观水平上的社会变迁比宏观水平的变迁快。例如，微观水平上提倡性解放和争取同性恋合法权益运动，确实影响了社会上人们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的转变，但社会的宏观结构上，政府、法律和宗教团体仍然捍卫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宏观层次的社会变迁快于微观层次的社会变迁，例如在国家层面上，美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性别或种族歧视是非法的，但在微观层面上，通常社会生活中，这种歧视存在于许多领域中。斯蒂芬·维吉特(Stephen Weigert,1996)对马达加斯加、肯尼亚、喀麦隆、刚果、扎伊尔等国家社会变迁中的宏观和微观层次的改变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发现这些国家宏观与微观水平的变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政治与战争是以现代的方式运作的，但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活动都受到早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存在于当地的传统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渗透于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如刚果的反政府军受到的是现代化的军事训练，但他们在实战中仍然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保佑，据说在神灵的保佑下，他们能穿越政府军的防线而不会被任何人看到，并且子弹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政治选举、法律的更改、经济政策的转变以及战争与和平的开始和终止，都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发生，与此相反的是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习惯则是较难改变的。政府可能在一天之内投票通过一项法律，或宣布一种使不同性别和种族的人们相互交往的新方式，然而要真的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这项法律，实现人们行为的变化，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克服斯特尔(Crystal,1997)认为，日常社会行为可变迁的最高速度总是滞后于宏观水平上可变迁的最高速度，这种宏观与微观水平上变迁速度之间的矛盾，可以解释社会改革时某些令人困惑的或失败的结果。
三、社会心理学与法律
辛普森一案不仅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理论上讲，法律应该是公平的，陪审团所作的决定应该完全以案件本身的性质为依据。但是社会心理学家们发现，人们的公正观念与文化价值观是交织在一起的，案件的判决结果可能取决于审判者与被审判者是什么人。大部分美国白人都认为辛普森是罪犯，是谋杀其前妻及其男友的凶手，表现出对无罪判决的愤愤不平。而大部分美国黑人则相信他是无辜的，警察才是真正的违法者，他们制造出种种“证据”来陷害辛普森。对同一案件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反映了社会心理学与法律之间的必然联系。对于同一个案件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看法，为什么人们听到同样的法庭辩论，看到同样的证据，结果却作出不同的判断。假如我们把代表双方的律师的职责看作是讲故事，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在辛普森案件中，律师的目的就是要构造一个故事，使人们相信他们关于事实真相的说法。最重要的听众当然是当官和陪审员，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法官和陪审员也属于社会的某一个阶层或群体，法庭外发生的事情，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会影响他们的决策。
法庭中的律师是可能影响到判决结果的因素之一，影响审判结果的还有目击证人和陪审员。“当时我在场，我看到了发生的情况！”这是罪犯最害怕听到的，同时也是律师们所期望的。除了目击者外，还应该有更可靠的证据来源，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对此都是认同的，但是目击者证词的作用是有差别的。伊斯兰世界的法庭比西方的法庭更看重目击者的证词，然而伊斯兰法庭更多地对不同目击者的证词赋予不同的价值。男性的证词比女性的证词更有份量，邻居的见证比住在远处的目击者更可靠，陌生人的见证比亲属的见证更可靠。目击者是否如录像一样记录下犯罪的场景呢？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目击者更像一个故事讲述者，他们会对同一个故事讲出不同的版本，为适应听众而改变故事的某些部分，甚至有时会被听众的某些要求所左右。勒福图斯(E.Loftus,1997)的研究说明了目击证人的“重构记忆”(reconstructive memory)现象的存在，即证人对先前经验进行重组的心理倾向。研究者让被试看一段有关交通事故的录像之后，让他们估计车辆“相撞”时的速度有多快。在对被试提出问题时，把相撞一词分别改为“猛冲”、“猛撞”、“撞到”、“触到”，词的份量发生变化后，目击者对速度的评估也有所不同。以“猛冲”提问时，被试对速度的估计是40英里，而以“触到”提问时，被试对速度的估计是30英里。一周后再次问他们看到了什么时，第一组的被试大部分都讲看到了破碎的玻璃和血迹，这在录像中是根本没有的。有时目击者在陈述证词时表现得十分自信，观察表明证人的自信往往会影响法官和陪审员的判断。目击者高度自信是否意味着他的证词可信，史密斯(Smith,1989)邀请了60多名心理学家和法律专家，让他们对提供给法庭的目击者的证词进行分析，他们得出了以下一些结论：目击者提出证词时的自信程度并不是证词可信与否的指标；关于某一件事的目击证词将受到提问内容的影响；目击证词也常常受到目击者在事件发生后的经历的影响；目击者辨认其他种族的人比辨认自己种族的人更容易犯错误；目击者有时会把他们在其他背景中所见过的人误认为是犯罪嫌疑人。强调目击者所犯的错误是十分必要的，它能提醒法官和陪审员以及公众警惕这种倾向性的错误。
许多社会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和法律关系的研究中，都批评法律体系中存在的各种偏见，包括种族的偏见、性别角色的偏见、对弱势群体的偏见等等。社会心理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目击者的见证、陪审团的决策和法律体系的其他细节问题，他们甚至对法律的公正性提出质疑。福克斯(D.Fox,1993)提出，那种认为法律能超越政治和种族的观念是一种神话，心理学家们应该批评地看待法律体系，应该研究和建立保护弱者的法律。
社会心理学家运用他们的专业技能在许多重要的社会领域中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解决冲突、国家发展以及法律等问题上的研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使得这个学科的影响力大大得到增强，人们在解决相关问题时也愿意寻求社会心理学的帮助。因为人们在社会领域中遇到的问题十分复杂，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常将真实的世界简化，通过模拟来验证他们的观点。复杂的种族或群体的冲突，在实验室中被简化模拟为陌生人之间的交互作用；冗长的法庭辩论，通过实验室的模拟可清晰地看出所有当事人的偏见或错误。简化和模拟使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进行有控制的研究，当然模拟研究的结果如何推论到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