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升盛[1]2002年在《社会系统结构的组织管理模型》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从技术、利益—动力互动、行为互动及文化效应四个层面进行分析，揭示出社会系统结构的组织设计原理及管理的理论基础，并建立起了各层次相应的模型。 仅从技术因素分析，系统组织的管理的模型为：E_T=M×K×minJ，它描述出了技术层上工艺技术水平、技术耦合乘数与系统功能之间的关系；在利益一动力互动层面上，通过对激励效应函数U=sum from 1 to n u_i(x，m~i)的规模效益、最优化的分析，以及对于各激励方式的边际替代率和激励的系统波动区间[A，B]的性质分析，揭示出了不同的激励方式以及激励投入量在个体和关联之间的分配比例对于激励效应的影响；而行为互动整合效应函数R=r(y)则对于个性自由度和共性统一度的关系给予了解释；通过对系统结构内部的文化认同度与文化认同效应之间的函数关系W=w(z)进行剖析，论证了文化认同的规模效应以及文化的齐均性对文化认同度的影响等问题。 通过以上论述，得出社会系统结构的整体组织管理模型为：E=W×(1+R)×(1+U)×E_T。这些不仅对系统管理的核心思想给出一些建议，也为组织行为理论增添一些新的内容。
谈建成[2]2017年在《政府过程的法律控制》文中研究说明法治政府理论研究应该聚焦法律与政府的关系。目前“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以及“政府法治论”等,均囿于现实中法律规范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制度解释和价值判断,既忽视了政府作为结构关系系统的客观事实,也未能充分反映法律与政府的内在逻辑。结构关系是一切系统的存在形式,研究法律与政府的关系,大前提是要全面把握政府系统的结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思维成见,真正看到暂时还作为黑箱存在的可知世界。本文的结构安排为,除了“绪论”和“结论”外,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梳理法治政府理论及其范式,为本文的法治工程范式铺设研究基础。基于法治政府理论与法学理论的一脉相承,尝试将法治政府理论大致分为四种范式:一是以纯粹思辨的和非经验的方法为途径,注重法治政府应然价值的“规范哲学范式”;二是以规范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为途径,注重法治政府实然价值的“制度分析范式”;叁是以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等学科方法为路径,注重法治政府行为和过程精细观察的“行为过程范式”;四是以系统科学方法为路径,注重法治政府系统组分关系分析及其整体性建构的“法治工程范式”。分析不同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及其在法治政府理论研究中的学理价值,一方面勾画了制度主义、授权规则论、控权论及法律工具主义影响下法治政府理论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论证法治工程范式对当下建构法治政府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实践意义,同时还从系统环境视野提出不能将“法治政府建设”主观地简约为“政府法治化”。第二章,探究政府系统的特性及其法律确认,揭示法律与政府系统特性的共变关系。把政府作为一个系统看待,不仅可以借助系统理论集中分析政府系统的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目的性、演进性、组织性、稳定性及复杂性等主要特性,而且可以历史地爬梳这些特性的演化规律和宪制性安排,从而发现政府系统特性与法律的共变关系。尤其是在研究结果的应用上,不仅为政府系统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可控性及能控性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充分理由,而且初步化解了经典理论研究和行为过程研究等范式“能发现问题却无法解决问题”的困惑。第叁章,剖解政府系统的结构关系及其法律调整,寻找法律在政府系统中关键和敏感的作用点。结构关系是政府系统的存在形式,基于政府系统的结构生成及其变革,厘清其隶属关系、依存关系、协同关系以及决策关系,是从可见的观察视界深入到可知视界的重要跨越。一是将政府系统的法律调整参量从可见的空间结构深化到结构关系上,既符合政府系统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也符合法治政府研究的逻辑方法;二是从结构关系出发,勾勒了政府系统的结构边界,更加贴近权力运行的本质规律;叁是对政府系统复杂结构关系的证成,充分反应出法律与政府的关系不同于一般民事或刑事法律关系,从而提出一般意义上授权与禁止的法律规范方式对于政府系统的适用性问题。基于结构关系对政府系统功效发挥具有决定性影响,政府组织法有必要改善结构体系、转换调整方式,从简单控制的法转为调整结构关系的法。第四章,缕析政府系统的行为关系及其法律规范,透过行为主义的外相揭示行为关系的本质和法律规范的逻辑。对“前范式”时期行为理论的综合分析表明,目前人文社会科学关于行为的界定大都是基于生物体动作的外相性描述。基于行为系统的动态性、复杂性和演变规律,从系统视界采取行为关系考察模式,是打开行为解释黑箱的可靠路径。重点缕析政府系统认识行为的内部性与法律的外部性张力、组织公民行为的能动性与合法性困境、自组织行为的创生与法律干预,反映出行为法学自乐于“法律行为”本身的局限,法律需要积极策应政府系统的“合法性困境”,既要设定权力主体的责任义务、行动原则和过程,更要协调行政行为关系,配套权力行为结果的反馈机制。第五章,评价政府系统的功效及其法律调控,试图理清关于法律效率的争论。基于政府系统目的性和法律经济学对法律效率的假定,探讨政府实现目标与功效的障碍、法律供给与调控维度,力图在一定程度上阐释法律的制度经济学困境。从而提出法系统是人类自组织控制系统的序参量,法律机制从来就是一种“协同”而非“和谐”的控制模式。政府系统作为人类的创造,法律对其目标和功效无法做到最优化,但法律规制方式是可选择的,既不能简单地选取“和谐—稳定”,也不能长期拘束于“异化—控制”,而可能的选择是“协调—发展”模式。如果说法治政府是人们历来所期盼和探究的理论问题,在当下它则更多体现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的建构实践问题。建构系统性工程就必须适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而避免用一般的规范理论将法律与政府系统完全对立起来。对于这一点,决不是为权力作辩护,只是强调:无权力则无行政,行政法不能也不会仅仅是权力的笼子,良好的行政法既要控权,也必须考虑如何授予恰当的权力并确保有效地用好权力。
吴秋明[3]2004年在《集成管理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企业内部的技术、产品、功能、过程、信息、管理等微观层面的集成，到企业积聚、产业集群等中观层面的集成，以及地区、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宏观层面的集成，集成已成为当今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 如果说，20世纪的工业社会是以分工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则21世纪的后工业社会将是以集成经济为主要标志。 集成的内在动机和基本思想是整合增效，即以要素的整合为手段，达到系统增效的目的。 论文以要素的整合过程和集成系统的形成、维持和发展为对象，应用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系统论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采取哲学思辨和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探索集成管理所依据的基本原理，以期丰富和发展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集成管理理论，为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实施集成与集成管理提供理论支持和帮助。 论文首先通过对集成与集成管理实践、思想及理论发展的历史研究，总结各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并通过对现代集成与集成管理产生的历史动因分析，明确选题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这是论文第1章探讨的主要内容。 第2章的集成基本理论研究，是本文的出发点。论文研究了集成的概念、集成的分类方法、集成的一般特性、集成的交换律、结合律及其它相关概念，研究了非“超距”元素的集成内力及其数学模型，认为这种集成内力是通过集成力场实现的，并对集成力场的概念、作用规律及其管理意义进行了探讨。 论文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分析研究了集成与系统、集成与管理、集成与分工的辩证关系，力求澄清新建立的集成管理理论与现有的系统理论、管理理论、分工理论的区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集成管理的概念，并提出集成管理的运作机制，以及集成管理的事理逻辑。对集成管理的有效性问题，本文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评价准则。这是论文第3章所研究的主要内容。 论文从第4章到第8章，主要是围绕着集成管理的事理逻辑展开研究的。在集成计划方面，重点讨论了集成管理的战略及其策略支撑体系；在集成的组织方面，主要研究了虚拟企业和虚拟团队这两种泛边界网络化的组织形式，以及人与组织的集成；在集成系统的领导方面，研究并提出了新时期领导行为的四维模式；在集成系统的控制方面，重点探讨了公权的控制问题。 论文最后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几个方面。
李彦[4]2010年在《区域土地利用系统协同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地关系矛盾日益加剧,资源的稀缺性凸显。同时,人类活动对资源及环境的压力倍增。基于此,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改善人地关系的研究。如何协调土地利用中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通过土地利用规划手段有效化解土地需求与供给间的矛盾,并探索土地利用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如何合理地评价土地利用系统的协调状况,为系统的协同管理提供依据,以适时适度地千预土地利用系统组织,促进土地利用系统良性运行,已成为土地利用系统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对于土地利用系统研究而言,其根本目的在于掌握系统的结构、功能与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对系统施加人工干预,以达到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高与土地可持续利用之间的均衡。作为土地利用系统协同管理的主要手段,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我国自1987年开展第一轮土地利用规划以来,在过去的20多年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保护耕地、协调土地供需矛盾、改善土地利用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在协调土地利用规划的弹性和刚性、加强规划的动态性等方面均有所改进,但是对于规划的对象——复杂的土地利用系统而言,对其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土地利用系统自身存在着引导系统演化的自组织机制,规划作为一种他组织手段的引入旨在通过技术、行政等手段的实施,适时适度地对土地利用系统的运行进行调控。因此只有在更加透彻地了解土地利用系统的复杂结构、内在演化机制的基础上,才能针对性地对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作出方法上的改进,对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提出保障措施。土地利用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传统方法已不能完全满足和适应复杂土地利用系统管理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与系统复杂性相适应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引入。复杂系统理论为研究土地利用系统协同管理提供了新的范式,将复杂性科学与土地利用系统管理研究相结合是研究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问题的有效途径。土地利用系统协同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它以土地利用系统演化机制研究为基础、土地利用系统状态评价为前提、土地利用系统优化配置为核心、系统分析和数学模型为手段,以期最终达成生态、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目标。与此同时,对土地利用系统协同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能够促进自组织理论方法、非线性科学、灰色系统理论方法等多学科的应用与交叉,具有普适性的科学意义。本研究基于复杂系统视角,以协同学、灰色系统等理论为基础,运用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wsR)构建了土地利用系统协同管理逻辑分析框架,遵循系统演化机制分析—系统状态评价—系统优化配置的思路,从物理(土地利用系统组织特征及演化机制、土地利用系统耦合协调状态评价)、事理(土地利用系统多目标优化配置)、人理(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的动态跟踪管理)叁个维度对土地利用系统的协同管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在对土地利用系统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依据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WSR)构建了土地利用系统协同管理的逻辑分析框架,并立足于土地利用系统规划调控这一具体手段,对规划过程中物理、事理、人理叁个维度的内涵及具体内容分别进行了阐释。(2)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切入物理维度的分析。揭示了土地利用系统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动态性、灰色性及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复合性。进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揭示土地利用系统的演化机制。一方面通过系统演化轨迹及分叉类型、土地利用结构熵等方面对土地利用系统演化进行宏观分析；另一方面通过灰色建模方法建立协同学方程对土地利用系统的演化进行模拟,从微观上实现对系统序参量的识别。(3)根据协同学理论建立土地利用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通过理论模型对土地利用系统演化状态及协调演化类型进行逻辑判断。进而,挖掘序参量中的隐含信息,采用序参量有序度法建立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并结合子系统特征指数分析,对土地利用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综合判定。(4)立足于事理维度,进行土地利用系统多目标优化配置。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面,采用灰色多目标规划模型,在体现系统自组织性、不确定性的同时,突出了多目标协同的要求,运用多目标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易于实现规划方案的动态调整。依据生态优先理念,在进行土地利用敏感性评价及生态基础设施识别的基础上划定禁止建设区,通过土地利用分区管制进一步实现对土地利用布局的优化。(5)立足于人理维度,探讨了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动态跟踪管理的实现。理念的更新包括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的过程管理及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手段的改进两个方面。研究构建了规划实施预警系统,并从土地利用计划台账管理与动态监测相结合、建设用地预审及动态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改进方法。此外,强调建立参与式土地利用计划的规范化运行程序、切实实施土地利用计划的监督检查,以保障规划的有效实施。(6)对扬州市土地利用系统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分析土地利用系统的发展演化,在对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判定的基础上,确定未来土地利用系统优化配置的方案,并提出了土地利用系统协同管理的对策建议。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采用复杂系统理论方法对土地利用系统进行研究是适宜并有效的。基于wsR方法论的土地利用协同管理逻辑分析框架能够为区域土地利用系统规划调控提供整体性的分析思路。(2)土地利用系统演化过程中要重点关注序参量及子系统间的协调。序参量是土地利用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宰者,确定系统的序参量有助于通过实施相应的管理手段和方法、把握系统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要注意弥补系统组织中的“短板”,因为任一序参量或子系统发展的滞后都会造成系统耦合协调度的降低。(3)灰色多目标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与生态优先的土地利用分区管制相结合能够有效实现区域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灰色多目标优化模型结合多目标遗传算法求解能够较好地实现多目标间的协同；以土地利用结构熵增最小作为规划方案的决策标准能够实现不同情景下的方案比选,得到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在生态敏感性评价及生态基础设施识别基础进行的土地利用分区及布局调整,有利于缓解土地利用的生态矛盾。(4)土地利用系统的适应性调控要依靠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的动态反馈来实现。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是一个验证规划实施效果,并进一步根据动态反馈改进规划的过程。依此,才能实现土地利用规划对土地利用系统动态涨落的适应性调控。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土地利用计划不仅是规划目标调整的基础和依据,还应当成为土地利用规划参与宏观调控的抓手。(5)对土地利用系统的协同管理要真正做到“通物理、明事理、谙人理”。土地利用协同管理包含土地利用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土地利用系统自组织演化与他组织规划的协调、土地利用系统规划编制与实施管理过程中的协调等多个层面。在达到系统自身协调发展的同时,要兼顾管理过程中利益关系调整及规划实施的动态跟踪,以提出合理、及时的调控措施,通过子系统演化过程中的自组织与规划实施过程中的他组织耦合实现土地利用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曲娜[5]2011年在《基于自组理论的工程项目组织演化动力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工程项目组织系统的复杂化引发组织内部参与方冲突的加剧,造成组织管理效益的下降,给项目建设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立足于价值创造,本文从演化动力角度,对工程项目组织内部的演化机理进行深入分析,以探寻提升组织价值创造的途径,为丰富工程项目组织管理理论、指导工程项目组织管理实践提供参考。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总结评述了研究现状、并给出了文章研究逻辑框架；基于中间性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复杂性理论对工程项目组织的组织属性、系统特性和演化特性进行分析,构建价值视角的工程项目组织演化动力机制研究的宏观—中观—微观分析框架,建立动力的形成机理、作用机理和协同机制的叁维机制模型；从动力形成机理入手,通过问卷调查及分析识别了动力的四大要素,借用哈肯模型解析演化动力非对称性、选择性放大作用特性形成的原由,展示了演化动力的形成机理；界定了“动力场”的概念,从场的角度说明了动力如何对组织各参与方形成约束和引导作用,并通过博弈模型将在场作用下的各参与方行为特性进行说明,最后通过涌现、跃迁等现象的描述从整体上展示了组织的演化；构建了动力协同机制,并从利益、结构、关系和信息四个方面阐述了演化动力机制协同实现的途径；构建了工程项目组织有序度评价的指标体系,对模糊积分评价方法的操作步骤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案例分析。本文构建了工程项目组织演化动力机制模型,通过动力形成机理和动力作用机理两个层面的分析,将组织演化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由此提出了演化动力协同机制及其实现的途径,并对组织演化形成的序化程度进行定量化分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通过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项目组织管理研究的新视角,也为解决现阶段复杂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途径。从演化这一动态视角研究工程项目组织目前还处在开始阶段,相信通过不断深入研究,能够对工程项目组织的内部机理更为深入了解,从而为工程项目组织提高运行效率和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措施。
张小娟[6]2015年在《智慧城市系统的要素、结构及模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智慧城市是近几年进入人们视野并受到广泛关注的城市发展的新概念、新模式,学术界也从不同视角对智慧城市的概念界定及理论模型构建进行了形态各异的探索性分析。围绕“什么是智慧城市”这一核心问题,本文从智慧城市这一概念的来源出发,结合城市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以及智慧城市的典型观点等剖析了智慧城市以及智慧城市系统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法中的共词分析方法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归纳了智慧城市的主要构成维度,通过规范的理论分析,分析了智慧城市系统的要素与结构层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智慧城市的系统模型,最后结合本文关于智慧城市系统理论的探讨对广州智慧城市系统进行了案例分析。本文通过研究表明:(1)智慧城市是以新兴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谋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方向,以信息技术的人工智能和人的智慧为重要手段,通过充分整合城市各类资源推进城市的创新运作,进而实现城市核心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城市运行发展全面优化的城市。以系统思考的方法来看,智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智慧城市系统是通过新兴信息技术的智能和人的智慧在城市情境中的良好耦合,推动城市发展全面优化的城市系统形态。(2)智慧城市系统是由各类要素或子系统复合而成的复杂巨系统,它的要素主要包括战略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支撑系统和空间系统五个子系统。从结构方面来看,智慧城市系统具有特定的层次结构特征,主要体现为它具有复杂程度由低到高的物理层、活动层、战略层叁大层次。(3)智慧城市的系统模型刻画了一个完整的智慧城市系统所包含的主要构成因素,并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表达了不同构成因素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方式。它通过战略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支撑系统、空间系统五大子系统以及战略层、活动层、物理层叁大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关系,揭示了智慧城市系统形成、运行和发展的内在机制。本文主要创新点体现在:(1)探索性地研究分析了智慧城市系统的概念、要素与结构,形成了一些关于智慧城市的基本观点和理论;(2)结合规范的理论分析构建了智慧城市的系统模型,并详细地分析了系统模型中的结构关系,揭示了智慧城市系统形成、运行和发展的内在机制。(3)发展了城市系统的相关理论,创新性地从战略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支撑系统、空间系统五个方面来认识和研究城市系统。
丁榕俊[7]2016年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复杂性转向-“复杂系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开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预测冷战的终结和“9.11”等国际性、结构性变化?由于现有理论缺乏对系统变化的解释,尤其对系统演化机制的具体内容缺乏解释,本文认为自然科学中复杂性理论能够弥补一些既有理论的不足。首先,主流理论基本上是体系层面理论,是宏观结构理论,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线性分析模式,分析焦点停留在系统稳定和系统均衡。现实中我们往往将理论的简约性等同于科学性,因为变量最少的模型才能够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一个明确的逻辑。但是,如此多变复杂的国际政治仅用少数的变数和信息量来分析,势必将得出有限的结果。理论再简约,但如果不能反映现实,那么理论的价值和务实性便将大打折扣。按照复杂性理论的逻辑,世界政治的复杂性来源于变量之间的非线性互动,说明了复杂性不仅是变量数目的问题。通过概括经验事实与分析观察到的数据,实证主义认识论根据事件发展的前后顺序,寻找以最大的确定性与最严格的“必然性”为基础的因果关系,但未对“偶然性”变量与微观层面的变量之间自下而上的复杂互动产生的系统效应,给予充分的关注。第二,复杂性理论研究复杂系统及其结构和行为,与现有系统理论具有相同的基本构成要素,即结构和互动的单元,但除此之外,复杂系统还包含外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技术、物理、经济、地理等与社会政治系统相区别、却密不可分的系统。比如,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等概念告诉我们,自然地理与政治、社会和经济存在无法分割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这是把国际体系看作一个有机体,或者说“活的系统”,而不是封闭的系统。开放系统不仅包含维持动态平衡所需要的负反馈,还包括引起系统演化的正反馈。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其余条件同等化”,只关注一个变量的变化结果,而是需要关注变量之间的集体相互作用衍生出来的宏观结果。复杂性理论分别把它称为“涌现”和“协同进化”。第叁,既有理论习惯使用微观经济学方法,比如还原论、博弈论或者定量分析等理性主义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来研究宏观结果与国际事件。但是,仅从常识上说,分析国家的理性选择或决策者的预期效用去分析系统层次的宏观事件(比如战争),需要超越多少个分析层次呢?可能这因果关系的中间还存在无数的分析层次,比如官僚机制、社会、国家、超国家、地区等等。事实上,我们不能通过分析某一人体细胞或器官的属性去理解一个人的行为,而是应该研究各个细胞与器官如何交互进而引导人的行动。同样地,分析系统层次的国际后果时,研究起点应该放在微观层面变量交互及其对上位层次衍生出的宏观结构,及其变化机制。此外,如批判理论指出的那样,主流理论,尤其是理性主义理论只在给定的、先验的结构内有效,是一种问题解决理论,系统变化本身不是它们的研究兴趣点。而复杂性理论不同,它为系统演化从内部研究机制方面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解释。复杂性理论认为,行为体的理性是有限的,但与社会进化理论不同,复杂性理论认为行为体是有目的性、战略性的主体,而非被动的、进化的个体。通过学习、探索、反思和适应等能动性活动,可以弥补其有限理性的不足之处。而在微观层面单元之间的这种集体互动会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并推动宏观层面的演化。复杂性理论将这一进程称为“自组织”。如果变化累积到一定的临界点,一种突变(而不是渐变)现象会发生,其结果就是系统变化。复杂性理论的各种方法论,比如基于个体建模、计算机仿真和反事实推理就是为了追踪这种动态的微观-宏观变化的目的而使用的。这一逻辑也同等于科学实在论所提倡的认识论,即认为解释应该是生成的,而不是从不变规律中发掘而来的。现有文献大多将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和科学哲学方面出现的复杂性转向作为研究重点,对具体领域的案例研究还有待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复杂性理论难以操作的一面。复杂性理论涵盖了许多相互联系的学科,比如混沌理论和进化理论、涌现理论等等,因此各个学者对复杂性理论的理解明显不同。与学者们致力于完善建构主义,或推动实践转向,以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的社会性因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人尝试完善和整合以复杂性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构建一个初步的复杂性国际关系理论,以便能对现有理论体系有所贡献。为此,本文采用了理性主义理论在叁个不同层次的叁个核心假设,即无政府状态、国家中心说和国家理性说,并以此对现有理论体系进行一个复杂性改正。复杂性理论认为:第一,系统层面上的组织排序并非无政府状态,而是有组织复杂性,这意味着国际体系的本质是一个有序和无序混合的状态。第二,单位层次上的分析焦点在于变量互动,即单位之间、单位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进化如何产生宏观层面的变化,是一种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分析模式。其叁,个人层次,国际行为体不仅有国家,还存在其他行为体,而且它们都是有限理性的。本文具体谈这一修正的叁个分析层次及其对推动国际变化的作用。每一个分析层次分别对系统演化提供了一种演化机制的解释。最后,本文将再次论及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缺陷,重申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内涵、实践要求与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复杂性转向的必要,并探讨如何选择适用于复杂性理论的案例以及还需进一步研究的相关问题。
周立军[8]2009年在《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与创新能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技术创新模式和区域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技术创新模式从传统的线性创新模式向非线性创新模式(网络式创新)的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已从以资金、劳动力为核心资源的发展模式向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资源的发展模式转变,且强调知识、技术等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及创新的重要性。在技术创新模式和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双重变化的背景下,区域创新网络发展方式便应运而生了。区域创新网络已成为或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道风景线,如美国的硅谷、台湾的新竹、日本的筑波及英国的剑桥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创新网络进行研究,如区域创新网络的概念、特点、功能等,然而目前对于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运行及其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认为,知识、学习和社会资本构成区域创新网络创新能力的叁个主要来源,且它们是蕴含在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和运行之中的。本文试图从这叁个角度系统地研究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到运行的整个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创新网络的创新能力作简要评价,进而提出我国发展区域创新网络的对策与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界定区域创新网络的概念及功能。首先,介绍网络的涵义、网络的性质与功能,认为网络就是由具有行为能力的结点联结而成的组织,网络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行为主体、活动和资源,网络组织与其他组织相比,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功能。其次,从创新模式的演变过程提出了网络创新的概念,并与线性创新模式作了比较。再次,在创新网络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概念,并分别介绍区域创新网络的功能及特征。最后,对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辨析。第二,分析区域创新网络的创新能力来源。本文认为知识、学习和社会资本构成区域创新网络创新能力的主要来源。首先,介绍了知识及其特征,以及知识、知识创造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知识创造。其次,重点讨论技术学习与创新能力的关系,认为区域创新网络中各行为主体间技术学习协同对于提高网络成员和区域的创新能力起着重要作用。最后,分析了社会资本在技术创新及区域创新中的作用,认为社会资本是知识获取与创造以及互动学习、协同学习的的条件和基础,是区域创新的重要动力,也是形成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第叁,研究分析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区域创新网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的网络组织系统。区域创新网络的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就在于其系统化的结构。区域创新网络系统的结构分析是其运行机制分析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区域创新网络是一个创新系统,其由不同的要素组成,这些不同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区域的创新发展。其次,分析了区域创新网络系统结构模型,区域创新网络系统可分为核心系统、支持系统和环境系统,叁层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耦合和相互增强的;最后,分析了系统化区域创新网络的功能和创新优势。第四,分析区域创新网络的运行。区域创新网络的运行是指在网络系统形成和运行过程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联结方式及运转方式。区域创新网络的运行机制由网络系统的形成与动力机制、网络系统的学习与创新机制和网络组织的协调与治理机制组成。区域创新网络系统的形成与动力机制包括利益诱导机制和自组织机制、政府引导机制、市场驱动机制、环境支持机制;学习与创新机制是区域创新网络及其运行的核心机制,它由信息联结及共享机制、信任机制、协调机制、合作机制等支持性机制以及学习机制、创新实现机制两个基础性机制组成。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区域创新网络的总体运行模型。第五,界定了区域创新网络创新能力的构成,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首先,分析了区域创新网络创新能力的构成,包括知识创造能力、知识流动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环境以及创新的经济绩效。其次,提出了区域创新网络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第六,提出中国发展区域创新网络的对策及建议。首先介绍不同国家(地区)区域创新网络的成功经验,通过该分析,可为我国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提供借鉴。接着分析了我国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分析了我国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思路,并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张锐[9]2003年在《品牌生态管理研究》文中认为品牌具有重大价值，品牌管理由此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公司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品牌管理理论来指导实践呢？这是一个事关公司未来的战略性课题。通过对品牌宏微观进化史以及品牌管理的演化历程的考察，本文发现了品牌生态现象和品牌生态管理的思想。经初步分析，至少有六大因素成为这一思想突现的驱动力量，即：新经济时代的挑战、传统品牌管理理论的缺陷、品牌及其管理的复杂性、生态学成为解决复杂性问题的一个桥梁和途径、品牌问题具有生态学的实质与特性以及相关学科的生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初步阐述了品牌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如传统品牌理论群、现代生态理论群、自组织理论群以及其它相关理论群。品牌生态管理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其最核心的问题只有叁个方面：概念、观点和框架。基于此，本文着力于从以下叁个方面展开初步的研究。首先，考察品牌概念的各种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各种品牌管理理论和模式，并进行简单的评述和批判。通过这种全面的、系统的整理性研究，让人首次纵览了传统品牌观念缺陷的概貌。在此基础上，通过采用深层追问的方法并从中西方各类哲学的视角探讨了品牌的本性，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了品牌的科学分野：浅层品牌与深层品牌。深层品牌观念就是品牌生态管理发展的品牌哲学，也是论题最终得以成立的本质依靠。其次，界定了品牌生态管理的内涵体系，诸如概念、实质、特点、框架、运行过程等。提出了品牌生态管理的叁大基本形式，即基于技术的、基于市场的和基于知识的。并从宏观上初步探讨了品牌生态管理的原理，如品牌生态系统动力学、调控原理以及品牌生态系统的辨识指标体系等等。最后，基于品牌生态管理的总体框架，着重运用生态系统研究法架构了品牌生态系统结构模型，提出了品牌生态管理的六大对象，即观念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品牌生命系统、组织生态系统以及行为文化系统等。就品牌生态管理的方法而言则主要提出了一种新兴的泛目标生态规划方法，这属于内部运行机理。而对于品牌生态管理手段，本文则着重开展了战略支撑的外部运行机理研究。
丁婧[10]2011年在《功能层面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标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标准的科学制定及合理使用是实践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而开展标准理论研究则是标准制定及实施科学性的前提保证。通过对教育信息化工作的考察,发现该领域内存在着大量的标准及规范性文件,扮演着引领、指导和规范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标准理论研究的缺失,导致该类标准文件在规范相应建设实践的同时,自身的建设却并无规则可言,表现出朴素、随意乃至某种程度的混乱。这种现象导致了教育信息化工作长期以来重建设轻应用,因而无法充分发挥其促进教育现代化的作用。本文提出功能标准这一概念,希望通过论证功能标准在规范教育信息化应用方面的价值,引起业界对功能标准思路的关注,从而促进教育信息化工作重点从建设走向应用。本文使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借鉴与信息化、评价、标准相关的理论,包括系统评价理论、教育评价理论、信息化评价理论、标准化理论、信息系统理论,完成关于功能标准的学理分析。本文从功能标准思想的产生开始讨论,在对其重要性及价值的论证过程中加深对功能标准的理解,从而形成对功能标准概念、特征等的深入理解。首先,通过对系统评价理论和教育评价理论中标准分类及职责标准的分析,结合教育信息化领域特点,提出功能标准是职责标准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内的准确描述。然后,根据标准化理论和信息化评价理论分析教育信息化标准系统,指出在标准系统中条件标准、功能标准、绩效标准构成自下而上的层级关系,功能标准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层,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再通过信息系统理论分析教育信息化工作对标准的动态需求,使得功能标准在现阶段教育信息化工作中存在的价值进一步得到确认。最后,在对功能标准的理解逐步深入后,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对功能标准的概念、特征、定位、作用、形式等进行论证。在文章的最后,介绍了一个针对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实案,以更加清晰地说明本文思想的生成、发展及落实的过程。通过本文研究,功能标准的概念、特征、定位、作用、形式得到初步确定,功能标准的价值得到确认。
参考文献：
[1]. 社会系统结构的组织管理模型[D]. 刘升盛. 北京化工大学. 2002
[2]. 政府过程的法律控制[D]. 谈建成. 西南政法大学. 2017
[3]. 集成管理理论研究[D]. 吴秋明. 武汉理工大学. 2004
[4]. 区域土地利用系统协同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D]. 李彦. 南京农业大学. 2010
[5]. 基于自组理论的工程项目组织演化动力机制研究[D]. 曲娜. 中南大学. 2011
[6]. 智慧城市系统的要素、结构及模型研究[D]. 张小娟. 华南理工大学. 2015
[7]. 国际关系理论的复杂性转向-“复杂系统”研究[D]. 丁榕俊. 外交学院. 2016
[8]. 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与创新能力研究[D]. 周立军. 南开大学. 2009
[9]. 品牌生态管理研究[D]. 张锐. 重庆大学. 2003
[10]. 功能层面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标准研究[D]. 丁婧.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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