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错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机制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一直以来都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福利经济学等完全竞争理论，到张伯伦、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再到鲍莫尔等人的可竞争市场理论，无数经济学家对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进行了探索，并就其作用机制在理论上给出了各自的解答。事实上，由于垄断的存在、要素流动的限制、市场的分割等市场缺陷，现实经济中资源错配问题凸现，经济运行往往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是：消费者和厂商行为理性假设的探究、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不完全问题研究，伴随着博弈论的兴起和广泛应用，市场结构理论、产业组织和市场失灵问题研究迅速发展(Tirole，1988；Mas-Colell et al.，1995)。 最近十多年以来，伴随大量微观企业数据在经济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人们开始对资源配置运行的有效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并由此引出了学术界对资源错配问题的高度关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美国经济学刊：宏观经济学卷》(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计量经济学刊》(Econometrica)等许多期刊相继刊载了大量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就近两年最新的研究进展来看，2013年《经济动态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期刊设置了“资源错配与生产率”(Special Issue：Mis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专题，刊载了一组相关论文来讨论资源错配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包括资源错配的状况、程度、测度以及对经济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而在2014年，《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已连续多期发表一系列相关文章，并且预计该期刊还将刊载更多的有关这一领域的前沿文献(Midrigan & Xu，2014；Jovanovic，2014；Moll，2014；Collard-Wexler & De Loecker，2014；Koijen & Yogo，2014)。与此同时，这样的研究对中国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也开始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资源错配问题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述评。 一、资源错配的实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经济学中，“资源错配”一般是相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言，“有效配置”是指从社会角度出发，保证有限稀缺资源获得最大产出的配置效率，而“错配”则是对这个最优配置状态的偏离。在现实的研究中，为了描述资源错配现象，经济学家们经常采取两种途径：其一，选取经济发达国家作为基准，假设资源配置达到理想状态，不发达国家相对前者经济效率损失的更为严重的部分，即可认为是资源错配；其二，将衡量资源错配的变量与可测度的产业结构、政策、制度等变量相关联，进而证明是由某种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至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资源错配”的具体概念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但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由Hsieh & Klenow(2009)和 Restuccia & Rogerson(2013)所阐述。 Hsieh & Klenow(2009)在静态的经济系统中将其具体描述为资源的边际产出在截面上不相等，即如果所有企业的生产技术都是凸的，最优配置效率状态下生产要素在各个企业的边际产出都是相等的，否则就需要通过纠正“资源错配”来提升总产出。Banerjee & Moll(2010)则进一步指出，在经济中企业的生产技术非凸和潜在进入企业具有比在位者更高的生产率两种情况下，即使经济中所有企业要素边际产出都相等，通过要素的重新分配，仍然可以实现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产量的大幅度提升。上述两种解释可分别称之为“内涵型错配”和“外延型错配”。 Restuccia & Rogerson(2013)则基于静态的异质性生产企业构建一个简单的模型，定义“资源错配”发生在企业的技术采用速度和生产技术使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形象地揭示了资源错配的概念：市场中进行生产活动的企业需要支付固定的运营成本，这些企业的类型及其配置劳动、资本的状况则成为决定企业最大化产出有效配置效率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出现扭曲导致错配，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都会下降。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随着产业结构变迁，如果各类资源难以协调，就会产生资源错配问题。这些资源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实物性生产要素，以及对它们有补充、决定和限制作用的知识、技术和制度等抽象性资源。如果这两类资源不能实现完美匹配和融合，资源错配就会发生(Restuccia & Rogerson，2013)。 资源错配究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怎样的影响呢?简单来说，如果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将直接导致经济活动中长期的价格扭曲、效率低下，抑制企业的发展活力和创新动力，引发社会矛盾，带来经济增长的效率损失，进而阻碍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Hsieh & Klenow(2009)关于资源配置不当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影响的文章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他们将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与宏观经济效率的研究较好地融合于其分析框架内，检验和证实了资源配置不当对TFP的负面影响及其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进而掀起了资源错配问题集中研究的热潮。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往往习惯将某一个经济问题归结到跨国收入差距的研究中，因而对资源错配理论的探究也不例外。Klenow & Rodriguez-Clare(1997)，Prescott(1998)，Hall & Jones(1999)等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做了大量的研究，一致认为人均收入的显著差异主要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异，而并非劳动者的人均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从量化的研究结果来看，大家基本已经达成如下共识：人力资本大约解释了10％～30％的收入差距，物质资本则解释了20％的收入差距，而剩下的TFP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50％～70％，成为影响收入差距最重要的直接因素。然而，TFP不仅直接造成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同时也通过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情况进而间接影响经济的产出水平。Hsieh & Klenow(2007)指出，相对消费产品的生产而言，贫穷的国家在生产投资产品方面具有更低的TFP，因此穷国的购买力平价消费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这种“相对TFP”原理也能合理地解释落后国家拥有较低的购买力平价投资率、更低的消费品价格，以及其与发达国家拥有类似的国内价格投资率、投资品价格等问题。因此，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的相对TFP通过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能够对收入差距产生巨大的间接作用。此外，Manuelli & Seshadri(2007)，Erosa et al.(2007)等的研究还表明，TFP的增长可能会降低设备、建筑等基础设施投入与人力资本单位工资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总而言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直接和间接地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贡献。 既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跨国收入差距最直接、最重要的源泉，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落后国家拥有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呢?一般来说，一国的总量TFP可被分解为企业水平的TFP和企业间资源投入的配置效率两个部分。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企业生产拥有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会直接导致这个国家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低下的水平，并且这种来源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可能情况是，一些国家的企业由于不同技术模式差异，在获得更多的生产技术方面会相对缓慢(Nelson & Phelps，1966；Aghion & Howitt，1992；Parente & Prescott，1994；Comin & Hobijn，2010)。另一种可能情况是，由于这些国家的企业不能有效地利用生产技术也是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重要因素(Parente & Prescott，1999，2000；Schmitz，2005；Bloom & Van Reenen，2007；Bloom et al.，2013)。另一方面，企业、产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是TFP的重要决定因素。Restuccia & Rogerson(2008)表示在卢卡斯跨度控制模型内，适度的扭曲将对总量TFP产生重要的影响；Hopenhayn & Rogerson(1993)研究了由于解雇成本造成的劳动力错配的影响；Caselli & Gennaioli(2003)和Buera & Shin(2008)则考察了资本市场不完美导致的资本错配的影响；Guner et al.(2008)分析了“企业规模决定政策”(size-dependent policies，即按照企业的规模大小来制定有效的财产税率的政策)实施对TFP的影响后果；此外，Jones(2009)的研究表明，产业之间的互补性使得适度的产业水平扭曲对总量TFP产生更大的影响。由此可见，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水平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至此，我们至少能够比较清晰地认识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当然它也可以对现实经济中的其他因素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技术采用和人力资本等。总而言之，无论资源错配通过何种途径产生作用，它最终的后果都是阻碍经济的长期发展。因而Jones(2011a)等毫不吝啬地评价道：“从微观资源错配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跨国收入的差距，是最近十年增长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资源错配会给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严重的后果，但学术界对其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途径与机制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就现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以下三条重要的研究思路来探讨资源错配与经济增长的作用传导机制。第一条思路是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角度来探究资源错配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代表人物有Hsieh & Klenow(2009)，Restuccia & Rogerson(2008)，Midrigan & Xu(2010)，Bartelsman et al.(2013)等。第二条思路则以产业结构和经济投入—产出关系为切入点剖析产业部门间资源的结构错配，代表人物有Jones(2011b)，Aoki(2008，2012)，Hopenhayn(2012)等。第三条思路则从宏观经济的维度尤其是金融的视角探索资本市场运作的黑匣子，即分析金融扭曲引发的资源错配，代表人物有Moll(2012，2014)，Banerjee & Moll(2010)，Buera et al.(2011)，Midrigan & Xu(2014)等。 二、资源错配的影响因素及其测度 影响资源错配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可观测的和不可观测的等等。如何分辨众多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测度其造成的错配程度及大小，成为我们深入探索资源错配影响经济发展机制的前提条件。根据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测度方法主要分为两类： (一)单一因素的测度 单一因素的测度就是直接测度。所谓直接法也就是考察一项直接的措施，由该措施产生的因素是造成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并且能够定性地衡量这些因素造成的错配程度及其对经济总量TFP的影响。 不合理的税收补贴政策可能是造成资源错配的重要因素。Hopenhayn & Rogerson(1993)利用Hopenhayn(1992)构建的产业均衡模型，最早发现“解雇税”造成了企业之间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扭曲，并且设定的合理经验税值可能造成5％的总量TFP损失。Lagos(2006)利用一个均衡匹配模型发现，失业保险和就业政策通过选择效应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Guner et al.(2008)则在拓展Lucas(1978)跨度控制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发现，一种被称为“企业规模决定政策”(size-dependent policies)导致资源错配的运行机制。他们的研究具体考察了印度对制造业企业规模的限制，日本对零售业的限制以及意大利的就业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只有当企业规模超过一定的阈值时政策才会生效，并且政策制定的规模标准每降低20％将导致产出下降超过8％。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壁垒是产生资源错配的直接因素。因为贸易壁垒将直接阻碍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从而导致企业利润率(markups)的差异扩大。Pavcnik(2002)对智利贸易改革的研究，Alcalá & Ciccone(2004)的跨国研究，Lileeva & Trefler(2010)对美国削减在加拿大生产企业关税的研究等，均有较强的经验证据表明贸易壁垒与总量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后来学者们把其他贸易政策也考虑进来进行了拓展研究，发现贸易壁垒不仅是跨国制造业生产率分散的来源，同时也是贫穷国家农业生产率低下和食品贸易短缺的重要因素。 信贷市场的缺陷，即金融市场扭曲产生的资源错配也是这方面研究的热门话题。资本作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之一在企业的生产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信贷市场发达与否则直接影响到企业获取融资的成本，从而影响资本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具体而言，Banerjee & Duflo(2005)指出，微观的证据表明，由于信贷约束和制度性失灵导致的资本错配是跨国生产率差异的主要来源。近年来，Amaral & Quintin(2010)，Buera et al.(2011)，Midrigan &Xu(2010)等还分别估计了各种信贷市场缺陷对TFP的影响，结果在其对产出影响大小的问题上仍存在明显的争议。而关于企业能否通过自身行为克服信贷约束的影响，Banerjee & Moll(2010)和Moll(2012)的研究表明，企业在具有持久性生产力差异和自身能力的基础上通过自筹经费可以克服信贷市场的约束，但也有观点指出这种自我纠正的过程极其漫长，因而这一问题在今后还有待深入探讨。 此外，一些研究还开始关注那些在落后国家普遍存在、规模较小、生产率低下的非正式部门。由于传统的正式企业部门往往存在各种规制、沉重的税负和大量的商业成本，因而非正式部门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迅速流行起来，Leal(2010)和D'Erasmo & Moscoso-Boedo(2012)还分别估计了税收政策和金融摩擦对跨国非正式部门生产率的损失。 (二)综合因素的测度 直接对资源错配产生影响的因素固然重要，也比较容易估计和测量，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有些企业为得到更多优惠权利会进行个别谈判，或者与政府合作进而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优惠待遇等，它们享有更低的贷款利率、税收减免、补贴措施、政府采购合同，甚至是与腐败相关的活动等因素都是不能直接度量的。而且，我们事先也不能完全知道那些可以直接度量的变量和这些潜在的不能度量的因素之间的重要关系。间接的方法便是抛弃单一考察某一特定因素的影响，转而研究所有潜在因素对生产率影响总的净效应，其在数理模型中的应用与构建经济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原理基本相符。Restuccia & Rogerson(2008)，Hsieh & Klenow(2009)，Bartelsman et al.(2008)等构建的分析框架为研究多种潜在因素的综合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Restuccia & Rogerson(2008)利用美国的数据，研究了在企业异质性情况下政策扭曲对总量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异质性企业之间资源配置的差异可能是解释跨国资本产出量不同的重要因素。同时，导致单个生产者面临价格方面异质性的政策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30％～50％的损失和产出大幅度的下降。当然，这些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不依靠总量资本积累或总相对价格差异的变化。 Hsieh & Klenow(2009)在Melitz(2003)和Restuccia & Rogerson(2008)等研究的基础上，并在标准垄断竞争模型的框架内，提出了利用生产率收益(Revenue Productivity，记为TFPR)的离散程度来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他们进而比较分析了中国(1998-2005年)、印度(1987-1994年)和美国(1977，1987，1997年)的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测算了中国和印度工业行业内各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情况。研究发现，两国资源错配导致的行业内企业间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的差异均比美国要大，如果两国的资源达到美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可以提高30％～50％和40％～60％。 Bartelsman et al.(2008)构建了一个用来解释资源配置效率差异的模型，并结合Olley & Pakes(1996)提出的分解框架，从要素配置效率的角度对跨国间的生产率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就业市场随机分配的情况下，美国制造业劳动要素的生产力将提高50％；平均来看，用企业规模大小和生产率之间的协方差来衡量效率的结果在西欧国家会比美国低，尤其是那些正处于过渡期的东欧经济体；此外，这种协方差衡量的结果在一国过渡到市场经济体系时会出现显著的提升，进而论证了市场扭曲导致的配置效率损失是解释各国生产力大小差异的重要因素。 三、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及其程度大小无疑是经济学家们讨论最多的话题。资源的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同样的技术水平下，要素资源向高效率环节、部门和企业流动可以提高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进而增长全社会的经济总产出，反之要素资源的逆效率流动则会阻碍经济增长。在现实中，由于存在垄断势力、要素流动限制、市场分割等多种因素，经济运行往往会偏离新古典经济学构造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继而产生了早期的基于垄断竞争假设构建的分析资源错配的理论框架。随着实证经济学的迅速发展，计量和估算资源错配的经济效应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问题展开研究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门领域，并且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从Syrquin(1986)开始，便已经认识到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社会生产率大规模提升。Syrquin通过推广Solow(1956)提出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分解为行业层面TFP的增长和要素的配置效应。该分析框架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分析世界各国结构变化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分析框架仅为定性地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描述性的实质并不能解释行业间资源错配的原因，也不能分析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路径和方法。后来出现的一些关于资源错配与经济效率损失的研究，对Syrquin的分析框架做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例如Hsieh & Klenow(2009)基于中国、印度、美国的数据对资源配置不当对各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如果两国的资源达到美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可以提高30％～50％和40％～60％。 与前者主要考察行业内企业间资源错配对TFP的影响不同的是，日本经济学家Aoki(2008)主要探讨行业间资源错配对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重新考察Hayashi & Prescott(2008)关于日本战前经济停滞原因假说，他发现战前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的劳动力错配对总生产率的影响比战后要大得多，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流动障碍导致战前农业部门就业比例大，而并非由两部门较大的工资差异造成。在最近的研究中，Aoki(2012)构建了一个简单的跨部门均衡模型来衡量发达国家间资源错配的程度，最终发现部门间的资源错配并不是发达国家间TFP差异的主要原因，其比重在所有解释日本与美国生产率差异的原因中仅占9％，其中资本错配主要来源于交通运输和金融部门，劳动错配则来源于农业和金融部门，同时各部门所占的比重可能会加深错配的影响。 从目前研究进展看，Restuccia & Rogerson(2008)和Hsieh & Klenow(2009)提出了关于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的基本模型，Bartelsman et al(2013)则拓展了这些模型。尤其是后者，尝试用更完整的模型结构和严格的假设，来分析资源错配与微观企业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理。具体来说，他们的分析主要包含以下三个重要部分。 (一)估算资源错配效应的指标构建 近年来大量研究企业水平生产率差异的文献发现，企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对总量生产率水平会产生负面影响，即便如此，最受争议的问题是在探讨可能存在的资源错配时，怎样测量企业水平的异质性才是最合适的。 Bartelsman et al.(2013)认为，产业内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和规模之间的协方差是一个估算资源错配影响的稳健变量，并且通过拓展现有的理论模型使得扭曲不仅影响到现有企业的资源配置，同时更会影响到市场对目标企业的选择效应和企业的生产程度及规模。为此，他们提出了“资源错配假说”(即相关政策所导致的扭曲可能就是观察到的这些国家内这一协方差差异的重要来源)，并构建了一个包括美国、西欧国家和处于转型期的中东欧等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库进行直接分析，计算出各国的实际劳动生产率(LPR，对数形式)、实际全要素生产率(TFPR，同为对数形式)以及二者相应的分行业标准差STD(LPR)和STD(TFPR)。同时，他们采用Olley & Pakes(1996)提出的行业水平生产率的分解方法，来量化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和规模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方差。 这一方法简称为OP方法，使用一种行业水平生产率指数(行业水平的加权平均生产率)来表示，可以分解为未加权平均生产率和一个协方差部分。即
分别为行业指数、企业的生产率和企业生产活动的份额，“[-]”表示未加权的变量，其中指数的协方差部分表示那些高于平均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具有高于平均生产活动份额的程度。他们的分析重点在于关注行业内劳动生产率的标准差、全要素生产率的标准差和行业内劳动生产率与就业份额的协方差。现有研究大多不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分散(表现为将生产函数设为C—D形式或劳动的平均产品与劳动的边际产品成比例)，一些模型还假设利润最大化企业的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等于工资，这些假设意味着在没有扭曲的情况下，即便企业的TFP存在显著的差异，行业内的劳动生产率却不具有分散的特质。因此，Bartelsman等人将日常劳动和固定资本支出之类的“调整摩擦”加入模型，使劳动生产率的分散程度大于TFP，且在缺乏扭曲的情况下仍满足条件。 首先，基于劳动生产力收益计算的STD(LPR)和OP通过各国的数据均较易获取。其次，由于计算的是人均收益，不存在对劳动在时间和质量差异方面的控制，因而发现LPR是一个惯用的可用的变量。最后在存在企业生产力异质性(记为TFPQ)的模型中，扭曲将导致在同一个行业内企业间的LPR、TFPR和TFPQ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性。 此外，测度的问题还会影响国家之间生产率的比较。为了避免这些问题，Bartelsman等人主要集中在相关行业内变量离散程度和协方差的测度上，并为每个国家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平均指数。通过上述方法得到的8个国家的LPR和TFPR都很高，且行业内TPL的离散程度高于TFPR。而对所有国家而言，协方差部分都是正值，但也存在一些跨国差异：美国制造业的这一指标最高，西欧国家的平均水平要低一些，处于转型阶段的中、东欧国家要更低些。另外，从时序上来看，处于转型阶段的中、东欧经济这一指标随时间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西欧经济，最后是美国。原因在于，在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变的过程中，中、东欧国家提高了他们配置资源的效率，而美国在这段时间拥有更加稳定的市场结构和经济制度，而且在研究期间内所有国家这一指标的离散程度都是相对稳定的。 (二)扭曲导致的资源配置效应 与Restuccia & Rogerson(2008)和Hsieh & Klenow(2009)等构建的模型不同的是，Bartelsman et al.(2013)的模型进一步拓展并探讨了扭曲和资源配置的效应。具体的做法是，巧妙捕获并发展了前文对各个国家数据分析的重要结论：即使没有或存在较少的扭曲，行业内劳动生产力收益的离散程度也高于全要素生产率收益的离散程度。并由此引入在短暂生产力冲击前的“准固定资本”和劳动间接费用。 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特别提出的是，f是间接费用，
表示i.i.d.的经济冲击。由于企业的生产活动可能与如管理能力类似的一些不被注意的生产要素相关，因而假设是规模报酬递减的。在间接费用f存在的情况下，企业的劳动边际生产收益等于工资水平，而劳动的平均产品却是随规模变化。此外，由于资本是“准固定”，只有劳动吸收暂时的经济冲击而资本的边际收益则会出现异质性。最终产品部门的函数被设为CES聚合形式，且只有来自中间产品的投入是完全竞争的：
N是有效运作的，中间厂商的数量，这样的设定包含了一个调整因子使得经济中替代规模的程度变得更加自由。同时得到的逆需求函数为：
在摩擦存在的经济条件下，生产中间产品厂商的最大化利润为：
其中两个重要的变量：
是企业特有的不随时间变化的收益扰动，
则是企业特有的随时间变化的干扰项，可以解释为各种影响经济规模的扭曲和摩擦因素。这些扭曲往往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某项政策或规制在实施时针对不同规模大小的企业，而另外一些政策或规制却不平衡地在企业间进行强制执行。来自世界银行对企业调查的结果表明，不同的企业面临着如生产准备成本、规制的强制执行、各种税收等大量异质性的市场扭曲成分和政策方针障碍。 为了简化分析，模型设定了一个“事前”和“事后”规则，即在新企业进入时不知道自身的生产率和扭曲程度，但是了解这些变量的分布情况。需要支付一个固定的进入成本
后，我们才能进一步认识到生产率和扭曲的“事前”分布G(A，τ)及准确值。每个时期企业会面临一个“事前”的瞬时异质性生产率冲击，并在已知其分布和瞬时的异质性扭曲冲击后，决定是否进行生产和选择所需的资本k。进一步地，假设企业的贴现率为1/(1-r)，外生的可能退出市场的概率为λ，给定自由进入条件和假设进入者的信息，临界点新厂商利润的预期折现价值等于其进入费用，而现存的企业的贴现值则由
给出，进而得到企业自由进入的条件为：
新进入的企业在得知自身低水平的生产率或高水平的扭曲后，如果它们不能支付相应的生产成本便会立即选择退出。在市场中幸存下来的企业M(A，τ)，将其生产率和扭曲程度作为决策依据，是评估扭曲整体效应的重要因素。简单地说，扭曲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速度，即模型中包含的进入速度(决定支付进入费用的企业的数量)和退出速度(凭借得知生产率和扭曲大小决定退出和遭受外生退出冲击的企业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扭曲和它们与异质性生产率之间潜在的相关性影响了企业的生存状态。在幸存的条件下，M(A，τ)的分布和均衡的投入价格决定了最优企业水平的资本投入，继而最优劳动投入取决于损失冲击。最后的均衡条件是：(1)必须同时满足自由进入条件和总劳动供需平衡：
(三)资源配置与企业的选择效应 通过拓展上述简化的基本模型后，Bartelsman等人特别强调该模型提供了资源配置和企业选择效应两种不同的途径来影响产出和福利水平。他们关于资源配置的定义与Restuccia & Rogerson(2008)，Hsieh & Klenow(2009)，Midrigan & Xu(2010)三者类似，即配置扭曲发生在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与边际成本不相等的情况下。但现有模型的各种假设意味着：在缺乏扭曲的条件下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相等，因而与Hsieh & Klenow(2010)提出的STD(LPR)、STD(TFPR)与异质性扭曲的离散程度成比例不同的是，在该模型中LPR和TFPR均呈现出离散，而且在缺乏扭曲的情况下仍与TFPQ存在相关关系，且劳动的日常管理费用(“劳动的间接费用”)、“准类似资本”和选择效应都发挥了影响作用。对劳动的日常费用而言，在缺乏扭曲的条件下，边际和平均产品收益之间存在一个楔子。 进一步地，劳动的日常费用与异质性生产率、扭曲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企业会形成一个内生的退出阈值。可以简要地考察没有瞬时生产率冲击和“准类似资本”的情况，单独考虑异质性税收和生产率冲击产生的“利润冲击”：
，则满足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的资本和劳动的配置为：
是均衡工资率和平均产出的函数(变量不随企业而变化)，且在模型中w、
和
(企业停止生产的临界值)能同时解决，均衡条件则意味着利润流在
时为零，有效运作企业的利润贴现值等于进入成本。 这些设定隐含了模型的基本性质：要素投入是利润冲击的增函数，在缺乏扭曲时，拥有最高TFPQ的企业将有最高的投入和产出，因而基于TFPQ与实物产出或TFPQ与综合投入衡量时则会得到相应正的OP协方差。考察用LPR替代TFPQ的情形，对那些面临异质性扭曲、生产率水平在
之上的企业来说，将满足：
若没有异质性的扭曲，企业间每单位有效劳动的收益是常数C，但LPR却是变化的：
，且会随企业的规模而增长(企业规模由雇佣劳动衡量)。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先前的预测，即LPR与企业规模将产生一个正的OP协方差关系，而LPR与TFPQ也将存在一个正相关关系，扭曲则会影响这些关系。 正因为存在劳动日常费用，一个面临低水平S的企业将会选择退出，而不是支付与间接费用相关的工资，因为后者会带来负的利润流。在没有异质性扭曲的条件下，退出只会发生在那些生产率低于给定阈值的企业中；反之，一些拥有高水平生产率的企业面临较大的扭曲时，也会选择退出，相反，较低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却可能幸存下来继续生产经营，也就是说τ也扭曲了企业的选择效应。具体地，该阈值最终可表示为：
从上式可知，这个阈值取决于均衡工资率和平均产出(分子部分)，而扭曲较高的离散程度将会恶化这种基于生产率的选择效应，并降低现有运营企业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此外，增加瞬时冲击的“准类似资本”还会进一步增强上述影响。 除了上述Bartelsman et al.(2013)的研究之外，作为对Hsieh & Klenow(2009)分析框架的延伸及拓展，Hsieh et al.(2012)，Jovanovic(2014)，Acemoglu et al.(2013)，Bloom et al.(2013)等还分别考察了人力资本与管理实践、技术采用和研发创新与资源错配相结合对总量经济的影响。Collard-Wexler et al.(2011，2014)，Alfaro & Chari(2012)，Chen & Alfonso(2013)，Song & Wu(2013)等则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资本的调整成本、放松强制许可、市场力量的异质性、金融危机等多种因素来探讨资源错配对跨国TFP的影响，进一步拓宽了该问题的研究视角。 四、资源在产业部门间的结构错配及其影响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来看，资源配置的调整与一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具有密切的关系。工业化、产业结构升级实质上就是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发展、主导产业更替的过程，更是经济中有限资源不断优化配置的过程。资源配置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早期的理论文献可以追溯到配第—克拉克定理、钱纳里、刘易斯、赫希曼、库兹涅兹等人的研究。后来也有一些如Maddison(1952)，Masell(1961)，Stiroh(2002)，Nordhaus(2002)等人主要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SSA)从实证上进一步探究部门间要素配置、流动对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上述在“瓦尔拉斯”范式下的研究，“摩擦性市场”假设下的资源错配与产业结构失衡研究在近十多年来逐渐增多。Melitz(2003)，Hsieh & Klenow(2009)，Bartelsman et al.(2008)，Aoki(2008)，Hopenhayn(2012)等从企业异质性、不完全竞争、技术进步、行业间要素扭曲等多个方面实证了资源错配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在本部分，我们重点讨论两个有代表性的关于结构错配的研究，一个是Aoki的跨部门均衡模型，探讨产业部门间资源错配及其影响，另一个是Jones基于中间产品投入—产出分析的结构错配模型。 (一)产业部门间资源错配及其影响 Aoki(2012)构建了一个跨部门均衡模型，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探讨产业部门间资源错配对跨国总量TFP差异的影响及其程度大小。与以往的分析框架相比，Aoki模型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该模型对相关参数假设和总量生产函数的设定比较灵活；二是这个分析框架又与通用的生产率分析是一致的。Aoki以部门要素投入税
的形式来描述部门间的摩擦，就i产业部门而言，其满足的利润最大化生产条件为：
当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得到的要素相对扭曲系数和绝对扭曲系数分别为：
模型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对总量TFP的分解，将其分解为部门TFP(STFP)、部门份额(SS)和要素的分配效应(AE)三个部分，即：
上述的分解方法实质上是对Syrquin(1984)和Basu & Fernald(2002)的拓展，不仅可以用来比较研究两个国家或两个时间状态(S和T分别为两个国家或状态)的部门TFP和部门间摩擦扭曲影响的差异，也能在反事实试验中研究当摩擦消失后总量TFP的变化情况。除此之外，对AE和SS+AE进行重新解释还有一些新的结论：当部门间的摩擦
不影响部门的份额
时，资源错配的影响等于-AE；反之，资源错配的效应则变为-(SS+AE)。而一般来说，SS的效应比较小，因而模型更关注AE的作用。进一步地，Aoki将AE分解为资本和劳动两个部分，并讨论了部门摩擦和部门份额对AE大小的贡献率。 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健型，Aoki分别从两个方面拓展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其一，将要素K和L分别细分为信息通信技术类、非信息通信技术类和高技能劳动、中等技能劳动及低技能劳动；其二，放松条件假设即将部门生产函数改设为C—D形式。重新检验结果并与之前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发达国家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不是部门间资源错配，而是技术和人力资本等影响因素。当然，Aoki也指出该分析框架仍存在一些可拓展的方向：如要素投入的质量、绩效工资和投资的调整成本都应作为考虑对象，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异质性、中间产品投入等假设也应当加入到模型之中。 (二)基于中间产品投入—产出分析的结构错配模型 关于这一问题，Jones(2011b)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作者认为，一方面，由于企业间存在“投入—产出”关系，当发生资源错配时，其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乘数效应。另一方面则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技术外溢等“外部性”。因此，综合两方面因素，资源错配的影响程度将会超出Hsieh & Klenow等人的估算范围。虽然Jones本人并未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但这一考量无疑也是今后研究努力的方向。 在现实中，资源错配会降低TFP是一个客观事实。例如，在一个只生产钢铁和咖啡两种产品的经济中，满足如下等式：
经济中只有一种生产资源劳动，总量为
，每单位劳动能生产一单位钢铁或一杯咖啡，产出函数为C—D形式。现在考察怎样在钢铁和咖啡两者之间分配
，并假设
为最终的配置结果。无论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市场中存在诸如税收等扭曲，可以得到产出的分配结果为
。显然，劳动的最优配置为x=1/2(为生产函数的指数，同理可得一般情况下
，任何偏离这一结果的分配都会降低TFP，进而降低总量GDP。根据模型推导，Jones将二者的关系描述成一个“半圆”拱形。进一步对现实研究发现，偏离最优配置越小对TFP的影响就越小，只有严重的错配才会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在经济中存在比较严重的资源错配时，资源配置的一点小的改进便会对TFP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经济增长奇迹更容易出现在错配程度为中等水平的国家而不是严重错配的地区。为了更贴近现实情况，Jones将“半圆”拱形修正为“倒U”驼峰形。当然，即使这样，该模型仍存在一个关键的缺陷：只能解释产业间的资源错配而无法兼顾产业内部(各生产商)的情况。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两种错配同样重要，后者能直接解释产业内微观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原因，即企业组织内部存在大量决策的扭曲：项目经理与其职位未达到最优匹配度，企业中有才能的员工没有得到合适的升迁机会，缺乏提高员工生产效率的激励措施，工会力量和工作保护条例使得企业雇佣劳动数量不合理等。 鉴于创意(或理念，idea)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Jones也进一步分析了资源错配与创意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他指出，在许多利用新古典模型研究错配问题的研究中，生产投入都是竞争性的，但事实上生产创新和创意的运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在Romer(1990)的模型中，资源错配表现为两种形式：生产投入了错误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可供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种类是错误的，Romer(1994)对第二种情况的研究表明其会造成重大的影响。这个模型最大的优点就是，对生产资料种类的结构框架分析起来简明易懂，同时在创意前提下的资源错配又与一般竞争性生产投入错配不同。而在核算和校准生产资料的种类时，不同的研究方法产生的相对影响较小。最常见的就是对各种资料替代弹性的核算，当生产资料间替代程度较高时，生产使用错误的生产资料产生的后果并不是那样严重。关于资源错配与创意二者具体以哪些重要的方式相互作用及其影响程度仍是当今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在Jones看来，Aghion & Howitt(1992)和Grossman & Helpman(1991)在质量提升模型方面的研究已经提供了一些较好的基础。 关于长期跨国收入差异的来源，Jones将其归结为不同经济拥有不同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和不同的资源配置状态两个重要因素。就前者而言，地理因素对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影响还在争论中，但Olson(1996)对韩国与朝鲜之间经济差异的研究很有力地支撑了相对巨大的跨国收入差异，地理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的论点，因而资源配置的状态理应成为解释跨国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当然，在经验分析中，考虑到生产可能性曲线，资源配置的差异可以来源于模型中参数设定的差异和真实的错配两个方面。在这里，Jones主要考察资源的错配，包括资本、劳动等传统投入要素和理念，并强调需要关注三个重要问题：(1)资源错配的实质是什么?(2)资源错配是怎样在跨国间产生高达50倍的收入差距?(3)为什么会有资源错配，怎样来改进错配的现状?当然最后一个问题较为复杂，将大家的视野引入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探讨，前文提到的Jones将资源错配与TFP二者的关系改进为“倒U”驼峰型实际上也更符合这一点。 Jones尝试在投入—产出的经济系统中探讨上述第二个重要问题。现代经济中往往包含非常复杂的投入—产出结构，主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中间产品被投入到最终产品的生产中，反过来这些产品也有很多被当成中间产品使用。这样的关系正是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标准模型所忽略的内容，新古典增长模型重点关注经济增值(GDP)而不考虑中间产品的思路显然是不合适的。事实上，中间产品与资本非常类似，二者唯一的区别就是：在短期经济中，中间产品能更迅速地投入到生产中，并且随着生产过程的推进能够实现充分的“折旧”；相对地，资本投入到生产中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并只能实现部分折旧。从长期来看，二者在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经济的生产要素。因而在研究中可以将中间产品视为另一种形式的资本，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经济系统的乘数效应：当资本的份额为1/3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内生传导机制是比较弱的，经济收敛到稳态速度较快，但在改变生产率或投资率时该模型产生的乘数效应较小；而当资本份额提高到2/3时，就能很大程度上解决乘数效应小的缺陷。Jones假设大多数国家总产出中中间产品的份额为1/2，资本份额占产出增加值的份额为1/3(因而资本占总产出份额为1/6)，合并二者占总产出份额则为2/3。
如果不存在中间产品，K、H又属于不能进行生产的要素，均匀的税收不会扭曲资本的配置，因而产出扭曲的影响将不存在。这里最大的扭曲产生于消费和中间产品之间，用作消费的产品只在其生产完成时遭受一次扭曲；中间产品除了遭受第一次生产时的扭曲外，当其决定被用作中间产品时还有第二次扭曲。总的来说，一方面均匀的扭曲通过上式的
直接影响GDP，另一方面由于较高的扭曲将提升消费水平(通过降低中间产品的购买数量)进而间接地缓和其对GDP的负效应。(3)考察随机扭曲的情形。假设扭曲是一个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从扭曲的平均影响水平来看，结论基本与先前的情形一致；此外还有一个额外的发现，即使在没有中间产品的情况下，异质性程度较高的扭曲也会降低TFP水平，理由是随机变动的扭曲会影响部门间资本和劳动的配置；因而最优的状态是经济中不存在任何摩擦。同时Jones也指出该模型仍然缺乏对随机扭曲和一般完整投入—产出结构之间的探讨，但不能否定的是，这种一般情况下的乘数仍将具有重要作用。 五、金融扭曲与资源错配 从经济运行的大环境来看，资源错配通过金融体系内运作的途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Buera et al.，2011；Midrigan & Xu，2010；Banerjee & Moll，2010；Moll，2012，2014)。因为金融体系不仅直接影响到生产要素配置，同时它可能与技术、创新等其他因素相联系，从而产生更严重的影响。当然，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市场、政策等扭曲带来资源错配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尤其是有大量的研究主要关注信贷市场缺陷带来金融摩擦导致金融错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Banerjee & Duflo(2005)指出，信贷市场缺陷同时产生“选择”和“错配”效应，会阻碍企业家对资本的运作水平，也会影响市场选择运作和使用资本的企业家；同时Buera et al.(2011)，Caselli & Gennaioli(2013)，Midrigan & Xu(2014)和Moll(2014)等学者就信贷市场缺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发现，金融摩擦影响的一般范围非常广泛，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的争议。 (一)借贷约束情况下金融摩擦产生的错配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分析模型 Moll(2014)在这方面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一方面传统理论太关注落后国家因为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影响了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导致较低的生产率水平和资本回报率，却忽视了这一传导机制中金融摩擦对资本和财富积累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现有理论考察的多为纯粹的定量分析，并且缺乏对经济发展动态转化方面的必要研究。相对地，Moll则将落后国家发动经济改革的事实考虑进来，动态地研究了改革成效出现的时间、支撑条件等，为解释战后一些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奇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Moll这样描述金融市场中的资源配置情况：假设企业家获取资本这一生产资源时存在借贷约束，并且经济中广泛存在着资本充裕、资本匮乏的生产者；有些生产者拥有优秀的经营理念，而有些生产者的经营理念却不值得被贯彻实施。在完善的信贷市场条件下，只有最有生产效率的企业才能实现经营，其他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将把资金借贷给前者；而现实信贷市场的不完美使得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的资本边际产品高于其他地方的生产者，将资本从低边际产品的企业重新配置到高边际产品的企业会增加整个经济的GDP。在连续生产的条件下，生产率为z(满足高斯—马尔科夫条件)、财富为口的企业用k单位资本和1单位劳动进行生产活动的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分别为：
而变化的λ则描述了资本市场的不同效率，即金融的发达程度(λ=∞表示完善的资本市场，λ=1时则是最糟糕的情况)。进一步假设杠杆比率λ为生产率z的任意函数，则有k
λ(z)a，且λ的最大值与利率、工资、时间等综合变量相关。 经济的总体动态性均衡可描述为在企业财富a(t)变化的限制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生产效用，同时使得市场中的资本和劳动力在每个时间点均处于出清状态：
是资本市场出清的条件，当累积分布函数Ω(·，t)不断增大时，表明在金融市场发展程度λ条件下成为有效生产者的生产率门槛也在增高，或者说，随着信贷市场的发展，有效生产者的数量逐渐减少而他们的平均生产水平却不断提高。而企业的储蓄行为可转化为
，与Solow模型中的规律相同。在财富份额w(z，t)的设定下，TFPZ(t)则内生地取决于信贷市场的质量和企业财富分配的变化(更多关于稳态均衡和财富份额的分析参见Moll，2014)。 在上述模型设定基础上，Moll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针对经济冲击持久性对稳态、过渡动态、福利损失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在持久经济冲击的情况下，金融摩擦对稳态生产率影响较小，这是因为企业有足够的时间在经济缓慢向稳态转变的过程中通过自筹经费的方式克服信贷约束的影响；相反，当经济遭遇暂时性的冲击时，金融摩擦则会导致较大的长期增长率损失，但同时会加快经济向稳态转变的速度，进而使得企业没有足够的时间发挥自筹经费和利用内部资金的作用来克服信贷约束的影响。最后，金融摩擦同时会造成劳动者和企业二者的福利损失，且较高水平的持续性冲击使得劳动者的状况变好而企业的状况恶化，因而最终整体的经济效应仍是模糊不清的。 (二)金融摩擦对企业进入市场和技术采用影响分析的基准模型及其拓展 由于要素市场的扭曲引发金融摩擦，进一步由于金融摩擦对企业进入市场和技术采用等决策将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同时也能通过扩大在位者企业资本回报率差异的途径导致经济效率损失。Midrigan & Xu(2014)基于上述两个假设构建了一个在动态系统内金融摩擦降低生产率的模型，将经济分为传统部门(只需劳动不需要运转资本)和现代部门(需要两种形式的资本投入，进入该部门时需要支付一次性沉没成本，生产则需要实物资本投资)，金融摩擦则表现为厂商所面临的负债和股本约束，阻止传统部门的生产者向现代部门流动和资源在两个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等三个方面。在t时刻经济中新进入的生产者数量为
的生产者，且都在传统部门进行生产活动，之后部分生产者可选择支付一定的沉没成本进入现代部门，则传统部门的生产决策为：
确定了现代部门的相对生产率水平。进入现代部门的生产者需支付等于exp(z)k单位产出的投资成本，同时成为企业的无形资本。θ∈[0，1]衡量了经济中金融摩擦的大小，能同时降低生产者借贷和发行股本的能力，
为生产者实现整个现代部门流动利润
的百分比。r、δ分别为无风险利率和贴现率。利用贝尔曼方程和净资产a=A/exp(z)，重新定义相关的均衡条件。并且为了实现模型的动态分析，还假设所有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如消费者决策、生产者数量以γ的速率沿平衡增长路径增长，而其他如生产者决策、议价能力等不随时间变化。这样得到的现代部门因资源错配导致的损失为：
与资本平均产出的变动成比例。 对前面的基准模型，可以引入两个重要因素进行扩展分析。 1.引入企业技术采用决策后的拓展分析。企业技术采用决策包括：企业是否关闭和停止现代部门的生产、调整成本、加价的变化、资本特殊的生产力冲击、生产技术来源的异质性和借贷约束等。在生产者支付了
单位的技术采用费用后，其生产函数为
，之后采用和基准模型相同的估算方法发现，TFP损失变为
，技术采用的结果强化了先前的结论，即金融摩擦对总量经济的影响更大了。 2.在位者退出现代部门的拓展分析。在现代部门经营的企业还需要考虑到，随时间不断支付一个与其生产率不变部分成比例的固定费用，才能继续使用现代生产技术，反之则只能使用传统的生产技术，即退出现代部门。这种情况下厂商的生产条件除了预算约束变为
，其他条件均与基准模型设定相同。同时Midrigan & Xu(2014)增加了生产率冲击的变动幅度，发现存在企业退出的经济错配程度要小于没有退出的情形，那些退出的厂商降低了在位者厂商资本回报率的离散程度，即便如此，这样导致的错配也仅占整个经济效率损失的小部分，同样的结论也出现在对存在新进入企业情形的分析中。 针对具有不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多个国家的研究表明，经济的绝大部分效率损失都来源于第一个途径，即金融摩擦扭曲了企业进入和技术采用的决策(达到40％以上)。相对地，表现为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差异的因素直接导致的效率损失在国家间、时序上的变化则比较稳定(约为5％)。企业为做出进入市场和采用技术两项决策承担的较大长期投资只能通过逐期支付，因而使得企业难以使用内部融资资金；而第二种途径造成的影响，则可通过高效率的生产者积累内部资金而迅速地从它们的借贷约束中成长起来。 (三)有关金融错配问题的一些争论 关于金融错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还未形成统一意见。许多文献都支持信贷市场缺陷带来的错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但也有一些文献认为金融摩擦造成的影响比较小。Udry(2012)的微观研究表明，信贷约束虽然是解释富国与穷国之间差距的重要因素，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生产率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却不能成为解释落后国家农业生产率低下的主要原因。Caggese & Cunat对意大利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分析认为，融资约束与该国贸易改革相结合造成了更严重的进出口扭曲，使得生产率降低了25％。Gilchrist et al.利用美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测算了公司在面对利率变化时生产率变化的情况，发现即使借款利率变化幅度很大，其对总量TFP的影响却很小，只有1％～2％。Midrigan & Xu(2014)等则通过研究金融摩擦降低总量生产率的两条途径得出：对世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相异的各个国家而言，金融摩擦通过扭曲企业进入和技术采用的决策进而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高达40％以上，而金融摩擦直接带来的资本错配(扩大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差异)却不是总量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只占到5％左右，并且这一比例在国家间和时序上的变化都比较稳定。Moll(2014)也指出，在经济遭遇持久性的冲击时，金融摩擦对稳态时的生产率损失影响较小，但是会减缓经济向稳态转化过渡的进程。 关于企业能否通过自筹经费、利用内部资金来克服信贷约束的影响，同样还存在着争议。前面已经提到：Banerjee & Moll(2010)和Moll(2012)的研究表明，企业在具有持久性生产力差异和自身能力的基础上通过自筹经费可以克服信贷市场的约束。Moll(2014)在前些年的研究基础上，引入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进一步深入研究了企业在面临借贷约束情况下金融摩擦产生的错配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持久经济冲击的情况下，金融摩擦对稳态生产率影响较小是因为企业有足够的时间在经济缓慢向稳态转变的过程中通过自筹经费的方式克服信贷约束的影响；相反，在经济遭遇暂时性的冲击时，金融摩擦则会导致较大的长期增长率损失，但同时会加快经济向稳态转变的速度，进而使得企业缺乏足够的时间发挥自筹经费和利用内部资金的作用来克服信贷约束的影响。Midrigan & Xu(2014)则指出企业为进入和技术采用决策承担的较大的长期投资只能通过逐期支付，因而使得企业难以使用内部融资资金；而金融摩擦直接带来的错配则可通过高效率的生产者积累内部资金从而使它们迅速从借贷约束中成长起来。 六、简评 最近一二十年，学术界在资源错配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可行的微观理论及经验分析框架，这样的研究帮助我们清晰认识了资源错配的实质、测度、潜在影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内容，并极大地丰富了微观、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资源错配问题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想要实现赶超先进国家的目标，改善当前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提高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最有希望的途径，而不一定要花巨大的代价去研发和获取那些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先进技术。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问题之一就在于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当前出现的许多结构问题实质上是由地区、部门或行业间的资源错配而引致的。资源错配理论的出现无疑为解释和解决中国当前转型时期出现的经济现象及其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切入点。事实上，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就该问题对中国的研究已经开始大量出现，如Brandt et al.(2013)就从时间、空间、部门三个维度，对中国各省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要素扭曲、省与省之间要素市场扭曲的内容展开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另一方面，这一现象也受到了政府的极大重视，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便是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开出的最好改革良方。 虽然学术界在资源错配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该问题的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两个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拓展。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以Hsieh & Klenow(2009)为基准的各类研究大多局限于在静态的经济系统内考察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少数如Peters(2013)和Moll(2014)等开始分析经济动态的情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Peters(2013)近年来的一些新观点为深入探讨资源错配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资源错配不仅表现为导致要素边际产品不等的市场摩擦的静态现象，同样也可能与异质性企业的进入退出、研发决策相结合，进而在动态上产生更严重的后果。Peters通过构建一个由异质性企业的不完美竞争市场导致资源错配的简易内生增长模型，分解和精确预测了经济增长、资源错配及福利变化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企业进入成本是影响企业市场力量的重要原因，因而降低企业进入壁垒、促进市场竞争将会减少资源错配和提升经济的总产出。可见，由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将是今后该领域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而在研究内容方面，资源错配更多的潜在原因和内在作用机制还缺乏更深层次的探讨，未来还有很多开放性问题值得学者们在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解答。例如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中，资源错配如何通过人力资源、技术、创新、竞争等这些决定企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因素来影响经济增长?Bartelsman et al.(2013)和Acemoglu et al.(2013)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地，在探索和弄清资源错配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的基础上，如何完善政策和制度建设进而减轻、消除资源错配的影响，这也是亟须解决的具有较大挑战性的问题。当然，已有少数学者通过对“产业集群”的分析尝试对解决、纠正资源错配的途径进行了探讨。总之，我们期望将来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在资源错配问题研究的历程中提出更多新的有趣的命题和解决方案，不断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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