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以来金融宏观调控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_宏观调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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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实现了低通胀、高增长的目标。经过近三年多的努力，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取得成功。货币政策操作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本文意在总结成功经验，找出存在问题，以利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一、199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取得巨大成功

（一）判断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标准

宏观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是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评判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效果的标准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1.经济增长是否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态势。

2.物价水平是否保持相对稳定。物价稳定与否，主要是看物价涨幅的大小。

3.经济结构是否稳定优化。

4.货币供应量增长是否适度。货币供应量变动反映社会需求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是否适度和物价水平有重大影响。由于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物价变化有一个时滞，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趋势是衡量经济运行中供求均衡和物价稳定与否的一个先导指标。

5.金融业运行是否正常。主要看三条，一是银行信贷资金能否顺畅、安全地周转；二是金融秩序是否正常；三是企业正常合理的资金需要能否得到必要的满足。

（二）1993年宏观调控前的经济环境

1991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处于周期的高增长阶段。但1992年上半年，由于人们错误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的发展热情异常高涨，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许多问题。

1.忽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各地大上开发区，良田破坏，农民大批进城务工，大量的土地被撂荒，农村资金流向沿海和城市，对农业的投入明显下降。农民务农积极性大大下降。

2.固定资产投资严重膨胀，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到1993年1季度，全国的开发区共有2000多个，有人估算要建好这些开发区需3万亿元资金，几乎接近当时全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开发区房地产带动投资猛增，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0.7%，新开工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4929个，增长35.1%，在建总规模达10000多亿元。1993年虽经控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仍达36.5%，比1991年跃升11个百分点。

3.供需失衡加剧。受投资过快增长的拉动，社会总需求明显上升。需求膨胀先在生产资料价格表现出来。人民银行编制的企业生产资料购进价格指数同期比增幅，由1992年3月的4.1%跃升到12月的14.8%，峰值月份1993年8月为31.7%。需求膨胀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则在稍后的月份才反映出来。

4.金融秩序混乱。乱拆借、乱集资、乱提高利率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内地金融机构、各种公司、企业以及机关团体，或拆借，或集资，资金大量流向沿海，流向城市，投入开发区，炒房地产，炒股票；一些企业也不计成本大搞福利集资。资金的无序流动，使内地部分地区的金融机构支付能力大大削弱，有些地方小的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利率大战也很激烈，许多地方乱集资利率在15%—18%，超过20%的也不鲜见。

5.货币供应量超常增长，全社会信用膨胀。按1994年以前的老口径统计，1992年货币供应量增长达到1987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M[，1]增长36%，M[，2]增长31%；到1993年4、5月份，M[，1]增幅超过40%，再稍后一、两个月，流通中现金增长50%以上。以社会集资、金融机构乱融资、企业之间自发借贷和财政信用为代表的社会信用急剧膨胀，信用风险日积月累。

1993年7月开始金融宏观调控时所面临的形势严峻。

（三）三年多来的货币政策调控水平高，成效大

针对1993年7月前的经济过热，中央从二季起度开始采取措施，6月份下发了6号文件，7月份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政策。自此，中央银行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连续三年多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协调配合，取得很大成功。

1.经济在平稳回落中保持了适度增长。其典型特征是，波动幅度减小，周期拉长。三年调控，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平稳回落，调控前1992年增长14.2%，1993—1996年分别增长13.5%、12.6%、10.5%和9.7%，4年回落4.5个百分点，年均回落1.1个百分点，回落期从1993年4月算起，到1996年末，共44个月，明显延长。与上轮调控经济急剧下降、短期大幅波动形成鲜明对照，目前我国经济处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态势。有关情况见下表：

两次调控国内生产总值落差比较分析

当年增长（%）落差（百分点） 年均落差（百分点）

1988—1989年 1988年 11.37.2 7.2

1989年 4.1

1992—1996年 1992年 14.24.5 1.1

1996年 9.7

1988年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城镇居民提款抢购商品，国家从9月份开始，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实行“双紧”，严格控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并用，总需求受到严格控制。到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1988年下降8%，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下降20%左右。

由于调控力度过大，工业生产在1989年10月份负增长2.1%，比1988年10月份的高峰值低22.6个百分点。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1%，一年回落7.2个百分点，经济从峰值的1988年的10月到低谷的1989年10月仅12个月，呈大上大下特征。

2.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一轮通货膨胀，企业生产资料购进价格上升明显领先，回落也较早。反映物价发展趋势的定基比，1995年年中这一指数已呈平稳发展态势，虽然当时同期比仍在10%左右，综合生产资料购进价格和消费价格进行趋势判断，此轮通货膨胀已进入后期。零售物价指数同期比，也由1994年10月25.2%的峰值回落到1995年12月的8.2%、1996年4.4%。从技术上分析，把年内12个月的同期比零售物价指数加权平均后的年平均零售物价指数对价格水平反映迟钝，1994年为21.7%，1995—1996年分别为14.8%和6.1%。1996年的物价控制达到了目标。

3.货币供应量增长基本适度，金融形势平稳。1996年广义货币M[，2]增幅平稳回落，年末增长25.3%，基本实现了年初制定的控制目标。M[，2]增势得到控制，为今后一段时间控制经济过快增长和控制通胀创造了条件。狭义货币M[，1]增幅回升到适当水平，全年增长18.9%，调控货币流动性，支持经济增长的目的基本达到。流通中现金M[，0]全年控制在计划目标之内，对零售物价的回落起了重要的作用。国家银行各项贷款投向合理，金融运行总体平稳。

4.总供需基本均衡，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800亿元；农业连续两年大丰收，总产量超过4.8亿吨，农副产品供求明显改善；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年末为1050.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加强对交通、邮电、通讯、电力等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投入，“瓶颈”制约有所缓解。1994—199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分别为36.5%、34.5%和35.1%，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基础产业，供需基本均衡。

二、近几年金融宏观调控取得成功的经验

1993年以来的金融宏观调控取得成功，其经验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一）科学决策是保证制定正确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前提

任何政策的制定离不开人的主观行为。这轮金融宏观调控的科学决策主要体现在：

1.组织保证。中央银行有一个懂业务、识宏观、善管理、能决策的高素质的领导群体，这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保证。

2.支持系统。从各国中央银行以及我国本次金融宏观调控的实践看，货币政策决策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系统。即必须有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工作理论框架，并有为获得宏观经济金融运行指标所进行的经济、金融数据的采集和加工整理工作体系。

3.认识水平。通过这轮金融宏观调控，决策者对货币政策的认识有一个大的飞跃。一是在宏观调控的意识上，强调货币政策是国家的重要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中央银行的行业管理政策。二是将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纳入宏观经济总体运行中加以把握，而不是就金融论金融，就信贷论信贷。三是在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重视并加强对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及时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势。

（二）宏观调控目标明确，始终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没动摇

1.始终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施的出发点。这轮金融宏观调控的中心是控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密切关注物价水平的变化，采取多种措施控制住了总需求的过快增长。

2.正确处理稳定币值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保持币值稳定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稳定币值要求针对总需求的过快增长实施宏观紧缩的政策；促进增长要求摒弃零通胀的方案，要求增加适当的投入保持需求的适度增长。

3.实施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意志坚定。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企业软约束、各方面发展冲动对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压力大。1993年以来，中央银行在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过程中，数度为企业资金紧张和企业经营困难所困扰，面对社会各个方面要求放松银根的呼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没有出现反复，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坚持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决心从没动摇。

（三）适时地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传统的贷款规模转化为货币

供应量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是能够代表社会总需求变化的指标。

货币供应量由流通中现金和企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构成，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与商品和劳务相对应。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基本能够代表社会总需求的变化。

在过去单一的国家银行体制下，信贷管理高度集中统一，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结构单一，对货币供应量的创造几乎全部依靠银行贷款，国家银行贷款总量与货币供应量接近，控制了国家银行的贷款规模也就基本控制住了社会总需求。实际上贷款规模曾长期被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但是，随着改革和发展，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贷款规模局限性逐渐明显。其一，贷款规模所管理的不是贷款的全部。贷款规模管理的范围只包括经过改革形成的几个大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对其它的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社，以及变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的信贷活动则难以管理。而贷款规模管辖范围以外的信贷活动随着改革的发展还异常活跃，发展很快，以致控制了贷款规模，也难以控制全社会贷款的增长。其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银行的资产结构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贷款在银行的资产中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其它资产业务，主要是外汇占款和银行对财政净债权所创造的货币增多，控制贷款规模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变化。若对货币供应量的形成和创造过程进行因素分析，并将每一因素的影响程度用贡献度这个指标来衡量，则可以看到，1986年国家银行规模管理的贷款对广义货币M[，2]增长的贡献度是110.1%，（比值大于1，意味着其余项目当年增额总计为负），1989年这一比例为100.4%，1990年为82.3%，1995年为49.6%。规模管理的作用越来越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为有效地调控社会总需求，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适时地正式建立了能够预示社会总需求变化的货币供应量统计制度，于1994年作为监测目标向社会公布，1996年将货币供应量指标由货币政策的监测指标转变为中介目标。广义货币M[，2]的变化代表社会需求总量的变化，它反映总需求的中长期走势。狭义货币M[，1]是货币供应量中最活跃的部分，它代表的是即期需求，短期经济运行主要考察M[，1]。

（四）将货币政策的操作手段由直接控制贷款规模为主，转变为以

运用中央银行资产调控基础货币为主

以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手段，不能控制信用总量。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可以控制信用总量，即货币供应量。

1.将基础货币这个概念引入宏观决策中。货币供应量是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在近三年的宏观调控中，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调控货币供应量已转变为主要是控制基础货币。

2.密切关注商业银行备付金即超额储备的变化。备付金是基础货币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基础货币中最活跃的部分。其功能，除了用于客户现金提取和转帐结算外，就是信用扩张，引起存款增加后，交存法定准备金。因而备付金多少，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中央银行的所有政策工具，无论是从资产方还是从负债方施加影响，首先引起的是备付金的变化。备付金率（备付金／存款总额）已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操作目标。

3.货币政策工具“对冲”操作，保持基础货币的适度增长。中央银行主要是通过资产创造负债。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中央银行外汇占款增加较多，为有效地控制基础货币的扩张，中央银行通过大力收回或减少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对冲”操作。针对资产业务之间“对冲”操作仍不足以抑制货币过快增长的现实，中央银行又通过负债业务，发行中央银行融资券和对有关金融机构开办特种存款“对冲”操作，保证了基础货币的适量增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引入再贴现政策工具，尝试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通过调控基础货币来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格局基本形成。

（五）根据形成通货膨胀的不同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宏观

政策，防止一刀切

全社会零售物价指数是宏观经济政策控制的主要指标。由于1992年下半年和1993年上半年乱集资和炒股票，使居民消费推迟，零售物价上升大大滞后。到1993年第三、四季度，主要是农副产品带动，零售物价表现为大幅上升趋势，1994年10月达到高峰。其原因，一是长期忽视农业，农产品产出增长下降；二是1992—1993年工业品价格暴涨，农用工业生产资料亦大幅上涨，农产品成本加大；三是比较利益驱使，1992—1993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后，农民也要求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农业劳动力成本提高；四是开发区增加，良田减少；五是1989—1991年粮食收购价下跌，此时反弹。根据以上的通货膨胀原因，货币政策和其它宏观经济政策配合，既控制需求，又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入。

1.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增长，防止挪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在投资资金来源中，约有一半直接或间接由银行贷款提供。这轮宏观调控控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对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控制，并从信贷政策上加强对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将流动资金贷款的增长与企业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增长对比审核，以此从投资资金来源上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

2.增加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保障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供应。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供给对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控制通货膨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轮宏观调控中央银行通过信贷政策鼓励对农业的信贷投入，满足收购农副产品的资金需要，对农业的稳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3.通过短期贷款和票据贴现增加企业的流动性，支持有效益、讲信誉企业的发展。中央银行通过适量追加贷款规模和调整规模的使用进度，促使商业银行适当增加对产品有市场、有效益、讲信誉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同时，中央银行积极推进票据贴现和再贴现，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这些措施稳定了生产，增加了供给。

（六）货币政策在控制总量的同时，力促结构调整，以此保持需求

有一个适度的增长

本来，货币政策主要是调控总量，结构调整应主要由财政政策来负责。但我国目前财政预算较为困难，财政政策难于全面肩负起结构调整的重任。而结构对总量又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货币政策在一定范围内不得不兼顾结构调整。在这轮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促进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保”政策上，即保国家重点建设、保农业、保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有效益讲信誉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保国家重点建设，不仅促进了结构调整，而且还使需求保持了一个适度的增长。上轮宏观调控投资控得过紧，1989—199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长期过低增长，导致经济急剧滑坡，几次点贷启动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不能奏效，不得已改为以投资需求启动，这轮宏观调控使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适度增长，没有招致总需求的过分下降。正是因为重视在结构调整中保持总需求适度增长问题，所以在宏观从紧的背景下，结构矛看虽然突出，但仍得到极大的缓解，这使经济保持了稳定的增长。

（七）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数次适时微调，保证了生产发展的

适度资金需要

这一轮宏观调控的又一典型特征是通过微调保证经济增长平稳回落，避免了过去几轮宏观调控的大上大下。1993年调控，清理“三乱”，部分地区金融机构的资金和头寸紧张，有些金融机构经营难以为继，为维持生产，中央银行于1993年9月份通过增加贷款微调，流动性偏紧的问题得到缓解，也为1994年几项重大经济改革措施出台创造了较宽松的条件。1994年第二季度，针对企业资金紧张的不同情况，提出了有区别的贷款政策，增加了部分贷款，满足了有效益、有市场的企业资金需求。1994年4月汇率并轨，中央银行通过结售汇渠道供应的货币量较多，社会通胀压力增大，中央银行于1994年10月份通过收缩对金融机构贷款和开办特种存款，有效地控制了流动性的继续扩张。1995年9—10月和1996年4—5月，为缓解工业生产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中央银行通过调控信贷政策增加了企业的流动性。微调措施既防止了过紧，又克服了放松，总的看，调控力度把握较好。

（八）调控社会公众的预期，调整货币的流动性

1993年以来宏观调控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资金结构性紧张，表现为企业单位定期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高增长，而企业活期存款却增长乏力。在广义货币M[，2]增率偏高的情况下，狭义货币M[，1]增率偏低。这种状况不利于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根本原因是公众对未来的预期较低。为提高公众的预期，增加和改善企业的流动性，中央银行在利用信贷政策适量增加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同时，1996年通过取消保值储蓄以及两次调低存贷款利率，使M[，1]的增幅回升，货币流动性提高，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矛盾。1996年中央银行加大了对利率政策工具的利用力度，通过利率工具调控社会公众的预期，对调整货币的流动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九）加强金融监管，改善金融服务，保障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

历次宏观失控都伴随着金融秩序的混乱。最近三年多的金融宏观调控始终将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堵邪门，开正道。金融秩序的整顿，有效地防止了金融风险，同时也为宏观控制创造了条件。

1.纠正帐外违规经营，清理证券假回购，既防范了金融风险，又保证了中央银行对信用总量的控制。

2.根据分业管理的要求，严格市场准入。对金融机构实行重新登记，促使证券业、信托业与银行业的脱钩，使社会信用发展更加规范。

3.颁布《贷款通则》，实行《贷款证》和主办银行制度，建立新型的银企关系。通过改善金融服务来加强金融管理，奠立了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基础。

这些措施排除了众多的调控真空，有效地保障了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

（十）货币政策积极寻求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操作的

主动性和调控水平

1.首先认识到货币政策操作与财政政策操作相互影响较大。摒弃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谁大谁小的论争，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多方位地寻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结合点。近几年在投资、企业资金拨补、财政信用和国债等领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达成了许多共识，调控的合力增强。

2.客观地为货币政策定位，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主动性和调控水平。货币政策长于调控总量，财政政策长于调控结构。货币政策目前之所以肩负一定的调控结构的职能，是不得已而为之。正确认识货币政策在结构调整领域的局限性，避免调控越位，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主动性和调控水平。

3.对国债的认识有很大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债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结合点。近几年国债发行又有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财政的调控能力，减轻了银行的负担，同时也为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今后金融宏观调控应注意的问题

在充分肯定这次金融宏观调控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应客观冷静地看到，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为进一步提高调控水平，我们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高

分析判断经济形势，有许多宏观经济指标。它们分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我国缺少理想的先行指标。我们观察经济形势将零售物价作为重要指标，这一指标滞后于宏观经济运行。首先，包括批发物价和生产资料价格的物价指标其变化均滞后于经济波动；其次，零售物价、消费物价又滞后于批发物价、生产资料购进价格指数的变动；第三，我们习惯运用的年平均价格和同期比价格指数又远没有我们不习惯使用的定基比指数和环比指数反映灵敏。分析指标选择和运用不恰当，容易造成分析、判断的误差。我们将物价作为主要分析指标，容易造成决策的滞后。

鉴于此，中央银行需继续加强货币政策的基础建设，增强工作质量，保持经济金融统计指标的准确性。同时应加强货币政策研究人员，并使他们不断总结积累分析判断经济形势的经验。

（二）稳定居民储蓄存款的措施要慎重

中央银行于1993年7月11日再次恢复了保值贴补，这对于稳定储蓄、增加银行的资金来源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是，以保值贴补稳定储蓄存款，对宏观调控有负作用。

保值贴补率的变化滞后经济波动。一是，如上述计算保值贴补率的全社会零售物价和服务费用价格总指数是滞后指标。二是，保值贴补率计算滞后。为了便于储蓄工作人员操作，当月必须公布下个月的保值贴补率，统计的原因使计算只能用上个月份的数字代替，因此当月保值贴补率实际又滞后其应对应的物价指数两个月。

保值贴补对经济的影响与利率无二。但保值贴补依物价指数而变化，中央银行难调整；其滞后对经济影响的负作用更大。1995—1996年储蓄高增长，货币流动性过低，与人们受高的储蓄保值贴补率的影响有重要关系。另外，保值贴补对利率违规起到示范作用。例如1995年12月，我国的保值贴补率为13.24%，三年期的法定存款利率12.24%，两者相加高达25.48%，当时某些贷款利率月息超过2分，甚至更多。

（三）对金融创新的敏感性要进一步提高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任何一种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都会对货币政策产生巨大影响。1994年起。我国金融机构进行创新，选用国外只有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才运用的国债回购进行融资。几年来的运行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管理混乱，无真实国债虚假回购、一笔国债多次回购、虚开代保管单等，给金融体系造成较大损失。1994、1995年，国债回购造成的债务负担达300多亿元。二是许多国债回购资金进入股市炒作，造成过度投机。1996年下半年后股市开始活跃，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用国债回购资金进入股市，加大了股市的投机程度，年末股市回落造成的损失目前难以估计。三是回购收益率波动过大。收益率高时达28%，低时仅为2.9%，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利率体系。因此，应考虑按照国外通行的作法取消金融机构间的国债回购，把它作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

（四）利率调整应贯彻及时、小幅、微调的原则

利率下调可以调整经济主体（城乡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的资产选择行为，缓解城乡居民储蓄的过快增长，增加他们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减轻国债的发行成本，培育发展国债市场。在通货膨胀缓解的前提条件下，下调利率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目前的经济运行环境下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还是应贯彻及时、小幅、微调的原则。

（五）应把对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研究提到议事日程

目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较多。政策工具数量多，相互间的协调会变得困难，容易出现冲突。为了使货币政策更加有效，避免政策操作混乱。应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借鉴西方国家经验，认真慎重地研究确定一种操作工具作为最重要的工具加以培育。今后一个时期，中央银行贷款仍将是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但现在似可以考虑将公开市场操作逐渐培育为最重要的操作工具。

（六）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协调

目前我国资金分散引起重复建设、结构失调，同时也使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增大、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低下。资金分散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决定的财政收入所占比重低有直接关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两大政策协调的迫切性、重要性。在财政收入对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增长的漫长过程中，应当运用国债，改变一部分资金运用渠道，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1996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0%，年末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5%，仍然很低，这不利于国家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降低国有企业畸高的负债率，造成银行承担了贷款发工资、支持地方盲目经济开发、代垫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等准财政业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还表现在国债的发行上。目前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不合理，中期的比重过大，短期的和长期的比重较小；财政部门与中央银行在国债一级市场上的沟通不够，国债的发行利率和成本偏高。以上发行中存在的问题，不利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此外，货币政策还受到投资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必须加强与他们的综合协调。

[＊]参与讨论：时文朝 李跃 张利群 姚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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