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斥哲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主义论文,倾向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是崇拜形式、轻视内容的时代，因为它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交接点上，而这一转型过程不是通过自然的、长期的历史发展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完成的，这就造成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巨大脱节和形式主义的泛滥。这种形式主义的病毒也侵入到整个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的领域，连素以批判意识自居的哲学也难以幸免。所以，在当前的哲学研究中，真正严肃的工作决不是在沙滩上营造哲学体系的大厦，而是认真地清理思想的地基，特别是通过对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使哲学研究重新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研究动机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众所周知，对任何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是通过具体的研究者来进行的，而任何研究者都是在一定的研究动机的支配下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的。这似乎是老生常谈，然而，以往对哲学研究活动的反思正是因为忽视了这样的老生常谈，才得不到实质性的进展。事实上，哲学研究的秘密深藏于研究者的动机之中。
在当今的哲学研究中，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研究动机：第一种动机是出于对所研究的哲学问题的真正的理论兴趣，换言之，出于对真理的热爱和追求。第二种动机是出于对科研经费的渴求。当获得科研经费上升为研究者的第一动机时，研究者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理论兴趣，而去研究那些自己并不感兴趣的课题。第三种动机是出于对虚荣心和实际利益的追求。比如，不少研究者撰写论著的直接动因是获得更高的职称。职称晋升既包含着某种虚荣心的满足，又蕴含着种种实际利益的获得。
无庸讳言，在实际的哲学研究活动中，上面三种动机总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迥然各异的动机结构。然而，不管如何，当第二、第三种动机上升为主导性的动机，而第一种动机被边缘化，乃至完全被悬搁起来时，真正使哲学研究获得创造性发展的、实质性的内驱力也就消失了，形式主义的动机支配了整个哲学研究的领域。今天，还有多少哲学研究者怀着纯粹的理论兴趣和真正敬畏的心情在谈论真理呢？一切都被形式化了，人们不是在追求真理，而只是好象在追求真理，如此而已！由于这种分离和对立，缺乏思想性和创新意识、不断在低水平上重复的所谓“哲学论著”大量涌现。它们或许能够使一些研究者走出经费窘迫的困境，并如愿以偿地获得更高的职称，但却无法使哲学真正地向前迈进。哲学宛如一个陀螺，始终在原地旋转。
2、研究态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
哲学研究活动不光受到研究者的研究动机或出发点的影响，也受到研究者的研究态度的影响。在研究态度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研究者注重的是研究对象的外观、形式或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还是研究对象的实质、内容或具体的含义。如果研究者注重的只是研究对象的外观、形式或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这种研究态度必定是无根基的、形式主义的，研究者也必定会失去自己的立场，像浮萍一样地飘来飘去。这种研究态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如下：
一方面是研究者对哲学新思潮、新观念和新名词的盲目崇拜。这里有一种形式上的、时间上的崇拜，即哲学上最新出现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介绍最新哲学思潮的时髦论著，其文本犹如"T"型舞台，跃入读者眼帘的是一些新思潮、新观念和新术语。但仔细读下去，就会发现，所谓“新思潮”、“新观念”和“新术语”不过是给陈词滥调加上的新包装罢了。其实，在哲学上最新的观念未必一定是新的，最旧的观念也未必一定是旧的。正如黑格尔在嘲笑人们对康德哲学的所谓“推进”时所指出的：“我们现时许多哲学上的努力，从批判哲学的观点看来，其实除了退回到旧形而上学的窠臼外，并无别的，只不过是照各人的自然倾向，往前作无批判的思考而已。”（见《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8-119页。）
另一方面是研究者们在研究各种哲学问题时，注重的只是哲学观念的单纯外观上的、学理上的含义，而完全忽视了其具体的、历史的意向性。
比如，近几十年来西方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其滥觞于启蒙时期的现代性观念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反思。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完全撇开中国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情景，亦步亦趋地追随这一思潮。殊不知，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我们正在追求的正是现代性的观念体系。连现代性的观念都未普遍地被接受，又何言“后现代主义”？当然，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启发我们对现代性的观念做出必要的修正，但如果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对现代性观念的全盘否定，那就等于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总之，我们决不能形式主义地照搬西方人的哲学观念，必须从自己的具体历史情景出发，以这些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有效性做出合理的说明。
3、研究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倾向
不管一个研究者自己是否意识到，他总是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的。在形式主义蔓延之处，研究方法也会不可避免地被形式化。事实上，无论是当今的哲学研究，还是比较哲学的研究，都充斥着形式主义的现象。
在哲学研究中，历史主义的泛滥就是一个明证。当今中国哲学界出版的大部分哲学著作都可以被视为历史主义的杰作。翻开这些著作，至少有四分之三或更大的篇幅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即对所研究的哲学问题的历史进行无休止的回溯，而真正体现思想创新的逻辑结论却难以找到。也就是说，研究者们的普遍兴趣并不是对自己所研究的哲学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他们只是满足于对所研究的哲学问题的历史的追溯。要言之，对问题历史的随心所欲的描述取代了对问题本身的艰苦深入的思考。实际上，研究者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哲学研究，而仅仅是这种研究的外观和形式。这就像克尔凯郭尔笔下的第欧根尼：当第欧根尼所在的科林斯城受到马其顿国王菲力浦的围困，居民们积极地起来进行防御时，“第欧根尼看到这一切，赶忙把斗篷裹在身上，并开始沿着城中的街道起劲地来回滚动他的木桶，免得成为如此众多勤勉市民之中唯一游手好闲的人。”（见《哲学寓言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页。）
在这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中，蕴含着对历史起点、历史过程和历史知识的无限的崇拜。研究者们的大脑里装满了未消化的历史知识的石块，正如尼采所嘲讽的：“因为我们现代人自身内毫无所有；我们只由于使我们填满了，并且过分地填满了陌生的时代、风格、艺术、哲学、宗教、认识，而成为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成为走动的百科全书，一个误入我们时代里的古希腊人也许将要这样称呼我们。”（《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5页）事实上，只要一个哲学研究者成了尼采笔下的“走动的百科全书”，那么他对任何哲学问题的研究都将被形式化，即成为单纯的历史主义的语言游戏。
在比较哲学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就是形式主义泛滥的一个明证。本来，比较哲学的研究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研究者至少要精通两上以上的不同的研究领域，然后才可以言比较。但实际情况却表明，往往是对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不甚了了的人，在比较哲学研究的领域里表现得最活跃。在工厂里，一个学徒要成为师傅，还得经过三年的学习期。然而，在比较哲学研究的领域里，任何人似乎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权创造“不清楚+不清楚＝清楚”的神话。
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人，常常任意地从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中抽取出不同的对象进行比较，如朱熹与黑格尔、海德格尔与老子、德里达与庄子等等。在比较研究中，他们注重的只是“形似”，即被比较对象在形式上、外观上、学理上的相似之处，而不是“神似”，即被比较对象在内在精神上是否相似。比如，从外观上看，朱熹的“理”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非常相似，且从学理上看，两位哲学家又都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从深层精神上来分析，朱熹的“理”蕴含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的认可，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则体现了西方的启蒙精神，即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理性的精神。也就是说，从深层精神上看，朱熹和黑格尔的思想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同样地，海德格尔与老子在对“道”的本质的理解上，德里达与庄子在对“自由”的深层含义的理解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与他们各自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时代的不同的精神状况相关联的。
事实上，比较哲学研究要走出这种由任意性主宰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真正上升为一门科学，就要抵御形式主义思想病毒的侵入，对比较哲学研究的前提、价值预设、时间观念、概念的学理上的含义和历史上的含义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4、对哲学怀有真诚的敬畏之心。
众所周知，在形式主义倾向泛滥之处，哲学研究至多只能造成外观上的繁荣，就像克雷洛夫笔下的“磨光的金币”。哲学研究要走向真正的繁荣，必须拒斥种种形式主义的现象。
首先，要确立对哲学真理的真正的敬畏之心。在市场经济的浮躁情绪的支配下，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价值”和“利益”，而“真理”这个词似乎完全被遗忘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过去对真理的追求是多么漫不经心。只要读过两本哲学导论，人们就自以为有资格来谈论哲学了；而从未读过哲学书的人们则奢谈所谓“哲理”。殊不知，高深的哲理岂是凡夫俗子有资格谈论的。在我们看来，哲学从来就不是一切人的事业，而只能是少数人的事业。只有对哲学的真理怀着真正敬畏之心的人，才不会以形式主义的方式去研究哲学。
其次，要坚持哲学论著中思想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无庸讳言，缺乏学术根基的思想性是站不住脚的；反之，缺乏思想创新的单纯的学术研究也只有在非常有限的研究对象上才是有意义的。尤其在哲学研究中，思想创新乃是灵魂。事实上，也只有抓住这一点，对学术规范的倡导才不会流于形式。否则，完全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篇哲学论文在形式上非常完整，它的“关键词”、“内容提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参考书目”等一应俱全，但唯一欠缺的是思想或灵魂。这样的作品和纯粹形式化的所谓“学术规范”能够造成哲学的真正繁荣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再次，要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具体的历史特征的反思和把握。须知，一般说来，哲学家使用的重要概念（如“人”、“人性”、“人的本质”、“精神”、“物质”、“存在”、“道”、“理”等）都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抽象的学理上的含义，即抽法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特征都可以谈论；另一方面是具体的、历史性的含义，即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背景和历史时期的哲学家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赋予这样的概念以具体的、特定的含义。如果说第一方面的含义是形式化的，那么第二方面的含义则是实质性的。然而，以往的哲学研究总是停留在第一方面的含义上，而没有深入到第二方面的含义中去。当然，要深入到第二方面的含义中去，诉诸历史主义的方法是不行的。重要的是研究者要确立正确的历史意识。历史主义信奉的格言是：只有懂得过去，才能理解现在；而历史意识信奉的格言则是：只有理解现在，才能研究过去。这就告诉我们：在进行研究活动时，不要急急忙忙地扑向对象，也不要急急忙忙地去回溯历史，重要的是先行地反思自己和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反思研究活动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的历史性，从而带着正确的先入之见进入研究活动，以避免研究活动的形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