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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实事求是精神、共性与个性结合论已成为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思维导向，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实哲学基础。
一、实事求是精神、共性与个性结合论体现在我们党长期探索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之中
实事求是精神是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从实际出发求“是”，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要达到这种“统一”，不仅要有求“是”的正确思维路线，而且要有求“是”的正确思维方法。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结合关系在于：人类的认识运动是特殊和一般的统一。人们总是首先认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进一步通过概括去认识诸事物的普遍的一般的本质，然后在这种普遍的一般的认识指导下，继续深入研究各种具体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以补充、丰富一般性的认识。如此循环往复，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我们只有在实践中认识和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才能找到认识事物规律的具体道路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讲，共性与个性结合是求“是”的具体方法论。
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精神，认识和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关系，是能否成功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原则，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即国情属于社会主义的“个性”状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坚持共性个性“结合”论，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同样证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不仅需要实事求是精神，而且需要共性与个性结合的方法论。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既富有成效而又艰辛曲折的探索。
对于共性原则，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但是不能照抄。对于苏联建设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我们一定要借鉴。然而，苏联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中国特殊国情，毛泽东则认为，第一条，中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第二条，中国的革命是后进的，根据上面的分析，毛泽东把中国的经济遗产和文化遗产落后的状况概括为“一穷二白”。
由于初步实现了建设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我们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探索社会主义的某些积极的理论成果。但是，自1957年下半年以后的20多年时间内，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理解上存在教条化、误解化倾向，以及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偏误，使我们离开了共性与个性结合的轨道，先是提出“三面红旗”发展战略，使这一探索陷入超越阶段的空想，后来又使探索的主题转向解决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问题，逐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总之，历史经验已经表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实事求是精神、共性与个性结合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指导。
二、实事求是精神、共性与个性结合论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实事求是精神，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从共性方面看，邓小平同志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过程中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社会主义观念。
一是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观念。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必须从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本本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到活生生的群众实践中去概括什么是社会主义，去寻找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他纠正了人们把“贫穷”、“平均”、“大、公、纯”等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误解，明确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1992年初，他在南巡谈话中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新概括，确立了实践的社会主义新观念。
二是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新观念。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能动摇，但是，社会主义具体体制模式是可以在实践中探索、选择的。他在南巡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科学地解决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是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新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尖锐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他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在南巡谈话中又从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上阐明了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权的重大意义，指出，“离不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四是形成了关于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新观念。邓小平同志率先批判了社会主义“自动优越”论，认为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有一个通过改革开放逐步完善逐步充满活力的过程。他首创了改革开放论。不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触动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而且深刻阐明了改革的性质，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而不是以放弃社会主义为代价。改革又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要根本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样的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同时，他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象中国这样的大国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应当靠自己，这叫自力更生。但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
从个性方面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唯物辩证地再认识中国国情。一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现状。邓小平同志指出：一方面是“底子太薄”。中国的建设虽有成绩，但“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中国的科技水平从总体上看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另一方面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和耕地偏少。同时，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二是明确界定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这就为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三是确认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出发点和特殊根据。
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共性原则和当代中国个性状况的认识产生了新突破，这就使得我们党能够在实践中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命题。从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到特色思想命题的确立，标志着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有了科学称谓，蕴含着建设共性与个性结合的社会主义的深刻哲理。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发展推动着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的历史进程。首先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作了最早的理论概括。其次是，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十二个重要观点。最后，党的十四大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条内容。这三次理论概括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结论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共性与个性结合论，就没有这些新结论的产生，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三、实事求是精神、共性与个性结合论渗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体系之中
由上所述，从纵的方面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形成、完善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从横的方面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成果。它的基本内容同样充满着实事求是精神、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哲理，展示着马克思义哲学一般原理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实践的运用和发展。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决定着社会的性质、面貌和变化，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更替。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而生产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们党运用这一原理破除了仅仅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论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而且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坚持经济建设中心不动摇这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从而启迪人们不突出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物质技术基础，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吸引力。这些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生产力是最终决定力量的一般原理。
（2）体制改革思想蕴含着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毛泽东同志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层次上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情况，相适应是“基本的”，不适应部分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调节。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已成为当前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是，他没有深入分析具体的经济、政治体制层面上存在的问题，没有认识到旧的僵化体制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突出了体制问题，使我们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机制的认识深化了，启示我们只有从体制改革入手才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这就深化和丰富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著名论断。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原理，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思想观点，这就确立了通过改革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同时，又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实行改革与开放同步，经济体制同其他体制改革配套，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时进行的方针，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这些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发展动力论。
（3）对外开放思想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交往理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赋予交往以广泛的意义，“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性商品市场的出现，以及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手段的使用，打破了以往由自然经济所形成的地区、民族和国家间联系的自然障碍，克服了闭关自守的民族偏见，拓展了社会联系和交往的空间，这就必然促使“交往世界化”，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⑤
对外开放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已经证明，各个国家之间的世界性交往正在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任何国家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求得自我完善，都必须与世界各国广泛合作和交往。特别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为各国交往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正是站在这一历史高度提出对外开放思想的：在他看来，“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实行对外开放是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兴办特区是邓小平开放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创举。既然要开放，又不能一下子全面铺开，在全国普遍推行之前划出一些地方先行试验，关于兴办特区的思想就是这样形成的。邓小平同志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些思想和实践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交往理论。
（4）四项基本原则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上层建筑反作用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集中表现为上层建筑为自己的“基础”服务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突出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的偏向。同时，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既确立了经济的中心地位，又确立了政治的保证作用。四项基本原则中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属于思想上层建筑范畴，作为上层建筑，既要反映经济基础，又要服务于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的新论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反作用原理。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伟大认识工具”正确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特殊规律关系基础上建构的“走自己的路”的理论形态。实事求是精神、共性与个性结合论象一条红线贯穿于这一崭新的理论体系之中。
注释：
①④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150页、第54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97页，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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