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风险引发的社会问题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_转基因食品论文

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机理研究———个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问题论文,机理论文,框架论文,新技术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给人类生活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负作用，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恩格斯曾说过：“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次征服，都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当今全球正在承受技术发展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如冰箱、空调的制冷剂氟利昂与臭氧产生化学反应，导致南极上空出现臭氧空洞；大量化石能源的使用带来了工业革命，也使碳排放过量造成全球变暖；克隆、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的滥用，引发了令人恐慌的食物安全和伦理问题。

       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过程是复杂的，受技术自身、社会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核技术因其放射性高、穿透力强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国防、医疗、环保等多个领域，发展核技术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决策。由于核技术自身释放出的各种放射性粒子、射线能够对人体健康及自然环境安全构成威胁，核科学家与政府分别从技术和政策层面对核技术谨慎研发、严格管理，以最大限度降低核技术风险。然而，大型核事故依然不可避免。2011年，日本福岛发生核爆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采取了紧急措施，但由于对事故后果严重性估计不足，加之发布的信息含糊其辞，引起了日本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质疑。东京电力公司作为管理单位在事故处理过程中犹豫不决、效率低下，明显缺乏专业素质，其不负责任的态度激起了公众对核辐射危害的强烈担忧。日本国内外媒体对事故发展态势的渲染和夸大，也制造了紧张气氛，加重了民众的恐慌心理及其对政府隐瞒信息的猜测。种种原因导致日本国民对此次核泄漏事故带来的消极心理甚至超过了对地震海啸的恐惧，引发股票暴跌、群体游行等经济社会失序现象。与此同时，事故经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引起了民众及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短短几天时间，核泄漏危机已波及周边国家，如在中国出现“抢盐”风波。

       在信息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已成为人们基本生活的一部分，相关技术应用蓬勃发展，但隐私泄密、互联网金融犯罪等问题也接踵而至。以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风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复杂，风险何时何地缘何发生几乎无法预判。2011年，我国开始实行火车票的网络和电话订购。对大多数公民而言，网络购票是利民之举，但对于很少上网、更少有“网银”的农民工而言，网络和电话购票使他们的返乡路变得难上加难。原来靠拼体力去排队买票，还有买到的希望，而现在的网上购票对他们来说则太复杂、太不切实际。这个“非常不公平”的事件激起了农民工的愤懑情绪，2.5亿农民工将矛头直指铁道部。可见，网络购票这样一个小小的互联网技术应用激化了社会负面情绪，导致社会弱势群体的群体行为。在ICT技术应用过程中，人与技术的交互非常密切，从而产生了众多新的社会问题，如网络沉溺、人格分裂、社会分化(数字鸿沟)、网络犯罪、网络恐慌和群体恶性事件等。这些社会问题是技术、人、社会相互作用和共同演化的结果，属于复杂系统性问题。此外，ICT技术具有创新周期短、应用范围广、传播速度快、难以预见性强等特点，其广泛应用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人们对新技术风险的研究往往落后于技术自身的创新发展[1]，同时，技术风险作为一种信息在社会诸要素的影响下可能演化出新型社会管理问题。因此，对新技术风险的评估与预测将无法避免地遭遇窘境。随着新技术的日趋复杂，如何对新技术风险进行准确预测与高效管理是科技管理部门及科技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总结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规律，探究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形成机理，构建理论研究范式，为新技术风险相关研究提供基础。

       1 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二维两阶段”理论模型

       本文认为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可从技术风险内在形成机理与社会风险触发机制两个阶段进行分析，进而构建系统的新技术风险分析评价与管理体系。

       1.1 新技术风险内在形成机理

       技术风险是指技术在被研发和使用过程中，对人类和社会产生利益损失的可能，其存在具有客观性[2]。可将技术风险看作技术的一种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强调技术对人和自然造成的危害与消极影响。通过细致的文献研究发现，学者们往往把“技术的负面效应”等同于“技术异化”进行考察[3]。而且对技术异化的概念界定，学者们的阐述并不一致。一般而言，技术异化是指在人类利用技术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中，技术也同时给人类带来了伤害，甚至发展为异己势力[4]。随着技术异化研究的发展，更多学者从技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层面对技术异化作出了不同解释。从技术的自然属性层面看，工业社会的技术已日渐成为一个完全自主、外在于人的支配系统，这致使技术异化产生于技术程序本身的性质[5]。技术在实现人类所需功能的同时也会实现符合自身特性的其它功能，这些功能往往背离了技术发明的初衷，技术异化由此产生。通过系统地考察中外技术异化理论和观点，如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技术异化思想、陈昌曙教授的技术两重性思想等，可以发现关于技术异化的研究大多存在一定片面性，尤其是对技术“本体”的概念界定尚不清晰。为此，本文通过总结大量文献，将“技术本体”的内涵定义为：人类应用科学原理，为某种特殊(原发)目的和功能需求而发明的方法、材料和应用系统，并认为“技术本体”异化是引发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能源危机、人口膨胀、核恐怖等弊端和危险都属于技术本体异化，此外，还包括由于技术误用和滥用引发的交通事故、战争纠纷、医疗事故等直接后果。

       从技术的社会属性层面看，任何一项技术发明都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为人所用构成技术与人类的交互[6]，服务于人类社会。而技术与人类这种交互演化的结果带有不可预知性，对于同一种技术，使用者的动机和能力不同可能导致行为结果不同，社会上出现的很多失控问题均由此产生。人使用技术总是带有功利性[7]，因而技术使用动机的差异性会造成技术异化。如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新兴实用的交友模式，其真实性、稳定性得到了用户青睐，但用户的信息安全却面临着巨大威胁。不法分子利用一些算法可以轻松获取用户的隐私信息，借此对用户的财产和心理造成重大伤害。同样，计算机网络技术一方面有利于正当线上交流，获取广泛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为不法分子开展网络犯罪、窃取资料、攻击数据库提供了手段。核危机、网络诈骗等社会失控问题均是由人的功利心导致的。此外，技术使用主体对同一项技术的使用能力不同[8]，往往使技术应用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最近风靡的“打车软件”，对于能够熟练操作互联网应用(APP)的年轻人而言，极大地方便了他们的出行，但却使老人、孩子等弱势群体成为受害者。2013年春运期间，各网站纷纷推出抢票软件，谁能够掌握抢票软件的技术方法，谁就能够享有超出“公平”范围的机会，快速获取火车票，“网络黄牛党”利用技术优势得以侵犯弱势群体的权利。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是“技术异化”的结果，技术异化源于技术本体和人与技术交互两个层面，包括技术本体异化、动机异化和能力异化。由此，本文构建了技术异化机理概念模型——“二维三点”模型，如图1所示。“二维三点”模型产生于对大量社会问题案例资料的追根求源过程，因而对于解释技术异化现象具有一定普遍适用性。

       1.2 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触发机制

       社会放大理论于1988年被首次提出，作为分析风险的一种新框架，它关注于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和文化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技术风险后果与信息处理、个人及群体的行为反应等紧密相关[9]。一旦技术风险事件和人们的心理、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因素相互结合，就会使人们感知到的风险水平与实际风险水平发生偏离，继而产生次级社会或经济后果，即社会放大效应[10]。它一般经过如下几个过程：信息放大、公众风险感知、公众行为以及最后导致的次级效应[11]。

      

       图1 技术风险产生根源“二维三点”模型

       新技术风险信息外显，需要通过最早的风险感知者，即信息放大站来揭示。信息放大站包含的要素主要有大众媒体、科技工作者或专家、政府政策、技术管理机构、社会文化背景等[12]，其中大众媒体与科技工作者的影响尤为明显。一方面，媒体对风险议题的狂热、夸大或错误报道，容易使风险信息的完整性被忽视。另一方面，专家对某项技术风险的言论及学术界观点，会产生深远影响力。如果专家公信力丧失，则会导致公众风险感知水平的偏离[13]。

       风险感知，是指人们对风险事物及特征的感受和认知。目前，对公众风险感知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流派：心理测量流派和文化理论流派。前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风险感知由个人主观方面的因素决定；后者更倾向于把风险感知归结为社会文化因素，认为风险感知有赖于共通的文化背景[14]。风险感知理论目前在消费行为、企业创业绩效、突发性灾害的防治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15]。风险信息经过媒体宣传、专家评述、政府政策规制等多方面“信息放大站”的作用后，将进入大众生活层面。受自身主观心理认识及客观文化背景等因素影响，当风险感知超出公众最大承受能力时，公众往往会出现负面心理情绪[16]。如产生风险想象及社会恐慌，质疑政府、技术专家的公信力以及他们与企业间可能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等。

       人的行为受自我思想意识支配，人们依据风险感知采取各自的应对行为，当具有共通感知的个体行为在现实地域或虚拟空间上汇聚在一起时，便会演化为群体行为[17]。群体行为具有不确定性强、对社会干扰力大等特点，与风险相关的群体行为将更有可能引发某种程度的社会问题，如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等。由于新技术具有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较之传统技术风险，新兴技术风险具有更大的不可预测性，扩散与连锁速度更快，危害范围更广，更容易威胁人类生活秩序，影响经济及社会发展，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更大挑战。

       风险的次级效应，即风险引发的社会问题，Kasperson等(1988)认为，它包括对局部地区经济形势的影响(如发生经济危机)、对政治和社会的压力(如群体抗议、社会失序、政府公信力丧失等)、对技术的影响(如对技术的负面态度、技术污名化、抵制类似技术)等内容。此外，社会背景与文化环境也是造成社会放大效应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18]。社会文化背景会影响公众对风险信息的判断和态度，公众常根据以往社会经验、信念信仰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判别所感知到的信息。因此，对于新技术风险引发的社会问题，只有将其置于各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才能形成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社会放大效应框架，为分析技术风险传播路径及作用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别是从心理层面对风险进行了研究分析，揭示了技术风险社会性、人为主观性的一面[19]。据此，本文构建了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触发机制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触发机制

       1.3 “二维两阶段”理论模型

       综合前文分析，本文提出了解释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机理的“二维两阶段”理论分析框架(见图3)。在该理论分析框架中，第一个阶段揭示了新技术风险形成的内在机理，从技术本体(技术自身研究与发展)以及人与技术的交互(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两个维度出发，通过“二维三点”模型分析新技术风险的内在机理，强调了技术风险存在的必然性；第二个阶段阐述了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触发机制，说明了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从空间上，这两个阶段是同时存在的。技术风险的必然性表明新技术的诞生总是伴随着潜在风险；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则说明，任何风险信息透过社会放大作用都有可能触发社会问题。从时间上，两个阶段又是先后递进的，技术风险出现后，由社会放大效应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2 案例验证——转基因技术

       1973年，美国人将大肠杆菌的DNA链断裂，重新组合后形成新的DNA分子，标志着转基因技术的问世。它是利用分子物种学技术，将某生物的基因加入另一物种的基因中，从而改变后者遗传物质，使其在功能上满足人类的特定需求。目前，转基因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解决能源紧张、食品短缺、疾病治疗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由转基因技术引发的环境安全、食品安全、产业安全、战略安全等问题也一直备受关注。本文对转基因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度观察，以此验证“二维两阶段”分析框架。

      

       图3 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二维两阶段”理论分析框架

       2.1 转基因技术风险形成内在机理

       (1)转基因技术本体产生风险。从技术本体角度，基因工程技术是将某种外来基因植入到其它目标生物体内，从而改变目标物种的遗传性状。然而，这种新型遗传性状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了该性状其它性能，如“超级杂草”的形成。基因技术对动物、植物生命进行的“任意修改”，创造出的新型遗传基因和生物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遗传基因污染，而这种新的污染源很难被消除。转基因食品强烈的非自然外源基因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未定论。在当前条件下，转基因技术仍存在许多不足，因而可能产生潜在的未能预知的危险。

       (2)人与转基因技术交互产生风险。转基因技术使用动机因人类需求而改变。利用基因动植物克隆已成为现代科技进步中最具冲击力和争议性的事件，克隆羊和克隆猪的出现引发了人类对克隆自身的担忧，而克隆植物和转基因食物的大规模出现又引发人们对生物物种混乱和污染的担忧。由于转基因食品性能优越、成本低廉，能够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为了达到谋利目的，一些地区非法种植转基因植物，造成当地同类作物的基因污染，如墨西哥玉米事件。个别厂商用转基因食品冒充绿色食品，炒作“有机”概念等行为都造成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严重质疑。

       转基因技术被一些发达国家运用为经济垄断、政治侵略的新工具。如，美国通过对本国豆农实施巨额补贴，向中国低价倾销转基因大豆，几年间便摧垮了中国的传统大豆业，从而成为控制全球大豆产供销链条(基因、种子、农药、化肥、贸易、加工、分销以及零售)的主体，通过少数几个跨国公司便足以形成对全球市场的垄断控制，为资本所有者谋取最高额利润。一些发达国家，在国内主要食用有机食品，将转基因食品更多出口到个别粮食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地区。可见，基因技术已成为国家侵略的又一新途径。

       2.2 转基因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触发机制

       2.2.1 信息放大站作用

       各国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的规制政策各不相同，美国对此持乐观态度，政策相对宽松；欧盟以预防为主，管理措施较为谨慎；日本则采取了折中的方式，科学研究与预防管理并重。专家学者们的态度基本分为相反的两类，支持者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有害；反对者研究发现，食用转基因食品与某些疾病的产生具有一定关联性。大众媒体纷纷对转基因食品相关话题进行广泛报道，特别是近年来曝光了许多转基因技术危害人体健康的新闻，对公众判断意识起到了风向标作用。一些公众人物也参与了转基因食品是否具有风险的大讨论，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与学者方舟子之间的论战，就是围绕转基因食品展开的。此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受社会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宗教信仰者认为转基因违背了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亵渎了“神灵”，是不道德的，因而公开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使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均影响了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感知与判断。

       2.2.2 公众感知及行为

       面对政府不置可否的态度、专家未成共识的意见、媒体的报道、学者探求无果的事实，社会民众难以作出理性思考与抉择。尤其是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与热议。转基因食品是否破坏了原有营养成分?是否含有毒素?是否会引起人体某些病变?诸如此类的问题纷至沓来。人们开始对政府、技术专家以及企业背后是否有“利益链”进行猜测，致使政府公信力下降。此外，公众还将对转基因技术的不满情绪扩展到了其它技术领域，抵制其商业应用。

       2.2.3 社会次级效应

       (1)经济风险。美国曾向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发展中国家推广转基因大豆，不但垄断了这些国家的转基因大豆种子，而且控制了它们的农业生产，给其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转基因技术在农产品、医药等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将严重威胁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稳定，甚至国家安全。

       (2)社会失序。转基因技术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与不满。在美国曾爆发反基因改造食品大示威，英国也曾出现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裸体游行等。反对者们还通过发起网络签名的形式联合世界各地的反转基因支持者，共同抵制转基因食品，这些给当地局部治安管理带来了一定困难。在美国，有机食品正受到人们的青睐，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抗拒逐步加深。一些高档食品超市里有机食品的价格明显比普通食品价格高出许多，有钱人更倾向于去高端超市购买有机食品。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富人吃有机食品，穷人吃转基因食品”的局面。与之相较，国内对有机食品和转基因食品的监管多有不力，不少有机食品基地存在“造假”，把转基因食品包装成有机食品。同时，炒作“有机”概念，打着幌子谋取暴利，损害大众利益。这种鲜明的对比，以及不同层次群体购买力存在的差异，必将造成社会阶层分化，激化人们的仇富心理及其对社会的不满，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3)技术污名。经过各种媒体渲染后，转基因技术被冠以恶名。在媒体报道中，一部分人将转基因技术故意夸大，以吸引读者眼球，将转基因技术称为“生物新殖民主义”。网络评价则更为极端，一些网友将转基因技术提升到“灭亡中华民族”的高度，宣泄对政府、企业的不满，甚至将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转化为对政府的不信任。崔永元亲赴美国调查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更直截了当地将一些信息揭露出来。这些不仅使民众增添了几分食品安全的担忧，更使转基因技术之名被抹上一层灰。

       2.3 转基因技术引发社会问题机理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转基因技术风险来自该技术本体以及人与转基因技术的交互两方面，技术风险在媒体、政府、学者、公众人物、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诱发了人们对技术风险的恐惧心理，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为本文提出的“二维两阶段”模型提供了充分辅证，转基因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机理如图4所示。

      

       图4 转基因技术引发社会问题机理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新技术风险带来的危害，相关技术预测、技术风险评估等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本文构建了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二维两阶段”机理模型，一是从技术本质属性揭示风险的内在形成机制，从技术二重性入手剥离技术风险的“二维”性；二是将技术风险看作一种信息，研究触发风险的作用机制，由风险产生的技术本质层面转换到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心理层面，系统论证了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内在和外在作用机理。同时，采用典型案例研究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本文研究结论可为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新技术风险评估与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从对技术本体的管理来看，首先要规范技术研发人员的研发目的，以及商业运作企业的投资目的。其次，要加强对技术风险的预见，研发团队应及早预测、早报告可能引发的风险，并制定针对性对策措施。在人与技术交互维度，一方面要约束人们对新技术的使用动机，对于明显不可应用的领域，要绝对禁止该项技术的使用；对于尚不明确的应用风险，也应有相关监管政策。另一方面要提高公众对新技术的理解能力，宣传普及相关使用知识，并通过恰当的方式培训普通民众的使用技能，普遍提高大众掌握新技术的能力。

       从新技术风险触发社会问题的研究机制来看，通过对技术风险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几个关键节点加以控制，便可减少社会问题的触发。政府在应对技术产生的风险问题时，应明确态度，及时公开信息，加大监管力度。媒体应承担起正确舆论导向的责任，不夸大，不隐瞒，客观公正地对技术风险进行报道。科技工作者更要坚守道德底线和提升职业素养，以负责的态度为民众答疑解惑，给政府提出参考建议。公众人物也应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技术风险，宣扬正确的理念，利用并维护好自身形象。在公众感知及行为方面，要不断普及新技术，帮助人们理性认识技术风险。通过上述两阶段的政策管控，做到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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