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义及其当代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主义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地区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
国内学术界很少使用“地区主义”一词，直到现在，相当多的研究中使用的是“世界经济区域化或集团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地区一体化”等不同的语汇来表示同样的概念。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特别是中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后，“地区主义”一词才渐入中国学术界的文献中。（注：相关的论述可参阅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载《欧洲》1999年， 第2期。）因此，要理解地区主义，对“地区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一番梳理是很有必要的。
笔者认为，地区主义总体上是一种趋势，一种强化各种联系的趋势。这种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指一个地区多样化的共同特性，另一方面是指一个地区强化共同特性的趋势。具体地说，地区主义是指功能领域里的政治合作，是国家有意识的政治决策的形成。它常常是一群地理位置临近的国家，为了发展它们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与目标所进行的互动与合作。地区主义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制度的构建，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秩序安排，是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战略方面联合管理它们的地区事务。（注：地区主义的定义很多，而且常常有争议，
国外最新的有关地区主义观念的讨论，
可参阅：AndrewHurrel,"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inLouise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eds.:"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p.37～73; Peter Katzenstein,"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31,no.2(1996),pp.123～159.）
对地区主义的注意，反映了国际关系中多边合作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但是，特定的国家并不必然地走向地区主义。地区主义建构需要一定的条件。笔者认为，这些条件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成员国共同意识的形成。地区主义是由一群国家所形成的。这些国家常常认同地区的地理空间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文化的相似性或者相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威胁观念和共同的政治体系与价值等方面将使这些国家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识或共同体感。成员国共同意识是地区主义多样化的共同身份特性的内质。
其次，成员国共同的制度化框架的形成。为了促进地区主义，需要有一种实现共同行动的制度化框架。这种框架可以提供成员国赖以沟通信息、增进理解的机会。同时，它也可以减少每一成员国制定切实对外政策的交易成本。共同的制度化框架是地区主义多样化共同特性的外在体现。制度化框架的实体是组织，最终，地区主义共同特性常常是通过正式的地区组织来体现的。约瑟夫·奈就认为，地区主义是“地区基础上形成的组织”。 （注： Joseph
Nye, ed. ,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ism,"Boston:Little Brow and Co.,1968,xii.）地区组织构建是现代地区主义的基本层面，而制度的建设是地区主义的核心，缺少它将被看做缺少地区主义。
最后是成员国共同行为取向的形成。共同意识和共同制度化框架将促使成员国的行为趋同。这些共同行为取向将使成员国形成针对本地区之外的一致的政策决策，增加成员国对外部的权势。通过地区内成员国有别于外部地区的政策和行为，强化地区主义共同特性。这种强化的实践常常是通过构建各种类型的地区组织或者地区一体化安排来实现的。就地区主义上述三个条件来说，成员国共同行为取向将提高制度化框架的演进和共同地区身份特性（包括共同意识）的形成。这种循环逐渐增强地区主义。总体上，地区主义的三个条件之间是相互促进的。
地区主义一旦形成，它的作用就体现在地区性组织和特惠的贸易安排即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方面。在政治方面，一般认为，通过各种类型的地区性组织的构建及其实践，地区主义有助于国际和地区间的和平与稳定。但地区联盟的这种作用是存在很大片面性的。在冷战时期，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军事同盟体系置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方式之上，制约了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积极谋求继续存在下去的合法基础。北约提出的战略新概念及其实践（对南联盟的干涉），是对联合国的普遍性安全机制和世界新秩序的构建的严重挑战，其程度比冷战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地区成员国通过特惠的共同安排，可以增强地区实力，加强地区与地区外部的国家或组织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权势（bargaining power）。但地区主义的这种作用对国家主权产生了挑战。任何形式的一体化都将伴随着失去主权。因为一旦国家经济某些部分自由化（如贸易），该国不再对该特定领域有决策权。如欧盟为实现一定目标，有意识地在特定领域将主权从民族国家拿走，将之置于超国家机构手中。这些目标大的如政治统一，对主权要求小一些的如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在NAFTA中也可看到）。而且， 侧重于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比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将对国家主权产生侵蚀。
尽管地区主义对国际社会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产生了重大的制约和挑战，而且上述作用和挑战仍将伴随着地区主义的发展。但地区主义的发展表明对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地区主义的战后发展经历了旧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两个阶段。
20世纪初期以来，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主要关注就是如何建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地区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争论。一战结束时，在普世主义的观念基础上建立了国际联盟。但国际联盟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失败导致了地区主义观点的迅速高涨。二战后期，在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建设方法上，地区主义与普世主义之间产生了更多争论。
1945年以后地区组织快速增长就是在地区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争论背景下发生的。在旧金山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时候，赞同地区主义的多种力量要求在这个普遍性框架下容纳地区组织。丘吉尔首先赞同通过地区主义而非普世主义求得世界秩序。拉美国家的代表认为地区组织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和平、安全和福祉的目标，因而强烈要求给地区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合法地位。最后，普世主义者同意妥协，给地区性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以从属的作用。（注： Francis W.Wilcox,"Regionalism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XIX,Summer 1965,pp.789～811.）联合国框架下地区组织的作用确立了地区主义国际作用的合法性，为后来地区组织在经济社会方面作用的发展和地区意识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二战后地区组织的发展主要有三种形式，即综合性地区组织、地区军事联盟和功能性组织。综合性地区组织是指其广泛的行动和目标跨过政治军事和经济社会这种两分法界线的地区组织。军事联盟型组织是指那些以军事政治为中心定位，提供反对外部行为者的安全性组织。功能性组织是指那些提供经济、社会和政治合作，不涉及或较少涉及安全因素的组织。
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地区主义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体现在其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维护上。特别是在美洲国家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这三个主要的综合性地区组织中。这些组织的新兴国家发现，地区主义有利于它们避免遭受大国对其主权和自治权的干预。同时，地区主义也是它们实现共同经济和政治互信的方法。特别是当大部分亚洲、非洲和中东国家仍然处在殖民统治下时，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联盟更多的是国家独立的工具而非地区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恪守联合国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的神圣原则，在解决地区内部国家间冲突、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最大的一类地区性组织是功能性组织。正如前文指出的，它们是为了提高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里的合作。这种功能性组织的产生也是来源于政治安全的大背景。如典型的功能性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它的经济一体化即根源于广泛的安全框架。正如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序文所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构建是克服古老的权势竞争，通过建立一个经济共同体，去创立一个广泛的和更深的、长久以来被流血冲突分裂的人们共同体。（注：William Wallace,"Regionalism in Europe,"Model or Exception? in Fawcett and Hurrell,eds.,Regionalism in World Order,p.209.）它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建构过程， 在其中经济一体化逐渐扩展和深化。第三类地区性组织是地区军事联盟。所有的这类组织都是冷战的反应。它一方面来源于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华沙条约组织），另一方面是美国领导的所谓的自由世界（典型的是北约）。孕育这类组织的根源是国家间的不信任和敌对，通过建立军事同盟，来保护成员国免遭外部侵略。
这一时期的地区主义经历了战后初期的主要关注和平与安全的综合性地区性组织和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军事安排，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欧洲一体化而来的是对功能性地区组织的关注。其主要体现是吸收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探求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主权国家的联合和合作。这种联合和合作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限制，是一种囿于主权的地区主义。它们尽管方式各异，但都是从地区主义的秩序观点、从和平与安全出发来构建各自组织的主旨。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多极化趋势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国际政治的关注逐渐从高级政治转向低级政治，地区主义者的兴趣从和平与安全事务转向经济社会事务。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组织衰落了，如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联盟。但同时出现了次地区性安全框架，如东南亚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和孔得多拉集团等组织。这些组织的目标之一，像它们的先行者一样，是控制冲突。但这些组织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为显著。正是这些次地区性框架关注内容重心的改变和以欧共体为典型的功能性组织的不断演进，强化了地区主义在多边主义中的地位，将地区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即新地区主义阶段。
新地区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在实现国家经济目标的方式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共存。正是在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两种实现世界经济方式争论的背景下，从80年代后期开始，地区主义在沉寂了十多年后又复兴了。
三方面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促使了新地区主义的兴起。首先是在80年代中期的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中对多边主义的更多考虑。其重要的体现是在80年代中后期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第一阶段中，欧洲国家要求在1993年初创建统一的欧洲市场。欧洲一体化的这种深化努力，促使其他地区和国家选择战略性对策措施，创建它们本身的地区经济组织或者加入现有的地区经济集团。在这种新地区主义潮流下，90年代初期，有关地区一体化的协定急剧增长。据世界贸易组织报道，从关贸组织成立到1994年末，有109个地区经济一体化安排，其中有33个是1990年到1994 年间创立的。（注：数据资料来源：WTO:"Regionalism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Geneva,1995.）
其次，新地区主义的出现与美国对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政策态度的改变也有关系。美国传统上是多边主义的保护人。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欧洲通过深化和扩展一体化进程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时，美国对地区主义的兴趣也日益增长。1994年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美国地区主义政策的一个支柱。随即，它又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
再次，随着冷战的结束，代替意识形态的认同，复活了国际关系空间认同的重要性，这也是新地区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前所述，五六十年代的旧地区主义是在和平与安全的背景下寻求秩序的地区主义，它遵从《联合国宪章》，以不干预国家主权为圭臬，是一种限于主权的地区主义。而80年代以来的新地区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造反。它是国家面对全球化的一种积极反应和策略。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跨国力量的迅速发展，一些民族国家对民族经济的调控能力下降，不能有效地对付全球范围内跨国关系的各种挑战，结果导致一些国家走向地区层次的各种政治协调或经济安排，以增强单个国家对外部世界讨价还价的权力。
除了上述的时代背景使民族国家的地区主义考虑与旧地区主义不同外，笔者认为，新地区主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与冷战初期相比，地区主义不再局限于相当狭隘的安全和经济目标。它所关注的内容和要求实现的目标不断增加，涉及建立在地区基础上包括人权、民主、环境和社会正义的跨国社会和文化网络等方面。随着内容和目标的增加与扩展，它体现了对国家内部事务的介入性。这种介入性体现在两种形式的实践上，第一种形式是北约和欧盟，打着市场资本主义、“人权”和“自由民主”的旗号，给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以成员国的身份，使东欧加入西方。这些东欧国家，将接受由北约和欧盟制定的、较少受主权约束的地区行为规则。欧盟和北约的扩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组织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组织如何在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重构自己的地区认同和身份特性，这是关系到其组织制度构建的重大问题。第二种是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组织，为了对付未来可能的危机，开始采取一些干预成员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泰国外交部长提出的“灵活接触”政策就体现了这一趋向。面对更加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趋势，两种形式的地区主义都会更多地介入成员国内部事务。
第二，新地区主义体现了美国试图控制地区主义的战略实践。从经济层面看，美国在找办法阻止地区主义的进一步扩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利用双轨战略来平衡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美国一方面提出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的基础；另一方面，提出美洲自由市场计划，克服欧共体发展的影响。从战略层面看，美国以人道主义干预使命为幌子，强制推行北约的“战略新概念”。其目的是在冷战结束后，使失去对手（华约）的北约继续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战略。
美国的上述地区一体化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组织产生了重大挑战。当前明显的体现是在拉美和东亚。正如上文指出的，面对全球地区主义的各种安排，美国采取双轨战略以控制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在亚太，美国提出“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APEC发展的基础。比亚太开放的地区主义战略更早，在美洲，美国1994年提出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构想。美国的这些战略计划，对两个地区业已存在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组织的身份和认同特性带来混乱。更为具体的问题在于：在谈判规则程序及规则内容制定方面，美国处于强势地位；在解决发展差异性方面，如墨西哥，为便利美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入美国市场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发展目标方面，相当一些发展中国家目标仍然是消除贫困和增强社会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要融入发展程度更高的体系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第三，新地区主义具有明显的自我伸张性。与旧地区主义不同，新地区主义不再甘心屈从于联合国框架之下，希望取得与联合国平等的地位。当前的地区主义的各种实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全球化潮流、应付危机的偏离主权的趋向，还是西方国家优势权势体系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的全球扩展，都体现了地区主义本身的各种形式的扩张性。地区主义的这种扩张，必然对未来国际秩序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第四，新地区主义在全球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板块性。在冷战时代，地区主义存在强烈的和平与安全背景考虑。它鲜明地体现在综合性地区组织、地区军事联盟和功能性地区组织三种类型的地区组织中。新地区主义除上述三方面特征外，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使它的发展显示出区域地理经济特征。这种特征的体现是当前世界经济以三个地区经济组织为主体呈现三大板块，即欧洲板块（欧洲经济共同体）、美洲板块（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板块（日本和东盟）。（注：地区主义三大板块的观点是作者根据王逸舟先生授课讲稿整理而成。）以这三大板块为主体，同时存在着许多次一级的地区主义框架，如美洲的拉丁美洲南部共同市场，与欧洲紧密联系的非洲一些区域经济集团等。
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地区主义仍在强劲地发展着。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它将会不断地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向。而对于新地区主义的各种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将会不断加强。
地区主义与中国
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和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国到20世纪90年代才成为发展并不成熟的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在冷战时代，由于我国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导致我国对地区性组织主要是持一种观望和防范的态度。自8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的改革开放、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背景下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我国与地区性组织的关系问题紧迫地摆在决策者和研究者面前。
尽管我国已经成为范围较广泛的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国，但在对外战略方面的滞后造成具体实践中的诸多不足。所以，笔者认为，对我国与地区主义关系的思考，应该纳入到我国的对外战略中去。当前有关我国的对外战略的思考很多。但笔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发展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首要战略，其他战略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在发展这一大战略的前提下，关于我国与地区主义的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笔者认为下面三方面的思考是很重要的。
首先是对日关系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地区主义浪潮的冲击面前，我国如何立足东亚，走向世界，成为具有真正世界性影响的大国，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由于中日历史问题的存在，加上双方对美关系的考虑，使中日关系总是处于低迷状态。中日关系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必须纳入到发展战略，纳入到中国与东亚地区主义的思考中去。在这方面，历代世仇的法国与德国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次是东亚安全框架的构建问题。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在报刊上纷纷撰文探讨东亚安全框架构建，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考。但这些思考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忽视。笔者认为，类似这样的框架，只有美国可以提，因为任何安全框架的有效性几乎都涉及美国。而任何新的设想与实践，都可能成为美国撇开联合国的又一次尝试。这一问题的思考，实质上是我们对地区主义与普世主义的关系在我国对外战略中如何定位的问题。所以，如果联合国的安全机制在东亚仍发挥作用，东亚就不必有新的机制。如果不能，我们就必须主动参与，而且要争取主导地位。
再次是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问题。将地区主义与世贸组织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在我国对外战略中如何定位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前美国的霸权实质上是依赖于地区主义来行使的。在经济层面，美国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依托，参与世界经济竞争，而且，提出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和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美国的地区主义战略。在政治方面，美国强力推行北约新概念来实现其对外战略。因此，我国要在世界经济权势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必须思考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这两个我们不熟悉的且具战略性的领域。当前我国面临着“入世”，这一思考就更显得十分急迫。
结语：地区主义的未来
地区主义在战后的发展，经历了从寻求和平与安全背景下关注主权的维护和秩序的构建到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利益的方式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是从囿于主权的地区主义到偏离主权的介入性地区主义的过程。新地区主义的这种对主权的介入性趋势还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地区主义的前景怎样，它将成为多边主义的助力还是阻力及其与全球秩序的关系如何？这都是必须探讨的现实问题。依笔者的观点，这有赖于三方面问题的解决。首先，一个国家并不是必然地参与地区主义。在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它自然地要关注相对获益而不仅仅满足于绝对获益。这就要求解决地区主义内部及地区主义之间的平衡发展问题。其次，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与占优势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前即是如何对待美国的地区主义战略这一主题。最后是地区主义如何促进多边主义，以及从经济的一体化如何过渡到普世主义的世界秩序层面。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仍然是地区主义本身认同特性的构建及其与秩序的关系问题。
* 本文是在王逸舟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特此表示谢意。当然，文章的观点及其可能的错误，概由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