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调整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止，必将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世界经济变革的格局中去。变革时代意味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公司的大并购，国家的大比拼，演变的终局无人预知。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大调整，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大调整，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一个时代的共同主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
一、是周期波动，还是高速增长后的大调整？
中国经济自1991年重新启动后，很快进入了一个超高速增长时期。“八五”时期，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比“七五”时期高4个多百分点，比超高速的“六五”时期高1.3个百分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1994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1.7%，最高的10月份达27%；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市场热，经济“泡沫”发生。从1993年7月开始，政府采取紧缩措施，加强宏观调控，到1995年下半年，经济运行进行稳定增长轨道。再经进一步调控，实现了“软着陆”。此时，经济应当重新启动，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政策和刺激措施。然而，事与愿违，1998年经济继续走低，预期普遍看淡，增长回升乏力，特别是物价水平逐月回落，零售物价连续9个月负增长，6月份为-3%。从中国经济周期的历史看，增长率低于两位数以后，调整期最多两年，经济就会迅速反弹，即使象1989、1990年那样的严重情况，也是两年后即行回升。比较而言，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期已过3年，各种指标仍然走低，短周期波动显然解释不了（见图1），一些长期因素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潜在生产水平也许并未降低，但经济持续下滑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增长后的大调整时期。
当然，仅从对目前经济运行态势的观察作出上述判断，显然是论据不足。更深刻的原因植根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实现方式和环境条件及其变化之中。
（一）高增长的实现方式及其问题
1.投资支持了中国90年代的高增长
支撑90年代经济高速度增长的最直接的因素是超高速的投资。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又增长了61.8%，实际增长率为35.4%，达到了惊人的高水平。1991-1995年，投资率达到40%，比80年代的平均水平高出4个百分点。可见，投资主导了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
90年代前半期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是由于资金的计划管制尚未完全消除，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仍然很软，资金需求很旺，同时由于价格体系扭曲，资金成本很低，再加上通货膨胀率较高，实际利率为负，因而导致地方和企业的超高速投资。中国投资的承载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其投入产出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见表1）进一步说明，中国90年代的高增长是靠高资本投入支撑的。这种扭曲要素价格、靠资金大投入推动的生产模式是难以持久的。
资料来源：(1)1980-1992年的数据来自谢千里、罗斯基和郑玉歆的计算(1995);(2)1991-1995年的数据由张平计算(1997)。
超高速投资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突破了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同时也带来巨大的产能过剩。到1997年底，全国累计库存约3万亿元，其中1.3万亿元为非正常库存。在消费品、投资品和某些基础设施方面，供给明显大于需求，生产能力过剩，机械加工和家电行业设备闲置率高达40-50%。
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足以高额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经济“泡沫”。有人以为，通货膨胀下来了，经济就健康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泡沫”是实质经济长期无效果供给累积到一定程度的货币信号，反映的是经济中的深层矛盾。从更大的历史跨度来看，这种靠投入、投入、再投入支撑的经济增长，技术水平低，易于学习，经常是一个项目一夜之间就遍地开花，整个经济增长重在量的扩张。克鲁格曼正是基于东亚模式重投资的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而得出“东亚无奇迹”的著名论断(1994)。它说明，仅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迟早都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调整。
2.出口带动是90年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
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中国处于内需推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当时对外开放程度不大，特别是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状态，在改革推动下，形成了以居民消费需求带动的经济增长，农产品、服装、食品、耐用消费品、基础设施、住宅等产能和产量大幅增长，造就了中国高增长奇迹的第一波。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出口推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80年代末开始实施“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1992年以后，改革步伐加快，开放程度扩大，特别是出口激增，1994年增长31.9%，次年又增长22.9%，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加工品出口超过85%（赵晋平，1998）。中国，特别是华南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基本上完成了向外向型发展的调整和转变，出口带动下的高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二波。
出口增长的同时，外资大量进入，成为中国投资的重要来源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1995年外资占社会总投资的20%，在基础设施投资中超过了14%。外商投资企业的大批进入，不仅在很多行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如占电子设备制造业全行业利润的67.4%），而且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力之一。199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31.5%，次年超过了40%。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的格局。
对外开放的扩大，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中外的经济交换，使中国可以利用外部资源来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快速的大规模的外向转型，也使中国经济易于受到外来的冲击。
我们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见表2），进一步证明了上面的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有关资料计算。
（二）高增长的环境条件及其变化
1.高增长的制度条件及其变化
中国90年代的高增长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是一步推进的条件下实现的。1992年以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加快。(1)经济主体得到了迅速的调整，非国有经济唤发了活力，取得了较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随着公司化改造的推进和放活小企业的开展，缩小了国家的控股权，为国有企业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2)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土地从无偿变有偿，低价变高价，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3)融资体制改革，主要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成为投资推动的突破口，利率有了相当的灵活性，资金供给充裕。(4)开发区的广泛发展，加速了开放的步伐，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总之，市场机制的主导地位逐步形成，开始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
改革的推进和深化，一方面成为加速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使中国告别了短缺；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首先，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开始从传统计划经济下的“瓶颈制约”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制约，经济周期波动的性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过去政府、甚至是政治推动的计划周期转向由市场决定的商拥周期，但是，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影响还相当强大（本课题组，1998）。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调节的重点从防“过热”变成防“过冷”，虽然还不能放松对“过热”的警惕。
其次，产品市场竞争的失利必然会在要素市场反映出来，由于竞争的加剧和银行商业化的推进，贷款的约束和企业的预算约束趋硬，与产能过剩同时出现的是企业的破产和大批职工的下岗失业。1997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约570万，下岗职工1200多万（胡鞍钢，1998），国有企业尚有2500万冗员还要不断加入到下岗行列之中，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下岗失业的威胁导致城乡收入预期的不稳定，使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见表3）。
注：中国1991年开始公布投资品价格资料，1991年以前的投资物价平减是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代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再次，先是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挤压，后又面临外国企业的挑战，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负债过高，平均负债率高达80%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有银行不良债权增加，按美林证券公司的说法，中国国有银行全都资不抵债，国家风险集中且系统性风险增大；同时，国家财政的地位削弱，调控经济的能力不足。化解国家风险，重建财政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最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增量调整开始，已经逐步进入存量调整阶段，外国跨国公司的进入，也迫使国有企业作出调整，然而，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其突破又涉及到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量的非国有经济，其固有的缺陷进一步暴露（本课题组，1997），只有在改革和调整中得到弥补和改善，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2.高增长的国际环境及其变化
90年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速，金融、贸易、技术分工体系也在重新调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就是在国际环境的巨变中发生的。中国搭冷战的便车，乘冷战结束之机完成了从内向到外向发展的转变。美日争夺亚洲市场，80年代日本处于攻势，其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成为亚洲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其出口导向模式成为亚洲和中国学习的榜样。继亚洲“四小龙”发迹之后，“四小虎”又后来居上，中国华南和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也加入了出口导向的行列。一时间，亚洲经济风糜全球，东南亚和中国成了最好的投资场所。进入90年代，美国经济逐渐完成了冷战后的调整，从复苏走向繁荣，日本经济则陷入了长期的萧条。出口导向模式已经是拥挤不堪，“人满为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组，1998）。亚洲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推动模式过度膨胀的结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避过了这场灾难，并有所获益，特别是在风险意识及其防范方面。但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增大了中国发展的困难，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这在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广东省表现得最为充分。1979-1997年，广东利用外商投资670多亿美元，占全国的28.9%，其中60%以上投资于出口加工。1996年，广东出口总值590亿美元，占全国的39.1%，其中，“三资”企业占全省出口的51.8%，加上“三来一补”企业的出口共占78.3%。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广东的出口订单减少，出口价格下跌，去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分别减少4.9%和5.3%，今年一季度，对东南亚和韩国的出口分别减少25%和78%（郑佩玉等，1998）。
东亚金融危机既暴露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局限，又对依靠高投入推动的高增长提出了质疑，同时也对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提出了挑战。如果说在出口导向和高投入的增长中，政府主导起着重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那么，在这二者改变以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如何行动和作用，就值得重新研究。须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市场化的进程之中，政府的职能作用也处于转换和调整之中，一些方面要加强，一些方面要减弱。这也是一件没有先例和不易做好的事情。
亚洲金融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元大幅度贬值，又一次造成巨大的震荡。美国经济虽强，但外贸逆差大增，股市飚升，“泡沫”胀大，可能预示着危机的临近。特别是欧元的问世，有可能对美元形成巨大的威胁。再加上俄国的金融危机波及东欧，世界经济有可能出现萧条。人们在重新洗牌，还未出牌，虽然不确定性很大，但有的已露端倪。然而，与30年代的大危机不同，由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于幸免，只是损失大小而已；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其破坏性更大。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一国经济可以承受正常的市场波动，却无法承受破坏性的冲击。面对世界经济的这种前景，技术创新的长周期，全球性的中周期和中国经济的短周期重合在一起，中国应当如何处置和应对，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
对外开放以来，外商在华投资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渗透期，以中小企业为主，大企业进入很少，主要是抢占阵地，站稳脚跟，认人探路，寻找机会，为以后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时，国内企业未受到威胁，同时外商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巨大的刺激，为其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第二阶段是扩张期，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主，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前100家大跨国公司已经有一半以上进入中国。这时，外商在华全力推进，扩大战果，抢占市场，积极竞争，把目标对准中国的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面对跨国公司的大举进攻和激烈竞争，中国企业何以应对，形势迫使中国必须作出抉择。
3.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推动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大量传统产业的产能都要变成沉淀成本。建筑在传统产业之上的中国经济，如何面对不可回避的新技术革命，体制、产业和公司也要在大调整中去适应它。
总之，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形势相当严峻，原来的道路已无法继续，中国经济正处在大调整和大转变的紧要关头。完成这个调整和转变，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步入坦途；否则，其前景很不乐观。
二、持续发展的广阔余地与大调整的性质和特点
经济快速增长以后的大调整似乎是一个铁的规律。欧美在80年代的调整；日本高速增长近30年，90年代进入全面的大调整过程，至今尚未完成；东亚各国地高速发展20多年以后，一场危机逼迫作出全面调整。中国经过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现在也面临着大调整。可见，大调整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主题。由于我们进行过多次经济调整，于是看到“大调整”的提法，有人不以为然。其实，处于二元双重体制转换中的中国经济大调整，既不同于自己历史上的经济调整，也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调整有别，具有自己的性质和特点。
第一，从时间序列来看，经济大调整既可发生在危机之后，也可在危机之前进行。一般来说，大多数经济大调整都是在危机发生之后不得不进行的。中国60年代初的大调整是这样，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和调整也是如此。前者是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衰退；后者是由于“文革”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1978年的“洋跃进”更是雪上加霜。目前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大调整也是在金融危机以后，危机中断了这些国家原来的经济发展进程，打乱了既有的经济秩序，如不进行大调整，就会发生更大的危机，甚至会象印度尼西亚那样，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到政治危机，造成更大的破坏性后果。因此，这些国家的大调整不是自愿和主动进行的，而是带有强制调整的性质。中国现在所要进行的经济全面大调整，不是在严重的危机发生之后，而是在经历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被世人称之为“中国的奇迹”（林毅夫等，1995）之后，不仅是主动实施的，而且具有“预”调整的性质。这里，“预”调整的含义有二：一是指相对于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中国的大调整来得比较早，是提前发生的；二是指中国的经济调整带有“未雨绸缪”的预谋和预防性质。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虽然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但是，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差距很大，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有待开拓。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实行城乡分离政策，虽然受到改革开放的冲击，但并未根本改变和完全放弃，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在一些方面赋予了新的内容，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还缺乏有效的渠道和强大的市场组织。因而，阻断了正常的城市化进程，妨碍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农村市场的开拓和提升。因此，中国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并不是由于国内市场狭小，而是由于广阔而巨大的潜在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尚待开拓，广大的国内市场被人为地分割为城乡两块，分别处于同一个层次，市场的细分化过程尚未完成。据有人测算，在目前产能过剩最严重的家用机电产品中，只有自行车和电风扇基本饱和，彩电、冰箱、洗衣机等11种产品的全国平均普及率仅在25%左右，家用机电消费品市场刚刚步入成长期，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和设备更新，使它们的保有量和年产量分别达到5亿台和5千万台，那么，中国的家电产业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邓英淘、姚钢，1998）。
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近20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发展水平依然较低，除了在个别领域（例如，卫星发射）位居前列以外，在一系列基础的领域和基本的方面，我们都还相当落后，无论是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还是产业组织和经营管理；无论是物质生产活动，还是社会文化生活；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制造行业和服务产业；无论是生产结构和消费方式，还是中间组织，中国都有着巨大的后发优势。中国近20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较好地利用了这种后发优势。且不说其他更宽更广的方面，就是城市的服务产业和中间组织，也可以借助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力量，后来居上。例如金融服务向个人和消费领域的扩展，就有很多现在的工具可以利用，用不着从头做起和自己创造。模仿和学习是相对容易的，成本也比较小。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遇到的问题，发生的失误，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
再次，中国的改革尚未完成，还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近20年来，中国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创新试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自戊戌维新以来，中国在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方面最成功、最深刻、最巨大而且代价最小的一次。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其基础结构和主体框架还不完善；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不低，但在很多方面还无法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中国的企业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都处于转变之中；中国的政府制度也有了很大的改革，但是仍未摆脱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现实；中国的法律建设也许是改革中成绩卓著的一个方面，但要真正实现法治还需走很长的路。总之，在制度变迁方面，中国面临的任务极其艰巨，创新的机会也非常多，潜在的收益相当巨大。不仅如此，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水平不高，面对世界经济的动荡和潜藏的危机，回旋的余地较大。
最后，中华文化虽有其缺失和糟粕，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整合力。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败功过均有其背后的文化原因，中国的很多改革措施，在很多外国人看来，简直是非驴非马，不可理解，既不符合经典理论，也不符合正统模式，但是，在中国的条件下却取得了意外的成功。例如，由于各地区、各部门利益的不同，中国放权让利的改革，不仅在很多方面形成了政府管制下的竞争，而且出现了某些中央集中情况下的准联邦制因素。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质也使得中国的经济调整具有很大的回施余地，更增加了“预”调整的色彩。
第二，从大调整开始时的经济情况来看，危机后的调整面对的是经济的萧条和混乱，而危机前“预”调整遇到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例如，金融危机不仅打乱了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正常进程，而且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同时，由于货币贬值，收入大幅度缩水，有的基至倒退10年。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调整是一种恢复性调整。与此不同，中国保持了近20年的高增长，而且由于改革的累积效应和坚持实施一致性稳定政策，近几年来，虽然经济增长持续走低，但却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率，而且经济运行的持续稳定（本课题组，1997）。因此，中国当前面对的经济大调整不是恢复性的，而是增长中的调整。
由于中国的调整不是强制性和恢复性的，而是继续增长中的“预”调整，我们就可牢牢地掌握调整的主动权，调整什么，如何调整，力度的大小，速度的快慢，方向的选择，都由自己掌握，不必象接受外援的国家那样，看着别人的脸色，听任他人的摆布。这样，我们就可抓住一切有利于我的时机，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我的环境和条件，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一步步达到调整的目标。
第三，从调整的方向来看，有单向度和多维度之别。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且有着特殊的机遇和条件，特别是由于中国处于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二重过渡之中，因此，中国经济的调整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这也是与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调整明显不同的地方。
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其市场制度基本定型，并相对完善，因此，在经济调整中，体制上只需作出很小的补充和边际上的调整，不必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同样，发达国家由于实现了现代化，走出了二元经济，也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尽管有些国家的调整不限于一个方面，例如日本既要增加内需，又要改革金融体制，但不需进行体制的全面改革，也不必解决农村城市化的问题。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面临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也与他们所进行的体制变革，无论深度、广度、力度和集中度，都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产业调整方面，一些小国也不可能从出口导向调整到以内需为主，也不一定要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大跨国企业，更不会遭遇到大国调整中的地区发展问题。至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丰富的劳动资源，更是中国调整中的特殊问题。
总之，中国面临的是多维度的经济调整，增加了大调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对于经济大调整的困难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第四，从经济大调整的内容来看，通常主要是指产业（包括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处于社会巨变之中的特殊环境，中国的经济调整不仅是产业的调整，而且首先是规则的调整，这是中国经济大调整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问题，决不简单是一个生产问题和技术问题，而主要是一个制度和政策问题。因此，规则的调整就成为中国经济大调整成败的关键。
规则的调整首先是政府行为规则的调整，其次是市场规则的调整。二者密切联系，缺一不可，而在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前者的调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为，在建立规则和秩序中，政府处于其他主体难以替代的地位，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失范的扭曲，往往有着逼良为娼的效应。政府行为规则的调整内容很多，比如，把政府上项目、催贷款、直接制造和决定需求，变成政府通过体制安排和政策诱导，使潜在需求变成有效的需求，建立起一种市场化的需求发展机制。再如，经济增长主要是市场主体自由创造和相互博弈选择的结果，政府不必要把经济增长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否则，不仅会越俎代庖，适得其反，而且会引颈自缚，陷于被动。但是，政府有必要和有条件发布对未来时期经济增长的预期和预测，以指导企业的市场行为。
三、大调整的内容和方向
1.启动国内需求，抵御外部冲击
启动内需是此次中国经济大调整的主要方向，特别是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完成了从进口替代型内需经济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变，造成了今日的繁荣，使得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那么今天，在继续扩大开放的基础上，转向以内需为主，通过开拓和细分国内市场，中国的经济会再上一个新台阶。这样，面对外部冲击，中国的脚跟会站得更稳。
国内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政府支出，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政府支出与投资需求在一些方面有重叠。在扩大投资需求中，通过政府的财政扩张，大力发展电信、铁路、公路、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和水利设施，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还相当落后，其发展又非常重要，迟早都有用，且一般不会造成重复建设，其对经济特别是投资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能够稳定经济发展。从各国反周期的经验来看，这一点确有效果。
通过发展基础设施来启动投资，不仅可以作为反周期的短期宏观政策，而且具有长远发展的意义。但是，过份依赖或使用不当，也会适得其反。主要原因有，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应由财政出钱，或出一部分钱，然后再融资才能启动。中国在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发国债弥补，这就需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的发债权，但终究要受财政收入的限制。二是基础设施的回收要靠使用者付费，这又与发展水平相关。中国的基础设施在突破瓶颈约束后出现的闲置现象表明，基础设施也不是一投就准，它可能导致坏帐。特别是政府从事这类投资，由于资金不足，往往迫使银行贷款，加之运营效率较低，其带动作用和未来效率将大打折扣。三是外资进入是增加国内投资的重要方面，但外资进入是有条件的。美国要求中国开放债券市场，以利外国投资基础设施，并以此作为中国加入WTO的条件。四是在消费预期低下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的带动作用有限。1997年，全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57%，乘数效应很低。可见，基础设施投资不可能成为启动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手段。
稳定消费者预期，扩大消费需求，是启动国内需求的主要方面。这不仅由于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且由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动力量，投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其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的拉动力量。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回升主要依靠投资拉动，那么，在从计划周期向商业周期转变的情况下，仅靠投资的拉动作用是有限的。不仅如此，在消费需求回升乏力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反映出行政力量的推动。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
稳定消费者预期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为此就需要把一些改革措施的长期作用和短期的政策操作恰当结合起来。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加速，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大批下岗失业，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导致未来预期不稳，使消费者的风险预期增大，消费倾向下降，消费需求不振，农村非农产业下滑和外出打工的减少，农村预期收入调低，农村消费不旺。在这种情况下，稳定消费者预期也是反周期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说当年为解决回城知青就业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鼓励自谋职业，带来了非国有经济的大发展，那么，今天职工下岗再就业又成为体制进步的冲击性力量。但是，下岗规模过大，速度过猛，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而且不利于启动消费政策的实施。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职工下岗从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两个方面阻碍了消费需求的扩张。并且，加大再就业工程的力度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方面政府和民间都可大有作为。甚至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本身就会创造出一批新的就业岗位。
启动性消费和投资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房地产开发体制的扭曲和秩序的混乱，房地产市场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要使其真正起到作用，还需要作出重大的调整和变革。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除上海、深圳等个别城市外，房地产二级市场基本上还未开放，消费者还无法从消费观念转到投资观念，并且，现有的房租还无法促使消费者转向买房；二是房价居高不下，与居民个人工资收入之间的比价不合理，无法形成真正持久有效的购房要求。根据国际经验，房价是经济景气循环的先行指数，经济不景气，房价就会率先跌落，而中国目前经济不景气，房价不跌反升。这里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在房地产开发方面的利益预期过高，土地价格太高，各种税费过多，开发商的利润预期也高，因此，房地产价格高估，消费者无力购买。
发展消费信贷是启动消费需求的重要方面。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目前是生产信贷过分超前，消费信贷严重滞后，一方面造成企业生产过剩，销售不畅，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先要有足够的储蓄，限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美国是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企业投资需求很少，资金富余，商业银行直接经营信用销售和个人信贷业务。日本是在1960-1961年前后对企业的贷款已近饱和的情况下，开始发展消费者信贷的。个人信贷有三种主要类型：消费者为解决急需问题的信贷、为日常生活提供方便的信贷和为购买耐用消费品、住房及汽车等而分期付款的信贷。个人信贷需求量的增长不取决于消费者的绝对收入水平，而取决于消费者收入的波动。当前，中国居民的流动性大大增加，生活和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农村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和城镇住房、汽车进入个人消费领域，使上述三个方面个人信贷的潜在需求都很大。消费信贷的引入，不仅有利于解决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且和利于平滑未来的经济波动，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一个新的机制和手段。
2.加快产业重组，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重组或产业调整包括产业组织优化和产业结构提升两个方面。这是中国经济大调整的主旋律。尽管中国内需还有很大潜力，制度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调整的煎熬期，只有煎熬才能实现产业重组和结构调整。这是中国产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如果说过去的调整主要是靠政府推动的“关停并转”，那么，今天，就必须突出资本的纽带作用，发挥资本市场的重组作用，强调中介组织的服务作用。总之，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力量，使市场经济下各个行为主体参与到全国性的产业重组过程中去。
产业组织重组既包括大型跨国企业的组建，也包括中小企业分工协作的组织。我们不能因为韩国大企业出了问题，就怀疑大企业战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关键是采取什么方式；也不能因为实施大企业战略，而置中小企业于不顾。组建大企业不是简单的政府行为，更要通过市场化途径。发展中小企业也不是一放了之，还要建立各种服务机构，提高其创新能力和组织化程度。改变目前“大国家，小企业，统一的国家，分散的企业”的不合理状态（吴敬琏等，1998）。
从目前产业重组的案例就可以看出它的时代含义。中国石化工业重组，先是通过江苏南京地区四家石化企业合并，后发现不能解决问题，随之实施了全行业“分江而治”，组建两大石化集团的整组方案。操作力度大得惊人。同样惊人的还有与柯达公司达成的全行业合资协议，以及国企从200多个小行业的撤退。股市上的买壳热潮，更是将金融机构和民间力量吸引到产业重组中来。上海率先利用壳资源重组地方产业，辽宁引入外地龙头企业进入产业重组。家电产业、高科技产业也加入了并购行列。一个全国性的产业重组浪潮势不可挡。然而，从世界兼并的视野看，中国的兼并才刚刚开始，还是比较初级的，其中发生了很多不尽人意的事情，需要认真对待，特别是在人们都热的时候。
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和办法很多，包括过剩产能的产业重组，加大行业集中度，高新技术产业的重组，科研生产一体化，金融服务业的重组，基础重化工业纵向一体化合并，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的转化等。在重组过程中，一定要大幅度提高企业开拓和细分国内市场的能力，该项能力提高了，重组就能成功，否则，重组就要失败。不论如何调整和重组，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要优化要素价格，不能软化预算约束和造成新的扭曲，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3.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统一市场形成
农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非农化有很大发展，但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从产业结构特征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大大滞后了（参见表4）。更为严重的是，城市化滞后的程度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缩小，反而明显地扩大了。1980年为5%，1985年为10.8%，1990年扩大到16.5%，1995年上升为23.3%。这不仅导致第三次产业长期发展不足和工业的过度增长，也造成今日的有效需求不足。与此同时，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地扩大了，1995年为2.47:1，比1978年还高10个百分点；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445，比1988年高7个百分点（李实等，1998），为亚洲最高国家之一。由于城市化的加速将大大提高农村以及进城人口的收入水平，由此产生的需求，是以传统产业的产能为基础的。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仅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步骤，而且是启动内需的关键一环，构成中国经济大调整的重要内容。中国经济未来之希望正在于此。
注：(1)系不包括采掘业；(2)把采掘业列入中国统计口径的第一次产业。
资料来源：邓英淘、姚钢《产业就业重组与城镇化进程》，《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1998年第6期。
城市化进程滞后的根本原因是，在我们的制度规则和政策设计中，还存在着一系列城乡分离的岐视性安排。虽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市场力量的冲击，有的歧视性措施被取消，如粮食计划供应和粮票；有的有所松动，如小城镇的进入；有的仍然保持着，如户籍管理。而且随着情况的变化，有的城市政府又制定和实施了一些新的歧视性政策。例如，所谓劳动力有序流动中的某些规定，对进城农民的驱赶和限制，为取得城市身份的各种费用等。这一切都增大了城市化的成本，造成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分割，阻断了城乡之间的自然联系和正常交流，妨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因此，推进城市化进程，首先是一个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的过程。
中国城市化道路怎么走？是采取大城市和卫星城的美国模式，还是采取产业对相集中的巴西模式，看来都需要借鉴，更需要我们自己去创新。鉴于我国是一个大国且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复杂国情，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形成城市带，也许是可供选择的一种模式。不过，强制推行一种模式终非上策，以自然演进为主，加上适当而有效的规划引导，可能是利多弊少的一种次优选择。
4.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努力化解国家风险
近几年来，由于政府坚持了一致性稳定政策，采取了积极的调控措施，不仅成功地降低了通货膨胀，而且使已经发生的经济“泡沫”没有胀大。但是，“泡沫”并未消失，而是变成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呆、坏帐，留在经济机体里。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不仅原来的风险因素突现，而且产生了新的风险。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此都集中表现为国家风险。如何化解已有的风险，防止出现新的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就成为此次经济大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法规司《中国国有经济债务重组报告》提出，化解国家风险的主要方式是，降低国家的控股权，开放直接融资。据报告测算，“九五”期间至少要开放7964亿元直接投资，平均每年1590亿元。为了不使资本市场震动过大，将采取发行可转换债券、向职工融资、向国外融资等多种方式。我们认为这一方案是可行的。
通过直接融资化解国家风险的含义在于，一是通过企业和个人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既可补充企业的资本金，降低负债率，减少国家的资本注入，又可使企业风险由非国有股东承担，并通过转制提高企业效率。二是通过资本市场把一部分居民在银行的储蓄转化成股权投资，既可使居民的金融资产多样化，又可减少银行的利息负担。不过，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在于分散未来风险，现有风险的化解主要是逐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存款实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南发展银行和中创清盘，是消除银行和国有大公司坏帐和严重负债的重要一环。从清盘方式看，与国家全部包下来的中农信方式不同，国家只对储户（以10万元作等级，分级清理）包了以外，其它坏帐一概不管。这不仅降低了国家风险，而且是迈向规范的重要一步。今后，国有银行国家全保；其他金融机构利率可以上浮，但国家不保；乱集资不仅不保，而且还要罚。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可以说是基本国策，但将其建立在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上，国家又要实行严格的控制制度，包括目前正在实行的上市指标按部门和地区切块分配，以及关闭地方股票市场等。前者尽管违背市场原则，但是，上市后的交易实际上是在修正行政分配的错误，后者则是直接取缔市场和市场规则，连校正的机会也没有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利用市场的力量达到非市场的目标，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问题，或者就根本办不到。
四、政策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所讨论的中国经济大调整，与目前政府正在实施的启动经济增长的扩张政策有某些契合之处，但是，二者观察问题的视角及其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且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慎用。我们认为，今年能否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其实并不重要，尽管乐观派和悲观派已经将其吵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从这一点出发，与其倾全力确保增长8%目标的实现，不如顺应时代潮流，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中国经济的大调整上，作出一篇“预”调整的好文章。这篇文章作好了，中国经济还会出现至少10年的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