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上海商工会议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海商论文,资产阶级论文,日本论文,工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上海事变爆发。这是日本为转移国际社会对其炮制伪满洲国的视线而蓄意策划的。然而，事变的发生，除了这种战略意图之外，在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之中，还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基础和经济背景。本文拟就日本在沪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团体——上海商工会议所在一二八事变前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对中日关系的反应及其动向作一探讨，以图探索第一次上海事变爆发的真正原因。
一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在上海拓展势力，而大规模地向上海进行经济渗透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放松对中国控制的有利时机，在确保东北优势权益的基础上，将经济侵略的触角伸向以上海为中心的关内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远东华盛顿秩序的确立，日本对华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但由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势力的斗争主要集中于英帝国主义，加之，日本采取经济扩张为主的“不干涉内政”的币原外交，日本对上海的贸易额不仅未受损失，相反有了进一步的增加，至1930年已高达16740万两，占日本对东北以外中国各地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一半。其增长速度尽管不如美国，却远远凌驾于英国之上。[①]与此同时，日本对上海的投资额也飞速增长，占它对东北以外中国各地投资总额的66%，[②]虽只有东北的近三分之一，但至1930年日本在东北的人口占其在华总人数的80%，而上海只占7%。以此推算，在东北日本人均投资仅5100日元，而在上海却高达23000日元，[③]上海成为日本资本势力注目的焦点。
这期间，日本在沪投资的企业中，前期以棉纺织业来势最猛，但到20年代末期，由于“银价暴跌，日本国内经济恐慌造成资本过剩”等因素，致使“1930年前后，日本中小资本向上海大量输出”，“除纱锭增加外，又新设了保温瓶、制铁、酱油、机械、铝、电线、肥皂、帽子等工厂。此外，安川电机、大阪机械、大日本精糖、台湾精糖、味精等大资本也在上海开设分厂，”[④]形成了对沪投资的狂潮。
日本在沪投资企业，资本分布的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表1：上海及关内各地日本直接企业投资单位：百万日元
资料来源：雷麦《列强的对华投资》第308—309，436、556页（庆应书房1934年）
表2：日本在沪资本主要分布地区 单位：万海关两
资料来源：《帝国政府对上海事件的声明书》《东京日日新闻》1932年1月10日《日本人上海投资额》《长崎日日新闻》1932年2月17日
表3：日本在沪企业资本规模（1935年） 单位：千日元
资料来源：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上海内外商工案内》（1935年版）
表4：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组成人员及其所属企业（1936年）
资料来源：《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年报第十八（1935年度），《上海内外商工案内》（1935年度）
注：单位：千日元 1两＝1.44日元 1美元＝3.45日元
上列各表清楚地呈现出日本在沪资本构成的如下特点：第一，投资面广，波及几十个行业。仅投资额而言，进出口业最多，制造业次之，金融业再次之。第二，资本分配极不均衡。九大纺织财团共投资1.5亿日元，平均每家投资额高达1500万日元以上。而拥有156家商社的贸易、中小工商业等，投资额仅2亿日元。[⑤]第三，资本分散、零星。资本投资额50万元以上的仅为57家，不足全体的1/3，主要集中于金融、纺织、航运等行业中，其总店多在日本。而不足50万日元的竟达128家，约占70%弱，主要经营中小工商业和日杂货业，总店开设于中国的居多。
日本在沪资本投资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日本在沪经济的弱点和投资者、资本家的重层构造及各自的社会地位、政治态度。首先，日本并不象英国那样，将资本平均地投资于银行、制造业、贸易、海运、地产、公用事业等企业，以获取相当丰厚的利润，在上海确立牢固的经济基盘，而是无规则、无秩序地进行资本渗透。因此，尽管日本对沪投资急速增长，并在纺织界占据大壁江山，但从整体看，它的经济基础非常脆弱，极易受时局影响。其次，在沪日本资本集团从一开始即形成少数上层（会社派）和多数中下层（土著派）。会社派多为财阀系、政府系大企业派驻上海商社、银行的支店长、高级官吏以及大企业主。他们居住于英法租界，且得到本国政府、财阀的资金扶持，是日本对沪经济侵略的主要受益者。这派的政治态度相对比较保守和稳健，成为维持政府币原外交的主要社会基础。土著派主要是中小工商业者、日杂货品经营者，居住在虹口、闸北地区。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成为他们的“一大竞争者，一大威胁者”，[⑥]而他们又缺乏“适当的地方金融机关和资金”，没有大财阀作背景，不少人常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⑦]因而感到“前途渺茫，自暴自弃，心情沮丧、”[⑧]在中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的风潮中，多陷于停业破产的困境之中。因此他们在反对中国的民族运动、维护和扩充日本权益上态度激进，是军部强硬论的主要支持者。
到20年代下半期，中日关系渐趋恶化。随着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抬头，日本开始酝酿新的对华政策。受中国人民抵制日货爱国民族运动沉重打击的中下层资产阶级乘势抨击币原“软弱外交”，鼓吹对华强硬，与日本国内的武力干涉论遥相呼应，沆瀣一气。而原先通过向华北、南洋、印度转销产品、逃避五卅运动打击的纺织业等资产阶级上层亦在上海反日运动声浪面前惊慌失措，陷入困境，开始附和对华强硬的叫嚣。这样，在促成本国政府由对华协调外交转向武力外交的过程中，上海资本集团成为仅次于东北日侨的一支重要的海外群体。
二
在沪日本资本集团的政治倾向和对时局的反应，主要通过其组织机构——上海商工会议所的活动体现出来。
1911年辛亥革命正酣之时，在沪日本资产阶级秉承向本国政府报告中国局势、反映上海日本实业界的呼声、为政府的对华政策出谋划策的宗旨，由32家商社组成上海日本人实业协会，1919年易名为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1929年正式定名为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⑨]（以下简称上海商议）。因此，上海商议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政府密切联系的在沪日本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机关。这从它的组成人员及归属企业中亦可以得到证实。
可见，上海商议基本上是由政府系、财阀系等大企业驻上海分社的经营者、大纺织业主组成。这一方面反映了没有国家资本作依托、缺乏政策保护的中小工商业者在整个上海日本资本集团中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上海商议的领导层与本国的政府、财阀关系密切，他们的要求和呼声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政府的对华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1928年2月，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决定重开北伐。为维护日本在山东和满蒙的特权，田中内阁于4月17日第二次宣言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进攻北伐军济南驻地，继而挑起济南惨案。惨案的爆发，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义愤。随着中美、中英围绕南京事件妥协的达成或交涉的顺利进行，中国人民更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日本，抵制日货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城市。在上海，以5月17日制糖商的反日决议及其后日本糖的发送、交易完全被停止为契机，从5月底起，日本棉布、陶磁器、玻璃器皿、文具、玩具等行业也深受影响。[⑩]棉制品、砂糖、水产品、各种杂货等日货进口锐减。在沪的日本企业除纺织业外，白糖业停业，火柴、煤、皮革、玻璃、印刷也纷纷缩短工作时间。[(11)]
面对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上海商议极为恐慌，于6月26日纠集在沪日本主要行业团体，建立金曜会，决定每周星期五召开例会，通报各业在日货抵制运动中的损失，协商对策，[(12)]并邀驻沪日本总领事馆、陆海军武官参加，以密切与政府方面的联络，从而对政府的中国政策施加影响。
在对上海抵制日货运动的基本态度和保护中小贸易商免遭打击的问题上，金曜会认为，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采取对华亲善政策，要么采取强硬手段，彻底地加以制止。鉴于排日运动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怂恿，外交当局再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也无济于事，倒不如让上海的日本纺织企业停止生产，采取反抵制手段或断然动用海军力量。[(13)]8月16日，金曜会正式通过决议：（1）鉴于领事馆的现地交涉毫无效果，应以帝国政府的名义，严厉要求国民政府解散各反日团体。（2）由政府对蒙受重大损失的棉花商等一般贸易业者提供低息贷款，作为对抗排日运动的持久策略。该决议案由次日归国述职的矢田总领事转交田中内阁。[(14)]
金曜会主张将关税新约交涉与取缔反日联系起来，以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关税自主要求相要挟，迫使蒋介石在确保日本在华权益问题上采取实际步骤。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召集全国财政会议，正式宣布自1929年1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采用体现差等原则的海关新进口税则。[(15)]10月13日，上海商议理事会致电外相，建议政府：“承认差等税率，必须附带解散反日团体、撤消救国基金等条件。”[(16)]金曜会认识到：要迫使政府采取上述强硬外交手段，只有挑起国内仇华感情，造成全国一致的强硬空气。[(17)]因此，针对国内经济界存在着对华“亲善”论调，必须采取“某种积极行动，通报排日货实情，使其认识真相。”[(18)]为此，12月21日的金曜会会议决定每月发行三次1000份小册子，送到日本各大报社、官厅及各种团体。[(19)]
在1929年1月10日第一期金曜会小册子《上海排日货实情》上，刊登了题为《此次排日货的特征及其影响》一文，煞有介事地指出：与以往历次排日运动根本不同，这次抵货运动直接起因于济南事件，其真正目的是改订不平等条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且得到国民党有组织的、强有力的支持，必然长久。文章批判了随着济南事件的解决，日货重受青睐的乐观论调。并挑唆道：即使日本采取亲善政策，解决济南事件和关税问题，各种悬案还会迸发，抵货运动也将持续。因此必须放弃轻易的妥协，确立根本的对策。这篇文章集中反映了在沪日本资产阶级对处理中日问题的强硬立场和对中国实行关税自主的顽固阻挠态度。此间，尽管国民政府同美国等主要欧美列强签订了《关税新约》，但同样是条约满期国的日本，却利用排日问题大作文章，制造借口，百般拖延，使国民政府无法如期在1929年实行国定税则，只好沿袭协定关税的做法。在沪日本资本集团的态度无疑对日本政府的这一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7月，执行强硬外交的田中内阁垮台，第二次币原外交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于1930年5月，与国民政府签订《关税协定》。金曜会在评论政府的这一决策时，厚颜无耻地称：“虽然近两年来日本常对中国取同情态度，竭力维持友好亲善”关系，但“从中国得到的则是反日仇日的宣传。”[(20)]因此，金曜会对政府的外交方针感到不满，认为正是由于日本的“骄纵”，才使“中国变得如今这般傲慢”；这种“专事宽容的所谓绅士外交”，只会“阻碍日华两国间的共存共荣，贻祸根于东亚全局”。[(21)]他们还危言耸听地说：“日本商品从中国市场的王座上跌落的日子也许会意外快的来到”，[(22)]为此，强烈要求改变对华“软弱外交”。
在反对中国实行关税自主的阴谋失败后，上海商议继而挑动政府对国民政府提出的撤废领事裁判权交涉，设置障碍，横加阻拦。当时条约期满的国家均已同国民政府重订条约，表示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唯独日本拒签新约。1931年5月27、28日，日本商工会议所召开的“中国问题协议会上”，上海商议会公然鼓吹撤废领事裁判权“时期尚早”，建议当局：今后万一作出让步时，也应“按地域部分的实行或研究其它方法，采取渐进撤废”的方针；“坚决避免迎合中国政府得陇望蜀的欲望、抢在列强之先，获取中国好感的政策”。[(23)]结果，日本政府采纳了上述意见，拟订了极为离奇的方案，即只放弃在北平、天津、汉口、广州、上海对民刑小案的领事裁判权，但要求中国设立一允许日本法官参与会审的法院审理内地涉及日本臣民的案件。且日本人在上述五域与中国人享有同样的纳税、租地、设厂等权利。[(24)]日本的提案，南京政府当然无法接受，谈判很快陷入僵局。
上海商议从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和反动的阶级本性出发，对上海的抵制日货运动，进而对全中国人民收回主权的民族运动，极尽诋毁之能事。他们的言论，与日本国内迅速涌动的对华强硬论调相呼应，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同时，又成为本国政府判断中日局势时的重要依据，从而大大影响了其对华决策。当然，这一阶段上海商议的行为，还仅限于舆论鼓动上。随着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上海商议又在策划更积极的行动。
三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的爆发，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9月18日日军又制造柳条湖炸路事件，更将中日关系推入局部战争的深渊。
面对日本肆意践踏东北领土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掀起高潮。上海再次成为全国抵制日货运动的中心，且更有组织，规模更大。7月13日，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会成立，宣布实行对日经济绝交，9月22日，又扩大为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并公布了强化对日经济绝交的具体措施：断绝与日本的一切贸易往来，停止对日原料供应，拒绝装卸日货，禁止买卖和使用日本商品等等。[(25)]
声势浩大的经济绝交运动，对经济基础脆弱、以中小工商业为主的日本在沪资本集团来说，近乎灭顶之灾。据统计，自1931年9月至12月4个月间，仅上海一地被抗日会封存和中国商人拒绝起卸的日货价值高达10750万两。到1931年12月，日本商品在上海每月进口货物总值中的比例也由上年的29%锐减至3%。[(26)]不仅“土著派中小工商者……商品积压，生产停止，近乎破产”，如此下去，“丧失苦心建立的商业利权固不待言，将来还会丧失生活的基础”，最终“大部分中小工业只有覆亡一途”，[(27)]而且，连纺织系统的大企业也只好缩短工作时间，通过托卖或减价等方式，向东北、华北和印度开辟新的销路，[(28)]从而蒙受巨大损失。
然而，日本资产阶级并不甘心放弃既得的侵华权益。10月11日，上海日侨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强烈要求“帝国政府采取强硬且有效的措施，以根绝不法、暴戾的对日经济绝交及排日侮日思潮”。[(29)]在一片狂热的对华强硬的鼓噪声中，作为在沪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上海商议，为促使政府“对这次排日运动采取断然的态度”，[(30)]除继续诋毁中国的抵货运动、渲染日侨的遭遇处境、制造中日间紧张空气外，又采取了新的更严重的步骤。
第一，极力渲染上海对保持和扩大日本在华经济利益的重要性，竭力要求政府采取“沪满并重”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各界的视线集中于中国东北，其政策急遽地向“满蒙中心主义”倾斜。财界亦对“中国中部市场失去信心”，绝望地认为“上海已既不是企业投资地，也不是安全的贸易市场”，纷纷“向满蒙寻找补偿”。[(31)]上海商议猛烈抨击这种“北主南从论”，并分析其原因：这可能是出于“要更好地维护已确立的成果，将话题转向列强权益地区不是上策”的考虑。[(32)]上海商议认为正是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等问题上的偏向，致使“排日运动在上海最炽热”，因此，“上海日侨实际上成为国策的牺牲品”。[(33)]为使国内的注意力转向上海，上海商议故意将上海抬高为日本“第二、第三的生命线”，[(34)]并别有用心地同满蒙问题联系起来，称：既然已出兵满蒙，仅停留于该地区问题的解决，而不扩大为彻底根绝上海排日运动，没有丝毫意义；相反，上海的排日问题不解决，亦难于维持满蒙的既得权益。[(35)]上海商议的用意在于刺激本国漠视上海排日问题的神经，将上海变成第二个中日冲突的热点，以便为动员政府出兵上海铺平道路。
第二，反对政府采取的撤走本国侨民的应急方针，唆使日侨滞留上海。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慑于排日运动的沉重打击，曾设想撤走本国侨民。上海商议断然予以反对，于9月29日，致电币原外相，称：“鉴于这次事态的性质，撤走日侨问题决不应该轻率地援引前例……。只要日华直接关系不致国交破裂，日侨的生命财产固不待言，中国官宪显然也有义务完全保护居住、营业的自由。基于事态的性质，此次一旦撤离，就不能指望再轻易返回。因此，日侨轻率撤走就等于自动放弃权利，无意中陷入中国的圈套，导致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我国经济上的基础遭致破坏。所以帝国政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采取撤走日侨的方针，而让中央及当地官宪完全保护我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及居住营业的自由，同时承担全部责任，予以保障。且还完全有必要警告对方，万一我方行使自卫权也不容置喙”。[(36)]为鼓励日侨滞留上海，上海商议要求政府对陷于破产的中小工商业者紧急予以低息资金融通。同时，召集驻沪领事馆、陆海军机构，在乡军人会及各大企业团体、社团组织，建立官民一体的时局委员会，承担“日侨的避难和救援、善后处理、研究处理时局的对策及向军部提供后方援助。[(37)]上海商议的用意极为凶险：不仅为日本政府采取“现地保护”方针提供了依据，给直接出兵上海创造了借口，而且也为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侨民追随军队向上海人民逞凶肆暴埋下了祸根。
第三，怂恿政府直接出兵上海。
在播弄舆论、制造紧张空气、挑起中日两国间的敌视情绪后，上海商议终于将其险恶用心和盘托出。9月24日，上海商议决定致电政府采取断然的行动。会长米里纹吉公开表示：“既然国民政府关于对日对外的主义方针没有改变，满洲以外的中部地方关系好转也无望的今天，无论如何现已不是直接交涉的时期，而只有始终靠自卫权来推动。而且，在长江方面发动这一自卫权，就要象在满洲那样。”[(38)]10月9日，金曜会通过决议，称：“要排除一切软弱的主张，断然朝彻底消灭排日运动，谋求问题根本解决的方向迈进”。[(39)]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东三省的主要城市都沦于日军之手。20日，在金曜会会议上，驻沪陆军武官田中隆吉暗示：“齐齐哈尔攻陷后，满洲军的行动告一段落……。因此今后的重点将转向根绝华中一带的排日上来”。[(40)]上海商议兴奋异常，认为现在正是利用满洲事变来促进上海问题根本解决的“千载一遇”的机会。[(41)]旋派米里会长归国游说，敦促政府迅速发兵上海。在12月3日大阪商议对华问题恳谈会上，米里大放厥词，认为：“9月18日以后，日本对华关系取得非常有利的进展，如实表明必须依靠自卫权的发动”。因此，“不仅在满洲，而且必须对整个中国发动自卫权”。[(42)]正是在上海商议的鼓动唆使下，上海的形势如山雨欲来，一触即发。1932年1月18日和尚事件发生，20日，日本暴徒借口袭击三友实业社。同日下午，第二次日侨大会决议“请求本国政府增派海陆军来华，以期灭绝排日运动”。会后，日侨五六百人杀气腾腾地在北四川路示威，寻衅捣乱。22日，上海商议致电政府，敦促“立即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解散抗日会，灭绝抗日运动。如果中国无意答应实行，则迅速派兵，行使自卫权”。[(43)]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闸北十九路驻军发起突然袭击，一二八事变爆发。
通过考察在沪日本资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动向，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一二八事变是日本统治集团出于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占东三省关注的战略考虑。但在沪日本资产阶级则是促使这一战略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内在因素。离开了对这一阶层的研究，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二八事变发生的真实原因和日侨如此疯狂地追随军队向中国民众逞凶肆暴的根源，也无法明了日本不惜调集几万陆海军，三易主帅的目的所在。
注释：
①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年报第十五》。
②雷麦：《列强的对华投资》庆应书房1934年，第475、522、557页参照。
③（日）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日中战争》，中央大学出版部，1993年，第51页。
④外务省总务课：《现阶级抵制日货运动的特殊性》（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资料A1·1·0·21—5）第16页。
⑤樋口弘《日本的对华投资研究》生活社，1939年，第483—484页。
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在上海本国加工棉布业的现状》1930年，第63页。
⑦ ⑧外务省《对华经济发展政策（旧案）》外交史料E1·1·6·6。前揭《在上海本国加工棉布业的现状》第25—37页、第49页。
⑨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上海要览》1939年，第193—194页。
⑩商工省商务局贸易课《最近的中国时局和日华经济关系（二）》第12—16页。
(11)《最近的中国时局和日华经济关系（三）》第21页。
(12)上海商工会议所致东京商工会议所《排日货对策研究会》（1928年7月24日）（《金曜会报告》东京商工会议所商工图书馆藏。
(13)《第四次金曜会的报告》1928年7月20日。
(14)《第八次金曜会的报告》1928年8月17日。
(15)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4页。
(16)《第十六次金曜会的报告》，1928年10月19日。
(17)《第二十一次金曜会的报告》，1928年11月23日。
(18)《第二十三次金曜会的报告》（临时会议）1928年12月4日。
(19)《第二十五次金曜会的报告》1928年12月14日。
(20)《金曜会小册子》第三十四号，1930年5月5日。
(21)《金曜会小册子》第四十九号，1930年12月26日。
(22)《上海商工会议所年报》1930年版。
(23)日本商工会议所《报告》第十六号，1931年6月，第47—48页。
(24)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2页。
(25)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10月1日。
(26)天津《大公报》1932年2月17日，许杰《虹口日本人居住区述论》，载于《上海研究论丛》第十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88页。
(27)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上海的排日运动》外交史料A·1·1·0·21—5第126页。横滨贸易协会《中国的排日和现地日商》1932年，第12—22页。
(28)《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2册，第710页。
(29)前揭《上海的排日运动》第128—129页。
(30)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中央公论社1952年第64页。
(31)《注视满蒙的我国民》，载于《奉天商工月报》第315号，第3页，1931年12月。
(32)《金曜会小册子》第三十七号。
(33) (34)前揭《中国的排日和现地日商》第1页第4—12页
(35)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第十四次定期总会报告及议案》第13—14页，1931年。臼井胜美《满洲事变》中公新书，1974年，第165页。
(36)《金曜会小册子》第六十九号，1931年10月，第4—5页。
(37)上海居留民团编《上海事变志》1933年，第216页。
(38)前揭《第十四次定期总会报告及议案》，第13—14页，上海商工会议所《中国的抗日运动及其指导原理》，第20—21页。
(39)《第一百二十五次金曜会的报告》。
(40)《第一百三十一次金曜会的报告》。
(41)臼井前揭书，第166页。
(42)《中国的对日经济绝交和满洲事变》《大阪商工会议所月报》第295号，1931年12月第21—22页。
(43)上海商工会议所《经济月报》62—64合并号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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