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久强[1]2001年在《东盟与亚太经合组织双边互动的影响因素与前景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亚太经合组织（以下简称APEC）与东盟（ASEAN）的双边关系的发展是新世纪的APEC面临的极为重要的挑战之一。东盟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双边关系可以追溯到冷战末期，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初期，由于亚太经济圈的繁荣，双方的关系处于良性阶段。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APEC面对东南亚国家的危机无能为力，同时APEC中的西方大国企图利用APEC这样一个纯粹的区域经济组织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系列原因导致了东盟与APEC关系的倒退，使人们对新世纪两大组织双边关系的发展在充满了希望的同时也产生了忧虑。本文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进程入手，根据双边关系的动态发展，分阶段地阐述了两大组织关系的演变和发展，然后将两大组织看成一对变量，将其他因素（经济因素、大国因素、区域性组织因素）看成常量，通过不同因素的影响来考察判断两大组织双边关系的现状，并据此推出叁种模式来分析东盟与APEC关系的前景，由此也为中国如何利用这种双边关系来发展和强化自身的实力提出对策。
王峥[2]2017年在《冷战后南海周边主要双边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以及政治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建构了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的“双环境”分析框架,即从双边关系的整体来看(第一层次),双边关系中领土争端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构成了关系的内环境因素,双边关系行为体的权力条件和指标性关系条件构成了关系的外环境因素;从双边关系行为体自身的角度来看(第二层次),关系行为体内部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了行为体自身的内环境条件,行为体与外部国家的关系情况构成了行为体的外环境条件。以争端水平为标志的内环境条件决定了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的密切度高低,以情境结构为特征的外环境因素影响了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的稳定与否,领土争端下的双边关系正是在双重环境的制约与作用下,在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演变出不同的关系样式和状态。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具有同种领土争端的双边关系会存在关系状态差异性?影响关系状态差异性的因素是什么?研究对象是海洋领土争端下的双边关系,本研究的案例是南海争端下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运用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南海争端下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状态差异性的原因,是本文的基本思路。论文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背景知识、文献回顾以及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等。第一章是论文的理论框架部分,主要分析了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理论的逻辑结构和双环境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海洋争端下双边关系的双重环境条件及其对双边关系状态的影响机制。第二章是论文的历史回顾部分,主要介绍了冷战后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的发展历程,以及叁对双边关系中南海争端的历史演变进程。第叁章主要分析冷战后南海争端下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状态以及特征,是南海争端下双边关系差异性的描述性分析。第四章分析了影响南海争端下中菲关系、中越关系和中马关系的主要因素,从多重纬度解析双边关系发展的影响机制。第五章是论文的理论验证部分,也是南海争端下双边关系差异性的解释性分析,分别从南海争端产生时间的先后差别以及关系双方围绕南海争端进行博弈的程度来分析南海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然后从关系双方的内部性权力条件和外部性关系条件分析外环境对关系的作用。第六章主要对影响南海争端下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单元因素和系统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叁对双边关系未来演变的基本路径。结语部分主要对本文的分析过程进行总结,回答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学识性的理论再思考和政策性建议。
朱天祥[3]2011年在《冷战后欧盟对东亚的双层地区间外交研究》文中指出地区间主义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现象,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而欧盟则是地区问主义最早的倡导者、最广泛的实践者以及最积极的推动者。冷战结束以后,欧盟与东亚国家的地区间安排表现为亚欧会议与欧盟一东盟机制。由于亚欧会议是欧盟与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东亚国家以首脑会晤为最高层级的对话论坛,而欧盟一东盟机制则体现为欧盟与东南亚国家在部长层级的对话与合作,因此,欧盟与东亚的地区间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双层特征。本文旨在通过构建欧盟地区间主义战略的选择性塑造路径,运用区间影响力和区内主导力的概念,探讨亚欧会议和欧盟一东盟机制这两项看似相互重迭的地区间安排是否以及如何贡献于欧盟在亚洲的地区战略及其在全球层面的外交目标,进而解释并理解欧盟对东亚的这种特有的双层地区间外交。本文认为,亚欧会议与欧盟-东盟机制的并存并非一种制度冗余。一方面,亚欧会议与欧盟-东盟机制具有各自独立存在的意义。对于欧盟来讲,亚欧会议在成员覆盖上的广度优势,既有利于欧盟最大范围地打开东亚市场,也有利于欧盟提升其在多边国际论坛中的对话份量。而欧盟一东盟机制对于双方在一体化领域共有价值的强调,尤其是欧盟对东盟一体化的援助与支持,则不仅有助于欧盟最大程度地进入东南亚市场,而且也有助于欧盟通过东盟维护其在东南亚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收益,并经由东盟地区论坛实现欧盟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诉求。另一方面,亚欧会议与欧盟东盟机制还具备互为补充且相互促进的重要价值。这些价值可以从两个向度上进行理解：其一,就政治层级而言,亚欧会议为欧盟-东盟对话提供了最高层次的指导与动力,而欧盟-东盟机制则为亚欧会议落实其行动倡议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径与方式。其二,从地理层面来讲,亚欧会议虽然满足了欧盟与东亚国家开展地区间交往的基本需求,但由于欧盟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之间实力相对接近,依赖相对均衡,因而欧盟对东亚的区间影响力面临重大挑战。这种对于欧盟的不利因素又随着亚欧会议的非正式性质而得以放大。在此背景下,欧盟-东盟机制的价值则在于,它能够为欧盟凭借力量优势发挥其区间影响力提供必要的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东盟一体化加速发展以及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以东盟作为主导因素的现实面前,欧盟通过它与东盟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既满足了东盟对欧洲一体化经验的需求,从而巩固了东盟在地区合作事务中的区内主导力,又便利了欧盟对东盟一体化进程的介入,从而增强了欧盟对东盟的区间影响力,同时还为利用东盟的区内主导力帮助欧盟在亚欧会议框架下间接地施加区间影响力提供了潜在的前景。而在此意义上,亚欧会议对欧盟一东盟机制的影响则在于,它通过将中日这两个大国嵌入到既有的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之中,并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排除在亚欧地区间对话之外,从而有助于同时巩固东盟的区内主导力和欧盟对东盟的区间影响力。本文进一步指出,亚欧会议与欧盟-东盟机制对欧盟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所具备的上述意义与价值均或明或暗地体现在欧盟的亚洲地区战略以及欧盟对亚欧会议进程与欧盟-东盟关系所制定的具体政策当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盟一开始就清晰而全面地发掘出所有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相反,欧盟对于上述两项地区间安排的认知是随着国际体系的变迁与地区形势的演进而逐步形成的。它本身体现为一种战略调整与政策调适的过程。然而,欧盟对东亚的双层地区间外交实践并未完全达到欧盟的战略预期。欧盟与东盟之间虽然互有所需,但东盟同样有着平衡欧盟影响力的诉求。而随着亚欧会议的不断扩大,东盟的主导力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盟对东亚的双层地区间外交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考察。
王多月[4]2017年在《战略支撑点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文中提出21世纪,国际海洋战略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既提供了机遇,又使得这一战略面临着挑战。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战略态势中寻得国家发展的先机,将海洋安全贯穿国家建设主线的始终,是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其战略支撑点建设则是中国政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施行的一项推进国家稳步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关键一环,更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落到实处的具体的战略举措。未来,中国政府应在理清大战略思路的前提下,依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优势平台,准确选取、建设并维护好战略支撑点,充分发挥战略支撑点所特有的示范样板性战略效用,积极深化与沿线诸国间的战略联系,拓展与各参与国的外交纵深,巧妙的应对地区间战略风险,以期构筑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本文论述的核心要义即是围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战略倡议,通过设定战略支撑点的衡量标准并提出推进中国与战略支撑点战略对接的互动路径,从而行之有效的实现“点面结合,线片协调,并最终实现地区性战略整合”的发展目标。论文首先以空间场模型与力量场效应为战略支撑点构建作理论梳理,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试从地缘势力、国家群体、战略地位以及战略诉求四个层面对战略支撑点的战略内涵予以阐述。但作为一项尚未成熟的政策应对,战略支撑点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暴露无遗。基于此,笔者尝试从地理区位、历史联系、贸易畅通、设施联通以及战略示范五个层面对其进行战略考量,并从政治保障、制度保障、物质保障以及文化保障四个方面对中国与战略支撑点间战略对接的互动路径予以概述。其次,为了阐明战略支撑点构建的战略相关性,笔者更是通过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的分析,指出战略支撑点建设有益于缓解这一战略倡议的战略困境,并通过能力因素、类别划分以及基本特性叁个层面对战略支撑点构建所应具备的战略要素进行剖析。再次,为了验证上文所论及的的正确性,笔者分别对该战略倡议所指涉的叁条主要航道上的八个重点国家予以列述,用以考察其是否具有成为战略支撑点的发展潜力。最后,通过对战略支撑点所存在风险性的考量,文章认为应从关键举措、重要因素、安全保障以及方向保证四个层面对实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战略支撑点的共建提出可行性工作机制,不断增强中国国家建设的可持续性。
罗洪[5]2009年在《冷战后的越美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政策以来,越南对美国的外交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冷战以后,双边关系取得了全面、飞速发展。1995年两国建交;2000年两国签订贸易协定;2000年11月克林顿访问越南;2005年6月潘文凯访问美国;2006年美国支持越南入世,给予越南贸易最惠国待遇。尤其是“9.11”事件以后,美国调整了对东南亚政策,把越南视为推行美国亚太战略的重点的国家,提升了越美关系。双方各级领导人的频频互访,促进了越美关系,使得贸易投资稳步不断上升。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冷战后的越美关系发展变化,归纳出越美关系的发展特点,分析越美关系发展的动因,预测越美关系未来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1]. 东盟与亚太经合组织双边互动的影响因素与前景探析[D]. 桂久强. 暨南大学. 2001
[2]. 冷战后南海周边主要双边关系研究[D]. 王峥. 外交学院. 2017
[3]. 冷战后欧盟对东亚的双层地区间外交研究[D]. 朱天祥. 复旦大学. 2011
[4]. 战略支撑点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D]. 王多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
[5]. 冷战后的越美关系研究[D]. 罗洪. 暨南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