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国家认同的特点及其与对外接纳度的关系研究——来自ISSP（2003）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证据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ISS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目前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行为体，国家对于每一个个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现实的法律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所隶属的国家。但法律上的“冷标准”是否等同于心理上的“热标准”？即法律所界定的国籍，个体是否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在哪些方面更认同……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国家内部凝聚力量的大小，也关系到个体的自我统一性和幸福感，应予以深入地探讨。现有的研究已对国家认同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对勾勒国家认同的概貌、作用及影响因素等都很有帮助。然而，随着国际化、全球化的来临，“地球村”、“全球一体化”、“共同体”等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紧密，这些是否会对人们的“国家认同”带来冲击，国家认同是否会对国际化的趋势带来影响呢？
本文利用的是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在2003年对国家认同开展的第二次调查的数据(以下简称ISSP(2003))。调查范围涵盖34国，内容涉及与国家认同相关的若干方面。本文拟探讨以下三个问题：(1)国家认同的具体状况，即人们究竟更认同哪些方面，认同的程度如何？(2)不同群体的国家认同状况是否有不同？(3)国家认同与对外国或国际社会和对外来移民的接纳(以下分别简称接纳他国或国际组织和接纳移民)之间有什么关系？为解决上述三个问题，还要先明确界定国家认同的内涵以及国家认同的具体测量方法。
在结构安排上，本文首先对目前存在的关于国家认同内涵、测量、影响因素及其可能造成结果等方面的研究进行回顾，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然后，利用ISSP(2003)国家认同数据库对国家认同的现状进行描述，并利用统计方法确定影响国家认同的可能因素。接着，探讨国家认同与接纳性之间的关系。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结果进行相应的综合分析并讨论其对国家认同相关政策的制定及全球化发展的意义。
国家认同：内涵、测量方法、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
(一)国家认同的内涵：功能vs内容
认同(identity)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是由于对客体价值发自内心的认可而产生的一种对客体的特殊认识状态和情感归属。认同对于群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目前群体认同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其中尤其以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研究最受重视。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国家认同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笔者认为，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界定维度——功能的维度与内容的维度。
从功能的维度看，国家认同就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Rex(1996)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对“自己与国家之间联系的一种意识”，也即与别人相比，自己是哪个国家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国家认异，即“一个民族国家确定自己不同于别国的差异或特性”。还有的定义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直接影响国家凝聚力、发展动力，甚至影响国家存在的合法的、巨大的黏合力量，让人们感觉到如同在家一样。这些定义均是从概念、功能的角度界定的。简言之，国家认同就是一种能让人产生“自己属于哪个国家”这个结果的一种心理活动。
从内容的维度看，林震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主观信仰，表现为政治主张或政治立场。贺金瑞对国家认同的定义则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有的研究者还对这些内容进行归类，提出可以分为偏重公民的认同(civic national identity)和偏重民族的认同(ethnic national identity)。此类界定方式展现了国家认同的可能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该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阐明“认同”的究竟是什么。
综合上述关于内涵的研究，笔者认为，上述两类对国家认同内涵的界定存在着各自为政、自说自话的倾向。事实上，功能与内容两个方面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认同的实质，如果同时将功能和内容作为两个维度纳入，则对国家认同的理解将更加全面。从功能的维度上看，国家认同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归属感”，那么，归属的标准即用以区分“我国人”和“别国人”的指标，归属的程度即对国家状况的认识、接纳和欣赏。而从内容的维度上看，这两个成分在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展现，可据此反映个体的国家认同状况。
(二)国家认同的测量：直接与间接
从上文所述的众多研究者对国家认同的内涵分析中不难看到，研究者对国家认同内涵的理解是比较复杂多样的，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与之相应，在国家认同的测量上也存在多种测量方法之间的争论。笔者拟从直接测量与间接测量的维度梳理已有研究。
直接测量即研究者希望用最直接的方式探测个体的国家认同，一针见血地找到其核心特征。很多研究者采用了“认可”、“亲密程度”等关键词测验。其内部逻辑是：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不属于某个国家，就不会感到亲近，更不会表达自己属于这个国家。这种测量属于归属感程度测量。例如，Sinnott(2004)归纳总结了三类测量方法——认同的排序(rankings)测量法(A类)；亲密性(closeness)或者接近性(proximity)程度(rating)测量法(B类)；认可性(importantance)程度测量法(rating)(C类)，并认为这三类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也有差异，其中，亲密性、认可性李克特量表的效果更优。
直接测量所用的语言直接、内部逻辑清晰，测验设计也相对简单。但这种直接的测量方式存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表露方式过于直白、表面效度过高，容易出现社会赞许效应。二是所测内容不完整，尽管国家认同是测量个人归属感的有无，但这并非国家认同的全部，还应当包括“产生此判断的标准”以及“这个国家是如何的”等认识和情感。
鉴于直接测量的局限性，很多研究者提出使用间接测量的方法，此类方式的关键词为“重要性”、“自豪感”等。例如，Doeley和Silver(2000)的研究中用“具体领域自豪感”(是否为国家的某个方面感到自豪)估计国家忠诚，Hjerm(1998)的研究则制定了一系列的“重要性”(是否感到国家的某一方面对成为一个国人很重要)对国家认同进行测量。这种测量更像是一种“内隐测验”，即看似没有表达归属感，但从被调查者客观的评价中即可反映出其不同的归属倾向性。例如，假设有人更重视生长在这里，那么其归属感的建立更多的是基于这个原因，同时，他也更倾向归属于“共同生长在这里”的群体。同样，若某人更倾向于为自己国家的“公平”感到自豪，那么其归属感或者国家认同的建立便更可能源自“公平”。这样的测量更为细致地刻画出国家认同的状况。
综上，两种测量各有优缺点，但笔者认为，间接题目具有隐蔽性，容易得到更加真实的结论，因此，笔者界定的对国家认同的测量包括两类题目：一类是“认为一些具体特征(例如，血缘、信仰等)对于成为国人是否重要”；另一类是“为国家的哪些方面(民主、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历史等)感到自豪？”
(三)不同类型群体的国家认同状况
对国家认同研究的现状分析的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做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解释国家认同形成的过程和机制以及分析国家认同可能的功能，以便为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数据研究基础。可以从国家和个体两个层面分析已有的国家认同形成的机制问题。
从国家层面上看，有研究者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全球化程度、军国主义历史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经济或文化全球化越发达的地区，国家认同的程度越低。但是由于经济和文化关系太近，也很难分清楚究竟是哪个方面的作用。此外，军国主义和内部文化的变异性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还有研究者则对比分析了各个国家的认同状况，认为不同类型国家的国民具有不同程度或不同类型的国家认同，例如：西方国家(包括西欧和美国)的国家认同是比较公平的、民主的，中欧和东欧则是比较具有民族局限性的、保守排外的等。但是，正如Kunovich(2009)所言，无论何种程度的因素都得转化成个人行为。因此，本研究拟借鉴国家层面研究中的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等因素，在国家认同的各子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探讨个体因素是否可能对不同子类型的国家认同产生影响。
就个体层面而言，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性别与国家认同
性别对国家认同是否有影响呢？有研究者认为，不同性别的人的国家认同之间并没有差异。例如，Moghadam(1995)的研究认为，不同性别的人的国家感觉(national feelings)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与之相似，Legge Jr(1996)针对德国国家认同直接测量的研究也认为，性别并不能对国家认同标准造成影响。Evans & Kelley(2003)的研究支持不同性别的人的国家认同之间无差异的观点，但同时提出，不同性别的美国人的自豪感之间是有差异的。鉴于这种可能的国家差异，Smith & Kim(2006)的研究以ISSP 2003为基础，对不同国家国民的自豪感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其所调查的33个国家中，性别仅有微弱且变换不定的关系。在具体自豪感上，仅15个国家中表现出显著差异，其趋势为男人比女人自豪感更高。
2.受教育程度与国家认同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究竟拥有更高还是更低的国家认同呢？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对低(以一般自豪感为指标)。此种趋势对形成“世界大同”是有利的，也是当前一些国家试图引导的方向。来自德国的一项国家认同研究(Legge Jr，1996)也表明，受教育程度和国家认同之间可能的确存在负相关。而来自ISSP(2003)的数据也提示，在国家认同标准上，也存在着受教育程度越高，国家认同标准越宽松的结论。
除了对国家认同的总体分析外，还有研究者具体分析了受教育水平同具体维度的认同之间的关系。受教育程度基本对科技自豪感没有影响，对文艺、体育、经济自豪感的影响则为负。还有研究者(Kunovich，2009)认为，教育水平越高，虽然总体国家认同标准放宽了，但与国家政治相关的认同标准却更严格。
总的看来，受教育程度越高者都表现出相对弱的国家认同趋势，但是由于各个结论在国家数量、测量方法和指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关于受教育水平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究竟如何，主要对哪个子维度有影响的探讨，并不十分清晰，有待进一步探讨。
3.年龄与国家认同
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国家认同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来自爱国主义(即一般国家自豪感)的研究表明，在绝大多数国家，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差异，年龄越大，爱国主义倾向越强烈，爱国主义最强的人群是7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Smith & Kim，2006)。而来自具体自豪感研究的数据则获得了更具体的结论，即年龄越大的人，对国家的科技、艺术、文学和经济的自豪感越高。但在体育自豪感上，不同年龄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其中，美国的年龄差异尤其突出(Evans & Kelley，2003)。
4.其他
除了上述三个因素之外，研究表明，其他一些因素(民族、历史渊源、特殊事件、教育方式)等也可能影响国家认同，例如，Dowley & Silver(2000)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白人与黑人在爱国主义和是否愿意与他国交战方面有显著差异。战争、恐怖袭击等特殊事件也将促使国家认同的激增。而国家的教育内容，爱国主义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也都会影响国家认同。
从上文中国家认同的综述不难看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都会影响国家认同。但已有的研究分析存在三个问题：(1)不同群体的国家认同研究中，国家认同的界定标准存在差异，以一般自豪感即爱国主义倾向为测量指标的研究比较成熟，但严格地说，爱国主义倾向并不属于国家认同的范畴。同时，国家认同方面的研究却局限于国家认同标准(国家认同内容)的研究，事实上，具体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标准的共同作用似乎更有价值。(2)对自豪感的探讨较多，而对国家认同标准的探讨相对较少。(3)对自豪感的探讨以单个项目为单位(例如，民主、历史等单方面)，缺少一定的整合，结果比较复杂，对规律的揭示受到一定的限制。
鉴于上述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03)中调查数据库的分析，试图对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和是否有国籍等不同群体的国家认同的状况进行定量研究。分别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国家认同的具体状况：在哪些方面更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认同？(2)不同群体的国家认同有何不同？
(四)国家认同与对他国、国际组织及移民的接纳
对外国、国际社会及移民的接纳是指，个体对外国人、国际组织或者由外国移入本国的移民这几类群体的接纳。接纳是同仇外(Xenophobia)以及反其他国家(antiforeign)相对应的概念。下文中对仇外或反他国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于接纳性的研究。
研究者之所以会着重探讨仇外以及反其他国家的问题，是因为仇外以及反他国的态度或情感问题非常重要，将会直接影响国家间以及国家内不同民族间的关系，且一旦仇恨模式形成，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了仇恨以及反他国的态度和情感的形成？有的研究者认为，经济地位是导致反他国态度形成的关键原因。例如，Castles & Kosack(1985)的研究认为，对他国人的偏见、歧视均源自于社会和经济兴趣，并认为只有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改善才能去除偏见、对立、歧视等。Legge Jr(1996)总结认为，具有仇外、对立和反国家特质的人群之间都存在着政治或经济的竞争关系。“权利”的得失将直接影响人们对竞争对象的仇恨的强弱。而与上述“权利论”相反的是“抽象认同论(symbolic theory)”，这种观点认为，人群间对立仇恨并非源自权利竞争，而是个体头脑中对国家、民族等的抽象理解，即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程度越高，对他国的仇恨或反他国的力度就会更高，相应的，对他国的接纳程度自然也越低。至于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反国家态度情感的存在，有研究者进行了对比分析后认为，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与实际的经济地位相比，国家认同对反他国的影响更大，其影响力基本达到了前者的数倍。
鉴于国家认同对反国家可能的预测作用，随后的很多研究者围绕着国家认同影响反国家或外族情感的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者(Hjerm，1998)发现，对国家不同方面的认同对于反外国或外族的预测作用并不一致。越是严格持有居住地、法律实体、政府、政治愿望、国民的相同权利和共同价值等认同标准的人，反移民程度越低，而越是持有祖先、血缘等认同标准的人，反移民程度越高。根据前文所论述的对国家认同类型的分析，前者属于偏公民的国家认同，后者则属于偏民族的国家认同。国家自豪感也是相似的。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安全系统、公平的对待每一个成员的自豪感较强的人，反移民程度较低，对国家的神学技术、文化、历史、体育等的自豪感较强的人，反移民程度较高。前一类自豪感是国家政治自豪感(national political pride)，后一类是国家文化自豪感(national cultural pride)。
最近的一项研究(Kunovich，2009)则是通过将国家认同标准的两部分——偏公民部分和偏民族部分求和或求差获得了总体国家认同标准和差标准这两类标准，并认为“和标准”代表了国家认同的总量，“差标准”代表了偏公民认同的量。探讨这两类国家认同标准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对外政策包括：对外移民的政策、对外民族文化融入的政策、是否应遵循国家利益等方面。和标准与差标准对各种因变量指标的影响相对复杂，但存在一个总体趋势，即越偏好公民标准，反他国、仇恨他国或者限制性的感情和态度便会越低，而相反的，整体国家认同标准越高，对他国的限制性、仇恨性感情和态度则会越高。
鉴于上述研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家认同和对他国或他族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1)对反国家、仇恨等概念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研究是用反他国，有的研究是反移民，而二者的混淆可能会限制我们对其产生机制的理解。(2)对国家认同的成分的划分并不一致，用差的形式是否能够反映国家认同标准的某种倾向也值得我们探讨。(3)对国家认同的研究并不完整，或仅用国家认同内容(标准)，或仅用国家自豪感等代表国家认同。因而，本研究拟完整考虑对他国、国际组织以及移民的仇恨(其反面是接纳)，并尝试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获得“对外国或国际组织以及移民的接纳(分别简称接纳外国和国际组织和接纳移民)”、国家认同标准以及国家认同自豪感的完整的测量模型。并利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探讨国家认同与对外界的接纳性之间的关系。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尝试做以下三点改进：(1)在概念上对接纳他国及国际组织与接纳移民做明确的区分，并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对该区分进行验证，以便于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国家认同对两类接纳的影响，避免接纳概念内涵含混不清，有利于清晰地勾勒出国家认同与接纳之间的关系；(2)以更广的样本数据为依据，进一步证明关于国家认同标准和国家自豪感各自的二维结构。一方面，希望与以往的以典型国家为样本的研究结论互相验证，另一方面，也希望将该二维分法拓展到更广范围的样本中。(3)以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将国家认同标准和国家自豪感的各个维度都涵盖在内，尝试在引入了数个重要变量时，国家认同的指标是否仍然对接纳有影响，作用是否与已有研究相一致。
国家认同具体状况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为ISSP(2003)。此次调查包含了共35个国家(或地区、民族)：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美国、奥地利、匈牙利、爱尔兰、荷兰、挪威、瑞典、捷克、斯洛文尼亚、波兰、保加利亚、俄国、新西兰、加拿大、菲律宾、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日本、西班牙、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法国、葡萄牙、智利、丹麦、瑞士、委内瑞拉、芬兰、南非、韩国、乌拉圭。接受调查的人数共有43977人。由于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缺少V18的数据，新西兰缺少V19的数据，智利缺少V47，南非缺少V50-54。因此，将以上所述5个国家都排除。结果共30个国家(或地区、民族)的36884人参与下列分析。
(一)国家认同测验项目及结构分析
根据上文中对国家认同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国家认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的国家认同标准；二是主观上对具体国家的自豪感(具体问题参见附录)。
我们选择了关于认同标准及关于自豪感的问题各9题，并对它们的表述及含义进行细致的理论分析，共计得到18个题目。
1.国家认同标准的结构分析
通过对9道关于国家认同标准的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所有数据的30％进行探索，下文对国家自豪感和接纳性的分析与此方法相同)，我们得到9个题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见表2)。其中，祖先、出生地、生活地、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传统5个项目聚在一起。根据Shulman(2002)的分析可知，出生地、生活地等代表偏向传统方面的认同。在ISSP(2003)的数据中将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传统、祖先等加入后，也聚在该维度下，由于其代表的更多的是传统的、历史的沉淀、与生俱来的或者是国家最初形成时所依据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定义为“传统标准”。而尊重体制、会讲英语、自我感觉3个项目聚在一起，根据Shulman(2002)的分析可知，国籍、语言、制度、感觉等代表偏公民的认同。本研究中，除国籍外的3个项目均聚在一起，由于其代表的更多的是现代的、可以学习的特征、目前国家形成所依据的标准，因此，我们为其命名为“公民标准”。国籍在两个因子上载荷基本相等。通过我们的分析认为，该项目应当归属于公民标准。因此，我们以此结构为基础，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如图1所示的模型载荷图。
表3中列出的是模型拟合的各项指标。一般的，RMSEA低于0.1表示好的拟合；CFI在0-1之间，大于0.9(越大越好)，所拟合的模型是一个好模型。当样本量较大时，
/df的值参考价值有限，GFI也应大于等于0.90，同样的，TLI也应当在0-1之间，越接近1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证明这个结构是合理的。
计算每个维度所包含题目的分值的算术平均数，即可获得该维度的总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ISSP(2003)都是分数越低，表示认同程度越高，因此，我们对分数进行逆算调整。具体方法是：原始数据库中，“非常重要”得分为1，“比较重要”得分为2，“比较不重要”得分为3，“非常不重要”得分为4。我们将其方向逆转，即“非常重要”得分为4，“比较重要”得分为3，“比较不重要”得分为2，“非常不重要”得分为1——调整为分数越高，表示认同程度越高，以便更好地对研究结论作出解释。
2.国家自豪感的结构分析
通过对9个国家自豪感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我们得到9个题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见表4)。其中，民主、社会安全、经济、政治、公平对待每一个人5个项目聚在一起。根据Hjerm(1998)对ISSP(1995)数据的分析可知，与国家或者国家的政策相联的民主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公平等方面的项目，属于国家政治自豪感维度，ISSP(2003)这5个项目也聚在该维度下。借鉴Hjerm的命名，本文将体育、科学、文化、历史等方面的项目聚在一起，命名为国家文化自豪感维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军事项目在两个因子上的负荷都相对较低，而且基本相等。因此，我们排除了该项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10年前而言，军事引起人们自豪感的程度有所降低。当然，这也可能是与研究的被试范围更广有关。
以此结构为基础，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如图2所示的模型载荷图。综合判断表明，模型的拟合系数较好(见表5，模型拟合的指标参见国家认同标准部分)，这个结构是合理的。
图1 国家认同标准两因素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计算每个维度所包含题目的分值的算术平均数，即可获得该维度的总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ISSP(2003)都是分数越低，表示自豪程度越高，因此，我们对分数进行逆算调整。具体方法是：原始数据库中，“非常自豪”得分为1，“有点自豪”得分为2，“比较不自豪”得分为3，“一点都不自豪”得分为4。我们将其方向逆转，即“非常自豪”得分为4，“有点自豪”得分为3，“比较不自豪”得分为2，“一点都不自豪”得分为1——分数越高，表示自豪程度越高，以便于更好地对研究结论作出解释。
(二)不同群体国家认同的状况分析
1.不同群体国家认同标准的分析
对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以及国籍状态的群体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分别进行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公民标准还是传统标准的重要性上，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国籍有无等，都会影响个体对国家认同标准的判断。
图2 国家自豪感两因素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由于本数据库所用的被试样本量较大，因此，单因素方差分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差异的显著性，我们又进行了效应值的检验(cohen 
)。依据cohen在1988年提出的效应量大小标准，≤0.02(小)，0.02<<0.15(中)，>0.3(大)。我们认为中等大小的效应量是有统计意义的。
据此，我们得到，年龄对认同标准的影响是显著的，元论是公民标准还是传统标准，都得出了年龄越大者认为标准越重要的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龄越大者认为的标准重要性越高，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年龄较大者对判定国人有着更加严格的标准，对每个指标的重要性看得都比较重，或重视的指标比较多。这可能正是全球化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全球化理论的影响下，年轻人的国家观念在逐渐淡薄，而老年人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较少，对国家的界限的认识还相对较强。当然，这也可能与不同年龄段的人性格特征有关，年龄越长，越慎重对待各种事情，因此，对认同标准的要求更为严格。
此外，受教育程度对国家认同的传统标准的影响是显著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认为传统标准越不重要。该结论在一定程度证实了Kunovich(2009)的结论。尽管我们并未得到受教育程度高者国家倾向的认同的得分更高的结论，但也并未看到受教育程度对国家认同的公民标准的抑制趋势。正如认知技能理论(cognitive skills theory)所说，认知技能越高者会更好地将自己表现为属于一个更大的组(例如，是欧洲人而不仅仅是德国人)。而且学历越高，接触的面也越广，对于传统的一些标准进行一定的思考。他们可能会认为，血缘、历史等这些与生俱来的、不能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获得的标准，已经与目前的全球化的趋势不相匹配。因此，在主观上对其的认可度便有所降低。但现代的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语言等特征并没有表现出可能的局限性。因此，学历越高对传统认同标准的推崇下降，但对公民标准的推崇并没有降低。
最后，通过相关样本t检验，我们对两种认同标准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
=199.726，p=0.000，效应值ES=1.040(ES>0.8，表示较高的效应值)。表明人们对两种标准的重要性程度的判断是有显著差异的，总体上看，公民标准得分更高。这也可能说明，现代人更重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定义，而对血缘、传统等标准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了。
2.不同群体国家自豪感的分析
对不同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以及国籍状态的国民的国家自豪感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分别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国家政治自豪感还是国家文化自豪感上，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国籍的有无都会影响个体的国家自豪感。
同样，由于本数据库所用的样本量较大，单因素方差分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差异的显著性，因此，我们又同时对其进行了效应值的检验(cohen )。同样依据cohen在1988年提出的效应量大小标准，≤0.02(小)，0.02<<0.15(中)，>0.3(大)。我们界定中等大小的效应量是有统计意义的。
结果表明，不同群体在国家自豪感的两个维度——国家政治自豪感和国家文化自豪感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差异并不显著，但仍然可以看到，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自豪感在降低，这与Evans & Kelley(2003)关于教育程度越高，对科学、技术、体育以及经济的自豪感越低的结论，以及Smith & Kim(2006)的教育水平与国家自豪感之间的关系也有一致之处。值得一提的是，与无国籍者相比，有国籍者的国家政治自豪感更高，但在国家文化自豪感方面则无显著差异。可以认为，无国籍的人对科技文化、历史、体育等的自豪感并不见得比有国籍的人低，至于他们的政治自豪感低，可能与无国籍者政治法律方面的权利受限有关。
最后，总体看来，人们对国家的政治自豪感要显著低于对国家的文化自豪感，=184.610，p=0.000，效应值ES=0.961。自豪感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说明，目前，这些接受调查的国家中，还有一部分国家在国家政治方面做得不是很令国人满意，至少不像国家的文化传统等让国人满意。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国家文化和国家政治是否优秀的评判标准不同。相对而言，人们对科学技术、历史、体育、文艺领域的成绩通常是比较宽容的，而对与国家政治相关的民主、政治影响、经济进步、社会安全系统等的要求却比较苛刻。之所以会有判断尺度的不同，一方面，可能因为政治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有切身体会，自然要求更具体、更多。而文化等并不直接影响个人的生活发展等；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文艺、历史等内容相对不易与其他国家形成比照，而民主等政策内容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横向对比。因此，不同的国家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分析这些可能性，并找出应对之策。
国家认同与对他国、国际组织及外来移民接纳度的关系
(一)接纳性结构分析
通过分析，我们选择出12个表示接纳性(即对外国、国际组织及外来移民接纳度，以下简称接纳性)的项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如表8a所示。其中，对外来移民的接纳的5个题目聚在一起，这一结果与Hjerm(1998)中所界定的“仇恨”一致，只是在Hjerm的分析中，分数越高表示仇恨程度越深，接纳程度越低，而在本文中却是接纳程度越深，仇恨程度越低，因此，我们将其命名为“接纳移民”。其他的7个题目聚在一起，这些题目均与对他国的接纳有关，因此，我们将其命名其为“接纳他国及国际组织”。
以此结构为基础，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如图3所示的模型载荷图。模型的拟合系数较好(见表8b，模型拟合的指标参见国家认同标准部分)，证明这个结构是合理的。
计算每个维度所包含题目的分值的算术平均数，即可获得该维度的总分。
(二)不同群体的接纳性
依据已有的研究结果，不同的国家认同将产生不同的接纳性，即国家认同将可能是影响接纳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首先对接纳性的整体分布做一个描述统计。然后再用多元回归的方法估算国家认同对于接纳性的影响。
对不同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以及国籍状态的国民的国家自豪感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分别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对他国和国际组织的接纳还是对移民的接纳上，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国籍等的影响均显著。我们对其同时又进行了效应值的检验(cohen )，结果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接纳他国、国家组织以及外来移民的程度都更高。年龄越大，对他国的接纳度越低，但是对移民的接纳没有表现出差异。可见，教育水平、年龄的作用是贯穿始终的，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年龄的降低，人们对认同标准的关切程度在降低，自豪感也在逐渐减弱，对他国也在趋于接纳。从总体上看，人们对他国和国际组织的接纳性低于对移民的接纳性。=48.158，p=0.000，效应值ES=0.251。尽管t检验是显著的，但是效应值较小，因此，我们并不认为二者存在很显著差异。也即人们接纳他国和国际组织以及接纳移民的程度是基本相似的。
图3 接纳两因素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三)国家认同对接纳性的影响
对接纳性进行回归分析时，采用了下述分析步骤：(1)根据已有研究，选择可能有作用的8个因素，其中，包括国家认同标准及国家自豪感各自的2个部分及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国籍状况等4个因素；(2)根据上文描述性统计所做的状况描述及可能的推论，确定引入国家认同标准和国家自豪感2个变量、4个子成分以及受教育水平、年龄，用“Enter”的方式进入方程；(3)用“Stepwise”的方式引入性别和国籍。之所以对这2个因素采用逐步引入的方式，是因为在这2个变量对接纳性的影响的方差分析中，尽管F值显著，但值并不显著，因此我们并不清楚其预测力是否显著，因此逐步引入方程；(4)获得回归方程标准化系数β、校正后的解释率(Adjusted 
)以及回归方程的效应值。与之相似的，在对接纳移民进行分析时，也首先用“Enter”方式进入国家认同标准和自豪感以及受教育水平，之后用“Stepwise”方式进入性别、年龄和国籍。得到两个回归方程模型，如表10所示，图4、图5则更清晰地表示了其影响的方向(正向或负向)及大小。
结果表明，各模型均达到显著水平。
首先，探讨公民标准和传统标准的影响作用。
在对外来移民的接纳上，传统标准的系数为负，公民标准系数为正。这说明，对传统标准的认同程度越高，人们对外来移民的接纳度相对越低。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标准的核心在于认同血缘、历史、信仰等与生俱来的东西。这代表一种相对刻板的认同方式。即使移民的身份发生变化，成为国家合法一员时，持此标准者却还有可能不能接纳，这一结论与Legge Jr(1996)的研究有一致之处，国家认同度高者更容易有反外情绪和态度，且这种作用尤其集中体现在民族认同上，公民倾向认同者，对外来移民的态度相对更宽容，而民族倾向认同者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则会相对更强，作出类似限制移民，让移民的文化被同化而消失(Kunovich，2009)等选择。同时，这种刻板也表现在对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看法上，该结论是对以往研究结论的拓展，因为无论是Legge Jr(1996)还是Hjerm(1998)或是Kunovich(2009)的研究中，反外情绪和态度的对象都是外来移民，而对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外国影视等来自外国或国际组织的成分并未详述，本文中的研究证明，与对外来移民的结果一样，倾向于传统标准者对外国、国际组织等的影响同样是负向的。事实上，持狭隘的传统认同标准者可能更多地带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可能源自其对自身民族和血缘等的崇拜，为使有同样血缘者能在社会资源或经济利益上保有优势，产生对非同血缘者或其他族群的对抗心理。目前，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跨国公司或者各种文化机构等已经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其领土之上，而这显然会对本国的经济或其他利益构成一定威胁，面对此种“危机”，善于自我保护的传统认同者自然又将自己的对抗对象向外扩张，扩展到对外国人或者国际组织的对抗上。
图5 影响移民接纳的各因素影响示意图
注：“+”表示影响是正向的，即影响因素取值越高，接纳移民程度也越高；相反，“-”表示影响是负向的，即影响因素取值越高，接纳移民程度就越低；虚线表示没有影响。
而与之相比，公民标准则显得更加灵活，持有较高的公民标准并不会阻碍对外界的接纳，相反还会促进对外来民族的接纳。建立这种适应性、开放性较强的国家认同也是很多研究者所提倡的(Michael，1993)。
其次，探讨国家自豪感的影响作用。无论是对接纳他国还是对接纳移民的估计中，都出现了国家政治自豪感的回归系数为正的情况，即国家政治自豪感越高，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他民族的接纳程度也会越高。相反，政治自豪感越低，对他国的接纳度也会越低。
对某个客体或事情形成自豪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很好的，二是自己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有的人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民主、平等、社会保障等感到自豪，那么可能的理由就有两点：一是国家的经济、政治、民主、平等、社会保障等方面做得较好。二是他感到国家的这些成就，无论对稳固国家地位还是其他都是很重要的。正是由于关心，如果做得不好，人们便会归咎于他人。自豪感越差，就越可能不合理归因。相反，越是感到自豪，说明人们对自己国家的表现越自信，也就不再需要归咎于他国，在其思维中，他国或者国际社会也许会有一些消极的影响，移民也许会竞争资源，但是源自于对本国经济政治发展的自信，他们并不认为外来的国家或民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会撼动本国优势。
在国家文化自豪感方面，却是文化自豪感越高，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他民族的接纳程度越低。这可能由于一个对本国文化、历史、科技发展感到骄傲的人，一方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看不上他国文化；另一方面，也会担心他国的另类文化会使本国优秀文化“变质”，感到有“威胁”，因此越自豪越排斥。当然，还有可能是认为本国做得很好了，不需要外来的文化干扰或科技融入，因此抗拒。
第三，我们根据4个个体变量所得的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比，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之处。
受教育程度对反外国情绪和态度的预测系数均为负，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者对外国、国际组织或外来移民的反对也越低，该结论与Jegge Jr(1996)的结论是一致的。究其原因，可能也正如Jegge Jr的研究所推断的那样，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收入水平也可能越高，而收入水平越高者反外国情绪就越低；此外，教育水平越高者，也相对越开放、包容，反国家性也越低。
而在是否拥有国籍的问题上，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相对于有国籍者而言，无国籍者对外来移民的接纳显著要高。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国籍者中的很大一部分恰恰是外来移民，他们自然对与自身相近的群体的接纳度更高。
年龄越大者对他国的接纳度也越低。纵观对国家认同标准和国家自豪感的研究，不难看出，年龄的作用似乎一直是存在的，年龄越大者，国家认同的标准越严格，对国家的自豪感也有越强的趋势，这些都预示了年龄越大者对他国或他族的接纳度可能会越低。尽管在接纳外族上的差异效应值不够大，但我们的结果基本是与此逻辑相一致的。但是，也曾经有研究者认为，年龄越大，反外族程度越低(Legge Jr，1996)。看似矛盾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可能与经济地位和认同程度两种变量有关。经济地位越高，接纳性越高；国家认同越高，接纳性越低。年龄越高，可能同时带来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国家认同的降低。这二者的作用力的方向是相反的，但经济地位的作用力远远小于国家认同的作用力(前者是后者的1/7)，因此，在二者的综合作用下，年龄对接纳的预测力应当是负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所用的预测变量存在一定的相关，经过容忍度和特征根以及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均未发现多重共线性，因此所建立的回归模型是可靠的。
国家认同中的理性色彩及其启示
与传统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研究不同，国家认同的概念本身便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同爱国主义或国家主义一样，尽管国家认同包括了情感的成分，属于归属的一种，但国家认同更多表达了一种具体的、分析性的、理性的倾向。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国家，用国家认同这个概念都能挖掘到以往所忽视的理性话题。
对国家而言，领导者和管理者希望看到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满意、自豪、信赖等。但是，如果仅靠以往爱国主义的“一般式”的测验，只能获得一个结论，即是否爱国。对这种“爱”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或者，如果不是很爱国，原因可能是什么，我们并不得而知。因此，对于政策制定等的帮助也是有限的。
对个人而言，爱国主义测验往往带有很强的社会赞许性，同时也不太符合目前人们追求人本和理性的趋势，因此，个人从心理上对国家认同的概念的接纳程度更高。
本研究中所探讨的国家认同，即是以较为内隐的方式测得人们的认识和一些能够“具体化”的情感，这种来自个体视角的“自下而上”的素材，对国家和个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认同标准的侧重：从传统到现代
在认同标准的分析中，我们通过人们在“传统标准和公民标准”对判断是否是“国人”这个问题上的重要程度发现：相对于传统标准而言，人们认为公民标准的重要性程度更高。这也许说明了现代人已经更多地接纳了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的关键特征：合法性、共同的政治和政策、共同的语言等。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放弃了传统的界限，不意味着大家放弃了传统的血统、出生、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标准。但是，这种“现代气息”的标准观在所有人群中(不同的受教育程度、性别、有无国籍等)都基本是一致的，老年人对公民标准的重视也高于传统标准。这可能代表了在近一个世纪中，现代的、法律的国家国人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尽管人们没有放弃对传统标准的认同，但也很明显地对公民标准赋予了更多的关注。而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在保持公民标准重要性程度不变的情况下，对传统标准的重要性认可度在显著降低。受教育水平高者一般都更容易接受新鲜观念，尝试创新事物，是社会前进的先锋力量，对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有着一定的预测作用。可能正是目前世界上的和平、发展的趋势直接影响了高学历层次者的认同思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对传统的血缘、历史等“界限”的认可度都会有所降低。人们可能会相对更加重视国家、政治、法律、社会公平性等。因此，这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或其他人口的流动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国家而言，也应当注意到这个趋势的存在，并根据自身的情况给予不同年龄或者受教育程度者以可能的引导或支持。
(二)自豪感的失衡：苛责还是欠缺？
在对自豪感的分析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一个明显趋势，国家政治自豪感低于国家文化自豪感。而且与认同标准一样，无论在哪个群体(不同的受教育程度、性别、有无国籍等)都有这样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自豪感大约处于“比较自豪”程度，而国家政治自豪感则介于“有点自豪”和“比较自豪”之间。为何会有这样的显著差异呢？正如上文中所分析的那样。这可能源自人们对国家在政治方面的要求过高。但是，对于国家而言，这也是一个值得人们重视的信号。尽管将其与国家文化自豪感相比，也许不太具有可比性，但自豪感对形成稳定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为了更能促使国人建立对国家的稳定的、内在的认同。国家也可以多考虑如何提高工作的水平，以赢得国人更高的认同，提高既理性又包含情感的凝聚力。
(三)接纳的源泉：政策的自信
接纳他国、接纳外族对于促进国际社会在各方面的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试想，如果国人不同意在必要的情形下(例如环境保护)，国际社会的利益可以高于国家的利益，那么，国际社会的合作必将举步维艰。但从表面上看，认同一个国家与接纳别的国家或者国际社会是相互矛盾的。但以往的研究大多将“爱国主义”当做国家认同的标准，由于爱国主义自身的局限性，这个结论也值得推敲。从实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我们并没有发现绝对的此类趋势。相反，国家自豪感越强或者国家标准更高的人，对其他国家、国际社会以及移民等的接纳度越高。因此，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解决了爱国还是爱世界的冲突。正如上文所述，这可能与自豪自信的心理活动有关。自信的国家对于他国和国际社会不良影响的担忧会比不自信的国家更少，因此也会显得更加开放。但是，也应当重视，对传统标准的重视程度越高的人，对他国和外族的接纳度也会相对越低。因此，对于国家而言，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引导或者试图改变国家认同的标准，调整引发国人自豪感情绪也借此期望能够改变人们的接纳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