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官派欧美留学生的考录及学习生活——以1908-1911年浙江区域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派论文,浙江论文,近代论文,留学生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2)04-0036-06
在近代，留学生尤其是欧美留学生一直是科学的代名词。近代浙江官派欧美留学生开始于清末，时间介于1908-1911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浙江地方政府考选，即1908年的浙江考选；一种是依附于中央政府的“庚子赔款”，以浙江的赔款比例来确定浙江的名额比例。
1908年，浙江首次进行了政府性质的考选欧美留学生的选拔。这是近代中国留学史上一件较为重要的事件，因为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孤零零的成为个例停留在历史长河中，该事件在当时浙江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进行以省为中心的官派不久，国家性质的规模化留学欧美的庚子留学开始了，由省派变为国派，都是官派的形式，成为近代浙江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的重要环节，孕育了众多浙江籍优秀科技人才。
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前的几年里，由于社会认知的深入，留学生已经成为学生群体中的精英阶层。留学生群体大致可以分为留日派和欧美派。从科技方面来说，尽管留学欧美学生人数远没留日人数多，而且热衷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的人也不很多，但他们在接受西方文明、输入西方文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极其巨大。近代中国科技每一步发展，无不和这些欧美留学生密切相关。
一、清末浙江招考欧美留学生
关于清末浙江留学欧美学生的情况，资料不是太多。近代浙江开埠以来，最早留学欧美的金雅妹等人，实际上并不是通过政府渠道，而是多由各地的传教会等非政府渠道去国外留学。庚子事件后，清廷才高度重视留学生工作。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廷留学支持者在极力鼓吹留学日本的同时，政府渠道留学欧美的大门也已打开。
现有的记载表明，浙江省第一次招考留学欧美学生是在1908年，动议来自上海。在近代，上海是最全面的接受欧风美雨的地区，浙江紧邻上海，上海对浙江在吸收西方科技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在上海的浙江人还很多。他们比之在省内能够更多地接触到西学，浙江旅沪学会的主要宗旨之一就是推广教育。浙江旅沪学会的发起人沈瓞民回忆：“1907年旅沪学会召开会议，我就提出要求浙江派遣欧美公费留学生的提案，大家一致同意。当时深恐浙江拒绝，乃找旅沪学会会董汤寿潜商量，请他与浙江巡抚增韫接洽。汤对此事，欣然赞同，多次接洽，始允在盐斤加价项下，每年拨出银三万两，派遣留欧美学生二十名，卒业回国，按额递补。并说明由上海浙江旅沪学会具呈，由浙江巡抚‘邀准’”。①游说地方政府出钱，公费派遣学生出国求学，浙江的举动较之其他省份，有开风气之先。
在沈瓞民等人的推动下，浙江巡抚增韫终于允准以政府名义招收留学生。由于之前没有先例，而浙江省提学使在省内又没有比较在行的人可供选择，于是委派由旅沪浙人在上海的组织“浙江旅沪学会”全权处理招考问题。
浙江旅沪学会对此事也是引为己事，为了更好地把事情办好，多次开会分析。在这之前，清政府也陆续派学生到欧美留学，但效果不好，他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官方指派，官绅子弟，滥竽充数，一到国外，游荡不学，一无所成；二是留学生程度不齐，留学国外，也无法听讲；三是不经严格考试，本国文字不通，易养成洋奴，为列强帮凶”。①提出了三条针对性的意见：“一是经严格考试、杜绝广遣私人，虚占学额，不但贻笑外人，抑也为国人所痛心疾首；二是选派欧美留学生宜采取公开招考办法，应考者不拘是否毕业，有无文凭，由各中学堂以上之学校，遴选浙籍品学兼优的学生，定期在省城举行考试；三是考试科目，应有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包括英、法、德文)。其中除国文一科外，均以外国语出题，应试者以外国语回答；但首先重视国文有根柢者，方得入选”。①应该说，旅沪学会的分析正确、应对果断，而且考录标准统一。
此次浙江省官方招考留学生工作，从管辖上来说，应该由浙江提学使主办。但由于杭州缺乏阅卷老师，浙江省支提学使电请旅沪学会代为选聘。最终，学会选聘了四人：李登辉，专阅英文、德文试卷；赵儒北，专阅历史、地理试卷；濮登青，专阅英文、数学、物理试卷；李昌祚，专阅法文试卷。同时，浙江提学使还聘请沈瓞民为“提调”，办理考试选拔工作。
浙江第一次招考欧美留学生的日期定在1908年6月，地点在大方伯杭州府中学堂。在上海、浙江两地报考者有500多人，但最后实际参加考试的有200多人。即使这样，从录取的20个名额来说，实际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招录比例达到10∶1。
中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尽管旅沪学会的设计者们定出了很好的力求公平公正的计划，但在第一门国文的考试中，问题就出现了。国文的题目是“礼失而求诸野论”，由于部分学生不知道该题出自《礼记》，因此文章跑题者甚多。因为当时考试规定，上一场考试不合格者，不能参加下一场的考试。这本是选择国文基础好的考生的很好机会，但阅卷的主考官提学使支恒荣，由于“巨绅吴震春推荐的一人，国文就不通，只好从宽准其应试”。①所以，只能在外语方面卡掉更多的人。“除国文外，评分严格，虽一分之差，也必认真讨论而后定”。①也可以看出，法理莫外乎人情，只要有通融的地方，还是可以使人情融入进去。
关于这次考试的试题，《浙江教育官报》第2期《杂录》中有刊登。它的标题是《浙江遣派欧美留学生考验各学科题目》，然后分国文题、历史题等。国文题是“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说、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论”，这两个题目是传统的策论形式，是以传统的儒学思想——礼学与兼济天下作为考题。历史题则是要考验学生的英语水平，历史考题以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及战争为背景，四题的大意分别是：1.希腊原始政体的形式是什么？说明斯巴达与雅典社会文明之间的差别；2.给出波斯战争的原因，描述马拉松和温泉(关)之战；3.人物解释：赫拉克勒斯、米太亚德、莱奥尼达斯、梭伦、狄摩西尼、苏格拉底；4.说明罗马创建的方式、地点、时间及创建者，描述其早期政府特征。[1]这四道题中，英文的生僻词较多，在没有一定词汇量的情况下，更多的考生，可能是通过上下文意思做出判断。
在国文题目的问题上，与前文当事者的回忆有小小的分歧。这期的《浙江教育官报》在杂志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资料来源的时间，但该期是1908年9月5日出版，而上文论述的是浙江第一次招考欧美留学生情况，与这次考试相隔两月余。因此，该试题可以看作是此次招录考试国文、历史科目试题。而前文回忆国文题目是“礼失而求诸野论”，与“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说”主题一致，内容相差不多。之所以两者不同，可能是回忆者回忆内容有出入所致，当以官报材料为准。
最后，经过总评分后，由提学使出榜，共录取二十名，备选四名。1908年浙江省第一次考取留学欧美学生正试录取者：“王烈、丁紫芳、徐名材、葛燮生、沈慕曾、胡祖同、包光镛、韦以黻、胡文耀、翁文灏、孙文耀、徐新陆、钱宝琮、胡衡青、张善扬、严鹤龄、蔡光勚、孙显惠、叶树梁、谢永森”①，最后一个谢永森已在英国留学，作为“特补”。在正式招考的19人当中，都具有浙江省籍，但无一是以浙江省内学校为报考学校。这其中上海学校的学生有15人，占报考人数的绝对多数。也说明当时上海教育的质量，要远优越于浙江。同时18人(1人未详)当中留学地为美国的有9人，占了50%，美国成为浙江留学生的首选之地。①这20人当中，历史影响最大的当属地质学家、民国政府时期的行政院长翁文灏。
二、留学欧美的浙江学生生活
出了国门的浙江第一批官派欧美留学生，也有在境外经常与浙江旅沪学会保持联系的。为了弥补中国学生在科技领域的差距，在留学生选派出国前，省里要求学生只能选读理工科，但并未指定具体学科。而此时，仁和人徐新陆通过留学生监督，要求改动学科，原因是他对所学学科兴趣不大，或者说辛辛苦苦出了国门，所选学科在家乡的认可度不高。
对于西学的认知，即使走出国门，理解也还是有过程的。第一批中要求换学科的徐新陆，他对于留学的认识，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徐新陆)放洋前，原拟学习造船。抵英后，质诸彼都人士，多谓造船一门，非得二三十人同学，将来不能致用。盖以工程浩大，头绪纷繁，非一手一足力也。此次吾浙派遣诸君，只生一人认习是科，深虑归国后，不克为吾浙有所尽力。且造船一科，需学校三年，工厂五年。浙省官费，只供五载，五载之后，何以为继？筹画再四，惟冶炼亦吾国要图，即以军事轮船、炮、枪、弹，何一不需钢铁，亦何一不需冶炼……生自入伯明罕大学后，每当实验之际，持箝立炉旁，面赤耳热，不觉自笑，谓只身数万里外，乃学为冶人耶！”①当时走出国门的学生对于专业的认知也停留在了农业社会中，而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也使得家庭对于专业选择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作用。徐新陆之父知之，认为儿子留学当铁匠，反对殊烈。徐本人也不坚定，由造船而冶炼，由冶炼而经济唯考虑个人得失，把国家置之脑后了。中国人总是喜欢学大的东西，但屠龙之技虽大，却较少派上用场。
后来成为一代文化名流的蒋梦麟也参加此次招考，他和徐新陆不一样之处在于，蒋没有考中，属于那9/10的落榜生行列。蒋回忆说：“暑假，跑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未被录取。于是向父亲拿到几千块钱，预备到加利福尼亚州深造”。[2]91没有考中公费的蒋梦麟，可以凭借家庭的殷实的经济条件，选择自费留学。“初到美国时，就英文而论，我简直是半盲、半聋、半哑。如果我希望能在学校里跟得上功课，这些障碍必须先行克服。头一重障碍，经过四个月的不断努力，总算大致克服了，完全克服它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第二重障碍要靠多听人家谈话和教授讲课才能慢慢克服。教授讲课还算比较容易懂，因为教授们的演讲，思想有系统，语调比较慢，发音也清晰。普通谈话的范围比较广泛，而且包括一连串互不衔接而且五花八门的观念，要抓住谈话的线索颇不容易。到剧院去听话剧对白，其难易则介于演讲与谈话之间。最困难的是克服开不得口的难关。主要的原因是我在中国时一开始就走错了路。错误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矫正过来。其次是我根本不懂语音学的方法，单凭模仿，不一定能得到准确的发音。因为口中发出的声音与耳朵听到的声音之间，以及耳朵与口舌之间，究竟还有很大的差别。耳朵不一定能够抓住正确的音调，口舌也不一定能够遵照耳朵的指示发出正确的声音”。[2]97-98蒋梦麟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每个走出国门的中国学生都会面临的问题。
走出国门的浙江留学生，语言关即使在国内有所突破，但在实践运用中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换学科成了一种时尚。“我过去的准备工作偏重文科方面，结果转到农科，我的动机应该在这里解释一下。我转农科并非像有些青年学生听天由命那样的随便，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慎重决定的。我想，中国既然以农立国，那末只有改进农业，才能使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得到幸福和温饱。同时我幼时在以耕作为主的乡村里生长，对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本来就有浓厚的兴趣。为国家，为私人，农业都似乎是最合适的学科。此外我还有一个次要的考虑，我在孩提时代身体一向羸弱，我想如果能在田野里多接触新鲜空气，对我身体一定大有裨益”。[2]99实际上频繁更换学科，固然和自己之前思虑不周详有关，也与学生对于社会及人生认识的不断深入相连。
在这之后，浙江本还可依据第一次考选留学生办法，招考欧美留学生，但历史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机遇。不久美国退还了庚子赔款，用作留学生经费，开始全国范围内招考留学学生，浙江的这种努力就停止了。后来还因庚子赔款而创办了清华学校，以方便选送中国优质生源去美国接受教育。
三、庚子留学中的浙江学生
庚子赔款留学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争议甚多。尽管对于美国庚子赔款动机的理解，各自的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但有总比没有强，并且，事实证明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对中国加快吸收西方科技和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06年初，有一个在中国四十年的商人兼教士明恩溥向当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建议，退还庚子赔款以示‘亲善’，并利用庚子赔款资送留美学生，以表示‘关心中国’，作为‘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同时，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也向罗斯福提出同样的建议，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既可以缓和我国人民的反美运动，又可以伪善面貌，加深其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未来的各界)领袖’。何况这笔本来是中国人民汗血的赔款，仍由中国学生带去美国落在美国人的手里呢？”②应该说，美国通过庚子赔款，对于自身利益来说，取得了多重良好效果：一是培养大批中国学生，为未来中国政府中的亲美势力奠定了根基；二是拓宽了美国大学的优质生源渠道，从中国选拔出来的都是中国学生中的精英，那么多中国优质生源的涌入，带动了美国高校的创新能力，并逐渐博取了世界大学领袖的实际地位；三是为美中文化的交流，美国也需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求有价值的内容，为多元化的美国价值观插入新的注解；四是客观上进一步密切了美中两国的经济往来，外来的人口，并为所在地高校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就浙江地区而言，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庚子赔款选拔出来的学生比例不一。但在全国范围的招考留美学生的考试中，浙江等沿海省份占据着很大的优势。“当时留美预备学校尚未设立，第一批留美学生，只好从全国各校选拔，举行一种所谓严格考试。1909年8月，这个以选拔所谓第一批留美‘赔款学生’的严格考试，就在北京西城学部大堂举行了。在第二试中，各科考试平均分数，原定应该在60分以上，结果按标准可以录取的仅有39人，因为如曾国藩之孙曾昭权等人非录取不可，他们的成绩都在标准以下。因之，降格录取，标准降低到他们能够及格为度，这样，连同叼他们之光，成绩稍高于他们的幸运者在内，一共又增加了8名，合计为47名。报考学生虽来自全国各地，统计起来，以籍隶沿海各省的为多；至于录取的人，多数是来自上海的学生，真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据我所知，上海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系前南洋公学，亦即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我在该校预备科毕业)的学生录取了14名；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学生录取了10名。两校合计有24名，已占全部录取学生的半数以上”。②在第一次庚款考录中，人情因素再次起到一个重要作用，虽然它还是以成绩的排名为依据。而这里面，如上海的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这些学校，成为了培养优质生源的巨型航母。
有关资料表明，在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在美选科情况中，选择文科的有10人，占总数的21%。选择理工科的有37人，占总数的79%，涉及专业分别是普通科学、数学、物理、化学、造船工程、应用化学、农业、林业、普通工程、土木工程、道路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采矿冶金、化学工程。②这也说明，留学欧美的主要专业选择是理工科类，这些正是传统中国教育中不曾涉及的内容，对于中国这个急需科技发展的国家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第二批考取庚子赔款的留学学生70人中，按照地域来说，江苏(含上海3人)29人排在榜首。浙江14人占总数的20%，列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广东10人。其余直隶3人，安徽3人，福建3人，四川3人，贵州2人，湖南1人，广西1人，山东1人。统计数据充分说明了浙江生源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较高的地位。而如果按照毕业学校统计，上海圣约翰书院最多12人，南洋公学(上海高等实业)7人，岭南学堂5人。而东吴大学，江南高等，唐山路矿，复旦公学，南洋中学，五校各约4人。这也可以看出，上海学校毕业生占整体毕业生的比例是非常之高。并且，浙江的这些有幸被录取的学生，他们的毕业学校无一来自本省，这些优秀的浙江生源，得益于沿海、特别是上海地区学校的培养。这也是近代浙江人才成长过程中的一种悖论：一方面浙江涌现了众多的杰出人才，另一方面这些杰出人才在关键阶段，都不是浙江本地培养的，浙江地区容易出人才但自己却不培养人才。
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浙江学生的排名分别是：4张谟实、5徐志芗、13沈祖伟、15程闿运、16钱崇澍、17陈天骥、20周象贤、26徐志诚、28竺可桢、30沈溯明、41施赞元、51孙恒、52柯成懋、70张宝华。[3]有较大影响浙江学生，比如第28名竺可桢是科学家、教育家，第16名钱崇澍是著名植物学家。与他们同榜而名闻天下的则有第2名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赵元任，第55名的胡适则是近代中国显赫的文化大亨。一般人的概念，清末的留学生学文科去日本，学理工科去欧美。而赵、胡二人虽在欧美留学，却均为人文类的大师。据此看来，欧美不仅科技发达，而且人文学科也极有可取之处。
据胡适回忆，第二次庚款考试内容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成绩及格者才能考第二场的各门科学。“国文的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得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4]116-117
1911年还进行了第三次庚款留学考试，共录取了63人。4月份，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堂开学，这个学堂后来发展为今天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大学。
四、首次官派欧美留学生的启示
作为浙江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官派欧美留学，1908年浙江招录欧美留学生事件留下来很多值得后人总结的经验。尽管浙江省自己只做了一次这样的事情，但它在育人方面起到领天下风气先的作用，这些都与近代浙江积极涌现人才有着一定的密切关系。
政府主导留学考录工作，具有政策上的合理性与导向上的激励功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浓厚的国家里，政府所提倡的，往往是那些中上层民众积极追求的方向。在教育鼎革之际，那些具有远见的人，是愿意花大力气将自己的子女通过各种形式送出国门，特别是具有先进指向的欧美国家。而近代以来，凡是出国留学人员，特别是去欧美等国家，几乎都是家境殷实或者是家族殷实，这样才有留学的资本。
政府在招录过程中，所采取的命题形式、考试宣传组织、阅卷及确立名额等方面，是已被废弃的科举考试在新时代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对于废科举后所形成的政府用人标准的疑虑。命题时，采取异地命题的方式，保证了公正性。而组织宣传方面，也是尽可能的动用各种舆论力量，所以报考者还是比较多。而在录取方面，或多或少也是会带有一定的人情，分数线因人而定，但还能将就规则，所以有一些本来不能被选上的人，因为他分数之下的人被照顾了，所以连带着他也被录取。浙江在1908、1909年的两次招录工作，是否存有这样的情况，目前还未能找到相关的史料予以说明。但无论如何，很多人都明白，在没有了科举的年代里，留洋是最具影响力的途径。所以就连《阿Q正传》中，阿Q很是瞧不起的假洋鬼子，阿Q在描述的时候，还是带有羡慕的神情，尽管这个假洋鬼子只是把头理了新潮的缘故。
旧的价值观难以有效的形式进行灌输，而欧美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在使学生进一步西化的同时，也将东方中国的国情文化直接传入欧美。废科举对民族的长期发展来说，应该是有益的，因为它毕竟推动了传统中国融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但是它对于执政者来说，却是没有多少好处。“废科举后，中国学子的学习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调整。学子求学由原来科举时代自学或半自学的状态，转变为学堂里的集中授课形式。政府与学生的沟通渠道，也迅速开始转变，那种传统的雇主与受雇者的关系不复存在。学生与政府的关系在清末变得复杂而难以理清。清末学生来自于国内外新式学校，学生与政府的关系已经不是传统的契约性模式。新式学堂里的学生，并不存有科举时代进入仕途的明确途径，传统学子与政府的纽带被割裂，两者之间的沟通既显得迫切又困难重重”。[5]47-52对于留学生的思想文化教育，特别是情感上的认同，困难重重。从历史的效果来看，尽管当时政府不太满意欧美生的情感行为，但是在辛亥革命中，却少有欧美生直接参与革命的情况，这或许也是一种意外。
考选欧美留学生仅仅两次就宣告终结，这固然和当时社会变革的一些短视行为有关，但也与中国长期以来追求整齐划一的行政理念相关。清末时期，中国社会进行了重要的社会结构改造。而由于新政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愈发尖锐。政出多门、规则失范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招录留学生事情，难以制度化、规则化，普遍存在短期问题，鲜有长期的规划。同时，招录留学生，它毕竟是一个旧制度的衍生品，在以政府还是以学校主导招生权这个问题上，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但政府的参与，毕竟提供了学生走出国门的一个重要机遇，尽管他们的在异域他乡的成长实际上受地方政府的影响并不多。
另外，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人情现象仍然是影响招录的重要因素。相比照的是，不得不佩服古人在科举考试中所采用的规避人情的方法。尽管人情占有重要位置，但毕竟是严格按照分数本身录取，后面者也只是沾光而已，并没有动及考录过程的根本。没有出现篡改成绩现象，考录过程的公平、公正还是为时人所坚持。同时，无论是浙江省组织的“省选”还是后来庚款的“国选”，被选拔出来的浙江籍学生，他们的来源学校都在省外，并且以上海为最，这也凸显了浙沪两地在近代关系的紧密。浙江人才成长的悖论，对于今人思考如何培育优质生源，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实践操作层面上的共鸣。
注释：
①资料来源见沈瓞民的《记浙江第一次考选欧美留学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杭州：内部印刷，1978年，第19、19、20、22、22、22-23、22-23、23-24页。
②材料见罗惠侨：《庚款第一批派遣留美学生的简况》，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杭州：内部印刷，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63年，第183-184、184-186、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