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意识形态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极右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政党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56.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11)06-0041-07
2011年7月22日，挪威青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制造的爆炸和枪击事件，打破了二战后挪威人平静的生活，欧洲政坛为之震惊，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这个宁静的北欧国家，西方主流媒体将这次枪击事件称为挪威版的9·11。布雷维克在发动袭击之前，在他的博客上写有1500多页的“宣言”，攻击多元文化和穆斯林移民，他曾参加极右翼的挪威进步党，2006年退出该党，在思想上变得更为极端。[1]当前，欧洲面临着新一轮的经济衰退，西欧社会经历着复杂的变迁，这进一步激活了极右翼。意大利《共和报》称，奥地利、荷兰和瑞典等国极右翼的胜利，说明整个欧洲正在朝向右转的趋势前进。极右翼政党不断掀起波澜，西欧政坛弥漫着极右的气息，再次使得公众和学者将讨论的焦点汇聚于此。
国内学者对极右翼政党的研究，多偏重于探讨极右翼政党兴起的原因，以及极右翼政党对西欧社会的影响等。鲜有学者对极右翼思潮这一概念，以及极右翼政党自身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内容进行深刻的学理分析和解读。①笔者认为，只有理解了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内容，才能深刻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欧极右翼思潮何以在西欧社会蔓延，以及极右翼政党为何能够从边缘性、体制外政党，逐渐朝体制内政党的方向发展(如奥地利的自由党)；才能深入理解极右翼政党给西欧社会所带来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它所引发的多元文化主义失败论、欧洲怀疑主义论调在西欧蔓延，西欧各国掀起了新一波的反移民潮，文化认同逐渐取代了以往的国家认同成为政治学中的核心标志。
如何对极右翼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极右翼政党家族为什么秉持强烈的反移民色彩的价值观？在它们的宣传口号和动员策略背后体现出的是怎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特征？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深刻的探讨和理论解读。
一、什么是“极右翼”
在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中，要对极右翼这一概念做一个精确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对极右翼毫不含糊的定义在学术领域里几乎是找不到的。贝林(Billing)认为“极右翼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到麻烦和费解的术语”；[2](P.146－166)罗伯特(Robert)也指出“对于极右翼这个概念，缺少令人满意的可以操作的指针”；[3](P.471)范·贝姆(Von Byeme)认为建立在历史观点基础上的定义和分类很大程度上不能为极右翼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概念；[4](P.1－3)奥森．A.纳斯塔萨克茨(Othon A nastasakis)曾经总结了有关极右翼政党研究所存在的三方面的欠缺：一是缺少大致被接受的定义；二是充满了令人困惑的术语；三是面对众多的个案时在分类上面临着诸多困难。
在已有的学术文献中考察极右翼政党的不同定义，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认为极右翼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5](P.203－205)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将特定的政治方式、行为、策略和组织，或者是特定的选民基础作为分析极右翼的面向和维度，[6](P.34－51)显然这些内容是归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
有些学者认为极右翼政党具有单一的意识形态特征。哈斯本德(Husbands)指出“种族的排外主义”是西欧极右翼共同的意识形态的核心；[7](P.4)伊特维尔(Eatwell)指出各种各样形式的民族主义是西欧极右翼政党的特征。[8](P.412)穆德(Mudde)对相关的学术文献作了精细的阅读和梳理，他发现有五个方面的特征被超过一半的定义所引用，这五个特征分别是民族主义、排外(仇外)主义、种族主义、反民主的情绪，以及要求一个强国家。[5](P.206－207)他认为极右翼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本土主义者(nativism)、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ism)和民粹主义(populism)。[9](P.293)
二、反宪政和反民主——界定极右翼概念的两个指针
为了清晰地对极右翼这一概念进行探讨，就必须理解极右翼概念中的“极端主义”和“极右”的内涵。作为极右翼思潮载体的极右翼政党，它们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特征，其中很多特征都是反宪政和反民主的表现形式。如反政党体制的、反多元主义的、反议会主义的、要求有一个强国家、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要求强调法律和秩序、要求军国主义，这些都是拒绝民主宪政国家最基本的价值观、程序和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体现了极右翼中“极端主义”的色彩；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排他主义，这些都是拒绝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这一基本原则的外在表现。换句话说，它们都是“极右”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反宪政和反民主是极右翼概念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指针。
极端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其基本定义是反宪政和反民主的结合，这已经被德国联邦宪法法庭在对基本法的解释中采纳了：
除了政治多元主义之外，法庭强调对于法律，对于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尊重；推行自由和普遍的民主选举；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法院拥有独立的司法权等，这些都是自由民主最基本的要素。还有，自由民主与暴力以及权力专制是不相容的。倘若哪个政党违反了这些基本原则和特征中的一个的或多个原则，它就是极端主义者，是被联邦法院所取缔和禁止的。[10](P.180－181)
在当代，几乎所有的极右翼政党在表面上都强调自身对于民主宪政秩序的遵守。正如贝茨(Betz)指出的“如果不是为了免于被宣布为有罪，或者是为了私利，它们会放弃更多的意识形态包袱，这样就会使它们看起来是非常极端主义的政党，这样就会越过政治讨论中公众所能容许和接受的边界，但随之而来的是它们会在公共评价、选举投票、或者是在议会中受到处罚。”[1](P.3)所以，几乎所有的极右翼政党都不承认自己是极右翼的。接替父亲担任法国国民阵线领袖的让·玛琳·勒庞就说，她认为国民阵线和法国其他的主流政党没有任何区别，自她2011年1月16日上任以来，一直指责舆论把国民阵线看做极右翼政党，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妖魔化。玛琳·勒庞公开拒绝参加法国电视2台一节目，理由是该节目把国民阵线同极右翼画等号。
果真如此么？事实是极右翼政党所声称的它们对于民主宪政秩序的遵守是不可信的，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汉斯沃斯(Hainsworth)指出，“有名无实的对于民主宪政的承诺，不能简单地被认为真正付诸行动了。”[7](P.8)实际上，学者们认为，极右翼政党表面上对游戏规则充满敬意，但在这种表象下却潜伏着破坏民主制度的合法性的言论和政治文化。换句话说，学者们认为这种类型的政党正是萨托利(Sartori)在1976年所说的“反体制政党”的最恰当不过的例子，[12]或者是基希海默尔(Kirchheimer)所说的这种政党表现出“反对原则”。[13](P.177－200)
卡德勃格(Gardberg)总结极右翼的政治文化，说它是一条具有破坏性的河流，反对平等主义、反对多元主义，反对民主宪政国家的基本原则。[14](P.32)沃尔曼和卢卡迪(Voerman和Lucardie)认为“即使极端主义接受宪法的形式，他们也拒绝接受绝大部分的政治文化和政党制度。”这些学者继续指出“在许多当代的极右翼政党的个案中，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接受议会民主，但是拒绝普世的自由政治的文化。”[15](P.35－54)
三、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
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内容充满了歧义和不确定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所以，要准确界定极右翼政党家族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然而，“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在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内容中占有绝对的地位。极右翼政党的政治认同，总是建立在“我们”和“他们”这样一个两分法的基础之上。为了构建群体之内的概念“我们”，就必须先构建一个群体之外的概念“他们”。社会心理学和相应的其他学科都将群体之内和群体之外的区分看做是认同构建行为中的一个标准，[16](P.424－429)这一标准对于极右翼政党来说尤为关键。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指出极右翼政党强调群体之内和群体外部之间的不同。
首先，极右翼政党被认为是秉持摩尼教②的世界观，认为世界分为好的和坏的两个面向。由此，我们和他们的区分就顺理成章地转化成施密特所强调的“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分清楚朋友与敌人”。
其次，极右翼政党对群体内的界定主要是通过对群体外部的界定来完成的，极右翼政党对自身的界定是模糊和不明确的，但是对于那些他们反对的人，却描述和界定地非常明晰和具体。因此，群体内部被最大程度上认为是对外部的否定，是作为外部的这面镜子映照出来的影像，以及这些影像特征的一个聚合体。惟其如此，只有对群体外部进行了解，也就是极右翼政党所说的“敌人”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极右翼政党自身。我们可以对极右翼政党的敌人进行一个类型学的分析。
对于极右翼政党的政治认同来说，有两个维度尤为关键，即民族和国家。这很大程度上可以界定谁是或者不是“本地人”“本土人”。根据民族、国家、群体内部，群体外部这四个要素可以组建一个矩阵，那么就存在着四种类型的敌人：
在这个矩阵中，横轴为民族，纵轴为国家，这四种类型的敌人分别为：第一种是存在于民族和国家内部的敌人；第二种是在国家内部但是在民族外部；第三种是国家外部但是处于民族之内的敌人；第四种是民族和国家之外的敌人。
在对这四种类型的群体进行分析之前，至关重要的是强调群体外部的概念，就像群体内部一样，群体外部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构建的概念，这一著名术语来自于本尼迪柯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17]由于群体内外这样的概念，都是构建出来的。因此，一些个体尽管客观上他们符合外部群体的标准，但由于一些主观的评价，有可能会把他们从敌人的范围里排除出去。相反，有些个体虽然处于同一个群体内部，但有时也会被极右翼政党归在敌人的范畴内。如法国的国民阵线，总是把主流政党的领袖作为指责和攻击的对象，认为他们是官僚腐败的象征，引领着整个社会走向颓废和堕落，就是国家民族之内的敌人。
(一)国家民族之内的敌人
极右翼政党所指的国家社会内部的关键敌人都指向现有政治体制中的“精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国家的精英在本土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那里都遭受到批评。极右翼政党批评这些精英对于国家来说是叛徒，对于人民来说是腐败的官僚。在极右翼政党的党纲中，这两个特征是合在一起的。许多的极右翼政党在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很少做进一步的细分，认为他们是“一丘之貉”。
盖文·赫威特(Gavin Hewitt)在BBC发表评论说，在布雷维克的心目中，真正的敌人是现有的政党和政府，正是他们的政策才让大量的穆斯林涌进挪威。所以他的直接的攻击目标并不是穆斯林群体，而是政府大楼和工党组织的夏令营。[18]
还有一些极右翼政党也将文化精英视为是自己的敌人，这在奥地利自由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2000年进入奥地利政府时，其对文化精英的敌视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奥地利自由党的大纲中，都有对文化精英持激烈批评的言辞，称文化精英为“文化官僚”，是“社会的寄生虫”。
对于极右翼政党来说，内部敌人还包括那些原本是自己的成员后来却背道而驰的人。通常来讲，越是组织规模小，越是极端的极右翼政党，它对于自己的成员就越充满怀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为一个政党家族和类型，极右翼政党在组织形态方面的松散和软弱乏力。所以极右翼政党通常在政治动员中，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这种政治动员风格就是以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为依托，用富有煽动性的言辞，来让选民对领袖一呼百应。
除了政治和文化精英之外，极右翼政党也将败坏社会道德和行为反常的人看做自己的敌人。仇视同性恋是许多极右翼政党意识形态中一个主要内容。勒庞认为同性恋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反常现象，同性恋对于国家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二)国家之内、民族之外的敌人——移民
在对极右翼政党的比较研究中，很难列出一个清单，指出哪些是该政党家族一以贯之所抵制和厌恶的对象。但是几乎所有的极右翼政党都对移民，尤其是非欧洲籍的移民持敌视态度。
多数文献论及到极右翼政党的仇外情绪时，总是聚焦于对非欧洲籍移民的排斥。有一些学者甚至采纳了“反移民的政党”这样的术语，认为极右翼其宗旨就是反对移民，是一个反移民的单一问题政党。[19](P.473－492)毫无疑问，非欧洲裔的移民是西欧极右翼政党主要的敌人之一，尤其是在它们的竞选纲领中。
在近来的难民和移民群体中，穆斯林一直是极右翼政党的众矢之的，在其纲领中公开反对穆斯林。然而，非穆斯林的移民很多时候也成为仇外运动的牺牲品，这其中既包括欧洲裔的也包括非欧洲裔的。非欧洲裔的群体总被视为是怀疑和恐惧的对象。冷战时期，极右翼政党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在那个时候它们对于从东欧来的难民持鼓励和欢迎的姿态。比利时的弗莱芒方块党曾经在纲领中写道“他们是正在坍塌的政制体制中无用的人，他们再也不能忍受罪恶了”。但是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些难民再也不是反对共产主义可以用得着的卒子了，他们被当作了有用的仇外主义的目标和靶子，攻击他们的借口现在变成了“偷去我们工作机会的人”、“使社会滋生罪孽的人”。
德国《明镜》周刊2010年10月11日报道，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夫表示，德国不需要更多的土耳其和阿拉伯移民，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很好地融入德国社会。泽霍夫的话引起了争议，绿党谴责他是“纵火犯型的右翼民粹主义者”。
在法国，萨科齐上台伊始就设立了严格的国籍获取制度，把“多元文化”归结到“国家认同”之下，并以强硬方针应对外来移民和文化隔阂问题。2011年4月11日起，法国的“布卡禁令”正式生效，任何在公共场合佩戴“布卡”③都将被列为是违法行为。
法国《新观察家报》文章认为，在一些挪威人看来，外来移民的文化、宗教和传统和他们格格不入，这才是真正使挪威人感到威胁的事情，他们认为移民的到来正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忧心“移民动摇挪威主流价值观”，“多元文化政策撼动基督教传统根基”。[20]
(三)国家之外，民族之内的敌人④
大致来说，可以将国家之外，民族之内的人概括为两种类型的敌人，第一类指的是原本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却移居到国外生活的人，第二类是经常生活在邻国的人。
第一种类型的人很少，通常包括暂时移居到国外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多数时候，这些群体和个人被控诉的罪孽在于，他们是国家的精英，腐败者，左翼人士和叛徒。例如，奥地利自由党就经常批评国际组织中的奥地利代表，尤其是他们在欧盟中的所作所为对奥地利人民来说是不能宽恕的罪孽。
第二种类型人数更多，也更为重要，指的是那些被迫离开自己祖国的人。许多极右翼政党认为它们国家的领土实质上要远多于国家现在的实际领土的状况，因此它们认为生活在毗邻国家的居民应该是它们自己国家的公民。如果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被邻国的居民所接受，极右翼政党就会攻击他们为懦夫、机会主义者和祖国的叛徒。
(四)国家之外，民族之外的敌人
极右翼政党根深蒂固地对于“外部的人”持不信任态度。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不信任的对象是外来者，经常是强大的邻居或者是从前的占领者。在极右翼政党看来，世界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友善和充满敌意的地方，每一个人似乎都在共谋着要反对它们的民族和国家。这不仅包括外国，尤其是历史上有紧张关系的国家，而且还包括像欧盟和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几乎所有的极右翼政党的政策纲领都反对欧盟和全球化，将全球化当做全面的敌人。
勒庞也对欧盟敲响了警钟，说欧洲是“过渡延伸了，和前苏联极其相似，想包括世界公民，这样就切断了自身的基督教根基，穆斯林会像潮水一样涌入欧洲”。[21](P.8)欧盟还被认为和其他权力连在一起，认为这是一个欧洲版图上的联合国。德国的极右翼政党人民联盟把欧盟看做是美国在欧洲寻求势力的表现，是欧盟背后真正的权利掌控者。
此外，极右翼政党还有三个特殊的敌人：犹太人，穆斯林和吉普赛人。众所周知，犹太人在二战中曾被德国法西斯主义者视为劣等种族而加以屠杀，德国法西斯对犹太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态度和古老的法西斯主义政党相比，有了很多变化，来自美国新闻周刊的最新报道表明，西欧的极右翼政党在以色列和犹太人找到了共通点，他们愿意携手合作，共同对付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威胁。[22]
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诉求，不仅是它们选举成绩的标志之一，更是其实现政治诉求的重要依托。随着新一轮经济危机席卷欧洲，极右翼政党所抛出的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选民，在社会层面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西欧各个国家不断收紧移民政策，有主流媒体评论说，西欧正上演和经历着一幕“文明冲突进行时”的剧目。自二战以来，一直倡导多元文化主义，平等自由和包容等价值观的欧洲，现在取而代之的则是多元文化主义式微，以及欧洲怀疑主义甚嚣尘上。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文称，近来一些极右翼政党相继在欧洲政坛得势。究其原因，主要是欧盟东扩之后随之而来的移民问题、希腊等国金融危机以及同伊斯兰的文化差异，使得欧洲人的反移民情绪增长，极右翼党派正好利用了这一时机大肆活动。极右翼政党对于少数族裔、移民和穆斯林的批评，从啤酒馆和互联网论坛引向主流政治，以往一些被视为是禁忌的话题，现在可以在网络和聊天室自由地讨论，政治论坛上的仇恨气氛鼓励个人的暴力行为。奥地利《标准报》刊文认为正是极右翼党派的言论制造了极端分子：“将这个金发碧眼的挪威人的罪行归结为个人孤立的暴行太肤浅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乍看上去在民主文明和多元文化方面都堪称模范，但北欧诸国在过去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极右翼政党的势力得到壮大。在挪威，进步党在上次国会选举中以22.9％的得票率成为第二大党，该党一直煽动人们反对穆斯林和外国移民。正是在这些极右翼党派煽动性言论制造的氛围中，极端分子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20]
极右翼思潮在西欧历史上有深厚的渊源，每当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这种思潮就会浮出水面。极右翼思潮的蔓延和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深刻的反弹。当前新一轮的经济衰退笼罩欧洲，一种恐惧的心理和文化在西欧民众和社会中蔓延，这种恐惧包括对他国的恐惧，对正在侵入我们的国家、威胁我们的身份、偷走我们的工作的外国人的恐惧。[23](P.99)“我们是谁”？西欧发出这样的感叹，法国国际关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喜认为这是西欧对自己力量失落的一种深远的担忧，可以说西欧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情感和文化。而极右翼政党所强调的反移民，反对多元文化，反对欧盟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内容，以及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恰好和西欧民众的这种恐惧担忧的心理相契合，迎合了民众恐惧排外的情绪，加之主流政党乏善可陈，所有这些导致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得票率不断攀升，使得西欧政坛弥漫着极右的气息。西欧社会面临的这一现实问题，引人深思。
注释：
①国内学者对极右翼政党崛起原因有较多的关注与探讨，见张英武《西欧极右翼政党崛起原因探析》，杨云珍《西欧极右翼政党兴起原因的理论探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等。
②摩尼教，Manichaean，神学思想认为光与暗，善与恶，永远是敌对与竞争。譬如说：上帝是良善的，那么缺乏良善的就是罪恶；正如黑暗是因为缺乏光明。
③穆斯林女性佩戴的一种把头遮得严严实实的头巾，只留出一个纱网可以用眼睛来辨认方向
④虽然理论上存在这一种类型的敌人，但是在实际中，极右翼政党的这一类敌人相比其他三种类型来讲，是受到攻击和指责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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