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只是强调效益这个单一目标，而是速度和效益的有机结合。其实质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达到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经济发展的目的。治理通货膨胀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近期内诱发通货膨胀的因素主要有：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佳，亏损面增大；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失调，农业发展缓慢；地方利益刚性和地方保护主义。
关键词 经济增长方式 通货膨胀 增长方式转变
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这就是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的高通货膨胀。每当经济高速增长时，通货膨胀率也扶摇直上。为治理通货膨胀，政府往往采取紧缩政策，十几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就在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的循环交替中运行。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是未来经济工作的中心。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显然涉及整个社会的许多方面，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来看，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实现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
一、经济增长方式与通货膨胀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国内理论界目前尚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争论。本文不准备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我们认为，不管对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定义，其本质内容是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经济增长无非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原有技术水平上或技术略有改进的条件下，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来推动，其结果表现为如马克思所说是“生产场所扩大了”。这种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方式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其结果如马克思所说体现为“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由于有些学者认为，粗放型即速度型，集约型即效益型，由此得出结论，增长方式的转换即由速度型向效益型的转换。这种概括反映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这种观点也包含不妥之处，即把速度和效益完全对立起来，只强调区别而忽视了二者的联系。粗放型增长方式必然会表现为数量扩张，但数量扩张不一定都属于粗放型。如果数量扩张是立足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基础上，那么，这种速度与效益是统一的。只有在原有技术水平下，单纯依靠投入数量扩张来推动增长，才会出现高投入、高速度和低产出、低效益相联系的现象。
再从集约型增长方式来看，虽然这种方式是以技术进步、要素配置合理和效率提高为特征的，但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以一定的数量扩张为基础的。不能用绝对的观点分析增长方式转变。现阶段，在我国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增长压力大，基础设施落后的条件下，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非常重要的，外延型或数量扩张在相当一个时期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但这种数量扩张不是粗放型的，而是集约型的，即建立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基础上。所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是仅仅强调效益这个单一目标，而应该是速度和效益的有机结合。粗放和集约也是一对动态发展的概念，是相对于既定的时期而言的，随时间和技术等因素的变化，集约型也会变成粗放型。粗放和集约都是相对的，不同历史时期效益标准是有很大差异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就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达到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经济发展的目的。
2.粗放型增长方式与通货膨胀
著名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已指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从而是一个总量问题。一旦货币供给总量超过了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价值的总和，物价总水平就会出现普遍持续上涨的现象。如果从通货膨胀是货币供给过多，从而货币价格上涨的角度来看，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通货膨胀还与经济体制以及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密切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9%以上，速度是相当快的。那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呢？根据沈坤荣的分析，改革时期，我国经济增长中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比改革前有所提高，提高幅度年平均达2.3个百分点，说明改革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率平均为33.1%，而美国同一指标在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平均值已达到47.75%，日本在50年代至70年代，平均值为55.16%。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投入增长贡献率在上述时期则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平均值为58.4%，而美国和日本分别是19.75%和23.84%。由此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支撑[①]。再从资源利用效率比较，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样很大。目前，我国能源利用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率一般在50—80%，我国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6倍和10—30倍。这表明我国生产技术还很落后，科学组织管理比较差。据测定，科技进步、科学组织管理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含量约为28%，比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50年代和60年代的数值低30个百分点。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改革，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总体上看，仍然沿袭了改革前的粗放式增长方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根本原因。这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的经济波动的具体情况来证明。1978年以来，我国有三次高速增长时期：1984—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3.7%；1987—1988年，平均增长率为11.2%；1992—1994年，平均增长率为8.9%。与三次高速增长相对应通货膨胀率分别平均为：5.6%、12.9%和14.2%[②]。粗放型增长方式引发了通货膨胀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时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会诱发通货膨胀呢？与传统计划时期相比，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调节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经济运行方式等基本经济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调动了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使经济充满活力，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由于经济增长仍然以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扩张来支撑，对要素需求的急剧扩张引发通货膨胀。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配置是由政府的计划决定的，而在市场导向的改革中，要素的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要素的需求者必须以货币换取所需的要素，与要素需求急剧扩张相联系货币供给必然增加，在要素供给不能在短期内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就出现大量货币追逐少量商品的现象，物价水平普遍上涨就在所难免。因此，要使我国经济运行走出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的不良循环怪圈，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3.粗放型增长方式引发通货膨胀的机理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通货膨胀紧密相联，要素投入数量扩张引起经济高速增长，而高速增长的进程往往又在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被迫放慢速度或中断。粗放型增长引起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要素投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投资的不断增长有着迫切的需求。各类经济主体对投资规模扩张有着强烈的冲动。加上由于体制原因，各类经济主体又缺少自我约束机制。每当经济高速增长时，投资规模就急剧膨胀。例如，1985年投资率为35.3%，1994年是36.4%，最近几年一直保持在34%以上。投资规模的膨胀又引起信贷规模膨胀和货币供给过多，推动通货膨胀发展。例如1984年、1986年和1994年，M[，2]的增长率分别为34.8%、29.27%和34.4%。与此相对应，1985年、1988年和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是8.8%、18.5%和24.1%[③]。
不仅如此，由于体制和管理上的漏洞，投资成为许多人寻租的目标，每年通过各种途径大约40%的投资转换为人们的货币收入，涌向消费品市场。从消费需求方面扩大了总需求，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
其次，粗放型增长方式单纯追求速度和总量指标。由此推动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结构的改善。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结构失衡日益严重。结构失衡使产业间、部门间、地区间比例失调，社会生产难以顺畅进行，经济效益下降。而长期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使比例失调日趋严重并凝固化，不能通过有效的流量和存量调整予以解决。产业结构失衡会诱发投资结构扭曲，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失衡会通过供给的相对短缺加大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通货膨胀压力。
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什么会引起产业结构失衡？因为这种增长方式强调高速度，在投资产业选择方面必然集中于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扩张的工业。所以具有这种能力的加工工业自然受到青睐，而短期内难以快速扩张的农业、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则受到冷落，形成加工工业过度发展，农业、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的产业结构格局。加工工业的急剧扩张，形成了对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巨大的需求压力，引起供给短缺型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农产品供给的相对短缺对1993年—1994年通货膨胀的升温和持续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更严重的是这种粗放型增长主要表现在数量上，增长的质量并没有由于高速度而得以改善，这就加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难度。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逐渐由非弹性演进为弹性，粗放型增长方式一旦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中运行，粗放经营的数量扩张，将随着需求导向功能的增强而加剧。当资源存量结构变动严重滞后于数量扩张时，需求拉动效应就转化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最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会因粗放型增长方式而加剧。我国中西部拥有丰富的资源但经济发展落后，东部经济相对发达，但缺少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东部地区拥有更大的资源支配能力，这就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不平衡性。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物价涨幅已开始加大。1994年底中西部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开始超过东部地区正是这种不平衡的新的发展趋势。
二、治理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从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几次通货膨胀来看，不管是需求拉动还是成本推动引起的通货膨胀都与粗放型增长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早在改革之初中央就已提出要把经济工作的重心转到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来。然而直到今天追求高速度、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仍居主导地位，这与经济体制尚未真正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通货膨胀周而复始且愈演愈烈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艰难性，而增长方式转换的完成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现实严重的通货膨胀既有传统经济体制惯性的原因，又是新旧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摩擦、冲突的集中表现。它是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是渐进式改革进程中政府行为和政策选择的结果。改革以来几次以紧缩为特征的治理整顿，虽然可以减缓通胀压力，但却未能从体制上消除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内在的生成机制。一旦紧缩目标达到，政府的控制放松，经济增长又驶入“快车道”，通货膨胀照样卷土重来。经济运行又回到大起大落的不良循环之中。我国经济形势现在又面临着这样一个关头。
最近一次通货膨胀在1994年达到高峰，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紧缩措施的作用，物价开始回落，到年底基本控制在15%以内。1996年由于继续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物价涨幅回落到6.1%[④]，比预定的10%的调控目标还低近4个百分点。“软着陆”取得了成功，在我国目前新旧体制交替，经济结构失衡条件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不容易。但是“软着陆”成功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形成了制约粗放型速度扩张增长方式的新机制，使国民经济切实由追求高速度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到注重经济效益和合理结构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相反，通货膨胀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丝毫不能放松警惕，“九五”期间治理通货膨胀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无论是经济体制转变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都不可能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实现。通货膨胀反弹的可能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国经济生活中还存在一些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是难以消除的。
1.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滑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企业亏损面继续扩大。国有企业的亏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就企业经营来说，长期实行高投入低产出，追求数量扩张的粗放式经营是根本原因。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89年为61.27%，1992年为67.14%，1994年上升到71.29%。在投资不断增长的同时，国有企业的亏损却在扩大，1980年的国有企业亏损面为19.2%，1993年为31.8%，1994年则上升到39.1%。[⑤]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今后若干年内，企业亏损仍将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2.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失调，农业发展缓慢严重落后于工业，不适应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从最近的通货膨胀成因来看，农产品短缺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农业基础落后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对农业投入有所增加，但积累的欠帐太多，农业发展落后的状况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3.地方利益刚性和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改革以“分权”为主要内容，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下放了部分财权和物权。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中心地位，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往往注重能短期获益的投资项目和保护产值大对地方有利的传统加工工业，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同构现象日趋严重。特别当中央为了宏观经济健康运行采取紧缩政策时不仅常常得不到地方的支持，有的地方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手中权力直接干预地方的银行业务，迫使银行扩大投资贷款，或利用留有缺口的投资项目损害收紧银根的财政货币政策。使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削弱。由于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地方政府谋求规模扩张和地方利益的行为仍然是今后导致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
总之，通货膨胀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寄生在我国经济肌体上的两个毒瘤。粗放型增长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们认为，从短期看，应该通过治理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在长期里，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在当前经济过热得到控制，“软着陆”已取得初步成功的情况下，要继续贯彻中央“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紧中求变，促使经济结构在总量紧缩中得到优化，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条件。为此，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1.继续收紧银根，优化信贷结构，控制资金潜力，促使资金得到合理配置。为了保证中央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真正得到执行，必须从立法上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贯彻货币政策方面独立依法行使货币调控权的职能，各级政府不得进行干预，尤其防止地方政府出于局部利益对银行调控资金行为的干扰。
2.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国有企业资产的优化组合，逐步达到扭亏为盈。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最终要通过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企业制度创新来完成。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只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主发展、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才能对国有资产存量进行合理调整，才能使国有企业预算实现硬约束。摆脱对国家财政、信贷的依赖。才有可能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真正实现经营机制的转换，使市场机制对企业追求粗放式数量扩张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消除国民经济过热的微观经济基础。
3.加强农业基础，保证农产品供给不断增长。农产品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并对通货膨胀构成长期压力。解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是靠政府政策，二是靠集约化增长方式。国家应加强对农业科技研究，基础设施，农村教育的投入，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促进集约化经营。
4.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经过长期探索最终明确的真理。教育是科技进步的基础，科教的发展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长期看，它还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未来。我国劳动力素质总体水平比较低，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小，高质量的管理人才更少。必须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使劳动者尽快掌握现代企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知识，以满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求。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在近期内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仅取决于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还需要政治体制的转变相配合。只有加快整个改革的进程才能有效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注释：
①③沈坤荣《论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与通货膨胀》，1995年全国高校第九届经济理论研讨会论文。
②参见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④李鹏《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1997年3月5日《光明日报》。
⑤董正华《经济增长方式与通货膨胀》，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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