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世界意义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意义论文,学术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评判一件事物，把它放在不同的参照系面前，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来。对待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亦如此。比如说，以传统的中国学术文化为坐标，我们当能认可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进入了全面创新的时期，其进展之巨大、变化之迅疾、体貌之新颖、流派之纷繁乃至成果之琳琅满目，均属空前，故而其历史地位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但若我们转换一下坐标，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与世界的联系上来考察，也就是从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来估量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意义，就会产生不同的观感。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演进的一个基本态势，便是走出相对封闭的传统格局，而走向开放，走向世界。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世界上先进发达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是促使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得以全面推陈出新的重要契机。但在这交流过程之中，由于时代的落差，面对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民族（主要是西方民族）的强势文化，中国的学术文化经常处于弱势地位，于是这一开放的态势不能不着重表现为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而且由于20世纪世界学术文化变动之遽速，加以中国社会自身的震荡不定，这种引进和吸收工作又往往做得相当匆忙甚至草率，更多地呈现为对外来文化的跟踪追随，从而大大限制了中国学术的创新意义。
追随者自难免落后于其所追随的对象，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演进步伐较之于同时期的西方总要慢上一个或半个节拍，便是明证。世纪之初，当西方社会已开始进入现代文明时，中国的学术文化尚处在半传统半近代化的阶段，“旧学”向“新学”的过渡并未完成。“五四”以后，全方位地吸收外来文化成为时尚，而着眼点主要落在西方近代文明，诸如“民主”、“科学”、“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等口号，其实都是欧洲近代思潮的回响。30、40年代间，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于社会，50年代后更奉为全民族的指导思想，但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还多局限于19至20世纪初叶的流行形态，甚至以此来拒斥其后来的深化与发展，更不用说在它之外的各种新的思想潮流了。 直到改革、 开放后的80年代，西方现代学术文化方始得到大规模引进，什么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原型批评、新批评一时成了热门的话题，而距离这些学说在西方的流传实际上已有20、30年到半个多世纪的间隔。90年代进而炒一些更新的思潮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也还是摭拾别人说过了的话头，不免给人以窥影图形、应声附和之感。中国学术文化的运行如果老是停留在这样一种亦步亦趋的状况里，其前景将会是很不佳妙的。不仅如此，更由于引进的匆忙和应用的随意，还造成外来思想庸俗化乃至变质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变形为庸俗社会学，我们曾经吃足苦头。现阶段的追随和热炒风中，难道就没有这方面的弊病吗？君不见：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提出，原本用来反对西方霸权，传入东方世界后，却染上一层类似日耳曼精神或斯拉夫主义那样的“保护国粹”的色彩；“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地属激进思潮，它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不调和的批判，而今也被一些人用以为攻击我国市场经济乃至改革、开放路线的依据。这类动向若不加以警惕和抵制，中国学术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必然是十分艰难与缓慢的。
这样看来，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在世界学术文化发展、推进的大潮中，还有没有自己的地位呢？如果它的作用仅限于追随，甚且是不那么成功的追随，其意义自然就十分有限了。幸好，在追随的同时，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还显示出其另一种品格，即具有独创性和独创性潜能的一面。可以说，正是这一创新的路线，使它获得了世界的意义，并为它自身今后的演化提示了方向。
什么是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创新之所在？归结起来，我以为，有这样两个基本的特点值得注意：一是东方与西方的交汇，二是近代与现代的综合，它们给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带来了独特的风貌，也预示着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先看第一个特点。东方与西方，尽管其各自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歧异，大体上代表人类文明的两极，是多数学者所承认的。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世界的向外扩张，两种文明之间有了接触和碰撞。本世纪开始，尤其是进入本世纪的下半叶，第三世界一些民族的崛起，使古老的东方文化获得新的活力，东西方文明的交合汇流便有了可能。有的学者甚至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明取代西方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我们未必同意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但未来世界里将由西方文明独盛转向东西融会，则可以断言。这一交合融会的趋势在当前西方学术文化界亦已呈露端倪，不过从总体说来，由于西方文化至今仍属强势文化，它对东方文明的关注和吸取毕竟有限，东西方的会通在它那里仅仅是一点苗子。
中国的情形则大不然。20世纪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大变革时期，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要凭藉，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便构成这一时期文明建构的轴心。面临中西双方的强弱反差，在民族新文化的主体建构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承认西方（包括俄国）文化的先进性，主张接受其基本的原则，以批判、改造、扬弃旧有的传统，形成“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潮；不甘心于固有文化形态的沦没，一力要发扬民族传统中的精华，在此基础上吸纳包容、推陈出新，则成了“文化保守主义”的信条。两种观点的交锋贯串着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内在进程，它反映着两大文明系统之间强烈而持久的撞击，而东西双方的汇流即在这不断反复的撞击过程中得到了初步实现。
关于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评判孰是孰非不属于本文的任务。这里要指出的是，极端的保守或激进的立场都无助于中西文化的会通，因为会通须以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为前提，而转化又必须建立在对各自传统衽分解的基础上，这一点似可作为建构民族新文化的理论方法的前提。谁都知道，20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动荡的社会，激进主义在政治领域始终占据上风。但到了世纪末尾进行结算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偏偏是文化保守主义在纯学术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一批最富于独创性的学人往往是同后者相联系的。这就导致时下风行的以保守主义为优、激进主义为劣的论调，其实还可作深入推敲。在我看来，保守主义在学术文化领域的成功，恰恰来自它在政治领域的失败；正是政治上的失势，迫使它对自身传统进行分解，将文化思想上的保守与政治立场上的复旧区分开来，进而将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与各种具体见解区分开来，这才使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有可能突破其固有形态的束缚，而同适应时代潮流的某些新思想、新文化成分衽结合，达到了推陈出新的效果。相反，激进主义在政治上的得势，却使得其政治路线和文化思想、核心观念和具体主张长期纠结在一起，成为难分难解的整体，肯定即全盘肯定，否定即全盘否定，这种绝对主义的态度反而限制了其视野的开放和学术上的创获。不过激进主义也仍有其创新的表现，特别是在革命的政治思想（亦属一种文化形态）方面，因为一条政治路线的顺利推行，决不能教条式地照搬外来的激进主张，必须根据国情加以合理的调整、改造，亦即对原有理论体系进行分解与重建，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取得成功的秘诀，它们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中西文明会通的业绩。
现在来谈第二个问题，即近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综合，或者用我惯用的说法，叫作19世纪与20世纪的综合。如果说，前一种趋势，即东西文明会通的趋势，已经愈来愈明显地成为当前学术文化界人士的共识，那末，这后一种动向，似乎至今还少有人关注。人们只是想当然地把近代与现代、19世纪与20世纪看作一个连续的流程，看历史对自身的逐步超越，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与对立，当然更不会想到有给予新的综合的需要了。
近代文明在西方，发端于文艺复兴，大成于19世纪，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为基础的。在思想导向上，它肯定人的价值，发扬主体的能动作用，重视理性，承认历史的进化，这些都体现出工业文明兴起和上升的势头，在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典型意义。近代文明的成长于19世纪达到高峰，19世纪西方学术文化因亦成为欧洲近代文明的思想总结，那种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精神在其间发展到了最充分的程度。但是，20世纪却迎来了一个转折。工业文明的烂熟，一方面造成西方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又带来各种新的社会问题，甚至引发人们的严重精神危机，促使人们对走过的道路加以反思。反映于思想观念，便是贬低人的价值，消解主体，崇扬非理性，否定进化， 用共时性来取代历时性等等， 许多方面都和19世纪以前的传统有所分歧乃至互相冲突。20世纪和19世纪“对着干”，这使它不必沿着19世纪的高峰路线去作难乎为继的攀援，而有可能在原有领土以外的人迹罕至的地段开发出新的风光特异的景观来，这便是结构主义、心理分析主义、存在哲学、现代解释学等西方现代思潮作出的贡献。但也正因为它绕过了19世纪，便没有能像19世纪综合其以前的成果那样来综合19世纪，进而综合整个近代文明。而没有对历史的综合，就不会有整体的超越。因此，将19世纪与20世纪、近代与现代这两个对立的传统再加整合，将是人类文明演进登上新的台阶的必由之路。晚近西方学术文化界出现的人本与文本、理性与非理性、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相互接近、相互协调的倾向，正显示着朝这方面演化的迹象。不过20世纪的西方世界总体说来是现代文明压倒近代文明的时代，其走向“复归”与综合，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与之相比较，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流程，却呈现出一幅很不相同的图景。在中国，无论是20世纪的新潮或19世纪以前的西方传统，都属于外来文化，都在引进和吸收之列，并不按照其原来的历史顺序严加区别，也不很注意它们之间在性态上的对立和冲突。早在世纪之初，与民主、法制、进化论、科学实证主义等近代化思潮的流布相并列，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之类现代派先驱的学说已然输入且有了影响。20、30年代之交，杜威、罗素、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理论引起新一轮的冲击波，而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诸传统亦未曾衰歇。至于新文学运动中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各种现代流派的同时并兴、相互交渗，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应该说，在“拿来主义”精神感召之下，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对西方近代和现代这两个不同的文明形态下了一番磨合的工夫，尽管做得粗浅，却走到了西方人的前头。50年代以后，情况起了变化，在“左”的路线制约下，西方现代学术文化被简单地指认为腐朽的意识形态而一概遭到拒斥，从此在我国只剩下19世纪以前的传统。80年代开始，西方现代思潮卷土重来，挟带着从未有过的声势，摆开了横扫一切的架子，大有重演西方世界现代文明压倒近代文明的态势。不过20世纪的中国毕竟不同于西方，人本主义、启蒙主义以至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都有深厚的根基，于是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便在世纪末的中国展开了新的一轮的交锋，同时也即孕育着它们之间在更高水平上的综合。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并没有沦为西方现代思想文明的单纯传声筒，也不曾按照西方世界由近代向现代转化过渡的模式去重演历史，而是一开始就采取对两种文明形态兼收并蓄的态度，并尝试在其间重加整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特殊的情况呢？除了其面向世界的开放心态外，深层动因还在于中国社会的独特运行道路。20世纪的中国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已经步入工业文明烂熟的阶段，而是处在其刚刚兴起的当口。因此，近代人的观念，无论是民主、科学、法制、人道，还是理性、文明、进化、革命，对它来说都有切身的联系，适应着它走出中世纪和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需要，这也正是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特别是19世纪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扎下根子，至今尚难以被取代的缘由。另一方面，基于后发现代化民族面临的强大外部压力和内在惰性，加上国土辽阔、人口众多造成的发展缓慢与不平衡，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能不充满矛盾与波折，遭受种种困难和一再挫跌。这又给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带来某种深深的失望感以至危机感，于是有了和西方现代文明相沟通的种因。据此而言，近代与现代、19世纪与20世纪这两种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汇流，并非出于偶然，它们各自代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便也共同植根于中国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这个局面看来暂时还不会改变。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硬要用一种形态去排斥另一种形态，而应该致力于探索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条件，像会通中西文明那样来会通近代与现代的思想成果，促使人类精神文化有一个更丰富、更全面的展开。
20世纪即将过去，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走完了自己的行程。回顾这段历史，它的成绩虽不算辉煌，但它所提示的东西方交汇、近现代综合这两个趋向，却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展现着广阔的前景。立足于当前的现实，紧紧把握住这两个趋向，自觉地朝着这两方面努力，中国的学术文化不仅可以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还将从根本上改变追随者的地位，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化之林，为自己也为全人类创造出辉煌的未来。这可以说是我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世界意义的一点认识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