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国家在后苏联时期经济一体化的解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苏联论文,时期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亚地区现阶段发展的特点是经济一体化的解体——经济分解为各个独立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相互之间实际上没有关系，没有监督和协调，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衰败。
这种情况对地区的农业，首先是对农业的非国有部门的影响尤为显著，从而导致生产的衰退和缩减以及失业现象的发生。
如下这些数字可以证实90年代期间中亚地区市场的经济停滞状态。在乌兹别克斯坦，1990年商品流转额缩减了39亿卢布，而1994年估计又缩减了20亿卢布。在吉尔吉斯斯坦，贸易的缩减额在上述两年中分别为14亿和8亿卢布，在塔吉克斯坦则各为10亿卢布， 只有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情况看来出现了好转。在哈萨克斯坦，由1990年的21500 万美元贸易的缩减额变为1994年的4亿美元的贸易增长额； 而在土库曼斯坦，由1990年的97100万卢布的缩减额变成了1994年的8亿卢布的增长额。
然而，这些数字所反映的只是受国家监督并进行了统计的那一部分商品流转额。这些统计数字不包括大部分非国有经济部门（所谓“集市贸易”）的商品流转额。集市贸易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私营部门生产的农产品和消费品销售的主要渠道。这一部分市场对多数农村人口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而有时是主要的生活来源。这些农村人口在乌兹别克斯坦占59%（1200万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占62%（270万人）， 在哈萨克斯坦占43%（710万人），在塔吉克斯坦占68%（360万人），在土库曼斯坦占55%（200万人）。
在前苏联，中亚地区曾是水果、瓜类和蔬菜的最大的供应区之一。水果有苹果、梨、李子、葡萄、杏子、杏干和葡萄干等；瓜类有西瓜、甜瓜；蔬菜有早熟的蕃茄、黄瓜、卷心菜、大蒜、大葱等。而通过合作社贸易则是畜产品（肉、毛和皮）的一个主要供应区。苏联解体之后，私营部门第一是失去了俄罗斯市场（集体农庄的集市贸易就有2400多个），而前苏联的南方的加盟共和国曾是俄罗斯的传统供应者；第二是加盟共和国间的市场也好，农产品的非国家贸易也好都解体了。
在我看来，在非国有部门的农产品销售市场的萧条和地方的消费市场的总解体之间可以看出有着直接的联系。由此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失去了农产品销售的俄罗斯市场和为什么以前是相对统一的中亚市场成了分散的了？为什么这种市场的分解在国家的内部还在继续？这些国家政府的受挫的经济改革和世界银行的建议对市场的衰败有否影响，或者这是否是与行政命令体制转化为市场体制有关的客观过程？
有很多专家都试图对生产的衰退、中亚市场的解体和改革第一阶段的失败的原因作出解释。现在且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专家的主要论据。一些专家坚持认为，政治上的转换是表面的，因而实际的民主改革没有启动起来。另一些专家则断言：主要的是没有对命令经济实行有效的改革。因此，私人利益和私人企业没有发挥作用。而现有的私营部门直接依赖于国有部门（世界银行的专家也持这种观点）。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分析一些对中亚地区当前经济过程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将考察消费市场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市场关系的演变，分析某些改革对这一地区各个国家的消费市场的影响，对问题加以概括并对可能的发展前景作一展望。
消费市场的演变
苏联的现代化首先就是意味着中亚的工业化。70年来，在中亚建立了纺织工业、机器制造工业、飞机制造工业、电机工业和石油加工工业。与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化的同时实行了都市化。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将经济增长与有明确目的的工业化视为同一的观点取得了胜利。在苏联国内直到80年代这一观点还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小生产者，尤其是农业中的小生产者的地位。
为什么笔者要特别强调农业和非国有生产部门（也是集中在农村地区）的特殊重要的意义呢？
下面我们来考察两个问题，即经济因素和民族因素。
经济因素
俄罗斯专家们把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中的苏联式的经济现代化现象称之为“二元经济”。这种经济的组成部分不能构成结构上完善的再生产综合体。《东方》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工业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较小。因此，虽然这里也制造诸如金属切削机床、炼油设备等等这类产品，但有一切理由证明工业对这一地区是‘异类’。50%以上的工业企业是全苏的直属企业，大约40%是全苏和加盟共和国的直属企业，只有7-10%是加盟共和国的直属企业。”
民族因素
苏联领导人在实行加速工业化的时候未能把足够数量的当地民族干部吸收到这一经济部门中来。所以，实践中是从俄罗斯和其他斯拉夫共和国中引进劳动力，特别是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正因为如此，所以斯拉夫族人构成了苏联中亚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说，形成了社会民族集团（地盘）：农业是以当地民族为主，工业生产则以斯拉夫族人为主。
然而，中亚地区的农业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既与历史的传统有关，也与集中管理的缺陷有关。应当重视的又一个因素是生产（生产食品部分）具有小商品性质。
在我看来，到90年代初，中亚地区已形成了稳固的非国家市场——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部门。也就是说，对于农产品的小商品生产者来说，存在着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经济地盘。所以，尽管官方公布的居民个人收入指标不高，但中亚地区的消费市场不仅对当地工业而且对俄罗斯工业也是容量极大的。
这一市场是专业范围狭窄但却是高效的。农产品的私人生产者向市场提供自己的产品。这些产品既有国营农场所没有考虑到的产品，又有小型私人种植场生产的产品。
大部分商品当时都进入俄罗斯联邦。收入返回的形式通常是货币量，但有时也是商品。第二个主要销售市场是中亚地区内的大工业城市和作为首都的特大城市。这一市场稳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廉价的交通（铁路和公路运输）和没有加盟共和国间的界限。遗憾的是，没有有关这一部门的商品流转额的直接的和可靠的资料。但是，根据某些间接的资料可以判断，这一商品流转额曾是很大的。
这一市场是在最近20-30年中分三个阶段形成的。
第一个阶段是70-80年代，当时苏联经济放宽了，取消了限制并停止了对非国有部门直接施加压力的做法。
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当时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政府发动了向商品和服务的非国家市场（“非劳动收入”）的攻击；
第三个阶段是80年代下半期到90年代初，当时由于实行鼓励合作式的和私人的经营活动政策而恢复了非国家市场。
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苏联制度取消了限制、放弃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和增加了居民的收入。由此一方面在俄罗斯出现了对南部地区的高质量的农产品即瓜类、水果和蔬菜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种供给形式——“苏联东方的农民”迅速地开拓所谓集体农庄市场并形成了一个广阔的供给范围。从形式上来看，这些市场在销售国家农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产品。但实际上占有越来越大的销售量的是私人种植场的产品以及国营部门未予考虑的产品。那时就已经冒出了进行实际合作的萌芽。因为每一家小型的种植场只能够提供有限的产品量，所以场主们就开始实行合作并将自己的产品统一起来达到标准的回收率和盈利率，同时配备销售专家专门负责向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销售。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和后来戈尔巴乔夫执政时，就发动了一个“净化社会主义”的运动。实际上这一政策就是限制私人市场和加强国家监督。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其中包括清查私营部门中国家产品的销售、中亚地区对农业中实际指标的窜改。发现了国家产品通过私营部门的再分配额达数十亿卢布之多，约占蔬菜、瓜类和其他产品产量的15-20%。
80年代中期方向的急剧改变和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改革”政策促进了整个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恢复，尤其是农产品的私人生产和销售的恢复。例如，在整个苏联，零售贸易总额从1986 年到1989 年截止增长了17.6%（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增长了21.9%，塔吉克斯坦是19%，土库曼斯坦是20%，乌兹别克斯坦是17%，哈萨克斯坦是17.9%）。再分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是合作社和集体农庄贸易。在苏联，1989年的合作社和集体农庄贸易额约占商品流转总额的28.4.，相当于4046.3 %亿卢布（而国家贸易额相应地占71.6%）。而在食品销售方面，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的贸易额实际上占三分之一。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如下这种反常现象：在工资相对较低（与俄罗斯相比）的条件下，中亚地区每一百户的小汽车数量比俄罗斯多25-30%，而集体农庄庄员拥有的小汽车数量要比俄罗斯的多出30-50%。
经济改革政策：三次大飞跃
然而，在90年代期间，非国家市场完全失去了稳定。新独立国家政府所实行的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打破了非国有的小型经营活动领域内曾经存在的微妙的平衡，摧垮了居民的支付能力和破坏了商品量与货币量的平衡。之后，这一过程就波及到国家间的市场了。
从众多的改革（这些改革不总是彻底的，而往往是半途而废的）中可以划分出对中亚地区非国家市场破坏性最大的如下三个主要的部分：
1.建立国家封闭的市场；
2.发行本国货币和打乱统一的金融基础结构以及外汇分散；
3.行政区域划界和关税战。
下面我们就这些问题逐个予以考察。
建立国家封闭的市场
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的一项主要任务便是建立国家封闭的市场。然而，在苏联的体制的条件下，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加盟共和国的专业都是相当狭窄的。有时，一些加盟共和国在作为某一方面的垄断者的同时却又更多地依赖邻国的其他种类产品的供应。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就是由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供应可燃润滑剂的。1990、1991年和1992年经常发生的供货中断可以说使整个整个的地区和州的生活都陷入瘫痪状态。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交替时期，全苏的食品供应体系就已经失去了平衡。因此而大量需要从非集中渠道供给的农产品。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如同前苏联的其他的加盟共和国一样）在力图防止自己的市场变成一片空虚的同时，又设置了严格的关税壁垒并对任何产品，其中包括私人生产的产品的进口实行了禁止性的调控。关卡的职权范围极广，直到可以没收产品。非国有部门第一次无法在俄罗斯这个广阔的且容量很大的市场上销售自己的产品。
这就引起了两个过程。一方面，私人种植场以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商品生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大部分产品是通过非国有部门进行再分配的）显著地缩减了。另一方面，居民的购买力大大降低了。而居民购买力的下降严重地打击了地方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变成了呆滞货物，在当地市场上没有销路，企业开始债台高筑，于是就破产了。国外市场首先是因为当地商品没有竞争能力而不能打入。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到1993年底截止农业企业负债为6亿索姆，而到1994年底， 债务总额竟然高达10亿索姆（1美元约等于10索姆）。
发行本国货币
1992年，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接着又在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发行了本国货币，这既使共和国内部的又使共和国间的金融体系完全解体了。从发行新货币的最初之日起，“黑市”就开始了“压价”的激烈竞争。共和国成了“抢购美元”这种现象的目睹者。硬通货的官方汇率和非官方汇率的差价上涨（从1倍上升到了9倍）。要求所有的外国人，包括邻国的公民对任何服务都要支付美元或俄罗斯卢布。而因为谁都没有美元，所以国家间的非国家的商品交换实际上冻结了（少数的易货交易例外）
另一方面，共和国在规定了很短的过渡期限之后，非常快地就面临着现金的短缺了。甚至连企业职工的工资有时都是发放实物或者根本发放不出，更不用说农业的私营部门了，因为这一部门的贸易干脆停止了。实际上1992-1993年成了财政灾难期，对小农业主来说尤其如此。在乌兹别克斯坦，过渡时期拖得时间还要长些，因为该国改用本国货币分为两个阶段（从索姆一库邦到索姆），并且只是在1994年才完全结束。这一过程对非国有部门来说是非常不好过的，因为只有在这一部门中才主要是使用现金的。甚至是边远地区的农村居民都在中亚历史上第一次开始积攒美元了。
行政区域划界和关税战
东亚地区国家为巩固自己的独立地位实行了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确立共和国间的明确的边界和在边界相交处规定相当严格的海关管制（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第二个过程是管理的非集中化，行政区域管理的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
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监督和官僚主义的无法无天，因此在共和国的边界上展开了真正的关税战，而且是不宣而战。海关部门和地方当局的活动针对入境或出境的商品的货币而言都带有公然的没收性质。实行了残酷无情的商品出口标准，直到限制个人消费品出口以及严格限制现金（尤其是硬通货）外流。
情况发展到如此荒谬绝伦的程度，使得共和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数次举行会晤，就经济关系中取消共和国间的壁垒问题既在多边又在双边的基础上数次达成协议。然而关税障碍依旧是严重存在着。这就导致了共和国之间的商品流转额急剧缩减和运输部门出现了危机。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统计，在吉尔吉斯斯坦，单只1992年运输部门的产值（运输量）就减少了二分之一。相邻的共和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因而对所有的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生产造成了不良影响。
非国家市场的解体和由此而出现的农村居民购买力的大幅度下降产生了多米诺效果。用于购买工业品的货币资金的不多的剩余量没有了。在这之前已失去了国外市场的企业连国内市场也失去了。不仅是农村地区的生产而且城市中心的生产都大幅度地缩减了。
当地政府为了力图保护地方市场不受来自外部的有竞争能力的商品的侵入，便开始设置保护主义壁垒。这种贸易障碍再加上官僚主义的无法无天、法律上的混乱不堪和贪污受贿便导致了中亚地区市场的一体化解体。
结局是经济一体化解体
尽管为中亚地区的统一市场的一体化的建立和恢复做了种种努力，但从1991年开始的经济分散化仍在继续发展。
在当前的发展中，应当强调如下三个相互联系的过程：基础设施的分散化；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流入私营部门（贸易和服务部门）和侨居国外；非工业化。
基础设施的分散化
一方面，地区的基础设施在分散化并改属各共和国所有。这涉及到先前统一的和标准化的一系列系统，其中有能源、运输（铁路、公路和航空）、财政、关税、银行、外汇和法律等等。
这对非国有部门的生产产生了特别严重的影响。商品从一个共和国进入另一个共和国时要遇到无数的障碍，动费数倍地上涨。
我们举例为证。为了将农产品从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运往俄罗斯，需要经过三个国界，要用硬通货（农民没有硬通货）支付海关规费，外加上一些“非正式的”杂税。在另一个共和国（“外国”）境内的所有服务（包括食宿等等）都必须支付当地货币或者是硬通货。任何一个共和国内都没有发达的外汇兑换的基础机构，这就不得不求助于“黑市”帮忙了。而“黑市”的非法交易在乌兹别克斯坦要处以六年以下的监禁。 “黑市”的套算汇率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兑换时的损失在5-25%之间）。
基础设施的分散由于试图实行行政区域管理非集中化而加剧了。鉴于共和国中央机构的监督不力和法律上的混乱，地方管理机构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比如说，1990年初，边防检查站不仅在共和国和州的边界上而且在区的边界上都设立了（如乌兹别克斯坦就有12个州和155个区）。 所有这些使中亚地区的贸易和国际贸易都变得极端困难了。例如，载重汽车队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往返是11620公里，所需的时间不是计划的22天，而是50昼夜。 国界成了这种试验（1994年）的主要问题——车队要穿过五国的国界。虽然既有双边的国家间协议又有经济合作组织范围内的国家间协议，事情照样还是如此。
先前统一的运输系统的分散化使所有的部门无一例外地受到严重打击，农业部门是首当其冲。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农业生产的下降率为9%，1992年则为19%。 专家们认为基础设施的破坏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
劳动力流入私营部门和侨居国外
一些相互联系的现象——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破坏、居民无支付能力和地方工业的解体——具有深刻而严重的社会后果。苏联的社会制度能够将一部分多余的劳动力聚集在农村。在这一制度解体之后，这一居民阶层失去了所有的生活来源。另一方面，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不复存在使在国有经济部门就业的大部分农村居民丧失了工作机会。第三类劳动力，即工业中心的技术熟练的劳动力，也同样失去了生活资料。
这么多人到哪儿去呢？
形成了两股人流。非生产部门，即贸易和服务行业等等吸收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干脆移居俄罗斯、乌克兰，少数则移居到世界其他国家去了。然而，采取这种办法的只是技术高度熟练的人们，因为他们在国外有谋职的机会。
由于劳动流入非生产部门，私营部门的商品产量显著下降了。这首先使当地的消费转向进口食品。正在发展起来的私人贸易网喜欢经销进口农产品，而不喜欢经销当地的农产品，因为进口农产品数量不大但单位产品的价值较高，就是说，利润较高。进口食品充斥了零售商店，直到帕米尔—阿尔泰和天山最摇远的山区。
另一方面，中亚地区的食品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农业不能生产境外供给的某些种类的产品。同时，这种农业也无力与大量云集的廉价农产品（其中包括中国生产的产品）进行竞争。由于这一原因，比如说吉尔吉斯斯坦根据1994年的统计结果食品的产量只是1993年水平的57%。因此，非生产部门的发展和加强便损害了生产部门的利益，而生产部门中像技术熟练人材这一社会阶层在不断流失。
所有这些导致了中亚地区的经济衰退的加剧和经济基础设施的破坏。 尽管该地区各国的领导多次努力要在1992 年成立的经济合作组织和1994年建立的中亚共同市场的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地区市场并消除人为的障碍，但迄今也未能制定出有效的协调和联合机制。尽管宣言发布了不少，但一致也未能协调各国在金融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步骤。此外，中亚地区国家都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着眼于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激进的方案。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采取渐进的改革方针。
只要还没有确定具体的共同的优先重点和建立共同改革的机制，就很难设想会建立统一的地区市场。另一方面，只要在各国的层次上没有建立平衡的金融和经济体系，统一的步骤显然不会是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的。
经济一体化的解体是与中亚地区的社会经济改革同步的一种新现象。低估和忽视这一因素就会导致计划方案失效，使各国政府的改革政策变得一文不值。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一些金融组织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宏观经济指标和宏观经济稳定上，而往往忽略了当地市场的特殊性并对微观经济指标不够重视。
现在，国际援助国家和投资国家都对工业，特别是采掘工业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主要资金都投入到工业中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居民仍然被置之度外或者得到的投资极少。依照我的观点，正是非国有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的私营和合作社部门应当视之为优先重点之一。
已经实施的农业计划试图在中亚地区的农业中建立美国式的农场主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也许，在哈萨克斯坦的无边无际的原野上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定居的绿洲上却是不可行的。这里，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另一种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以血亲和社团关系为基础的。人口和地理条件本身决定了必须实行高水平的合作化。
从这一角度来看，极其重要的不是把中亚地区的农业分解为千百个小土地所有者并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制转化为人民合作化。并且，合作化在农村居民中具有久远的传统。同时，应当考虑到，私人的即非国家的经营活动已经与国家农场连成一体了。所以，突然取消旧的国家结构对非国有经济部门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中亚国家一个优势就是拥有强大的超国家的基础设施（电信、铁路和公路等等）。利用这一统一的基础设施，即使是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小企业主都可以打进国外市场（俄罗斯和独联体的其他国家）。这就可以大大降低运输费用（考虑到前苏联相互相隔数千公里的距离，这一点是颇为重要的）。如果这一部门一旦分解，什么中亚共同市场也谈不上了。对俄罗斯和国际市场的供货也不可能了。所以，超国家的运输方面的基础设施不论是对当地政府还是对国际援助国家都是一个特殊的重点。
盛夏得 武及译自《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6年第2期秸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