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行形态”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雁行论文,形态论文,理论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经历了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在此背景下，逐渐形成了解读这一经济奇迹的“雁行形态”(Wild-Geese-Flying Pattern)理论。中外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大量的转引和论证，当然对其评价也不乏歧异，尤其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更是如此。深入该理论的研讨，对于正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和进行产业结构提升的我国，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雁行形态理论的产生、原型和引申型
1.雁行形态理论的产生。学者们认同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是雁行形态理论的首创者，但在该理论产生时间及出版物等问题上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该理论提出于1956年，有的认为最初是赤松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提出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认为，该理论是赤松要于1935年在他的论文《我国羊毛工业品的贸易趋势》中提出的。赤松要在对明治初年以后产业发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即日本某一产业的发展“通常依次经过进口、生产和出口等各阶段，据此我们可将这一产业的进口、生产和出口的雁行发展定式化”。这是雁行形态假说的最初表述（小岛清，2000)。
2.雁行形态的阶段划分。(1)五阶段说。日本学者山泽逸平将赤松要提出的三个时期划为五个阶段：第一，进口阶段。对某一进口商品的需求逐渐增加，国内市场为其垄断，对该商品的模仿生产开始。第二，进口替代阶段。国产商品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逐渐代替进口商品；第三，出口增长阶段。国内对该商品的需求增长缓慢，其生产的扩大由出口来维持；第四，成熟阶段。在国外商品的竞争下，出口增长减速，导致企业投资停滞，革新活动也停顿下来；第五，逆进口阶段。后发国家廉价商品进口，逐渐占领本国市场（山泽逸平，2001）。(2)四阶段说。日本学者松石达彦提出四个阶段：一是消费品进口阶段；二是消费品的进口替代阶段；三是消费品的出口、资本品的进口替代阶段；四是消费品出口减少、资本品开始出口阶段（松石达彦，2002）。比较上述两种划分法，可以看出五阶段说描述的是在某一商品上所发生的五个阶段的变化轨迹，而四阶段说除划分阶段数不同外，主要是在第三阶段增加了资本品的内容。而该内容的导入，则在雁行形态中增加了一国产业结构提升且由后发国向先进国转化的轨迹。
3.雁行形态的原型和引申型。据小岛清研究，赤松要曾将雁行形态分为原型和两个引申型。如图1所示：(1)原型表现的是：在后进国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品呈现出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三个环节的继起的图形。(2)引申形态A表现的是：国内消费品进口、生产和出口→资本品进口、生产和出口，或从低附加价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到高附加价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依次继起的图像。(3)引申形态B表现的是：某一产品的进口→生产→出口的三组动态演化，依次在国与国之间逐个传导的图像（为更加直观，将进口、生产、出口三条曲线，简化为生产一条曲线）（小岛清，2000；赤松要，1956，1965）。小岛清依次称上述原形、引申型态A和引申型态B，分别为“生产的效率化”；“生产的多样化、高度化”和“生产的国际传导”（小岛清，2000）。
雁行形态三种类型
资料来源：松石达彦[2002]
有日本学者指出，上述三种形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该体系所表达的才是赤松要理论的原意，但是，后来学者们在以雁行形态理论阐释东亚经济发展时，却存在一种有悖于赤松要原意的倾向，即上述赤松要理论中的原型（生产的效率化）和引申型A（生产的多样化、高度化）常被忽略，所引用的仅是引申型B（生产的国际传导）。结果导致人们对赤松要的理论产生误解，以为雁行形态理论所涉及的仅是区域内的国际分工问题，其实，亦松要强调首先要在参与国际分工的一国国内实现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其次才是在区域内构筑互补的、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后者是以前者为前提的（田中武宪，2003；松石达彦，2002）。
二、雁行形态理论中FDI的导入
1.小岛清的“直接投资主导型发展论”。对雁行形态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是小岛清，他将FDI导入雁行形态，创立了所谓“直接投资主导型发展论”。该理论认为日本是东亚国家（地区）的“头雁”，日本的直接投资带动了东亚区域经济的发展。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分为“顺贸易志向型”和“逆贸易志向型”两种。前者是指投资国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被投资国，诱发被投资国对投资国的投资品需求，形成投资和贸易互动的良性循环，从而使两国福利都得到增进。后者是指投资国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被投资国，而对被投资国来说在该产业上是处于相对劣势的。这将导致两国贸易的缩小和福利的损失。随着被投资国在某一产业上的比较优势的丧失，投资国会将投资转向更低梯次的国家。该现象可称为“直接投资前线的扩展”。在此过程中，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间的差距将会出现缩小的趋势（小岛清，1998）。
小岛清认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电子计算机产业向海外直接投资，属于“逆贸易志向型投资”。日本的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而美国的则是与贸易互为替代的。有学者不同意此说，认为无论是日本的直接投资还是美国的直接投资，其本质都是一样的。由于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所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才成为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角(Sekiguchi & L.B.Krause,1989)。
2.雁行形态理论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比较。与雁形形态理论类似，同样充分考虑了FDI作用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农(R.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产品要依次经历新产品、产品成熟和产品的标准化三个阶段。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雁行形态理论二者都认为，先进国会将某一标准化产品的生产依次地向后发国转移，后发国完成进口替代后转而进行出口。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雁行形态理论的差异在于：前者阐述的是美国企业行为，而后者实际上是将产品的生命周期从微观层次扩展到了宏观层次。在弗农的理论中，向先进国出口标准化产品的不是后发国的本国资本，而是FDI企业。就这一点而言，今日ASEAN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符合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而韩国和中国台湾经济的发展，没过多地依靠外国企业，这更接近赤松要一小岛清的雁行形态理论（山泽逸平，2001）。
三、雁形形态理论的内涵
1.雁行形态理论主张的是动态比较优势和静态比较优势二者的结合。动态比较优势原则注重长期利益，强调从生产要素开发的角度进行国际比较，它谋求一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后发国为摆脱自身的不利地位，应暂时放弃静态比较利益，实施非均衡地发展。静态比较优势原则注重短期利益，强调通过“出口导向”而尽快地增加财富。从雁行形态理论中的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具体内容看，它既突出了动态比较优势，又兼顾了静态比较利益。后发国首先采用“进口替代”，然后应不失时机地向“出口导向”转换（胡俊文，2000），因此，小岛清称雁行形态理论是从后发国方面看到的“追赶型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Kojima,1993)。
2.雁行形态理论主张在投资国与被投资国之间实施动态的产业转移。所谓动态产业转移，是指投资国将本国按生产成本的排序已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向被投资国进行转移。与被投资国相比，这些边际产业有两种情况，一是处于比较劣势。二是具有潜在优势。通过转移，一方面使低梯次的后发国（地区）获得了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也为投资国（地区）的结构调整让渡了空间，有学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跨国支持型结构重组”。通过这种结构重组，各国（地区）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的同时，生产规模、生产能力也得到扩大，相互间的贸易流量也增大了(P.J.Llord,1996)。
3.雁行形态理论主张的国际分工主要是垂直分工。雁行形态理论主张的产业梯次传递，其前提条件是投资国的生产函数先进于被投资国，如果两国生产函数相同，对外投资和贸易就可能变成替代关系。若干不同生产函数的国家，依次建立起投资国与被投资国的关系，就会形成生产函数递减的产业梯次传递链。如果以“雁阵”比喻这种传递，那么最上层的国家可称为“雁头”，居中的国家可称为“雁身”，居后的国家可称为“雁尾”。东亚地区形成的日本—ANIES-ASEAN等国由高到低的多层次的分工梯次结构，便是这种典型的垂直分工的具体表现（胡俊文，2000；田中武宪，2003）。
四、雁行形态理论的局限性
学者们认为，雁行形态是战后东亚地区的客观存在，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雁行形态就没有“东亚奇迹”。学者们也指出了雁行形态的局限性，主要观点是：
1.雁行形态只是一种过渡模式。它要求雁阵中的各国在同一时间内要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各国间产业结构越是存在差距，雁行梯次的链条就越具有稳定性。这样，雁行形态本身便隐含着一种两难悖论：一方面，后发国为利用各国间互补性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动态比较优势，会现实地选择维持雁行形态的稳定和均衡。另一方面，后发国为早日摆脱“雁尾”的落后位序，又会努力从其他方面获取赶超战略所必需的更大量的经济资源，因此“稳定与均衡”只是一种相对和暂时的现象。长期来看雁行格局迟早会被打破而进行区域经济重构（刘洪钟，2001）。
2.雁行形态的运行具有严格的前提和约束条件。首先，雁行形态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优质而持久的头雁效应，即头雁国家对雁阵其他国家的带动作用。其次，雁阵中各梯次的国家互为条件，都必须具有结构调整的能力。再次，要求高梯次国家和低梯次国家在投资和贸易方面保持相应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在实践中这些都很难长期成立。以日本——AMES——美国这一不对称的三角关系为例，ANIES对日本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对美国经常处于贸易顺差，并以此来弥补对日贸易的部分赤字。这其中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雁行形态就无法运行，而遭受损失的首先是ANIES和ASEAN等国家。
3.雁行形态容易导致被投资国本国资本的缺位。随着直接投资的展开，在后发国的产业投资中，海外FDI所占比率越来越高，多国籍子公司逐渐成为出口产业的主角，这在“广场会议”以后的ASEAN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类国家的工业化可定义为：“基本是在民族资本被摧毁的情况下，由国家和外资相结合实现工业化的类型”（金泳镐，1988）。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先进国和后发国之间差距不断扩大的今天，后发国仅凭自身的资本积累，已难于实现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各国引进FDI是明智的选择，FDI也加快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步伐。但问题是雁行形态理论没能关注单纯依靠FDI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各国直接投资竞争的加剧，可能会出现投资国中途减少或抽出资本、将生产地点转移至人均工资更低的国家和地区的状况。一旦如此，会造成后发国战略产业的缺失，其后果不堪设想（松石达彦，2001）。
五、雁行形态未来的演化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雁行形态理论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对东亚经济增长机制及其发展走势进行了多种分析，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
（一）东亚经济技术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雁行形态将被其他模式所取代
1.“双金字塔模式”。有学者从产业技术积累结构的角度，以金字塔三角形来描述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认为可由日本、ANIES和ASEAN组成以日本为中轴的一个金字塔三角形。在该三角形中，日本应放弃对齐全型产业结构的追求，重点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一般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与ANIES和ASEAN构成既垂直又水平的分工结构。中国是另一个金字塔三角形。理由是：中国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产业结构比较齐全且呈多层次性。中国的产业既是东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又具有自身独立和综合性。中国还可以利用欧美国家的FDI，直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述两个三角形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动东亚经济增长（市川周，1996）。
2.“群行发展模式”。今后东亚各国和地区，都应大力发展本国和地区的优势产业和资源禀赋优势，无论先进国还是后发国都可在区域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日本以其经济规模、资本和先进技术；韩国以其重化工业；中国台湾以其高技术电子产业；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以其信息、运输等区域中枢机能；中国大陆则以其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等。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在多领域有多头领头羊的群行发展模式，以取代以日本为头雁的雁行形态（樱花综合研究所、环太平洋研究中心，1996）
3.“特技飞行模式”。在科技突飞猛进发展的前提下，拥有不同优势的国家与其按产品生命周期进行分工，不如按技术周期实行专业化分工。其理由是：根据技术周期的理论，新技术一旦被商品化，受此影响的一些传统产业部门就可能重新焕发生机，还可能创出一些新部门，这些产业部门会被专业化于不同的国家。由于一种新技术出现后，许多部门都可以应用之（如生物技术既可以应用于工业也可以应用于农业），后发国家就有机会开创出新制品、新市场和新产业。这如同特技飞行表演一样，每架飞机虽然都有各自的特定的作用，但并非有固定的位置。当表演项目变换时，编队随之变化，飞机的角色也会变换而组成新的编队(E.K.Y.Chen,1998)。
（二）雁行形态的运行条件依然存在，从长期看该形态本身将会发生某些变化
1.VWO动态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区域内原以垂直分工为主导的分工体系逐渐为垂直加水平的复合式的分工体系所代替；区域内产业循环机制逐渐形成；ANIES的地位和作用增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此条件下，雁行形态的演化可形象地表述为“V→W→O”，即“头雁”已不再是日本一只孤雁。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演化轨迹为：“垂直分工→复合式分工→水平分”（李晓，1995）。日本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针对原有的雁行形态指出：“这种模式已经不十分充分了。……雁行形态不是水平分工也不是垂直分工的形态，而是两者的复合。但从长远来看，它是一些雁持续追赶其他雁，形成紧随其后的水平的飞翔形态”（筱原三代平，费臣·罗，1990）。
2.“东亚整体咬合联动增长模式”。该模式是指日本、ANIES、ASEAN和中国像几个齿轮一样，彼此相互咬合在一起构成一种互动的经济增长机制。这几个齿轮在分工、市场（贸易）、投资、技术转移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等方面咬合联动。就分工而言，东亚分工的梯次性仍存在，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出现了产业间的水平分工、产业内的垂直分工和产业内的水平分工；各梯次间分工的转移已非以前那样依次进行，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追赶——推拉的机制。东亚各国间的贸易、投资和技术转移的数量也随之增加。经济周期的联动咬合是指当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时，由于互动作用，处于下降阶段的国家的经济下降幅度会变小，或可能提前走出下降阶段。分工、市场、投资、技术转移和经济周期联动咬合推动东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受经济增长的反作用。这五者之间也是彼此诱导、推动和相互作用的（薛敬孝、陈岩，1999）。
3.“合意分工发展模式”。小岛清认为，雁行形态中各国梯次分工的动态演化，就是“异质化”→“同质化”→“异质化”不断反复的过程。而区域经济雁行发展的前提，则是各国经济结构的“异质化”。目前，东亚经济经过前一时期的发展，不少国家已进入同质化阶段。“合意分工”的含义是：为在东亚区域营造更高程度的“异质化”，维持有效的雁行发展，在日、中、韩和ASEAN各国进行产业间分工的同时，还要在各国间默契地达成产业内分工。这里的“默契”，并非指各国政府的计划行为，小岛清主张应借鉴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即以东亚各国统计为基础，制定出未来20年发展规划，向世人公布东亚各国社会需求、产业比较优势和劣势等方面的统计数据，依靠市场的力量，诱导东亚包括欧美各国的企业进行投资，以该投资为中轴，深化东亚各国分工，推动新一轮东亚经济的发展（小岛清，2003）。
六、雁行形态与中国
1.雁行形态的分工格局及中国的位序。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来，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其一，中国已不再是继日本、ANIES和ASEAN之后的雁阵中的一员，中国已成为一只大鹏。中国现在不仅能生产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且在IT等高科技产品方面也后来居上，中国已成为一举实现综合型工业化的“世界工场”，以日本为头雁的雁行模式已开始溃散（野村综合研究所，2002）。
其二，中国经济虽有长足发展，但是雁行形态的分工格局及中国在其中的梯次位序并未改变。理由是：第一，中国出口的多为附加价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第二，中国的加工出口贸易在总贸易额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其出口制品中含有许多日本等国的零部件；第三，中国约一半的出口额，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中国需向外资企业支付红利、利息和技术转让金等。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出口额中还需扣除支付给外国的用来进口中间制品的贷款和投资收益，这样实际计入GNP的部分会小于以金额表示的出口规模（关志雄，2003）。
有学者还对2000年美国从日本和中国进口的工业制品进行统计，结论是中国与日本存在竞争关系的产品，其额度仅占日本对美出口产品额的16.3%，而且多为一些附加价值低的产品。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不仅低于日本，而且也低于ANIES和ASEAN。即使在IT产品的竞争力方面，目前中国也不及上述国家。由此可见，东亚雁行形态的梯次格局并未改变，认为雁行形态因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溃散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关志雄，2002）。
2.中国参与区域国际分工的战略。第一，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将形成以日本尤其是ANIES为主力的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高潮。中国既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抓住这一有利于产业升级的机遇，又要力避由产业转移的梯次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伴随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西部地区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我国产业结构地区分布的层次将更加清晰，这将使我国与日本和ANIES等国家间形成更多的互补，我们要重视提高引资水平和层次，要造成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来源的多元化。第三，我国要不失时机地由“赶超型”发展战略向“创新型”发展战略转换，要着手建立我国的技术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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