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革命论文,功过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4)04-0098-08
1919年发生的五四文学革命，即使不包括它的酝酿与前奏，也已经有了85年的历史。 在这几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各种思潮起伏跌宕 ，文学本身也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推陈出新。五四文学革命已经经受了严酷的时间检验 ，它的历史功过、成败得失已经毫无遮掩地摆在人们面前。人们常说：历史是最无情的 “审判官”。五四文学革命已经经受了85年的历史“审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 于人们看问题的立场(立足点)、观点(视角)、方法(思维方式)千差万别，同样一个事物 ，就有了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对于五四文学革命，情况正是如此。不同观点的分歧和对 立，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半个多世纪以来，它遭到了激烈的非难和挑战。它到底 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还是所谓“历史的倒退”?它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或者如某 些学者所说的功过相当?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学术课题。
一、半个世纪以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非难和挑战
1.“新儒学派”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根本否定。
“新儒学派”亦即新国粹派，最早的代表人物为梁漱溟先生，早在五四当年，他便在 北京大学的课堂上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胡适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至今仍是“新儒学派”奉为圭臬的经典。新中国成立后，“新儒学 派”的代表人物(如熊十力、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等)大多移居台、 港、海外，形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思想流派。他们的基本观点即认为五四是一场非理性 的、盲目崇洋的、数典诬祖的错误运动。他们认为五四反对孔夫子(甚至“打倒孔家店 ”)、糟践传统的伦理道德，都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疯狂的、丧失理智的。他们根本 不承认五四是什么“启蒙运动”，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世界遥遥领先，儒家 学说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完备、最先进的伦理道德学说，何须别人“启蒙”?至于陈独 秀、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学革命的领袖或中坚人物，他们更认为是一批不学无术的小人 。
台港、海外“新儒学派”中态度最激烈、观点最具杀伤力的，应该说是徐复观先生。 这特别表现在他对也是流寓台港、海外的五四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胡适的不遗余力的攻 击上。特别在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这种攻击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1961年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在台负责人之请，作了题为《科学发展所需 要的社会改革》的讲演，重申了他五四时期的一些观点，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绝不 值得骄傲，“必须丢掉”，“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甚至“完全没有精神价值” 。胡适这些话自然不无偏激之处，未尝不可以批评和商榷。但徐复观先生却采取了斥责 甚至辱骂的态度。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中，徐氏写道：
他(指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以掩饰自己的无 知，向西方人卖俏，因此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已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
他还说：由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胡适是 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他后来甚至说胡适什么学问都没有，“对人类 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胡适性情宽厚随和，从不与“新儒学派”正面交锋，尽量迥避 。但他有很重的心脏病，这种“强刺激”还是对他起到了致命作用。1962年6月24日， 他一头栽倒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的一次晚宴上，当即含恨而死。
鲁迅去逝得早，不是徐先生的主要攻击对象，但有些话说得也很够份量。1952年，他 在香港新亚书院文学会发表了一个讲演，题目就叫《漫谈鲁迅》，主要谈了三点：1.在 世界文坛上，鲁迅只能算“三流作家”；2.日本河上肇是“大家”，鲁迅只能算“名家 ”；3.鲁迅接触中外名著甚少，“在他阅读的书单中，找不出一两部真正有份量的中西 著作，这就使他的思想得不到开扩的机会”。
徐先生的这些论断，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作为《鲁迅研究史》的著者，我也是第一 次看到。1996年当我在新亚图书馆读到这些论断时，禁不住目瞪口呆。平心而论，徐先 生的这些论断，多少有些信口开河，经不住推敲。如果说在世界文坛上鲁迅只能算“三 流作家”，那么，我堂堂中华还有无“一流作家”呢?世界文坛还有无“一流作家”呢? 河上肇是日本20世纪初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怎能和鲁迅开比例?如果可开比例，他又怎 能和鲁迅相比?至于说鲁迅没有读过多少书，这更是天方夜谭。鲁迅读书之多，众所周 知，是世界罕见的。中国的四书五经之类，很多他都可以背诵。他的《中国小说史略》 涉及了多少古籍?而他《坟》中的那些文言论文，又涉及了多少外国经典和名著?徐先生一味贬低五四文学的奠基人，不由自主地便把实事求是的原则置诸脑后了。
2.受“新儒学派”影响的“传统文化维护派”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责和否定。
钱穆先生和“新儒学派”有些分歧，他未在1958发表的《新儒家宣言》上签名。他的 高足余英时先生也不承认自己是“新儒学派”。然而，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对 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态度，可以说和“新儒学派”毫无二致。比如余英时先生最近还在 指责五四文学革命“非理性”，甚至骂鲁迅是“流氓文笔”[1]。
还有一部分中外学者也深受“新儒学派”的影响，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全面反传统” 、“打倒孔家店”，影响甚坏，不仅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而且导致了半个世纪 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是一脉相通的 。旅美华人学者林毓生先生可视为这种“断裂论”的代表。他在自己的英文专著《中国 意识的危机》中就明确指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 而且发展成非常激烈的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这决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 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2](P84)。
“文化大革命”惊魂甫定的过来人大概都不会认同林先生的观点，因为他们知道：“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激烈的、中国执政党内的“路线斗争”，目的是打倒党内所谓“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的最大代表即为刘少奇和邓小平。所谓“破 四旧”之类，只不过是被愚弄的“红卫兵”们盲目的过激行动，只不过这种过激行动正 中“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心意并有意加以利用而已。所以，从根本上说，“文化大革 命”和五四可说风马牛不相及。五四反的是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 的启蒙运动，“文革”则抓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仅此一端，即不难看出 它们的南辕北辙。要说“断裂”，五四断裂的是封建伦理道德，是造成中国愚昧落后的 思想根源，而“文革”中盛极一时的“个人盲目崇拜”、“个人独断专行”(“朕即国 家”)、“三忠于”、“四无限”之类，才真正是中国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恶性膨胀、 恶性发展，和五四又何能同日而语?
3.“国学派”对五四新文学的挑战。
“国学派”也是“国粹派”，但它重点不在维护封建礼教，而在捍卫文言文。五四时 期的“学衡派”、“甲寅派”为其代表，成为新文学冲击的主要对象。“相骂无好言” ，新文学家对他们的冲击难免有用语过重甚至强词夺理之处。比如鲁迅骂他们不学无术 、用词不当等，即不无可议之处。这些人的国学根底应该说是比较扎实的。80年后的今 天，有些人出来为他们鸣几句不平，说几句公道话，应该说是应该的、正常的。但有些 “公道话”又说过了头，即反诬新文学派如何如何心狠手辣之类，有人干脆认为他们的 观点是对的，新文学派错了。这就构成了对五四新文学的又一挑战。
这是站不住脚的。究竟要不要废文言、用白话，这是五四争论的焦点，真理、正义当 然在主张白话的新文学一边。80多年来的文学语言实践也充分判明了孰是孰非，白话文 的确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鲁迅等人骂“学衡派”是“现在的屠杀者”，用语是重了些 。但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一语破的，你还得佩服他老人家的深刻和尖锐。否则，如果现 在还是“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吾爱汝，汝爱吾乎?”……岂 不要笑掉大牙?再说，也无法和国际接轨：先将文言译成白话，再将白话译成外语，行 吗?联合国干吗?
钱玄同等在废止文言时比较偏激，发展到废除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搞“世界语” 运动，后来瞿秋白、鲁迅等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有“汉字是一个死症”，“汉字不 灭，中国必亡”等过激之词，当然都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已经遭到抛弃的。至于有些 人仍然用文言写诗、填词、作赋，而且也写出了颇为可读的作品，这也是正常现象。现 代汉语就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怎么可能将古汉语全部淘汰呢?很多成语不都在使 用吗?有些新词语(如“非典”)不也糅合了古语的成份吗?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语言， 文言文确乎已经寿终正寝了。
4.“新鸳鸯蝴蝶派”对五四新文学的挑战。
“鸳鸯蝴蝶派”(简称“鸳蝴派”)也曾是五四新文学扫荡的主要对象之一。五四新文 学的主要社团之一“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宣言有云：“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 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批评的正是“鸳蝴派”，它构成了清末民初中国 小说的主体。
然而，“鸳蝴派”的概念很混乱，人们习惯于把它分成“社会小说”、“言情小说” 、“武侠小说”三大块，显然很不科学。比如“社会小说”，顾名思义，应该是描写社会生活的小说，这有什么不好?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小说不都是社会小说吗?再如“武侠小说”，写的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发展到后来，也是写江湖恩怨，拉帮结派，打打杀杀，或者写剑仙(剑侠)腾云驾雾，吞刀吐火，剑光杀人，这和“鸳鸯蝴蝶”也不是一个范畴。明乎此，我们即不难了解：五四新文学反对的“鸳蝴派”，主要是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冒充“社会小说”的“黑幕小说”，专门揭人家的隐私，把小说当成泼秽 水、泄私忿的工具；二是卿卿我我、无病呻吟的“言情小说”，或者忸怩作态，充满封 建伦理道德说教的假“言情小说”；三是胡编乱造、不食人间烟火的武侠小说(特别是 剑仙小说)。清末民初，这三类小说主宰了中国的创作界，整个文坛乌烟瘴气，一塌糊 涂，它们把中国文学引向了死路、绝路。置之死地而后生，五四文学先驱以高屋建瓴之 势，以高度的文学责任感，向上述“鸳蝴派”的不良倾向展开了猛烈冲击，真可谓大呼 猛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荡气回肠。“鸳蝴派”本来就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一 下子便被打垮了，新文学牢牢占领了阵地，为中国文学揭开了崭新的、不朽的一页。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对“鸳蝴派”的批评、讨伐都绝对正确，毫无偏激过火之处。最 大的缺点就是“一锅煮”，对大量“鸳蝴派”的作家作品具体分析不够，泼脏水有时泼 掉了孩子。比如，“鸳蝴派”产生之初，还是反映了中国社会急剧发展变化的进程，有 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新萌芽、新素质，应该予以肯定。有些作家作品，明显受了西洋文学 的影响，吸收了某些新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技巧，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些“鸳蝴 派”作家，本身就是翻译家，卓有贡献，这也不允许抹煞。“鸳蝴派”作家作品，本身 很复杂，有些作家既写了低俗的作品，也写了比较健康的作品；有些作品既有封建性糟 粕，也有民主性精华。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地、细致地、实事求是地分析；而五四文 学先驱一下子还顾不了这许多，留下了一些简单化的遗憾。比如对《玉梨魂》的否定， 就有不够实事求是之处，片面强调了它的封建色彩，而忘记了它本身还有更强烈的反封 建色彩。再比如对新的时代条件下言情小说大量涌现的必然性、可取性，也缺乏应有的 认识和肯定。特别到30年代，“左翼文学”盛行之后，更往往不恰当地给作家作品划阶 级、定成分。既然张恨水是“鸳蝴派”，他的《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姻 缘》就要否定；同样是写抗日，左翼作家写就很好，张恨水写就不行，这就是“左倾幼 稚病”。鲁迅就曾努力纠正这种幼稚病，他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 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 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3](P272)。
近半个世纪以来，新“鸳蝴派”大大走俏。就言情小说而言，台湾出了个琼瑶，香港 出了个亦舒，而且有大大小小的准琼瑶、准亦舒。就武侠小说而言，更出现了金庸、梁 羽生、古龙、温瑞安等。80年代以来，新言情、新武侠同时登陆，内地也掀起了一浪又 一浪的言情热、武侠热、琼瑶、金庸、古龙们的“拥趸”数以亿万计，一些东施效颦的 仿琼瑶、仿金庸、仿古龙作品也大量涌现。有些女作家由仿琼瑶走向了“超琼摇”，公 然宣扬“用身体写作”，赤裸裸地连篇累牍地写性交、写口交、写水交、写“房中术” 中的三人交、四人交……被人称之为“妓女作家”。这样一种低俗化的文学潮流，正是 “鸳蝴派”低俗创作倾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死灰复燃和恶性膨胀，它本身就构成了对 五四文学革命的严重挑战。
5.新“鸳蝴派”理论批评队伍的形成及其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仅新鸳蝴派作品泛滥成灾，一支以吹 捧、美化新鸳蝴派为能事的理论批评队伍也已经形成。其主要成员包括：(1)新鸳蝴派 作家“豢养”的少量吹鼓手(即“哥儿们”、“姐儿们”)；(2)鸳蝴派作家“拥趸”(追星族)中一部分“娱记”(香港谓之“狗仔队”)和编辑；(3)一部分文艺思想严重混乱的文学青年；(4)少量“归顺”或部分“归顺”鸳蝴派的五四文学研究家；(5)少量嗜痂成癖的鸳蝴派研究家。目前，这个队伍尚有扩大趋势。
个别新鸳蝴派、新武侠派作家为了抬高自己，也往往不自量力地攻击、贬损、否定五 四新文学。其中，尤以金庸为最。他公然宣称：
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 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武侠小说才是中国 形式的小说，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4](P46、58)。
如果金庸先生的这个论断可以成立，那么，巴金、矛盾、鲁迅等等都要被赶出中国文 学史，五四文学革命也就荡然无存了。
二、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绩
平心而论，如上所说，上述挑战并非对五四文学革命一点不构成威胁，挑战者的指责 也非绝无道理。然而，他们之所以无法把五四文学革命否定和打倒，实在因为五四文学 革命的功绩太大了，是无法否定、无法打倒的。较之它的伟大的历史功绩，它的那些缺 点和失误，不过是九牛之一毛。概括言之，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表现在以下一 些方面：
1.五四文学革命使白话取代了文言，完成了使中华民族由古典进入现代的语言转型， 而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因此，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白话文学确立的历史丰碑。
五四文学革命首先是一场语言革命，废止文言文学、代之以白话文学，这正是五四文 学革命的第一面光辉的旗帜。正如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胡适所说：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 且甚优美适用。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 …其非白话的文学，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
他的文学革命的发难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主旨也即在此：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 利器，可断言也。
胡适这种“白话文学为正宗”的文学观念，发展而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 个大字：
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 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以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 ，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5](P252)
胡适的这一主张，得到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沈雁冰、周作人、 傅斯年等人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也遭到了国粹派林纾、严复、“学衡派”胡先骕、梅光迪、“甲寅派”章士钊等人的激烈反对。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趋势，废止 文言文学，代之以白话文学，毕竟不可阻挡。正如陈独秀所说：
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 在3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火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 谁肯听?[6](P2)
经过一番激烈的论争，适应时代潮流的白话文学终于牢牢确立了自己文学正宗的地位 ，文言文学从而成为一种历史的陈迹。80多年来，白话文学不仅成了“国语的文学，文 学的国语”，而且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家作品，使中国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 愧色。五四文学革命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阶段。这一历史的丰 碑将永远矗立在每一个心智正常的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
确立白话文学，废止文言文学，开辟中国文学的新阶段，并非将渊远流长的中国古典 文学(主要是文言)都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更不是不再允许人们用文言写诗、填词、作赋 ，只不过将白话文学确立为国语文学、文学正宗罢了。
2.五四文学革命揭开了中国“人的文学”的新篇章。
在谈到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纲领时，胡适说：
简单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 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 新。
白话文学的确立，实现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目标；而在第一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建 立“人的文学”的第二目标也得到了部分实现。
所谓“人的文学”的精神实质早已包含在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学革命发难文章中。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有“三事”(即“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 、“不作无病之呻吟”)涉及了“人的文学”的内容。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提出的 “三大主义”(即“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 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人的文学”的精神更加突出。而到了周作人笔下， “人的文学”精神则得到了更充分的阐述。在《人的文学》中周氏写道：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 的非人的文学。
这种“人的文学”，也就是“人道主义”的文学，也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文 学。“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就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 ，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 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作为对《人的文学》 的补充，周氏又写了《平民文学》一文，指出“人的文学”必然是“平民文学”，即以 “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以表现“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他 把《红楼梦》推定为这种“平民文学”的范本，认为它写出了中国旧家庭中的悲喜剧， 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耐人研究”。
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的这种“人的文学”、“平民文学”，80多年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 文学的主流，根深叶茂，繁花似锦。即使在五四当时，也已经初见成效。以鲁迅、郁达 夫、叶绍钧等为代表的白话小说，以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郭沫若、康白情 等为代表的白话新诗，以鲁迅、周作人、冰心、陈学昭、川岛等为代表的白话散文，以 郭沫若、田汉、熊佛西、丁西林、蒲伯英等为代表的早期话剧，便都体现了这种“人的 文学”、“平民文学”的精神。正是这些茁壮的新芽，80年后变成了参天大树。
3.五四文学革命摧枯拉朽，扫荡了“鸳蝴派”。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废止文言文学，不可能确立白话文学，不抨击“ 非人文学”，不可能发展“人的文学”。同样的，不扫荡弥漫文坛、泛滥成灾的“鸳蝴 派”，同样不可能发展清新、健康的新文艺(特别新小说)创作。五四文学革命不朽的历 史功绩之一，正在于它大呼猛进，摧枯拉朽，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了“鸳蝴派”。
据“鸳蝴派”研究专家芮和师先生的意见，“鸳蝴派”鼎盛于1914年，即辛亥革命的 胜利果实落入北洋军阀袁世凯之手之后[7](P717-833)。仅该年创办的“鸳蝴派”文学 刊物即有《民权素》、《小说丛报》、《礼拜六》、《黄花旬刊》、《五铜元》、《娱 闲录》、《快活世界》、《好白相》、《白相朋友》、《俳优杂志》、《眉语》、《朔 望》、《七襄》、《女子世界》、《上海滩》、《余兴》、《消魂语》、《琴心报》、 《香艳杂志》、《情杂志》等一、二十种，其势头之旺一直持续到五四前夕。这些刊物 的主要倾向有二：一是消闲，二是色情(即“香艳”)。它们是袁世凯专权后一部分知识 分子消极、颓丧、醉生梦死的反映。“鸳蝴派”的很多(不是全部)小说作品则集中表现 了这种不良倾向。发展到后来，则盛行起所谓“黑幕小说”，专门揭隐私，泼秽水，恶 作剧，哗众取宠。“鸳蝴派”表面上延续了清末章回小说的民族传统，实际上，它徒具 民族形式的躯壳，它继承的仅是清末小说中的思想糟粕(如狭邪小说的色情柔靡、剑仙 小说的胡编乱造等)。而其铺天盖地，泛滥成灾，则将中国文学(特别小说)引入了死胡 同。
对“鸳蝴派”的批评与抵制非自五四文学革命起。早在1915年初，梁启超氏即指斥它 们“诲盗诲淫”，无聊“游戏”，“柔靡浸淫”，希望这些作者“诉诸天良”，改弦易 辙[8]。同年10月，新任教育总长张一麐也指斥它们“颇多恶劣”，有如“毒药”，主 张严加查禁。1916年8月，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更对之严厉批 评道：“吾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 酒之中。”紧接着，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周树人为其小说股主任)通令查禁《眉语》 、《金屋梦》、《鸳鸯梦》等“鸳蝴派”代表性书刊。
五四文学革命对“鸳蝴派”的扫荡不过是这种健康的文学之声的发展与壮大。作为五 四文学革命的号角，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对文学革 命的正面倡导中，均含有对“鸳蝴派”的批评。随后，刘半农在《我的文学改良观》中 ，便直斥“鸳蝴派”的“红男绿女之小说”为“非文学”了。1918年4月，胡适在《建 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认为“鸳蝴派”小说为“妓女小说”或“准妓女小说”。同年9 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发表《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10月，宋云 彬与钱玄同在通信中也痛斥黑幕小说，遂形成一股声讨黑幕小说的热潮。在1919年元旦 创刊的《新潮》杂志上，罗家伦(志希)发表了《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一文，这可以说是 一篇全面讨伐“鸳蝴派”的檄文。文章一方面斥责“黑幕派”是“阴谋诡计的教科书” ，“罪恶最深”；一方面则指斥“鸳蝴派”的“艳情小说”、“哀情小说”之类是“滥 调四六派”，说他们“遗误青年”、“误人子弟”，文章点名批评了徐枕亚的《玉梨魂 》、《雪鸿泪史》、《余之妻》、李定夷的《美人福》、《定夷五种》、《花月尺牍》 、《艳情尺牍》等多部影响最大的“鸳蝴派”作品。
五四之后，对“鸳蝴派”的声讨和批判继续深入。鲁迅在杂文《有无相通》中讽刺南 方的“鸳蝴派”为“江苏浙江湖南的才子们，名士们”，劝他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 别人”，少写点误人子弟的下三流小说，多“译几叶有用的新书”。1920年元月，茅盾 (佩韦)发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一文，提出要写“血与泪”的文学，反对为少 数贵族赏玩的“浓情”和“艳意”的文学，反对仅仅供“茶余饭后消遣”的文学。是年 冬，茅盾应商务印书馆经理高梦旦之请，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该刊成为“文学革命 ”的重要阵地。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等文中，茅盾重申了上述态度和观点。而这 些态度和观点，充分体现在同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 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 ，正同劳农一样。
随后，文学研究会分刊《文学旬刊》创刊(由郑振铎主编)，它成为扫荡“鸳蝴派”的 主要阵地。文学研究会对“鸳蝴派”的扫荡，也得到稍后成立的“创造社”的大力支持 。郭沫若在致郑振铎的信中明确表示：《礼拜六》派乃一群“文丐”，对他们“要用二 十四生的大炮去攻击”，“我不久也要来助战!”
由于“鸳蝴派”创作倾向的庸俗与低劣，他们实不足以为自己辩护。他们虽然负隅顽 抗，并不服输，然而，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他们确实遭到了摧枯拉朽般的扫荡。而这种 扫荡，也就带来了五四新文学的勃勃生机。
4.吸取了欧美文学的先进经验，首次与世界文学接轨。
某些人攻击五四新文学不是中国文学，鲁迅、茅盾、巴金等不是中国作家诚然不对， 然而，五四新文学却的确与外国文学有密切的关系，这倒是不争的事实。著名文艺理论 家胡风先生生前有言：“五四新文学是世界文学新拓的一支流”[9](P65)，说得实在是 再好不过。
“新拓的一支流”可以说画龙点睛地道出了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主要指欧美文学) 的关系。这大致可以从文艺思潮、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三方面加以界定。
从文艺思潮上说，五四新文学深受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 文艺复兴着力攻击的是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包括神权与政权)，而五四文学革命着力攻击 的也正是中国的封建礼教。所谓吴虞的“只手打孔家店”(胡适语)，所谓鲁迅的“吃人 ”的五千年历史和“救救孩子”的呼声，无非是要打破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的禁锢，“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开创一个“宽阔光明的”新时代。尽管新儒学家们极力否定五四 的启蒙主义，然而，五四的启蒙主义乃是五四的基本内容，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
从创作方法上说，五四新文学广泛介绍、引进、吸纳了欧美流行的现实主义、自然主 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包括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未来主义等等)……种种创作方法 ，特别是“现实主义(译为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大量翻译了欧美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学浪涛。世界文学名著成了五四新文学的 重要滋养和借鉴。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贬低或否定林纾或“鸳蝴派”中某些作家译介外 国作家作品的努力和成就，但他们和五四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从艺术风格上说，五四新文学家也受到了外国作家特别是欧美作家的重要影响，比如 鲁迅之与果戈里、郭沫若与歌德、惠特曼、巴金之与左拉、曹禺之与欧尼尔……尽管这 些外来影响是在他们自己民族文学血脉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并且也化作了自己的风格与血 肉的，然而，这种巨大的外来影响毕竟成了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五四的外来影响不仅不是什么缺点和局限，恰恰相反，它是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它 使中国文学融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和世界文学很好地接了轨，从而开辟了中国文学的 一个不可否定的新时代。
三、五四文学革命的过失与局限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五四文学革命乃是一场顺天应时、功勋卓著的划时代文学运动 ，是一场伟大的变革，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五四文学革命已经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 展，它的不朽的历史意义在未来的世代中将更加突显出来。但是，这一场前无古人的文 学革命运动毕竟缺乏借鉴，而它的发动者们又都是一群慷慨激昂的书生。无论是胡适、 陈独秀、刘半农，还是李大钊、钱玄同和周氏兄弟，他们都是作家、学者、教授，而不 是什么职业革命家。尽管他们通今博古，才识过人，眼光远大，但领导和驾驭像五四这 样大破大立、风云激荡的文学革命运动，说老实话，他们的经验和能力皆有所不及。他 们能将五四文学革命驾驭到当年那个水平，夺取到关键性的胜利，应该说全靠天时、地 利、人和，也是他们超常发挥的结果。留下一些不足和遗憾，也是再合情理不过。
从五四文学革命的对象来说，也实在太复杂了。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本来就是一 个十分复杂的混合体。所谓旧礼教、旧文化、旧文学，所谓新道德、新文化、新文学， 是那么容易分辨吗?所谓“新”，不是从“旧”发展、蜕变来的吗?所谓“旧”，是那么 一概不好、需要统统扬弃吗?仅就旧礼教而论，“三纲五常”自然不好，然而，“五伦 ”中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的情谊之说，难道一点道理也没有吗?小而言之，就 说一个“孝”道，“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割股事亲”之类，诚 然是过了分，然而，子女难道不应该孝敬父母吗?对父母的孝敬究竟算道德还是新道德 呢?同样的，文化、文学等范畴也都无比复杂，就说儒、墨、道、法四大家吧，能说孰 好孰坏吗?能说儒家代表反动、墨家代表进步和革命吗?难道不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 ?面对这样复杂的客观对象，五四文学革命家们怎能一下子研究得清楚?怎能不是抓住要 害、攻其一点?怎么可能面面俱到、分寸得宜?怎么不出现某些偏激和片面?像任何革命 运动一样，五四文学革命不出现一定程度的偏激和片面几乎是不可能的。
再则，也像任何革命运动一样，五四文学革命也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五四文学革命家 们纯粹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他们纯粹是老虎口中拔牙、泰山顶上动土。仅仅一 个废文言、用白话，他们就遭遇了林纾、学衡派、甲寅派等一个又一个强敌。如果不是 五四文学革命家们学识渊博，特别是精通古文，这些强敌早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了。因 此，在“你死我活”的搏战中，也就难免有“走火儿”和误伤。
80年后的今天，人们平心静气地返观五四文学革命，自然不会也不必为先驱者们的某 些偏激、片面、“走火儿”、误伤进行遮掩或辩护，毕竟是将近一个世纪的“冷处理” 了。然而，让人们大为惊讶的是，较之它的历史重任来，五四文学革命的失误和局限实 在是少之又少，人们只能惊叹五四先驱们简直得到了“天助”!概括言之，五四文学革 命的失误和局限主要有这样一些：
1.某些先驱和闯将未能分清文言文和汉语语言的区别，在主张使用文言、改用白话时 ，不仅将历史上的文言文一古脑儿否定，而且把汉字也轻易否定了。特别作为著名语言 学家的钱玄同先生，发表了一些骇人听闻的言论。他在《新文学与合韵问题》一文中曾 说：“中国文学止有送博物馆的价值”。又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 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错误地认为：“此种文字 ，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他甚至主张“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因为 这些书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而记载的工具， 正是汉文。所以，“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必须“废汉文”。钱氏主张汉字必须走拼 音化的道路，而废弃汉字，这本来不失为一种学术主张；但他把汉字说得十恶不赦，这 就大大走了板。陈独秀、胡适也觉得他太过分，提出“先废汉字，保留汉语”的折中主 张。但汉字和汉语密不可分，这种折中也还是行不通的。因此，一些力主文学革命的新 锐分子对汉字的否定更加彻底。比如北大学生《新潮》社主编傅斯年便说：“(汉字)是 可恶的文字”，“是牛鬼蛇神的文字”，汉字和“缠足”、“束腰”之类是一样货色。 这些见解，当然都大错而特错了。
2.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时，对“旧文学”的概念认识比较混乱，似乎所有古典 文学都要不得了，几位先驱者的说法也自相矛盾。比如，钱玄同认为：“旧小说之有价 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 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廿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之《孽海花》六书耳。”[10]胡 适不同意他否定《聊斋》、《西游》、《三国》甚至《七侠五义》等，但整个看来否定 仍然过头。而到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中，将中国古典文学分成十大类(包括旧戏)，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极少，更是过头了。
一些五四先驱者对中国旧戏(京戏、地方戏，甚至元曲)的否定也十分过头。周作人认 为旧戏是多种荒谬思想的“和合结晶”，是“野蛮”的。钱玄同认为中国旧戏是“卑下 ”的“脸谱派”，“扮不象人的人，说不象话的话”，“中国现在的戏馆非全部封闭不 可”。傅斯年认为“中国戏剧全以不近人情为贵，毫无美学价值”。胡适也认为中国旧 戏只可供上流人士的赏玩，不能成为通俗的文学”。旧戏的“乐曲、脸谱、嗓子、台步 、武把子”之类，都是像男人的乳房一样的“遗形物”，“必须取消”，否则，“中国 戏永无希望”。尽管上述意见都是在讨论中的各抒己见，但其偏激、过头是十分明显的 。
3.某些先驱者提倡全盘西化，胡适最为突出。他认为两千年的中国文学只有一些“死 文学”，“没有价值的死文学”，都只配充当“博物馆的陈列品”，“不够给我们做模 范”。模范要到西方文学中去找，那里有很多“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希腊戏 曲高出元曲何止十倍”。不止文学要全盘西化，道德也要全盘西化，所谓“东方文明” 根本不值得炫耀。主张全盘西化最力的还有傅斯年。他说：“西洋文高等，中国文低下 ”，西洋文美不胜收，一到中国文“妙用全失，层次减了，曲折少了，变化去了，词不 达意了”。“读中国文章觉一览无余，读西洋文觉层层迭迭”[11]。
因此，他提出要“造成欧化的国语文学”，“欧化的文学”，“人化即欧化，欧化即 人化”，要提倡“欧化文学主义”。
4.反对孔孟之道中的封建礼教部分无可非议，但有人提出全面否定孔孟之道，“打倒 孔家店”，这就走向了形而上学和绝对化。
5.在扫荡“鸳蝴派”时，往往把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形式与生动性、趣味性传统也否 定了。
收稿日期：2004-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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