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为什么成了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一种文化不去干涉另一种文化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那么，文化就不可能被搞成一个问题。或者说，假如文化之间没有形成价值之争，一种文化不会自动地变成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不会成为反思对象。任何一种文化的自身都不构成一个问题，它只是生长着。
在文化被“问题化”之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单纯的知识论关系。一种陌生的文化意味着另一种生活形式或者另一个生活世界，也就是一个知识论的对象。如果有机会互相接触，一种文化总会对另一种文化感到好奇，发生兴趣而进行交往，而且非常可能会在交往中互相学习某些被认为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在这种自然而然的文化交通中，知识论意义上的“好奇”决定了关于陌生文化的表述主要是知识性的描述，特别是关于与自己不同的新奇事物和生活的描述。知识只要单纯，就不会导致“文化问题”，知识不准确没有关系，甚至是歪曲，也没有关系，单纯的互相认识不会把知识变成政治。
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分析上引入了“阶级分析”，这是划时代的知识论突破。虽然文化的阶级分析不是个普遍有效的分析模式，但它所启发的一般分析框架上则是非常重要的建构。它发现了，至少在人文社会知识上，知识总有着逃脱不了的政治背景。这种把知识政治化的分析框架后来被福柯进一步发展和明确为“知识／权力”的辩证运动分析模式。事实表明，知识政治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各种文化之间的交通不再是自然交通而是政治博弈。
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这个概念至少意味着：
1.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个符号体系，它给各种事物赋予了这些事物本身所不具备的各种意义，那么，这个符号体系就是文化。在内容上，文化由一套“主观意见”所构成，这些“意见”的核心是价值观，或者说是，去做或不去做某些事情的理由；在形式上，文化表现为关于各种事物的想象、表述和解释，在这些表述和解释的基础上得以建构了社会性的话语、意象、规范和制度。
2.从政治学意义上去看：作为话语、价值观和制度的文化总是代表着某个集体的利益而不代表个人利益。
二、文化分析的基本坐标
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或许我们还不能够找到一对最显著有效的基本概念用来分析文化。不过我仍然试图提供一种显然可以商榷的理解。对于文化，可能至少需要从两个角度去分析，因此仅仅一对基本概念恐怕不够，而是需要一个坐标系。首先从一种文化的内部去看，每种文化自身内部都有着“在时间中的”运动和变化，它构成这种文化自身的历史性和文化语法。分析这一历史性的基本概念应该是“新／旧”，因为“新和旧”既能够表现历史性又是价值中立的，它仅仅表现一种文化的演变方式；其次，从各种文化之间或者说从“文化间性”去看，基本分析概念则应该是“自己／他者”，“他者”本来应该做中立理解，即理解为非对立性的、可兼容的“其他”，但也必须意识到，在更多的实际情况中，“其他”在与“自己”的政治和宗教关系中被异化为对立性的、不可兼容的“他者”。这样我们就获得由“新／旧”和“自己／他者”构成的分析坐标。
文化的政治化使得“自己／他者”模式与施米特的“敌／友”模式之间可以产生一种互相解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他者”正因为被政治化了，所以就采取了“敌／友”的姿态；另一方面，正如人们经常说的，在利益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敌／友”这一政治关系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深刻，利益都是明摆着的，是暂时性的，而如果文化差异通过政治化变成政治冲突，那么它就反过来加深了政治冲突，因此正是文化使得政治变得深刻。
目前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是很不完整的，是一个残缺不全的表述体系，它没有把中国的经验、问题和观念纳入其中，这意味着目前世界上流行的知识模式缺乏充分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准备，这在学理上是严重缺陷。不理解中国问题，就失去了世界经验和知识基础的一个很大部分，所以，没有纳入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的知识体系就不是一个足够有效的知识体系，它不足以表达这个世界需要被表达的问题。
三、文化研究的哲学语法
1.人类学的模式
人类学试图描述“其它”文化，按照哲学的概念说，也就是描述其它的“生活形式”。这正是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所应该着重分析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哲学和人类学是不谋而合的。哲学要描述的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抽象的和一般的问题，但与人类学所要描述的具体生活问题直接相关。生活形式总是表现为某种“游戏”，因此，每种文化总是个性化的。
显然，只有当承认了一种文化自己的解释体系才有可能去认真地理解这种文化。文化的承认先于文化的理解。而且，“文化的承认”是比“政治的承认”更基本的承认，仅仅有政治的承认仍然不是彻底的承认。或者说，文化的承认才是最根本的政治承认。
2.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研究试图建立一种互相反思的方法论。当然这里已经假设了不同的文化总能够给对方提供重要的反思资源，这等于是假定了，多一种解释系统就能够对任何问题多一些理解，或者通俗地说（也就是不准确地说），我们假定了多一只眼睛就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个假定或许不可能得到证明，但是，经验事实却往往对此提供了有利的证据支持。
常见的跨文化研究用的是一种比较肤浅的方法，通常称作文化“比较”。比较的方法所以是比较肤浅的，首先因为它总是以某种预先的价值判断为前提。其次，比较方法的肤浅在于，即使“比较”能够产生关于他者文化以及自身文化的某些准确的知识，它也不可能引导出有积极意义的实践，因为仅仅说出“这个文化如此这般”，“那个文化如此那般”，只是提供了一个描述，而不能给出某个文化该“怎么办”的理由，即可以怎么怎么演变或应该如何如何保守的理由。
艾柯等人主张一种积极的跨文化交通，称作互动知识。可以这样认为，文化交通如果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么，他者文化必须能够成为一个创造性的源泉而导致自身文化的重新创作，就是说文化交通必须能够形成互相改写的实践的文化间性，而不仅仅是互相观察的文化间性。
3.文化批判
文化批判是当代的文化问题政治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文化批判根源于社会批判。社会批判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它甚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对古典等级社会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则是最典型的社会批判理论，它奠定了社会批判的基本模式，甚至开始了文化批判。
也许可以说，文化批判是社会批判的深层结构，或者是社会批判的升级版，是更加彻底的批判。在今天，社会批判的最基本手法仍然是马克思模式，它力图揭示由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并且试图证明不公正的社会同时就是反动的或落后的即妨害人类自由发展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基本手法之一是福柯模式，即主要是去揭示出某种知识／权力的运作结构，以及在这个运作结构背后的利益关系；另一个基本手法则是尼采模式，即反对价值堕落。
从理论上说，社会批判有着更完整的结构，它的优势在于，它有着明确的批判依据，即现代性的核心概念“进步”。社会批判的结构所以是完整的，是因为它不仅是批判理论，而且同时还是革命理论，只有通过革命实践才能够完成批判，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原来被批判的世界，否则批判就只是一纸空文，所以马克思才有理由以“改造世界”去嘲笑“解释世界”。与此有些不同，文化批判虽然也是政治性的，但是却没有一个革命理论作为后续理论，这样就从“改造世界”退回到“解释世界”的层次上。虽然文化批判缺乏改造世界的雄心，但它是一种特殊的“解释世界”的做法，它的解释就是去解构别人的解释，也许可以说，它虽然没有改造世界，却嘲笑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批判或多或少是后现代的。
四、文化存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文化的生存问题可以看作是一个广义的“经济学”问题。既然文化是精神的存在形式，那么，文化一方面“占有人”，即占有人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被人占有”，即它是人所拥有的资源。于是，文化具有两个基本存在性质：“可占有的”和“去占有的”。
一种文化越是成为普遍的和公共的资源，它就越成功。这种另类经济学的“公共资源的凯旋”至少表现为两种情况：1)文化依附体系。一种普遍化程度比较高的文化就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在文化权力的诱导下，人们放弃自己的文化而依附于另一种文化就是媚俗。在现代世界，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媚俗成为文化间性的一个主要形式是不足为奇的；2)“自动实现的预言”的历史。一种文化或知识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主导，那么，它所预言的或者推销的“未来”就将通过被它所导向的集体行为而几乎必然成真，于是，历史就变成提前写成的了。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的终结”。
五、文化身份所认同的是什么？
没有一种文化就其本身而言需要什么身份，所谓文化身份纯属文化间性的产物。文化身份是文化间性导致文化成为一个问题的明显标志之一。
自身认同表面上采取的是“如其所是”的表达形式，但这其实不是兴趣所在，它实质上是“如其所求”并且，这个“如其所求”又同时在价值资格上被论证为“所求即应得”。满足这样一个结构的自身认同就是一种认真的自身认同，否则是不当真的。文化身份就是非常典型的作为资格论证的自身认同。
文化身份既然是资格论证，就当然在价值判断上不讲道理。在价值判断上不讲道理其实是合理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对自身的一种价值辩护，当然不能去为他者辩护。可是假如一种文化身份在概念上和事实上不讲道理，则又只能产生无效的身份。现在流行的一些作为文化身份的概念，例如“东方”、“亚洲价值”甚至“西方”等，就是无效的或者正在变得无效的身份概念。
也许最有理论意义的文化身份问题是“中国”。但是这个问题也最容易被表面化、浅薄化处理，即很容易在流行的文化解释范式中解释成一般的世界运动特别是世界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从属部分。诚然，中国义无返顾地追求着现代化身份，在这个过程中，也毫无疑问地有着所谓东方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各种“东方主义”问题和困境，中国本地文化也同样受到西方文化霸权的冲击和歪曲，西方对中国的歪曲甚至很可能超过对任何其他文化的歪曲，但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独特反应以及西方对中国的完全荒谬的歪曲正好说明了背后有着异常的原因。
那么，中国文化的境遇特殊在什么地方？关键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并不是一种对立性的关系，尽管中国文化非常非常地不同于西方，“非常不同”的东西之间不见得是对立的，很可能是互补性的。事实上中国欢迎了西方文化，以至于现在的中国是个相当西化的国家。而中国文化的根本性质就在于是在“我／他”模式之外的另一种模式，强调的是兼收并蓄，融化他者，所以能够在今天形成中国的双重文化身份，即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双重文化身份，由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现代方案总是“中西结合”，这是唯一的众心选择又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没有人能够找到另一个更好的方案。
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我／他”的对立关系，而是“新／旧”之间的历史的嫁接问题，于是所自然而然采取的方式就是把“西方”内化，把“他者”内化，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于是就有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及各种中国特色的生活细节。这样一种中国现代经验事实上已经建立了一个有着积极意义的跨文化模式，这种以扩大自己的容量的“内化他者”模式从根本上不同于“守住自己”的文化批判模式。真正重要的是通过内化他者而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当然，中国现代经验中也有许多失误，包括过分西化的问题，但其中这一内化他者的模式对于文化创新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其实也正是因为中国现代经验暗含着这样一种文化重构的模式，它所创作出来的新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它没有真的变成西方，而是利用了西方，所以才会让西方感到茫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具有了真正的开放性和前沿性，而西方文化正在变成封闭的和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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