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转折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9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众所周知，在此之前的20年中，中美之间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这一年，中美两国恢复了接触。此后，中美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 双方发表了“本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公告”。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 在上海发表了一个既写明共同点，又写明分歧点的中美联合公报，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反响和强烈震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美关系在1969年出现了转机呢？常识告诉人们，一国的外交政策总是根据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制订并为之服务的。力量对比是外交决策的基础。中美双方就是根据各自的国家利益，随着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使之出现有利于本国的力量对比的格局，从而在1969年使中美关系出现转折。
（一）尼克松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将来美国“同苏联对话时，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直依靠其战略核优势称霸世界。到了60年代后期，苏联的军事力量迅速膨胀，加紧对外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7届总统。 当时的形势是，国内的反战情绪高涨，对卷入越南战争强烈不满；国际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逐渐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到了70年代初，苏联在运载工具数量方面已取得同美国对等的地位，而在投掷重量（弹头总重量）方面则取得了优先的地位。美国“进行战略核战争越来越没有把握了”。
为扭转同苏联争霸的不利地位，美国在谋求从越南“脱身”的同时，转而同中国接近。为此，美国政府在这一年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2月，尼克松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对欧洲作了为期8天的工作访问。他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会谈对他制订对华政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戴高乐认为，对战后的欧洲来说，最重大的现实是苏联的威胁。但是，苏联人目前已经全神贯注于对付中国。戴高乐说，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美国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尼克松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1〕
3月，苏联四次入侵我珍宝岛地区，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美国政府认为机会来了，“从那时起，一切朦胧不清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4月22日，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把尼克松的一封信转交给柯西金时，特别口头说明，美国“无意利用中苏之间的困难——当然，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是能够加以利用的”。
6月8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会议上再次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且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妄图孤立中国。此后，7月底8月初，尼克松访问印尼、泰国、巴基斯坦等亚洲6国， 经罗马尼亚回国，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他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来往，改善美中关系，声称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美国决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尼克松希望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充当“信使”，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的想法。基辛格说，这是间接要中国人放心，同时也是对苏联的一个警告。
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谈。10月20日， 中苏两国恢复边界谈判。这使美国政府严重不安，加快了同我国和解的步伐。尼克松要美国驻波兰大使无论如何要在两个月内找一个社交场合设法同中国代办接触。12月3日， 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不顾身份和场合，拼命追赶中国大使馆人员，急切地表示希望同中国驻波代办会晤，并说他最近见过尼克松，尼克松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
从以上一系列事实已不难看出美国的真实意图。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叙述同中国接近的过程时说，珍宝岛事件后，利用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加紧同中国改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苏联感到不安”，“由于激起苏联对其漫长亚洲边界的关心，也会减轻欧洲受到的压力。”他还说：“我们同中国接近并不是要赎40年代后期我们对华政策的大量罪过，而是要塑造一个全球的均衡。”“到了1969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演变成三角关系了。”〔2 〕尼克松后来谈到访华的意义时，说得更为彻底：“如果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迈出这样第一步，在同苏联实力对比上，我们现在几乎一定会处于面临危及生存的不利地位。”
（二）尼克松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力量，“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3〕
1969年，尼克松看到战后二十多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已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除苏联的威胁外，美国面临西欧、日本的竞争，中国也是潜在的竞争者；与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
尼克松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力量，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1954年，中国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被世界公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 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取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从此，中国在亚非国家的声望大增。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许多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5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23个，到1965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49个，增加了一倍多。中国在同亚非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还积极寻求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周恩来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对英国，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对法国，经过长时间的会谈，于1964年实现了中法建交，从而打开了我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
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国面对美苏两国的强大压力，不畏强暴，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新中国在开展大量外交活动的同时，全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其间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更为显著。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从而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两次突破，打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政策，使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
综上所述，新中国经过20年的努力奋斗，已经成长壮大，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人不得不另眼相看了。尼克松说：“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基辛格在1969年12月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不管我们打算做什么和采取什么样公开宣布的政策，他们都会给国际事务以影响，他们是一个现实。”〔4〕
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如何尽早结束同中国僵持20年之久的敌对状态，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刻不容缓的外交课题。
（三）尼克松说：“越南战争是我就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5 〕基辛格认为：“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我们结束那场战争的苦难。”
尼克松的前任为他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那就是难以自拔的对越南的侵略战争。
到1968年底，美国在越南投入的部队已达50多万人，约有3 万士兵战死，所耗战费约300亿美元。尼克松一筹莫展地说，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居然在一场越南战争中被拖了四年之久，而且望不到尽头”。美国国内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席卷全国。
尼克松上台后，把结束越南战争当作“最紧迫的外交问题”。他公开表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要取得军事胜利是不可能的，必须“尽快并且尽可能体面地结束战争”。他还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6〕基辛格更直言不讳地说， “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我们结束那场战争的苦难”。这些情况表明，尽早从越南“脱身”也是美国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同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多次会谈中，始终坚持不拿原则作交易的立场。在谈到越南问题时，周恩来郑重指出，结束越南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美国撤出自己的军队，不留任何尾巴，让印支三国人民各自解决自己的问题。否则，战争一天不停，中国就支持越南一天，我们还为可能扩大侵略做好了准备。周恩来还明确表示，我们只有支持和同情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或代替他们提出主张和代表他们谈判的权利。
中国的严正立场和态度，打掉了美国要中国对越南施加压力的幻想，从而有力地支持、配合了越南在谈判桌上同美国进行的斗争。
（四）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毛泽东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7〕。
面对美苏两霸的威胁，争取哪一霸呢？到了1969年底，形势初步明朗化，中国的战略事实上已经开始朝着反对美苏两霸、重点防御苏联、联美遏苏的方向演变。这种演变是有着现实根据的，是随着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形成的。
首先，来自苏联的威胁急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从60年代开始， 边境不断出现摩擦。 60年代中期以后，边境武装冲突频繁，规模越来越大， 中国的战略防御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
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3月，苏联边防军四次大规模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经周恩来修改的社论《打倒新沙皇！》。3月 5日，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3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说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问题。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继续发展。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进一步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8月13日，苏联方面出动两架直升飞机，数十辆坦克、 装甲车和武装部队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又一次制造了严重的边境流血事件。此间，苏联国防部领导人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强大威力，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打击。8月27日， 西方通讯社传出苏联准备袭击我国核设施。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8月28日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各省、市、 自治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充分做好反侵略的准备，必须坚守岗位、服从命令。10月7日，周恩来亲自主持拟定了我国政府声明， 明确指出：“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这样，中苏关系就恶化到接近战争的边缘。
其次，正是在这一年里，尼克松执政以来，出于种种（如前所述）政治需要，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从而为中美两国的接近提供了机会。尼克松一上台，就通过多种方式，希望同我对话，要求改善关系。特别是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在首都机场会晤以后，美国极感不安，为增强其同苏联对抗中的地位，更加快了同我国和解的步伐。于是，便发生了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大庭广众之下追赶我使馆人员、希望同我驻波兰代办会晤的一幕。毛泽东知道这一消息后，当即表示同意会晤，并主张公开接触，不必保密。12月11日，中国大使馆主动邀请美国大使来我馆作客。从此，中美两国恢复了接触。此后，中美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正是在上述国际背景下出现转折的。1969年底，苏、美、中三国鼎立的局面已初见端倪，使力量对比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反对美苏两霸、重点防御苏联、联美遏苏的外交战略已初步形成。中国的对外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蓬蓬勃勃全面发展的时期。
另外，这里要特别说说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在认真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的重要建议。1969年2月19 日，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常吹苏联要出问题。苏联要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表示了他对苏联的担心。他当场提出，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3月珍宝岛事件后以及4月“九大”会议期间，他又两次重提这一问题。“九大”以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进行了周到的安排。
四位老帅根据第一手材料，从5月到9月，经过多次讨论，先后写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篇研究报告，送给了周恩来和毛泽东。在7月11 日报送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一文中，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美苏争夺的重点仍在欧洲，目前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9月17 日报送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提出：“苏修要求举行边界谈判，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陈毅还进一步口头向周恩来提出，在华沙大使级会谈恢复时，还可以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或有关问题。
四位老帅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为毛泽东及时做出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大战略决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周恩来说，我们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我们从1955年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15年来一贯的主张，没有别的要求”。〔8〕
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的内政，只是由于美国的干涉和侵略，才成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美国为保其自身的战略利益，不顾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国际准则，从1950年起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反对和阻挠中国的统一，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因此，台湾问题成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之一。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统一，在台湾问题上同美国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为了消除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和促成两国关系正常化， 在1955年4月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由于中国努力争取同美国坐下来谈判，同时许多国家要求美国作出反应，中美双方终于在1955年8月1日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9 月，双方进入实质性会谈以后，美方代表即提出，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保证不诉诸武力。对于这个提案，周恩来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侵占台湾已经成了国际争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已影响到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和安全，但是造成这种局势的，首先是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它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应该放弃对中国使用武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从中国方面来说，台湾在历史上、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人民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无权要求中国不使用武力。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容混淆的。
台湾问题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主题，可以说贯穿了会谈的始终。直到1970年1月20日举行第135次会谈之前，历时15年，由于美国坚持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推行其“两个中国”的阴谋，双方只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协议，也是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的唯一协议。
中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中美之间争端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着的。正如周恩来所说，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不要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中美关系就可以建立了。
（六）“文革”搞到1969年，毛泽东一语惊四座：“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9 〕周恩来极力排除“左”的干扰，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
“文革”这场动乱，给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我国的各项事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文革”中，我国的外交工作也受到了“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肆意抹杀建国17年来外事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推行极左的外交路线，搞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给我国的外交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外事部门的领导人被揪斗，工作被打乱。驻外使节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使馆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文革”开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的外交工作和活动处于混乱状态。中国同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甚至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严重的事件，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受到了严重损害，外事工作陷入困境。
毛泽东、 周恩来对外事工作中“左”的错误多次提出过批评， 从1968年起便采取许多措施，努力扭转外交工作的被动局面。1968年1 月，周恩来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潮，并在外交人员中加强纪律。到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主动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以此表明中国同世界各国改善并发展关系的愿望。从下半年开始，中国陆续派出一批批驻外使节。对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损害双边关系的事件，也主动进行了修复工作。
在这一年里，毛泽东、周恩来密切观察美苏的动向，抓住有利时机，调整战略策略方针。9月7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代表齐奥塞斯库为美国传话。周恩来回答说，中美关系有两个关键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和联合国问题，“他们想解决，有渠道嘛！渠道就是华沙谈判”。10月，美国通知中国说，它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这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注意。12月7日， 中国政府释放了两名误入中国海域的美国游客鲍得温和唐纳德。1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主动邀请美国驻波兰大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这使美国“大吃一惊”。自此，中美两国重新开始了意义非同寻常的面对面接触。经协商，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在1970年1月20日宣告恢复。
从1969年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是两国调整外交政策的产物。俗话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国际形势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既要有对形势变化的高度敏感，更应具有善于调整外交政策使之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能力。只有调整外交政策以应变，才能符合国家利益。在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改善两国关系的谈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就是1969年中美关系出现转折的谜底。
注释：
〔1〕〔3〕《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13页。
〔2〕〔4〕基辛格《白宫岁月》第249、250页。
〔5〕〔6〕《尼克松回忆录》（上册）第448、384页。
〔7〕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等人的谈话。
〔8〕《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78页。
〔9〕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