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另类“北庭”与“北庭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元论文,时期论文,另类论文,北庭人论文,北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末有一位名为不花帖木儿的诗人，元人杨维桢编《西湖竹枝集》所作小传有云： 不花帖木儿，字德新。国族，居延王孙也。以华胄出入责游间，而无裘马声色之习。所为诗，落笔有奇语[1]。 我们知道，蒙元时期，“国族”特指蒙古。据此，萧启庆教授将其列为现有作品存世、生活在元后期的蒙古诗人[2]。此外，现存不花帖木尔(儿)为《瑶池醉归图》题诗中，也有一条重要的线索，作者在此自署其贯“北庭”，钤印“惠新”，萧教授后来据此断定“可确认为畏兀儿人，而非蒙古人”[3]。 对西域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对于“北庭”一词都不会陌生。“北庭”故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历史上又有“庭州”、“别失八里”(突厥语，意为“五城”)等称谓，是天山北麓的一座重镇，在古代西域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唐朝设于此地的北庭都护府更为人们所熟知。公元九世纪中叶，建立在漠北草原的回鹘汗国崩溃之后，西迁的一支回鹘人以西州(今吐鲁番)、北庭(今吉木萨尔县)为中心，建立起高昌回鹘政权。从晚唐直至两宋，“北庭”一直是回鹘的主要据点。在元代，籍贯“北庭”之人，多有自称“北庭人”者，他们的族属则往往被视同于畏兀儿人。 这是我们习知的“北庭”与“北庭人”。但是，《西湖竹枝集》小传与《瑶池醉归图》题诗中提到的这位来自“北庭”的“国族”不花帖木儿，其族属让人颇感疑惑。似乎这位“北庭人”还与“蒙古人”存在某种关系。那么，宋元时代的“北庭”与“北庭人”是否还有其他含义呢？笔者拟结合中韩相关文献对此作一初步考察。 一 “北庭”与辽、金 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是我们熟悉的一位人物。他毕生以北伐抗金、收复失地为理想，其《记九月三十日夜半梦》诗云： 一梦邯郸亦壮哉！沙堤金辔络龙媒。两行画戟森朱户，十丈平桥夹绿槐。 东阁群英鸣佩集，北庭大战捷旗来。太平事业方施设，谁遣晨鸡苦唤回？[4] 在他心中，始终激荡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即便夜半做梦，也幻想着与“北庭”——金朝作战的捷报传来。但这毕竟只是梦中慰藉，惆怅的梦境只能以“谁遣晨鸡苦唤回”的无奈作结。 在两宋时期，以“北庭”指称与其对峙的辽、金，并非个例。元朝官修史书《宋史》中多见这种事例。 《宋史·白守素传》记，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白守素被选为李迪一行副使出使辽国。“守素居边岁久，名闻北庭，颇畏伏之。上虑其不欲行，密遣内侍询于守素，守素顿首感咽，即以崔可道代焉。再迁南作坊使。”[5]671北宋和辽国对峙，因称契丹朝廷为“北庭”。 在此后两宋与金朝分踞对峙南北期间，宋朝频频遣使金朝，金廷依然被南宋朝野上下称作“北庭”。洪皓出使金朝，滞留北方。洪皓(1088-1155年)，字光弼，番易(今属江西)人。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擢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为大金通问使出使金国，羁留北方多年。据称，“皓虽久在北庭，不堪其苦，然为金人所敬，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既归，后使者至，必问皓为何官、居何地。”[5]876乾道六年(1170年)，范成大(1125-1193年)奉命出使金朝，不辱使命而归。《宋史》史臣“论曰”：“成大致书北庭，几于见杀，卒不辱命。”[5]886 以“北庭”指称辽、金，也多出自宋人之口。 据《宋史·宗泽传》，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举攻宋，“中丞陈过庭等列荐，假宗正少卿，充和议使。”泽曰：“是行不生还矣。”人问其故，泽答：“敌能悔过退师固善，否则安能屈节北庭以辱君命乎！”议者认为宗泽刚方不屈，恐对和议不利，钦宗于是改任他为磁州知府[5]779。 曾出使金朝的豫章人京镗(字仲远)亦称金廷为“北庭”。《宋史·京镗传》记载了京镗为免宴、撤乐而与金人力争的故事。高宗崩，金人遣使吊祭，随后，镗充报谢使使金，金朝惯例，“南使至汴京则赐宴”，京镗因金人遗使前来吊唁而代表南宋前往金朝报谢，面对金人的赐宴，京镗要求免宴，金人不从，于是退而要求撤乐，遗之书曰： 镗闻邻丧者舂不相，里殡者不巷歌。今镗衔命而来，北朝之惠吊，是荷是谢。北朝勤其远而悯其劳，遣郊劳之使，蒇式宴之仪，德莫厚焉，外臣受赐，敢不重拜。若曰而必听乐，是于圣经为悖理，于臣节为悖义，岂惟贻本朝之羞，亦岂昭北朝之懿哉！ 双方相持甚久，结果撤乐要求仍遭拒绝。面对金人的胁迫，京镗不为所动，坚持力争，终于使金人屈服， 金人知镗不可夺，驰白其主，主叹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乐。自是恒去乐而后宴镗…… 使还，入见，上(孝宗)劳之曰：“卿能执礼为国家增气，朕将何以赏卿？”镗顿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于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赏乎！”[5]1067 这里，金主称南宋为“南朝”，京镗则称金朝为“北朝”，又称其“北庭”。 绍兴年间，南宋国信使郑汝谐在使金途中，同样以“北庭”直称金廷。关于此事，南宋周密说，绍兴、淳熙年间，宋金双方“聘使往来，旁午于道”。过往使者凡经过盱眙，照例要游览第一山(都梁山)，“酌玻瓈泉，题诗石壁，以记岁月，遂成故事，镌刻题名几满。”周密并录绍兴癸丑(绍兴三年，1133年)，国信使郑汝谐于此地所作一诗： 忍耻包羞事北庭，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无人勒，却向都梁记姓名[6]。 来来往往的使臣忍耻含羞出使金廷，但来到盱眙，谁都不忘在都梁山题诗吟咏风情，却无一人会想到奋起驱逐金人，勒功燕然。郑氏此诗，愤激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除出使的使臣外，南宋的普通士人与当权者也多以此指称北方王朝。洪皓滞留金国期间，多所作诗。对此，其子洪迈称： 先忠宣公好读书，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谪岭表九年，重之以风淫末疾，而翻阅书策，早暮不置，尤熟于杜诗。……绍兴丁巳，所在始歌《江梅引》词，不知为谁人所作，己未、庚申年，北庭亦传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张总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万里”之句，怆然曰：“此词殆为我作。”既归不寐，遂用韵赋四阕[7]。 据此，绍兴七年(1137年)，《江梅引》词在南宋兴起，绍兴九年(1139年)、十年(1140年)间，此词即流播“北庭”——金国燕京。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皓在金燕京赴家宴期间，闻听此曲，倍感怆然，因“用韵赋四阕”以抒情怀。 不惟如此，以“北庭”指称金朝，在南宋决策层中也人所共知。乾道六年(1170年)八月三日，虞允文与孝宗的一次对话中，提到与金在“北庭”的交涉： 孝宗御垂拱殿，允文乞留班奏事。三省、枢密院进呈文字讫，执政下殿，允文方欲有所奏，孝宗宣谕云：“祈请陵寝使赴北，中已遣官来取接。近又报遣纥石烈志宁来汴京，此意如何？”允文奏云：“甲申江上之盟，志宁主之，彼以泛使来，未知为何事，不免疑我渝盟尔。若知我以陵寝为问，志宁必先回燕，盖待我使至，决大议当在北庭也。”[8] 孝宗在位期间，励精图治，毅然发动了北伐战争。但种种原因，使得孝宗又重新回到议和的道路。允文奏文所述“甲申江上之盟”，即隆兴二年(1164年)宋金双方签订的“隆兴和议”。和议签订以后，宋金关系进入了一段新的和平发展时期，但孝宗对金朝仍然占据河南之地耿耿于怀，因此计划遣使金朝请求归还河南陵寝地，进而收回整个河南。此次即由范成大一行前往交涉。虽然如此，但其曾有的一番壮志已然不存，金人纥石烈志宁前往汴京的一次出使，便令南宋君臣上下紧张之至，因此便有了上述讨论金使意图的对话。虞允文此处所提到的“北庭”，显指金廷。 二 “北庭”与蒙元 蒙元崛起后，“北庭”则与蒙元有关。将蒙元都城称为“北庭”，宋元之际人文天祥算是较早的一例。南宋末年，文天祥起兵勤王，后兵败。其《使北》云：“北兵入城，既劫诏书布告天下州郡，各使归附，又逼天子拜表献土。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馀庆、枢密使谢堂、参政家铉翁、同知刘岊五人奉表北庭，号‘祈请使’。”吴坚与文天祥原本不在使者之列，“吴初以老病求免，且已许之，故表中所述贾、谢、家、刘四人，吴不与焉。二月初八日，四人登舟，忽伯颜趣予与吴丞相俱入北。……贾馀庆凶狡残忍，出于天性，密告伯颜，使启北庭，拘予于沙漠。”[9]571文天祥被俘后，身陷大都图圄，但他守节不屈，并在狱中写下千古流传的作品《正气歌》，其序有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汗下而幽暗。”[9]575此时，蒙元刚刚平定南宋，虽然南宋已不复存在，但文天祥仍以“北庭”来称与南宋相对应的蒙元都城。 不仅大都如此，日本学者安部健夫早已指出，“元朝时代的国都哈喇和林也称做‘北庭’”，并以《元朝名臣事略》、《中堂事记》等文献为证[10]。其中，元人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记，“宪宗南征，留季弟阿里不哥居守北庭”[11]。蒙哥南下攻宋，阿里不哥留守和林，因有此记。另一位元人王恽在其《中堂事记》中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正月十日，“亲卫董文炳……来自北庭，知我军大捷，中外称庆。”[12]这里所说，是董文炳随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于和林之事。 与前述大都被称作“北庭”不同的是，文天祥站在南宋立场上，将与南宋对立的蒙元政治中心大都称作“北庭”；而此处“和林”被称为“北庭”的说法，都出于元人笔下。实际上，蒙元时期，“北庭”更多的是作为地理方位偏北的蒙元政治中心的代称。 这一时期，将“北庭”与蒙元都城等同，在高丽文献中也不乏其例。高丽士人李齐贤(1287-1367年)对元人虞集等撰《经世大典》所记元太宗时于高丽置达鲁花赤之事颇感疑惑，于是“窃求其所以然，是时天子在北庭，去我有万里之远，事之虚实，有不及知。撒(礼)塔拥兵辽左，与洪大宣贪其虏掠，掩我之功，诬我以罪，激怒朝廷，以肆侵伐耳。”[13]这里的“北庭”，也与地理方位有关。同样的例子，还可见宋元时高丽僧人释宓庵(1226-1292年)所作《贺大驾还朝表》： 清跸带莺声而始动，行指北庭。彤轮将雁翅而齐飞，却回东土。照临所暨抃跃悉均。恭惟皇上陛下，天挺英姿，日新盛业。以舜德之升闻，荷尧恩于降嫔。恋积帝阍，爰举两宫而往觐。荣参戚里，岂同五服之例朝。既相接相爱之尽欢，乃言告言归而戒道[14]。 贺表显示，高丽国王此次前往“北庭”蒙元朝觐，“荣参戚里，岂同五服之例朝”，所受待遇规格极高，“既相接相爱之尽欢，乃言告言归而戒道。” 元朝统治者退居漠北后，北元政权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政权互相抗衡。在经历过元明易代的高丽士人李穑笔下，“北庭”也往往与北元及此前的蒙元有关。 李穑(1328-1396年)，字颖叔，号牧隐。至正八年(1348年)，李穀在元为中瑞司典簿，李穑“以朝官子，补国子监生员。在学三年，得受中国渊源之学。切磨涵渍，益大以进，尤邃于性理之书”[15]。年青时代在大都国子监求学，学识精进，后并在元为官多年。在元求学、任职期间，与元朝士人交往甚密，并结下深厚友情。 明朝建立后，李穑依然对北元政权深怀眷恋，时刻不忘“北庭”故主。他有诗径以“北庭”为名： 龙沙秋色雁声边，海岸参差路几千。最喜星轺通僻远，敢将壤奠效埃涓。 辽前宋后交驰日，元北明南两立年。自古大臣多力量，病中深感向苍天[16]106。 蒙元退出中原，避居漠北，南北分立，路途的阻隔与复杂的政治形势，使得高丽与北元人事交通不再顺畅，唯有每年南来的大雁尚能持续带来北方大漠的一丝气息。但诗人从中感受北方气息的同时，思恋之情更是不断涌上心头。他因此格外盼望着有朝一日出现转机，高丽派遣使臣执本国所产之物前往北元通好，而他则愿为通好以效绵薄之力，这便是他内心所希冀的。 高丽与北元之间的官方交往一度多年断绝，但这并非造成李穑苦闷的唯一因素，此外，牵动李穑愁肠的更有在元期间的师友故交。本国李蒙达出使北元之际，李穑不忘托其转达对故元旧友的思念，《送李蒙达进表贺年》诗写得感情深挚，诗云： 鼎重山难转，时危势自分。泪添东海水，梦绕北庭云。老马常思主，哀鸿久失群。朝廷音问绝，为我谢诸君[16]107。 北元与明朝对峙，局势分明，难以扭转。而身处异方的自己，就像一匹脱离主人的“老马”，常常思念主人；又如一只“失群”的鸿雁，时时悲鸣不已。而令自己日思夜想的主人与雁群，正是眼下“北庭”的蒙元故主与友人。 因“北庭”可指称蒙元都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北庭人”自然便指当时的国族——蒙古人。李穑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据其所撰《海平君谥忠简尹公墓志铭(并序)》记，高丽人尹硕(1310-1382年)，“略通蒙古语，举止如北庭人。于政事务遵大体而不苛细，盖长者也。”[16]219既然“略通蒙古语，举止如北庭人”，显然，他所谓的“北庭人”当指蒙古人而言。而且，在熟悉元朝生活的李穑看来，从行为举止等方面看，尹硕俨然与蒙古人无太大差别。 三 结语 如前文所述，自晚唐直至两宋，“北庭”一直是回鹘的主要据点。因久在此地定居，到元代时期，籍贯“北庭”之人，多有自称“北庭人”者。而在多数研究者眼中，“北庭人”的族属便往往被视为畏兀儿人。 与此同时，通过对正史、文集等资料的检视，可以发现，两宋时期，“北庭”与“北朝”等称谓一样，往往被用来指称南北对峙政权中的北方政权，这种用法一直沿用至宋元之交；而在蒙元时期，“北庭”又演变成为与地理方位相关的普遍称呼，因蒙元政治中心地处北方，所以当时被称为“北庭”，这种用法则沿用至元明之交。宋元时期，不仅宋人以此称呼辽、金以及蒙元，它还同时成为元人或者高丽人称呼辽金及蒙元、北元等北方政权的一种方式。 最后，不妨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关于那位元人不花帖木儿的两处相关文献。细细读来，两则材料中，一处自署其贯为“北庭”，一处则被称为“国族”。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如所周知，即便籍贯是在曾属高昌回鹘王国的“北庭”，也不能遽然断定便是畏兀儿人，因为在当地居民中，历来夹杂着不少来自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汉人等民族人口。因此，“北庭”与“国族”的记载表面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北庭”只是不花帖木儿的籍贯所在，他的族属并非畏兀儿，而是蒙古，他是“世居北庭的蒙古王(居延王)后裔”。 可见，历史上，“北庭人”除指畏兀儿人外，在蒙元时期，它还可指当时的“国族”——蒙古人，其中自然包括居住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北庭”(别失八里)的蒙古人。因此，在阅读文献过程中，面对“北庭”与“北庭人”的各类记载，必须加以辨别，否则很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标签：宋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文天祥论文; 南宋论文; 金朝论文; 帖木儿论文; 元朝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辽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