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现象的中观剖析与治理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对策论文,现象论文,中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通货膨胀病因全面而正确的判断是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的前提和基础。笔者认为：我国通货膨胀的产生及恶化固然与国民经济活动在宏观和微观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严重弊端密不可分，但担负着社会生产具体组织、管理及具体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任务，作为宏观与微观结合部和传递带的中观经济层次，即区域经济层次中大量存在并愈演愈烈的不规范行为的“推波助澜”也难辞其咎。笔者通过对某地区1984—1994年国民经济运行的综合分析“窥斑见豹”，深深感到：治理通货膨胀，不规范中观经济运行是难以取得成效的。
通货膨胀，中观的问题出在哪里？
众所周知，我国国民经济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以货币高速膨胀作为支撑的。货币的超经济投放反过来猛烈冲击市场，从而诱发通货膨胀。在我国，各地区普遍存在“争项目、争投资、争规模、争速度”，并逐渐拉动高消费以及滋生腐败行为，结果严重地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使国家资金大量地异化为小集体的“小钱柜”、个人的“钱袋子”，进而迫使国家货币投放不断拧大“开关”。在许多地区，货币超经济增长日甚一日。以某地区为例，自1984年以来，连续11 年货币高投放， 至1994年累计净投放现金280469万元，为该区1953—1983年31年现金净投放总量24657万元的11.37倍。尤其是1992年以来，该区货币投放更是迅猛增长，三年共投放货币187637万元，占11年净投放现金总量的66.90 %。仅1994年现金净投放总量就达67804万元，相当于31年总和的2.75 倍。据测算：至1994年，全区市场货币流通量达到171300万元，为1983年的19.36倍，人均持币量相应由26.98元增加到506.80元，以致人们不管是有意或无意，总发觉自己手中的钱多了，同时也发现，现在的钱也不值钱了。1984—1994年，该区市场物价除1990年稍有回落外，年年上涨。1994年，全区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上涨24.27%，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27.54%，为历年物价上涨最高的一年。
货币投放缘何如此超经济增长呢？考察当地银行货币投放因素及投资、生产、管理环节，得知问题主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配：权力经济和短期行为加剧国民收入超分配
工资性支出是银行货币投放的一个重要项目。它既能反映银行货币投向消费的数量，又能显示国民经济成本因素。资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超分配越来越严重。1978年，工资总额仅占全年国民收入18.9%，至1993年，占比高达27%，工资性支出年平均递增速度，超出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幅度14个百分点。国民收入超分配现象的出现除了我国工资制度改革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推动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加剧国民收入超分配，这就是中观经济层次中日益滋长的权力经济和日益加剧的短期行为。其主要表现是目前在各地区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趋势：纯工资在总工资中所占比例日益缩小，而其它部分如奖金、津贴、其它收入却日益扩大。该地区1984—1994年，国家工资性支出由24031 万元猛增到230994万元，增长9.61倍，而奖金等支出更是“水涨船高”，总额由1984年的4414万元扩大到86055万元，增长19.49倍，其占工资性支出的比重由1984年的18.37%上升到1994年的37.2%，尤其是1992年以来 ，奖金及对个人其它支出更是乘风而上，继1993年比1992年增长54.8%之后，1994年又增长41.85%。现在社会上乱发钱的现象日趋严重：1.有权单位抓钱发。一些单位和个人利用手中权力，到处伸手抓收入，有的乱收手续费；有的滥罚款；有的强行摊派；有的截留国家收入；有的办特权公司。这样，大大小小的权力都化成了“财神爷”，权力经济的出现和滋长，使银行货币投放进入消费的比重大大增加。2.盈利单位尽量发。目前，由于产权关系不明晰，加之约束机制虚无，一些盈利的企事业单位借机大发盈利财。为了多发票子，有的弄虚作假；有的分解收入，层层截留；有的巧立名目。这样，盈利的资金，绝大部分转到了个人手中。3.亏损单位借钱发。在我国，由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不完善和考虑到安定团结的需要，对亏损的企业必须给予救济，更有一些素质差的企业负责人在自己捞足之后，则乘机把包袱甩给国家，有的以改善经营为名，骗取国家贷款发工资；有的拍卖企业财产发工资；有的向国家要救济。这样，企业亏损的包袱国家担，银行则违心发放“安定团结贷款”填窟窿。权力经济滋长和短期行为，极大地增加了社会消费资金，加大了社会再生产成本，迫使银行增加货币投放。据保守测算，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至少导致银行工资性支出多投放20%。
2.管理：铺张浪费和腐败滋长导致公款开支超财力
在我国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的同时，公款消费更是连连升级，这在银行现金投放中主要体现为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费支出高速增长。有不少地方，其公款消费规模大大超过了当地财力承受能力，“竭泽而渔”、“坐吃山空”是我国财政赤字形成和企业效益不高的重要原因。仍以该区为例，1984年行政企事业单位管理费仅4787万元，仅为该区当年财政收入的38.2%。至1994年，行政企事业单位管理费支出猛增到89223万元，竞是该区当年财政收入39907万元的2.23倍，11年间增长16.89倍，远远超过物价上涨幅度和财政收入增长幅度。 行政管理开支的日益增加导致财政状况不断恶化。1984年，该区财政尚盈余3175万元，至1994年，却出现财政赤字23477万元。公款开支飞速增长的原因， 除物价上涨和办公现代化及有些由省直拨经费增加等原因外，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任意挥霍公款现象是密不可分的。当前社会上盛行三股歪风：一是送礼风，送礼者慷公家之慨送顺水人情，利用领导检查、剪彩、爱好送红包、礼品，金额少则上百，多则逾千；二是吃喝风，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领导经常利用各种借口大吃大喝，一餐下来，少则数百，多则上万元。据某报载：全国每年公款吃喝花去1000多个亿人民币，大量高档豪华大酒店终日杯觥交斛，门庭若市；三是公车消费，一些单位公车数量不断增加，花样不断翻新，档次不断升级，一些领导聚家旅行，公事私事，动则公车相送，入则公车相迎，有的甚至用公车耀威风，摆阔气。现在社会上形容一些干部：“早晨车子转，中午盘子转，下午骰子转，晚上裙子转”。可以想象，银行投放的货币资金，有多少被日益升级的公款消费吃掉了、花掉了、玩掉了和“转”掉了。
3.建设：消费、娱乐设施上档次导致“投资饥渴症”年甚一年
在谈到通货膨胀时，人们总把责任归咎于日益膨胀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年甚一年的“投资饥渴症”，但还有一个原因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就是在基本建设中其比重日益扩大的非生产性投资更是引起基本建设投资膨胀的“罪魁祸首”，在区域经济层次中，这些非生产性投资大多是用来建立高档、豪华消费设施如宾馆、舞厅、高级办公楼、卡拉OK厅。近几年来，挪用基建投资搞消费性设施更是成风。“工厂不行歌厅行，机器不转餐桌转”，这是现实的真实写照。仍以某地区为例。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198263万元，比1984年增长12.88倍，11 年平均递增29.12%。在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中，非生产性投资比重日益增加， 特别是1992年下半年，“公司热”、“股票热”等热浪兴起时，非生产性投资更是迅猛增长，1993年与1992年对比，非生产性投资扩大1.86倍，非生产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由49.90%扩大到70.89%。1994年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有所降低，但非生产性投资所占比例仍高达52%，与1984年比较，其所占比例提高了26.4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逐渐向非生产性偏倚，生产性基建投资留下的硬缺口迫使银行不断去弥补，从而又给货币投放增加了负担。
4.生产：行政命令、长官意志导致有效供给不足
我国国民经济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改革不到位，不深入，经济工作中许多弊端已成为搞活国有企业的巨大障碍。在中观经济环境里，行政命令、“长官意志”仍很严重。其主要表现有：一是盲目立项，盲目投资。如1985年，某地区某些行政领导为引进外国设备，在市场未摸清、项目未评估的情况下，便头脑发热，仓促草签了多项协议，引进卡乐B、舒美绒、黑陶瓷、大理石生产线等设备， 结果投产后或因对方违约，或因产品没市场，投产不久便被迫停产或宣告倒闭，银行几千万元信贷资金立成呆帐。还有一些企业因不顾市场条件，仓促立项上马，结果造成先天性发育不良，长期处于半死不活状态。二是生产下指令，硬性分任务。一些行政领导，为求政绩，往往年初便定下奋斗目标，将产量、产值、速度等指标硬性层层分到企业，并按月抓进度、抓速度。造成企业只重生产，不重销售，只重数量，不讲质量，只重产值，不重效益。结果形成生产——滞销——积压——亏损的恶性循环。据对该区预算内企业产品市场情况调查，滞销的占38.1%，平销的占43.5%，只有18.4%的产品销路好。三是滥用权力，逼银行贷款。有些企业因管理混乱，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银行对其管紧贷款，企业就请动“婆婆”施威而最终得到庇护。长期如此，便形成了产业、产品结构单一，经济结构失调，企业产品大量积压，债务包袱越来越重。据对该区81家预算内工业企业调查，1994年末三项资金占用高达43065 万元，比1984年增加16.38倍，企业亏损面也相应由15.57%扩大到35.80%，其中1993年高达73%，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因产品压在库里、占在路上，或被别人长期拖欠而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5.资金：体外循环、呆滞沉淀导致周转速度越来越慢
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中，一些潜在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涌现，给社会资金周转带来了愈来愈大的阻力，导致整个社会资金周转速度越来越慢。据统计：1978—1992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了63.1%。在中观经济层次货币运行中，普遍存在下列趋势并越来越严重：一是信贷资金体外循环愈演愈烈。1992—1993年兴起的“公司热”、“集资风”大量地分流了银行信贷资金。据某地区1993年4月份摸底分析， 信贷资金分流在6亿元以上，其中仅投入沿海、沿边地区办窗口、炒地皮、 炒股票的资金就达4.5亿元，占同期整个信贷资金18%左右。 二是资金沉淀，呆滞量日多。由于许多贷款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企业资金周转缓慢，造成大部分企业贷款处于收不回、盘不活、转不动状态。相当比例企业只能靠新增银行贷款过日子，银行贷款占企业流动资金的比例高达85%，1994年企业全部流动资金周转达216天，比1984年减慢65天， 企业资金周转缓慢，导致流通中货币需要量增加，反过来倒逼银行多发票子。
6.物价：放而不管，管而不严，导致物价乱抬搭车涨
为理顺价格关系，国家对大多数商品实行市场价格，并大幅度地提高了一些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物价的放开，对推动物价总水平上涨有一定刺激。但在一些地方，物价放开后听之任之，有的管理流于形式，有的甚至完全不管，真正在规范市场行为上下功夫的不多，结果导致市场交易十分混乱。有的掺杂使假，有的短斤少两，有的欺行霸市，有的牟取暴利。一种商品涨价，往往导致其它商品搭车涨，这样，不断把物价抬高到一个新水平。
中观经济层次所展示的通货膨胀特点
从中观经济层次来观察和判断我国通货膨胀问题，既可以反映和显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弊病，也可以暴露微观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症结，从中观经济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可看出它带有如下明显特点。
1.综合性 导致通货膨胀的成因错综复杂。从诱发通货膨胀的因素看：既有工资性上升所带来的成本推动和投资膨胀所带来的需求膨胀，也有企业经济效益差，产品大量积压的结构失调因素，以及财政赤字的积累和金融运作失控，还有居民通胀预期心理影响和公款消费愈演愈烈等因素。从通货膨胀程度看：既有隐性，比较缓和的通货膨胀，又有显性的，比较剧烈的通货膨胀，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既有新旧两种体制过渡期深层次矛盾冲突而冲击国民经济秩序，不可避免地产生通货膨胀，也有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甚至违背经济规律所付出的代价。
2.积聚性 我国长期以来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物价虽基本稳定，但市场上商品紧缺、供不应求，因此，许多商品实行配售，凭票供应，商品价格规律受到人为束缚。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但已埋下了诱发通货膨胀的“导火索”。一是形成了社会购买力积累。在很长时期内，由于市场上无货可买，金融工具又不发达，加之怕“露富”，许多人将货币藏在家里形成待购货币。二是需求欲望累积。过去，人们消费单调，消费欲望不高，改革以来，由于思想解放，消费欲望大大提高，甚至有部分人产生了高消费欲望，长期压抑的消费欲望释放，产生巨大消费力。三是价格关系不顺。工农产品日益扩大的“剪刀差”，能源、原材料价格偏低，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发展。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理顺价格关系，并放松价格管制，而这必然会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增加货币供应量，引起居民通货膨胀心理预期，从而诱发通货膨胀。在改革过程中，由于不能驾驭市场经济规律，致使通货膨胀能量积聚。使得通货膨胀一次比一次更严重。
3.循环性 我国十多年多次发作的通货膨胀，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每次价格上涨总是由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上涨——日用生活品价格上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上涨交替循环。通货膨胀由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反复发作，这样，造成社会生产第一部类的物价上涨为第二部类物价上涨的前奏，第二部类价格上涨又为第一部类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这样交替反复的结果，不断地把整个物价推到一个新水平。
4.转轨性 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新旧两种体制交替临近，通货膨胀便更为严重，如1985、1988、1994年这三次较大的通货膨胀，都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动作较大的时候，1985年通货膨胀是因1984年实行利改税，放宽投资审批权和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格局，这样形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扩张行为和资金敞开供应局面，使货币供应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而导致通货膨胀，1988年大力开展“闯物价关”的宣传，从而强烈地刺激居民心理而形成通货膨胀心理预期。1993—1994年是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两种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财政体制改革，物价调整特别是粮油价格大幅调整，住房制度改革，新企业财务制度实行等大的改革相继出台，加上1992年“集资热”“公司热”的冲击，使通货膨胀大大加剧。
5.人为性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背离经济规律、主观意志盛行等行为的大量存在也是加剧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如过分追求经济高速度、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行政干预所造成的只争项目不讲效益、只重生产不重销售、只讲改革不顾条件以及在实际工作中日益滋长的浪费、腐败之风，加上理论界一度刮起的“通货膨胀有益论”等，都间接或直接地助长了通货膨胀。
抑制通货膨胀的对策思考
我国通货膨胀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改革不彻底，不到位、不配套所造成的新旧体制之间矛盾和磨擦的反映，它暴露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规范、不成熟性。 抑制并消除我国通货膨胀， 其治本的措施是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具体说来，要实行“六个结合”：
1.反通货膨胀和控制消费增长结合起来
控制消费增长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是控制日益膨胀的社会集团消费对于节约国家资金、减少市场货币供应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不控制过高过快的消费增长，治理通货膨胀将是难以奏效的。当前，控制消费增长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适当放慢工资调整幅度，调整工资要坚持经济增长原则，不要再搞大幅度的工资调整，以逐步改变长期以来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状况，二是要严格控制公款消费。坚决刹住大吃大喝、公车消费，要通过完善管理制度，堵住漏洞，清理资金来防止公款跑、冒、滴、漏，管住公款消费的源头。三是对高收入、高消费的单位和个人征收必要的所得税、消费税，以刹住对社会风气有害无益的高消费风。
2.反通货膨胀与反腐败结合起来
腐败是侵蚀国民经济的“蛀虫”，是造成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不畅的“腐蚀剂”，就通货膨胀来说，如果没有腐败、或腐败不严重，那么，我国通货膨胀将不至如此严重，抑制通货膨胀先反腐败，将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建立市场机制中，要逐步改变反腐靠号召、搞运动的作法，而要从建立和完善反腐防范机制上下功夫，如建立民意测验制度，社会举报制度，资产清理制度，存款实名制度，以使腐败缺德者不致恣意妄为。
3.反通货膨胀与稳步发展经济结合起来
财政赤字年年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年年失控，信贷规模年年膨胀现象的发生是我国经济建设中“急躁病”发作的结果，经济发展高速度，必须以较高的通货膨胀作代价，这是通过实践反复证明的结果。中观经济层次如何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按价格规律办事，防止片面追求高速度，要把着力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来，切实增加社会有效供给。要合理控制基建投资规模，坚决把无效益与负效益项目、纯消费性建设压下来，集中投入到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能源、交通、通讯等行业上，为国民经济长期稳步发展打基础。
4.反通货膨胀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
改革，必然会触动一些潜在的矛盾而诱发通货膨胀，但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一些深层次矛盾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当前要尽快推进下列改革，一是尽快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此基础上，对国有企业实行“优胜劣汰”，将一些产品无市场、经营无效益、发展无希望的企业淘汰掉，以改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二是真正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要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真正分离。并相应建立财产增殖保障机制和社会服务机制，明确国家所有者和具体经营者的权力、责任、义务、利益，以激发企业活力，逐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三是深化财政、税收改革，切实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和积累偏低的问题。要通过税收调节整个社会收入和再分配。四是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格管理体系，形成既放又管、放而有序、管而有效的物价管理体系，以刹住商品交易中的乱涨价风、欺诈风。
5.反通货膨胀与完善法制建设结合起来
经济运行中大量存在的不规范行为如权钱交易、行政干预、尔虞我诈是我国法制建设不完善、不健全的反映。因此，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应建立《反欺诈法》、《反暴利法》、《反行政干预法》和《国家公务员行为准则》等法律规章，以制止商品交易中大量存在的假冒伪劣、牟取暴利、行政干预和日益严重的权钱交易现象，使法制漏洞得以堵塞，违法者无空子可钻。
6.反通货膨胀与提高央行地位结合起来
中央银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和支配地位。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视中央银行的地位与作用，但我国中央银行目前还存在各种缺陷，还很难担负“稳定货币”的重任，因而最终也难以控制全国货币投放。要提高我国中央银行地位，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1.赋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定权；2.确立中央银行对金融的领导权威；3.国家在制订经济发展计划中要考虑中央银行稳定货币的需要，中央银行必须拥有金融宏观决策权；4.要确立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措施的绝对权威，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在反通货膨胀中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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